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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良知”,中国哲学中的“良知”概念
何为“良知”,中国哲学中的“良知”概念

在中国哲学中,“良知”的概念来自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

孟子还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的“良能良知”常被理解为一种与生俱来、先天所赋的能力与知识。这可能与孟子的一个比喻有关:“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但从孟子的论证看,孟子所说的“不学而能”和“不虑而知”指一种内生的、自觉的道德意识。它不是出于交情和声誉等名利关系考虑而产生的,而是发端于人在平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就有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明确地把良知提高到心之体和世界本源的地位,还是后来的事情,只不过在孟子那里已经可以看到这种倾向。

孟子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视为人的善端,因而主张人的本性是善的。宋明以来的中国新儒家有把人的这种善的本性本体论化的倾向。人伦被视为来自天理,良知被视为与天地之心同一。为什么人人都有这样的善端呢?按照他们的解释,这是因为人心和天地之心是相通的,天道和人道的本质都是诚。因而不需外铄,只要反求诸己,就可以发现天地万物和人共同的本心,把自己的善的本性发挥出来,率性尽心,人皆可为尧舜。

在宋明理学中,“良知”的观念与“天理”和“万物一体”的观念相关联。这一思想是程颢在其著名短文《识仁》篇中引入的。他所使用的表达式是“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他在此明确联系到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这里说的万物同体的“体”指的是天或天理。他明确指出“良能良知,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由此可见,在宋明理学中,良能良知不是指人的自然本性,而是归结为天或天理。

朱熹把孟子所说的“良心”解读为“本然之善心,即仁义之心也”。他也赞同程颢的“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的主张,以及把良知归结为天理的观点。但他强调,人心要由天理指导。他诠释《尚书·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思想,认为“道心”是天理的体现,“人心”受物欲所累,主张人心要服从道心,以天理指导人心,进一步发挥程颢的“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张。

朱熹尽管赞同“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的观点,但他指出这一说法不能抹杀事物之间的差别。他主张“理一分殊”,认为万物在“太极”或“一理”中既有统一性又各有分殊。如果过分强调一体性,会导致墨子“兼爱”那样的无差别的爱,以及道家或佛教那样的把我与万物置于同等地位的观念。朱熹在其整理加注的《太极图说》中指出:“五行具,则造化发育之具无不备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浑然一体,莫非无极之妙;而无极之妙,亦未尝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也。”

在理学家那里,良知被归结为天理,而王阳明主张心是主宰,把天理归结为良知:“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传习录·答顾东桥书》)“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知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传习录·答聂文蔚》)在《大学问》中王阳明主张:“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

王阳明认为,人面临伦理决断的处境总是具体和复杂的,有时没有先前的准则可参考,有时各种各样的理据交织在一起,似乎每条理据都能成立,但从它们引申出的结论又互相冲突,这时唯凭良知来决断:“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园长短也。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矩之不可胜穷也。……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耶?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耶?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耶?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耶?”(《传习录·答顾东桥书》)王阳明的良知说强调了心的能动性,以良知本心统摄天理,以良知决断处置权变。

中国近代大儒熊十力把“良知”视为“本心”“本体”。“良知”与“天地之心”相通,通过本体的“大用流行”,把“仁”贯穿于天地万物和人类之中。“良知”不是“小我”之心,而是“大我”的本心。人通过良知体悟本体,但体悟本体后不能“隳废大用”,不能“废绝量智,抑或看轻量智,以格物致知之学为俗学”。良知要在道德伦理和社会实践中把自己向外推出来并实现自己,“良知”与“善行”是分不开的。自我修养和社会实践是良知开启自己和推广自己的必由之路。

中国哲学中的这一“良知”的概念,在塑造中华古代文明的特色中起关键作用,对于现代社会的道德意识的培育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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