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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学的文本凝定及其意义
古典文学的文本凝定及其意义

对汉魏六朝隋唐文学研究者来说,明刻本是绕不过的一个话题。除了少数的经典作家有宋本存世外,大多数非经典的作家,他们存世的最早本子,皆在明正德至嘉靖年间刊印。此前的版本流变情况,因没有实物,我们很难探究。而对明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汉魏六朝隋唐的文学作品,更是无法绕过的话题。它们作为明人复古的宗尚对象,在文献层面被不断地搜集、整理、刊印,在文学层面被有针对性地阅读、摹拟,并尝试超越,成为明代文学生态中必须正视的一股力量。通过实在的书籍,汉唐以来的经典文学与明代文学得以交缠在一起。

本篇所谓的“文本凝定”,由“文本稳定”与“文本汇集”两个维度及发展阶段构成。抄本时代的“文本的不稳定性”,是当代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也是学界分歧较大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的有效性,进入印本时代后,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古典文学文本得以进一步稳定。但只有文本稳定,尚不能解决“经典时代”的问题。经典作家可以通过别集的传播来养成,经典时代必须通过更大型的总集才能实现。受限于刊印能力、崇古风气、辨体精神等多方面的因素,宋代的总集编纂,主要是文学导向式的,即文本的选录重在体现编者的思想及诉求。直到明代,出现了大量以文献为本位的总集编纂行为,“全录式”总集开始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原已稳定的汉唐文学文本,进入了“文本汇集”的新阶段,并在文献文化史的层面,实现了断代文学的“文本凝定”。在此基础上,作为经典的汉唐文学,不仅在观念史层面上,同样在阅读史的层面上,由“经典文本”扩展至“经典时代”。

本篇的目的主要有二:首先,旨在跳出庶民时代的思维方式,通过对明代作为复古时代、辨体时代、印本时代的综合考察,从建设性而非原创性的角度去理解明代文学,更好地挖掘明代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的独特意义。其次,关于文本研究的洞见与不见,近年来被学界所广泛讨论,特别是古典文学文本的稳定性问题,引起了学界较大的争议。虽然基于印本文化的近世文学,未必适合介入这一话题的讨论之中,但寻求不同时代的文本稳定问题的共通性,以更完整地建构中国古典文本发生、发展的自足系统;或通过不同时代的文本变异情况的差异性考察,对文本的“稳定过程”作长时段的通贯研究,依然是学界应该努力深化的方向。无论哪一种情况,对明代文学研究来说,都在寻求与其他断代文学形成更深入而有效的学术对话,以建构更加全面且有本土特色的中国古典文本研究话语。

一、从明代的文本文献与明代文学之关系谈起

无论在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文献中,还是在晚清以后的中国文学史著述中,无论是西人的观点,还是日韩的学说,不管时代的文学思潮如何风起云涌,普通读者对明代文学的整体认识,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它基本上由两个维度构成,即在传统文学视域下的中国雅文学发展之低谷,及在现代文学视域下的中国俗文学发展之高潮。

前一种情况,来自本土叙事,主要有两种呈现方式,一是继承自《列朝诗集小传》《四库全书总目》而下的清人批评遗产,视明前期馆阁、中期复古、后期性灵、幽孤等为古典诗文“走向何方”的不同面相;二是继承明人提出的“宋无诗”的极端立场,发展为至宋元戛然而止、无问明清的文学史书写方式,不将宋以后的诗文创作纳入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序列之中。如林传甲在《中国文学史》中,认为“元之文格日卑,不足比隆唐宋者,更有故焉。讲学者即通用语录文体,而民间无学不识者,更演为说部文体”, 故只写到“唐宋至今文体”“骈文又分汉魏六朝唐宋四体之别”,连诗歌都不提及。后一种情况,源于西方的文艺精神,继承了欧洲的“中国文学史”观,也包括西学影响下的日本经验。英人翟理思的《中国文学史》,及多部问世于日本明治后期的《支那文学史》,对晚近国人的文学观念影响甚大。如黄人在《中国文学史》中,就认为“合院本、小说之长,当不令和美儿、索士比亚专美于前也”。在过去的百余年中,本土的文学史观经历了从学术到文艺、从杂文学到纯文学的蜕变过程,较之林传甲、黄人等人的开山之说,已经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依然得以保留了下来;对明代文学的整体评价,亦从贬到褒,渐次升温,但“文学代胜”观念下的择取式肯定,仍是我们理解作为整体之明代文学的主要途径之一。

以上两类评价,其侧重点不同,由此造成了明代文学在文学史中的位置亦不同。但无论古典诗文,还是小说、戏曲,大家在讨论的多是明人创作的文学作品,至于建立在明存文本文献的基础之上的明代文学世界,较少被留意。换句话说,我们关注的基本单元,是作为作者的明代文学家,及作为创造性文本的明代文学作品,文学史就是由这些单元串联而成的。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由于戏曲、小说的崛起(无论是事实层面的崛起,还是研究层面的崛起),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层累型、衍生型文本在明清诗文中的成长空间;也因为印本时代的降临,我们不再关注前代文学文本在明清两代的存录形态与变异情况。所有这些偏重,都无可厚非,毕竟作为近世中段的明代,理应有它独具特色的文学特征,不应跟着前代文学的特性亦步亦趋。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学中的明代,是一个“复古”的标志性时代,直到“五四”以后,借着俗文学、性灵文学的创作潮流,通过对小说、戏曲、小品文等非传统文类的标举,才在中国文学史中打开了新的局面。“复古”对于明代文学的评价来说,是否沉重的负担,我们且置不论,但对汉唐文学的文本传播与接受来说,处在一个“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时代,绝不是什么坏事。

近年来,随着作品的异文及其改动情况,被解释为经典“变动不居”的一种反映, 明代在汉唐文学之经典化进程中的意义,日益得到学界的重视。以莫砺锋、陈尚君等为代表的唐代文学专家,对明代在唐诗流传纷歧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这一视角亦为海外汉学家所认同,《剑桥中国文学史》的“晚明文学文化”一章,就以书籍史为书写主线,代表了英美汉学界关注明清出版文化的集体姿态,认为“直到明代中叶,无论是唐诗经典,还是唐代著名诗人榜,人们都还没有明确的共识”,指出晚明是“伟大经典的共识得以确立”的时代。其作者之所以下此判断,很大程度上基于印本的流通传播,“万历以降,印刷工业的发展使得‘古’有利可图”,“晚明成为很多文类经典化的最重要的时期”。可见无论本土学者,还是海外学人,大家的关注重点,都在从经典的事实结果,转移至经典化的“发生过程”。

前代文本的经典化,足以在文学思想的层面,与后代的文学创作发生有效的联动。从这个角度来说,留存于明代的文本文献与明代文学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在此前提下,笔者希望退后一步,将关注点停留在文献文化史的层面。在严格意义上,经典化是一个有关读者受众的社会文化问题,经典的意义无法离开读者的阐释而独立存在;而“文本凝定”属于广义的文献学问题,其凝固的状态及程度如何,较少随读者的意志而转移。二者存在立足点上的差异。而且,经典化主要聚焦于优秀文学作品,优秀作品的文本稳定,按理说要早于普通的作品,且经典视角未必关心那些普通作家的作品流存情况,也不关心名家的普通作品的流存情况,但文本的凝定,必须覆盖经典之外更广阔的文本世界。

在立足于明代、寻求内部对话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思考,如何对中古文学文本研究中的疑难问题,作出旁观者的呼应。既然“文本的稳定与否”是这一领域争议的焦点,那么,我们尤需明辨,文本稳定与文本凝定,他们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在笔者看来,文本凝定至少由两个维度构成:一个是文本稳定,既指在印本文化中,抄写、口耳等媒介因素已无法对文本的变动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也包括总集的出现、选本的多样化等,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个别选家的擅改行为对文本稳定的负面影响。另一个是文本汇集,在印刷业渐趋繁荣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同质文本,在体裁、类型等文学范畴的规导下被汇聚到一起。百卷以上的大型文学总集的编纂与流通,让很多中小作家的作品,得以有一个相对集中且具口碑的储藏地与展示区,从而超越于经典文本,实现“经典时代”的整体凝定。在古人存在明显阅读局限的情况下,如何让普通读者通过尽可能少的书籍,来认识尽可能全面的前代文学面貌,既是一个知识获取的难题,也是一个知识标准化的难题。这种以书籍为单位的文本凝定,减少了阅读选择中的复杂及不可知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学文本在个体阅读行为中发生变异的可能。以上文本凝定之二维,都建立在印本文化的基础之上,但文本稳定是一种无关人之精神的技术必然,文本汇集则是一种时代风气及读者需求驱动下的使然,不应混为一谈。

近四十年来,学界涌现了一大批极具立体感的明代文学研究成果,我们有理由展望,这是一个具有丰富维度与开放空间的研究领域。但回顾已有的成绩,我们也会发现,细部的不断深化难以撼动对明代文学的整体思考。一旦我们想要将多维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断代文学史的书写,可用的方法并不多,足可信赖的仍是基于文学原创的“作家—作品”串联法。但这样的书写方式,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较少谈及先明文学在明代的传播、接受情况(相关成果难以被安置于断代文学史中),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去呈现文学家作为读者、改者、编者的其他面相(明代文学的阅读史、知识史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改写、编选等行为,因被置于文学思想史的框架下,已被基本认同,并被局部纳入文学史书写中)。作家研究一直是明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其有效性已被学术史充分验证,但其偏重面与精细度,尚无法完全澄清文学文本之发生、传播、变异的具体情境。

由此,我们需要一个不断完善的整体文学世界。在这个文学世界中,除了优秀的作家、作品,还有那些未必出色的原创文本及其作者,及前代文本的阅读者、复制者、改写者等。文学史作为一种实物史,有具体的文本及作为其媒介载体的书籍传世,故我们对文学史的理解,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经济史等,满足于线性时间上的认知。明代文学与前代文学的互文性关系,以及前代文学在明代的实物生存态(非观念生存态,此在政治史、经济史中亦可成立),同样是明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这些,与明人的文学创作一起,构成了整个文学世界的复杂网络。即使我们秉持原创至上的批评标准,也有理由相信,建立在书籍阅读与知识建构之上的原创研究,比架空于物质媒介与阅读行为之上的文本分析,更接近真实的历史。

一旦认识到在无关姿态的文学世界中,前代文本的意义未必逊色于原创文本,那么,我们在对“前代”概念予以重视的同时,也需要留意,任何时代的“前代文学”,都有“被阅读的前代”与“被保留的前代”之别。明人眼中的先明文学,是“被阅读的前代”;而今人眼中的先明文学,它在明代的处境,是“被保留的前代”。“被阅读的前代”与“被保留的前代”的重合程度,取决于文献的整理完整度与书籍的出版、流通密度。现在的普通读者,可以轻易地读到《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宋诗》《全元诗》及《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全宋文》《全元文》,那么,被当代人阅读的先明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就等同于被保留至今的先明文学。然而,这种便利性,不是自古以来一贯如此的。唐人对先唐文学的了解,除了名家别集外,主要来源于《文选》及各种类书;宋人对先宋文学的了解,除了唐人的阅读遗产外,还有一些宋人新纂的类书及《万首唐人绝句》等诗歌总集。这就意味着,中小作家的文本留存,或通过稳定、完整的别集形式,但他们的文本受容,却是通过“类”或“选”的方式,经由普通文人的阅读而达成的。而且,在印刷业尚未充分成长之前,刻本书籍的流通密度,其实相当有限,不应乐观估量。虽然南宋后期出现了坊刻商业行为,但类似情况对整个文学世界中的普遍阅读到底有多大影响,尚可商榷。至少在明代中前期,文史经典无处可寻的情况,经常出现在文人的笔下。普通士大夫的阅读局限,及其可阅读文本在“被保留的前代”中的比重,需要重新经受考验。

综上而论,明代的整体文学世界,至少可以分为三个维度:一个是明人的文学创作世界,即我们日常所说的明代文学;一个是明人的文学阅读世界,涉及前代文学文本在明代的受容情况,这属于阅读史、接受史的双重视域;一个是明代的文学留存世界,虽然大多数不以藏书、学问见长的明代作家,未必有机会读到这些作品,但它们确实借一些学人的编采及刊刻行为,以文本文献的形式,被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得以在一定的文化空间内传播。这个“文学留存世界”,在严格意义上,是明代的而非明人的,是学者视角的而非读者视角的,但它又非一蹴而就,确实由作为作者或读者的明人持续建设而成。其中所体现的“全录式”(却未必严谨)的文献整理精神,实得益于明代延绵持久的文学复古生态。上一个文学复古期(中唐至北宋),因尚未发生印刷革命;上一个商业印刷的发展期(南宋中晚期),因没有文学复古之氛围,都不足以完成古典文学文本凝定的时代使命。

二、复古时代:古典宗尚与“全录式”总集的编纂

如前所言,以明人原创姿态出现的文学世界,作为明代文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向无异议;但前代文学在明代的受容情况,此在明代文学研究中的位置,学界有不少争论。过去的二十余年中,在接受美学理论的影响下,学界出现了一批有关经典文学受容的研究著述,究其发生,大多由接受对象的研究者发起,而不是由接受发生时代的研究者发起,这一点早就引起了学界的省思。总的来说,多数明代文学研究者无意过多地介入此领域,因为在他们眼中,前代作家、作品在明代的受容,并不是上乘的选题。现在的困局在于,经典作品在后代的接受史价值,已不再不证自明;但将前代文学的接受研究,纳入明代文学的研究体系之中,同样需要经过论证,这多少有些进退维谷的尴尬。在明人常规阅读范围内的经典受容研究,尚且如此待遇,未必能进入普通明人阅读范围内的非经典文本,其作为明代文学研究的合理性,就更要经受重重考验了。

经典受容之所以在明清文学研究者的眼中居于二等,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我们对作家之创造力与能动性的优先认同。虽说受容与创造、读者与作者是一体之两面,很难割裂开来,但我们难免偏爱能动性更强的一面。由此造成了一种习惯性思维,即经典受容的研究到底有多大意义,取决于后世作家的创造力。如明代的文学复古运动,现在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这是在经典宗尚之上的文学创新行为,至于这条创新之路走得有多远、是否成功,或许有不同的声音,但其建立在崇古的姿态之上,是一个基本的共识。历代学人中主张七子“蹈袭”的不在少数,也有人对李梦阳、何景明的文学实验予以同情之理解,但无论哪一种情况,他们的关注点都在复古作家的能动姿态。运动之成败关系于此,似乎汉唐经典一直在那里,不需要经过宗尚人士的宣扬,便可傲立行世。而事实上,无论是经典的观念,还是经典的文本,都有一个经后世崇古行为而不断凝定、升级的过程。我们不能因为作家的创造力让经典的再生乏力(这是已经知晓历史结果的我们,用全知之眼在设定批评的方向),而忽略了这一时期经典发展的其他维度。

文学宗尚中的经典,至少可分为经典文本、经典作家、经典时代三个维度。其中的经典作家、经典时代二维,便涉及某一类型文本的凝定。我们以前更关注经典文本从“不稳定性”到稳定状态的变化,对经典作家、经典时代的文本凝定情况,因其数量更大,面相更复杂,很难通过少量的个案分析,完成一整套经典生成机制的建构,故鲜有涉猎之人。但从古人的言说习惯来说,“宗李”“宗杜”“宗唐”“宗宋”等,才是古典诗学批评中的常用语与关键词。已有的研究,多倾向于从古代文学批评材料中直接抓取“已凝固观念”,这样的做法很好地凸显了李白、杜甫、唐诗、宋诗的特有面貌,为后人树立了一个立竿见影的素描形象,但对此“典型化”材料背后将作家诗歌“类型化”的倾向,我们亦须反思。事实上,在观念的凝固之外,还有更实在的一种凝固,那就是文本的凝定。它之所以未被重视,一在其较大的文献覆盖面,稀释了学界以经典作品、经典诗学为核心的问题导向;二在其研究方法的复杂性,没有个案研究那么容易被学习与复制。

经典文本的形成,诚然是文学史的重要一环,一旦离开了文本,就有蹈空走向历史研究的嫌疑。但从当事的现场来说,作为经典被学习与效仿的,并不是作为文学基本单元的作品,而是反映为至小某一作家、至大某一时代的宗尚风气。如果说经典文本的形成,可以有口传、抄写、石刻、书画等多种途径,那么,经典作家、经典时代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书籍的刊印与传播。尤其是“经典时代”观念的强化,不得不倚赖于历代学人对“全录式”总集的编纂。而有一个文学事实,在明代文学世界中的存在感尚不够突出,那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全录式”总集,究其源头性的整理工作,皆始于明代。

对先唐文学的整体整理,《文选》《玉台新咏》珠玉在前;唐宋两代,则有《初学记》《艺文类聚》《文苑英华》《太平御览》等大型类书。前两部经典,对汉魏六朝文学文本的凝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中等的文献体量,在“复古时代”的思想心理与“印本时代”的技术普及下,已满足不了明代读者日益增大的阅读需求;后者因鲜明的类编性质,缺乏保证文本完整性的自觉意识,且没有按照“时代—作家—作品”的经典层级来编排作品,故在经典宗尚以“作家”“时代”为单元的观念模式中,其体例的错位,注定无法形成文本文献的有效凝定。对此,明人做了一些由浅及深的尝试。首先是《文选》续编之法,刘节的《广文选》、汤绍祖的《续文选》、周应治的《广广文选》等,都是这一编纂思路下的产物。较之萧统编纂《文选》时详近略远、薄古厚今的当代文学观,在明人的眼中,无论两汉还是南朝,都是遥远的古代。故在当代复古思潮的驱动下,他们的编选重点之一,是补遗汉魏遗篇,表现出一种厚古、求全的编纂倾向。已有学者指出,《文选》原典和广续本分别侧重于“选”与“集”,其根源在于二者编纂目的有垂范性与资料性的区别。明人在《文选》增续上的资料意识,其本意在整理出更多的汉魏诗文,以满足整个复古文坛的阅读需求,但从客观效果来看,确实为后来《赋苑》《诗纪》《文纪》等先唐分体总集的编纂,做了很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工作。

当然,受限于著述体例,这样的经典续编之法,仍存在将作家、时代切割重组的痕迹。同一位作家,既因不同的文体、文类创作,被归入不同的卷帙;也因不止一次的续编工作,出现在多部“文选”的递补事业中。这个时候,对断代文学进行分体整理,将单个作家的作品归并在一个较集中的文献空间内,开始被一部分学者思考。虽然有《文选》这样的经典著述可以作为便捷的文献蓝本,但从《初学记》《艺文类聚》《文苑英华》等大型类书中辑佚散篇,仍是相当艰苦的一项工作。先唐赋的整理,李鸿编《赋苑》收875篇作品,兼收全篇、残篇,是清编《历代赋汇》的重要文献基础。先唐诗的整理,有冯惟讷编《诗纪》156卷;先唐文的整理,有梅鼎祚配《诗纪》编成《文纪》226卷,皆筚路蓝缕之功。以上二家成果,被晚明张燮的《七十二家集》、张溥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广泛采纳,为晚近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打下了坚实的文献基础。虽有学者指出,正是明人贪多务全、剪裁拼凑的编纂原则,导致今人对汉魏六朝文学的局部认识出现偏差,但这是基于复原研究的学者视角,若从普通读者的角度来看,没有这些断代分体总集,仅靠居于金字塔尖的以类编排的《文选》,及曹、陶、谢等少数名家诗集,对“经典时代”之完整面貌的认知,终究是有偏颇的。

在早期的唐诗总集中,如果要找一部在明人眼中类似《文选》的经典总集,那么,首推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不仅因为此书在嘉靖年间被较早重刊,而且从编者洪迈的态度来说,他“搜讨文集,傍及传记、小说,遂得满万首”,确实在尽力求全。当然,《万首唐人绝句》存在与《文选》类似的遗憾,那就是以体类分卷的编排体例,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经典作家”的整体凝定。后来杨士弘编的《唐音》、高棅编的《唐诗品汇》,虽被纳入明代馆阁诗学体系之中,得以借官方的制度性渠道,制造出更有声势的舆论效果,但也以时代、诗体分卷,仍不便于“经典作家”的整体凝定。更何况二书在选篇数量上不及《万首唐人绝句》,杨、高的编纂动机主要在“选”,并不具备“全录”的精神。

“经典作家”的形成,在文本形态上,取决于作品的汇集。其中最高效的汇集路径,自然是作家别集的编定与流通。但别集单行并被多次刊印的诗人,毕竟是少数,更多中小诗人的作品汇集,倚赖于以作家为独立单元的断代丛刻。而比“经典作家”更复杂的“经典时代”,其文本的整体凝定,则取决于断代总集所制造的集体亮相机会的多寡。而集体亮相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对中小诗人作品的“全录式”采集。在当代学者的眼中,《万首唐人绝句》虽然不全,但洪迈本人意在全面覆盖。从这个角度来说,明代接续了洪迈这种“全录”精神的,是嘉靖十九年(1540)朱警编刻的《唐百家诗》。作为一部侧重中晚唐中小作家的唐诗丛刻,此书在对“经典时代”的扩容改造上,可谓成效显著。对普通读者来说,它打破了明中叶“近体宗盛唐”的观念导向,及《唐音》《唐诗品汇》等偏“盛唐”选本所造成的阅读局限,给热衷复古的诗人们带来了阅读与学习上的新鲜感;对研究者来说,它与同时期的《唐五十家诗集》《唐四十七家诗》等同类文献,开启了晚明胡震亨《唐音统签》、季振宜《唐诗》等的编纂模式,共同构成了一个关于唐诗全编的文献序列。通过数代明人的层累努力,为清代官修《全唐诗》的集体工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与对唐诗的狂热相比,明人尚没有能力汇编宋代的诗歌,也未必有意去汇编宋代的诗歌。但对唐宋词的汇编丛刻,已渐有自觉意识。明代的词籍丛编,前有吴讷的《唐宋名贤百家词》,中有旧题李东阳的《南词十三种》、紫芝漫钞本《宋元名家词》、石村书屋本《宋元明三十三家词》等多部辑本,后有毛晋的《宋六十名家词》。特别是吴、毛两部大型丛编,在选录词人及存词数量上,基本上奠定了存世唐宋词的主体版块。当然,朱祖谋《彊村丛书》、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在文本校勘上,唐圭璋《全宋词》在文献的覆盖面上,体现出更自觉的学术精神,但这不能掩盖吴、毛二书在特定时代的词籍整理之功。如果说《唐宋名贤百家词》有可能摘抄南宋坊本《百家词》而来,且未有过刊印本,没能为明代词坛的宗尚风气提供一个普遍的学习范本,那么,明末毛晋编的《宋六十名家词》,无疑为明末清初的词坛中兴,提供了相当充分且权威的阅读与学习文本。

甚至连戏曲这种仍处在上升期的通俗文学样式,也出现了“宗元”的复古主义倾向。杜桂萍指出,由于受到明代文学“以复古为创新”之主流形态的影响,“复古的观念、知识乃至思维方式都反射到关于元曲的多元理解中”。在戏曲文献的整理上,明后期出现了臧懋循《元曲选》、沈泰《盛明杂剧》、毛晋《六十种曲》等汇编工作,并非偶然。我们当然不能说这些总集就是元明戏曲的全貌,但不可否认,当代的元明戏曲史书写,所涉经典基本上未溢出以上明人刊印总集的范围之外。而且臧懋循、沈泰、毛晋等人,皆有职业出版人的背景,其对书籍出版、流通机制的理解及实际运作,有别于传统文人圈内的张溥、朱警等人。这些职业出版家的介入,为“经典时代”的文本凝定,创造了两个传统路径不具备的优势:一是通过民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体,将文学复古的理念,推广至更普遍的读者群中;二是借坊本书籍在刊印数量及频次上的低成本优势,提升书籍的市场比重,消减因不同书籍之异文而造成的“文本的不稳定性”,进一步提升了文本凝定的效应。

以上《七十二家集》《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唐百家诗》《宋六十名家词》《元曲选》《六十种曲》等丛刻,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全录式”总集,他们较之同时代其他集部文献的长处,在于采编甚至复原了一大批中小作家的别集。古代的读者,对“经典时代”的认知方式,大致有“以偏概全”“以小窥大”两种路径。所谓“以偏概全”,即通过阅读较少数的名家别集,以“经典作家”覆盖“经典时代”;所谓“以小窥大”,即通过规模偏小但流通较广的文学选本,以“经典文本”覆盖“经典时代”。以上两种学习行为,受困于时代的阅读局限,本无可厚非,且经典作家、经典文本作为经典时代的核心内容,有其合理的一面,但由此形成的认识偏差,也是客观存在的。如何有效地改善读者的知识结构,是文学复古走向深化的重要一步。

在今人看来,明人的辑采、编刻行为,是对前代文献的一种深度“打捞”与全面整理;但明人的本意,是对文学复古的一种深化与扩张。冯惟讷、梅鼎祚、张溥等人,之所以在先唐诗文的整理中投入那么多精力,与他们文学复古的身份直接相关, 他们希望通过“著诗体之兴革”“罗古什之散亡”,来纠正一些诗人未能深刻领会复古要旨的遗憾。而且就接受效果而言,《唐百家诗》在编纂策略上的调整,确实打开了嘉靖以后诗人的阅读范围,让他们有机会更便捷而全面地了解中晚唐诗歌的面貌,提升了明后期复古诗人对中晚唐诗的包容度。如汤显祖的诗歌创作从“宗初唐”到“宗中晚唐”的转变,就与他接触过《唐百家诗》有一定关系。应该说,汉唐文学文本的凝定,固然是由各方面原因综合而成的,但追求“以复古为创新”的明代作家们,他们作为读者对更大量古典文学文本的阅读需求,以及编纂者、出版者出于各自目的(推广文学思想、树立文学权威、谋取商业利益等)对这一需求的尽力满足,形成了复古思想与现实利益的联动,这是古典文学的文本凝定发生于明代的根本原因。

三、辨体时代:分体凝定与“文学代胜”说的变化

在中国文学史中,明代作为文学复古的时代,其立场和姿态是比较负面的;然而,与文学复古紧密相关的辨体思想,却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得到了正面且相当重要的评价。古典文学中的“辨体”,固然是对文体之结构、仪式、功能的一种综合性思考,但究其最简单的外在表现形式,莫过于不同文体的区分与同类文体的文本汇集。如前所言,在对古典文学文本的“打捞”与整理中,大多数总集以分体总集的面目出现,所谓的“全录”思维,主要体现在作家、作品的全覆盖上,而非文体的合并上。其实,明代亦不乏诗文合编,如以《广文选》《续文选》为代表的《文选》续补系列,希求在《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之文章正典序列中占据一席之地的《皇明文衡》《皇明文征》等,其体例多沿袭前代。这些编者对体制一贯性的认同与继承,压过了明人自己的文体学思考。但更多的没有前贤包袱的编者,则秉持文、诗、词、曲分体而治、各自穷极的总集编纂态度。

传统学界之所以重视明人的文学辨体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吴讷《文章辨体》、徐师曾《文体明辨》、许学夷《诗源辩体》等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重要位置。故辨体首先被视为一种观念,而不是一种行为。我们必须承认,文章总集、诗总集、词总集在唐宋早已成熟,作为一种著述形式,不需要明人的辨体思想来发扬光大。故明人刊刻的总集文献,其文体学意义,在于不经意中形成了一种汉魏六朝诗文、唐诗、宋词、元曲各有偏重的编纂姿态。显然,这与我们习以为常的“文学代胜”观颇为相类。从溯源的角度来说,这个观点在元人文献中已经发端,但阅读所需的文献基石,离不开明清学人对断代文学文本的“全录式”整理。换句话说,从虞集到王国维,这一套学说的不断完善,是通过观念的演变与文本的凝定二维相互作用并合力达成的。如果我们仅从古代的文学批评文献中提取前人说法,勾勒这一观念演变的脉络,仍有脱离历史语境去抽绎学理的嫌疑。适当地考虑论说者所处时代的知识来源与阅读环境,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命题在不同时代的变化。

我们所熟悉的“唐诗、宋词、元曲”说,在元代就有流传。刘祁曰:“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也。” 罗宗信亦曰:“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刘祁和罗宗信的看法,源自他们对文学现场及舆论(“世之共称”)的基本判断。也就是说,元曲可与唐诗、宋词并称的观点,在元曲的发生时期就已形成。对文学现场的体察,特别是对当代文学命运的思考,本应是“文学代胜”说的重点之一,但由于整体学界对文学史观的偏爱,反成为我们较少关注的一块盲区。

现在的“文学代胜”材料中,明人的说法尤为丰富。大体来说,他们的判断由两部分组成:明前文学部分,承接元人观点,再根据自己的阅读经历作出一些调整;当代文学部分,无论他们能否提出观点,都必须面对所处文坛的现场,而对现场的体验,主要源自对原始文献的直接感受(无论耳闻还是阅读),而不像对待明前文学那样,可遵从前人说法,或有一些已经编纂的断代总集可以倚据。二者衔接在一起,形成了明人眼中的“文学代胜”。如果我们只选择某一维度,就有可能对明人说法产生认知上的偏差。如宋代之胜,刘祁、罗宗信皆以为词,同时代的虞集则主张理学,现在学界一般将此中差异,理解为狭义文学与广义著述之别,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只要我们细读材料,不难发现,大多数将理学视为宋代之胜的人,如叶子奇、郎瑛、李开先等,都没有对明代之胜发表意见;而大多数将八股文视为明代之胜的人,如李贽、袁宏道、尤侗、焦循等,都认为宋代之胜是词 (唯一例外是王思任)。之所以出现理学与八股文较难兼容的情况,当然因为明清的制义写作以朱子理学为思想准的,八股作为一种文体,既是理学思想的文学载体,更为它在更大范围内的传播提供了制度性的渠道,一旦将八股文尊为明代之胜,与之相类的理学,再视为宋代之胜就有相重的嫌疑。但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多数明人将八股文尊为本朝之胜?这个时候,前代、当代之胜的不同知识来源,是一个可供介入的视角。

将理学视为宋代之胜的学人,如虞集、叶子奇、郎瑛、李开先等,无一例外都是明隆庆以前人物(叶、郎二人,将理学与宋词并提)。郎瑛去世于嘉靖四十五年、李开先去世于隆庆二年(1568)。在八股文发展史中,我们习惯将弘治至嘉靖时期视为明代八股文的成熟期,而视制义为本朝文学之胜的观点,直到万历年间才出现。时间上的错位提醒我们,自我的成长、成熟与被他人所广泛认可、接受是两回事,八股文不同于唐诗、宋词、元曲等音乐文学或口传文学,这一类文体严重依赖于书籍的流通,只有当出版业复苏并发展至一定的规模时,明人才有机会看到当代八股创作的整体面貌。前一类人中时代最晚的李开先,明明身处八股文的黄金时期,依然感慨“不知以何者名吾明”;而万历以后的李贽、袁宏道等人,却给予了八股文“古今至文”“天地间真文”等至高的评价。现在多将李贽、袁宏道、焦循等人的看法,解释为时代局限性下的“功亏一篑”,即使站在思想解放前沿的文学进步者亦未能免,这固然是阐释的一端,但未免有将文学现象简单化的嫌疑。现在对万历时文持批评态度的,大多以为“奇怪之风”,不及早前的王鏊、唐顺之等人典雅端正,这一判断固然成立,但这种奇怪文风之所以有强大的社会影响力,其原因不只是写作者的科举登第身份(历代八股名家皆如此),更在于万历以后勃兴的公共出版空间。

由此重观元人的“唐诗、宋词、元曲”观,如果我们认识到《万首唐人绝句》《瀛奎律髓》《百家词》在元代的影响,就不难理解元人的观点,实为前代文学的文献传播(元代流通的唐诗、宋词总集)与当代文学的舆论传播(元曲作为表演艺术在元代社会各阶层的普及)之合力所致。而明人的“文学代胜观”,较之元人,又分衍为三条线索:(1)进一步加固了唐诗、宋词在文献层面的文本凝定;(2)通过《元曲选》《六十种曲》等文献,将元曲从舆论层面的口碑效应,转变为文献层面的文本凝定;(3)将当代文学舆论中的热门文体八股文,纳入对“文学代胜”中有关“本朝之胜”的讨论中。正因为对本朝文学的批评,大多停留在口碑,尚难倚靠当代文献形成文本凝定,故对何为“本朝之胜”,作家们有不同的看法,或坦言“不知何者”,或以为“吴歌”,或以为“制义文”。但可以看出,时代越往后,随着各类时文别集、总集被大量刊行,“明代之胜为八股”的观念越来越稳固。故清人对此话题的异见反而较少,焦循发表“有明二百七十年,镂心刻骨于八股……可继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立一门户”的意见,正是基于他想编一套反映“文学代胜”的通代总集的构想:“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与其说他继承了李贽、袁宏道等人的相近文学观点,不如说他与李贽、袁宏道等人虽然相隔两百年,但在对明代分体文学之阅读资源的获取方式及规模上,基本属于同一个时代。从公共出版空间的角度来说,李贽、袁宏道与焦循很近,与先前不过五十年的郎瑛、李开先反而较远。

另外,在明代诸家说法中,李贽认为文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 陈继儒认为“唐人诗、小说……独立一代”。唯有他们二人,在前人独尊唐诗的思维定式之外,提出了传奇亦为“唐代之胜”的观点。这一说法出现在晚明,与当时古小说出版的活跃有很大关系。早在嘉靖前期,已出现顾元庆编《顾氏文房小说》、陆采编《虞初志》、陆楫编《古今说海》等多部辑刻小说集。但最大的连锁效应,来自嘉靖四十五年《太平广记》谈恺刻本的问世,此后《太平广记》在隆庆、万历年间多次新刊,并作为古小说的资源库,衍生出更多流行坊间的辑刻小说集,如王世贞编《剑侠传》《艳异编》、陶珽重编《说郛》、冯梦龙辑《太平广记钞》、潘之恒编《亘史》、桃源居士编《五朝小说》等。与断代诗文的“全录式”整理不同,唐传奇作为古小说的一种,出版界的态度相对随意,时有径删割裂之举,由此出现了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即“文本汇集”发生在“文本稳定”之前。在严格意义上,唐传奇的文本凝定尚未完成,却已在时人心中形成了“断代之胜”的文学印象。这也意味着,阅读受众较底层的说部文学,有机会借民间出版的力量“弯道超车”,改变传统诗文一贯的“先稳定、后汇集”的文本凝定模式,走出另一条形塑“经典时代”的道路。

综上所论,古人对“一代有一代文学”的判断,究其来源的不同,可分为四个层次:(1)基于前人已形成的主流观点,通过阅读前人的文学批评文献而来;(2)基于可见的古典文学之整体面貌,通过阅读断代分体总集而来;(3)基于个人对古典文学演变理路的自觉思考;(4)基于个人对当代文学及其舆论的现场判断。在这其中,无论旧元素的调整,还是新元素的出现,只要是明人“文学代胜”观中与前人的不同之处,如理学的淡出、制义文的强势崛起、唐传奇的旁枝逸出等,皆与明人编刻断代分体总集的风气保持了同步。这不难理解,毕竟“代胜之文学”的最好表现形式,就是断代分体总集的广泛流通。而嘉靖出版业的迅速复苏,正好完成了宋前文学遗产之整体“打捞”与凝定的最后一块拼图。

四、印本时代:宋本翻刻与宋前文学遗产的整体“打捞”

在当代的文学史观中,明代一直被视为庶民的时代。与庶民同流的如小说、戏曲、性灵诗、小品文等,是文学史的座上贵宾;与庶民逆流的,如台阁体、复古文学、八股文等,则评价不高,即使不得不出现在文学史的座席上,也用较短的篇幅带过。其实,视明代为“庶民时代”的观点,之所以能占据学界的主流位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将之置于唐宋社会转型的长时段视域下,南宋、元、明、清的文学作品,可以连成一条未有断裂的发展之路,从而完成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理论建构。我们不妨说,为了文学史的顺畅,用“庶民时代”来统摄南宋以后文学,是较清晰、便捷的一种书写方式。但如果我们专注于明代在近世文学中的特殊性,而非普遍性或衔接意义,那么,“庶民时代”并不是最好的标签。前文提到的“复古时代”“辨体时代”,都是更有辨识度的话题;即使我们侧重明代在近世文学中的衔接意义,“庶民时代”也不是唯一选择,“印本时代”同样是重要的话题。以往有关明代出版文化的研究,习惯用“庶民”的眼光来观看印刷业的再次繁荣,更关注日用类书、戏曲、小说等坊刻类书籍,在一定程度上,对官刻、家刻及经典集部之坊刻的发展空间,关注得还不够,这需要我们用“复古时代”的观念,作出适当的调整。

按照内山精也的说法,晚宋以陈起为代表的临安书肆商人,以职业编集人的身份,开始主导民间书籍的编刊与流通。但入元以后直至明正德以前,整整两百年间,不仅书籍出版的种类、数量远不及南宋,连前代已有较大发展的坊刻事业,也近乎销声匿迹。原来遍布苏、浙、蜀、闽的地方刻书风气的消退,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各州县的官刻本,无关商业盈利,其刻书之盛衰,直接取决于地方教育收入的多寡。陆深《金台纪闻》记载:“胜国时郡县俱有学田,其所入谓之学粮,以供师生廪饩,余则刻书……今学既无田,不复刻书,而有司间或刻之,然以充馈赆之用。”其次,明初对民间出版的管理相当严格,永乐时就有“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挐送法司究治”的禁令。总的来说,明前期的坊刻事业颇为萧条,唯有福建地区尚具规模,连曾是南宋出版中心的浙江,当地文人想要刊印书籍,有时亦需求助于建阳书坊。

由上可知,明弘治年间,即“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早期,正是秦汉文、盛唐诗一书难求的“出版之冬” 之尾声。从这个角度来说,明代文学复古思想的发展,与时人对汉唐古典文学的阅读需求,是互为循环的一组关系。复古派领袖之一的康海,对早年访求《史记》全本的经历有一段回忆:

然学者多尊师其文而莫得其书,有志之士憾焉。予曩游南都,睹太学之所积,则年岁久远,刻蚀过半。盖自中统抵今,翻刻者鲜,是以良本绝废,阙漏罔稽,鱼鲁益繁,亥豕靡择,斯固士大夫之责耳矣。于是博采旁搜十又余年,始得斯本,若获珙璧。乙亥冬,将谋于梓,用畅宿怀。然其所有,则但纪、表、世、传,而八书逸焉。虽补之缙绅所藏,差谬又甚,脱简弥滋。

虽然单部书的流传情况,未必反映历史的完整面貌,但这段话至少提供了四点信息:元代以来“翻刻者鲜”,普通读者“莫得其书”,官学典藏“刻蚀过半”,良本采搜“十又余年”。无论哪一点,都指向经典著作之全本、良本难求的客观事实。《史记》尚且如此,其他文史经典的境遇,实可想见。在传统诗文方面,《唐音》《文章正宗》作为馆阁的学习正典,《唐诗三体家法》《唐诗鼓吹》作为三家村的摹写范本,尚有较稳定的读者群可以维系,其他的集部文献,则处境堪忧。连李白、杜甫的诗集,在明正德以前的百余年间,也只刊印了少数几次而已。

然而,自正德后期至嘉靖中期,短短的三十年间,前代经典文集被广泛编印,迅速推广,与正德以前相比,可谓天壤之别。我们以整理基础较好的六朝诗与唐诗为例,相当数量的六朝、唐代诗家在宋代有过刊集,特别是南宋书棚本的流行,让中小作家的诗集整理有了较高的起点。这些在南宋刊印的诗集,经历了14—15世纪两百年的出版大萧条,在明中叶仍有一定的流通。从情理上推断,正德、嘉靖文人面对的前代诗歌遗产,至少由三部分构成:留存至明中叶的宋刻本,流传至明中叶的旧抄本,见存于史籍、类书、选本中的散佚作品。在一定程度上,明中叶应读者需求而生的新刊总集,它被编印的速度越快,规模越大,其中中小作家的比例越高,就越能反映前代诗人别集、小集的保存完好度,及出版者所能提供技术支持的力度。

首先被刊印的,是那些拥有稳定读者群的名家诗集。如《陈思王集》有正德五年(1510)舒贞刻本,《诸葛亮集》有正德十二年阎钦刻本,《陶渊明集》有正德十五年何孟春刻本,《庾开府诗集》有正德十六年朱承爵刻本,《嵇康集》有嘉靖四年黄省曾刻本等。现存最早的《谢灵运诗集》,亦由黄省曾在嘉靖十年以前刊刻。以上书籍,在短短二十年间集中问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文选》已无法满足复古诗家对六朝诗集的阅读需求了。

以上刻本中,有的是这位作家现存最早的别集本,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编刻者实有一部可以信赖的宋刻本作为底本。《明史·艺文志》中著录有“何景明校《汉魏诗》十四卷”, 《大复集》中亦有《汉魏诗集序》一篇,既然他重在“校”而非“编选”,那么,很可能手头有一套宋元版的汉魏诗人别集丛编。类似情况不止一家,嘉靖二十二年,蒋孝编刻了《六朝诗集》24种55卷,“其行格与书棚本同,雕镌雅饬,尚存古式。”“实宋末坊本,嘉靖时从而覆刊。”可见在近两百年的出版萧条后,正德、嘉靖文人最容易读到的汉魏六朝诗集,就是晚宋时期的书棚本。唐诗传播的情况亦如此,朱警于嘉靖十九年编刻《唐百家诗》100种171卷,算是明人翻刻宋本唐诗小集的集大成之作,编者自云“先大人驰心唐艺,笃论词华,乃杂取宋刻裒为百家”。虽有学者指出,朱警拥有的诸家小集,未必全据宋末书棚本而来,还有其他的一些来源,但能将上百位唐人的小集一同重印,且大半来源于书棚本,本身就是一个出版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朱警对晚宋商业出版成果的“打捞”与复原,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至少在出版史的层面,意味着明代非官方的书籍印刷,基本上恢复到了晚宋的规模。甚至较之宋刻小集的单行流通,《唐百家诗》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刊印完成,并作为一个整体来流通,此事即使放在晚宋的书坊业中,也是较难想象的。

以往我们一直将晚明的出版文化,视为晚宋之后的又一高峰,偏重考察小说、戏曲、类书、评点等著述形式,以探究近世出版文化中的世俗面相。但如果我们摘掉“通俗文学”“原创文学”的眼镜,那么,在万历年间的出版繁荣之前,如嘉靖年间《六朝诗集》《唐百家诗》等对宋本小集的汇编式刊印,其实是一种有明代特色的大型古籍“影印”行为。设想当今学界对“《四库全书》系列丛书”的倚赖,就不难想象明人的这一波出版事业,对于宋前文学文本之保存及整体凝定的重要意义。而建立在此“旧籍新刊”丛编行为之上的对前代文献更广泛的“全录式”整理,作为明人的一种创造性实践,又体现了明嘉靖以后文学出版物规模化、学术化的新兴特征。从这个角度来说,南宋后期与明中后期所表现出的出版兴盛之势,是有差别的, 前者是作为作品、作家个体的古典文学文本“走向稳定”的阶段,后者是作为时代整体的古典文学文本“走向凝定”的阶段。

由此,明中晚期作为印本时代的第二个发展期,有责任也有能力将第一个发展期的刊印成果,用更低的成本,以更新的形式,大批量地保存下来。而且,由于之前出版业的萧条时间太长,在嘉靖时期,从文物角度收藏宋本的文人风气开始形成,江南地区出现了一批将宋本视为赏鉴对象的新型藏书家,甚至一些艺术家、社会权贵也参与其中,进一步减缓了宋版书籍在后世的流通速度。一旦某些书籍不再是常见的阅读物,那么,就需要有新的书籍来替代其输出文学文本的原初功能。嘉靖年间作为翻刻宋版的重要时期,其仿刻浙本一路,或出于对宋版艺术精美的追求;但其仿刻书棚本一路,更可能是体会到了在先前出版大萧条、当下宋本文物化之双重压力下的书籍流通危机。

通过对宋代商业出版成果的“打捞”与复原,明代出版界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旧籍新刊”的事业,为后人全编“新籍”(如《唐音统签》等)铺平了道路,这是古典文学之文本凝定的重要一环。但宗尚唐诗的明人,显然并不满足于此,经过了嘉靖年间近半个世纪的行业发展,他们明白当代的出版能力已经超越南宋,因此,较少依傍地编印当代原创的大型出版物,成为他们尝试的方向。如嘉靖三十九年编印的冯惟讷《诗纪》,以“全录式”总集的形式,推动了先唐诗歌的进一步凝定;与此同时,以“宗唐”为准绳的明代诗歌的汇集,也开始进入复古诗家的考虑范围。从嘉靖四十二年起,无锡人俞宪效《唐百家诗》的做法,陆续选辑明人诗歌,刊为小集,聚沙成塔,总题曰《盛明百家诗》,至隆庆五年,共辑得前、后编331人324卷。我们现在因为存世明集的丰富性,在文献学的层面上,对《盛明百家诗》等早期明诗总集并不重视。但身处十六世纪中叶的俞宪,没有能力预知明集在后世的流传竟与宋本的情况大不同。如果他从先辈那里听说过曾经持续两百年的出版大萧条,那么,借着嘉靖出版的复兴之势,敏锐地抓住出版动向,效仿南宋模式,推动当代诗人小集的丛刻,是足可理解的一种行为。

《盛明百家诗》是否如南宋书棚本那样,具有商业盈利的价值,恐怕未必, 但随着出版成本的降低,大型丛刻作为一种书籍出版的形式,已经被江南的出版人士所广泛接受。他们既然愿意推动这一事业,至少认为不会承担太高的风险负担。这些“全录式”总集能否被编纂出来,或由编者的整理热情决定;但它们能否从抄稿本转化为刻本,需要出资方来决定。期待读者之多少,出版成本之高低,都是出资方需要考虑的问题。从现有案例来看,至少在嘉靖中后期,持续的复古风尚与渐趋低廉的出版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出版者的顾虑。在读者需求(市场)、思想潮流(舆论)、物质技术(载体)等的综合作用下,古典文学的文本凝定成为现实。

余论

在中国文学史的书写中,南宋的江湖诗人与金代的《董解元西厢记》,被视为中国近世文学的重要开端之一。但其后元代的诗文创作,仍延续了唐宋诗文的强势传统,刘基、宋濂、高启这一批由元入明的作家,非但没有成为中国文学近世化道路上的重要坐标,反而是中国经典诗文的最后黄金一代。置于长时段的视域下,明代文学既是经典时代的终结,又被视为“新经典”时代的开端。尽管不同的学者,对近世文学发展的起落节点有不同的理解,但在本质上,都表现为以原创文学为基本单元的“演变式”文学史观。

如果我们将“经典的终结”的衔接对象,视为“凝定的开始”,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个“古典文学”从鲜活的生长者转变为稳定的宗法对象的过程。传统视野下古典文学的核心板块,如秦汉文、魏晋南北朝诗、唐诗、宋词、元曲等,都在明代得到了充分的整合。类似的思维方式,有其学术上的渊源,“所谓文学史的框架,从一开始诞生,就不是为宋代以后的正统诗文准备的。早期的文学史一般讲述诗文到唐宋为止。” 这种轻视明清诗文的姿态,虽然早被新时代的学术所舍弃,但它确实指出了一个问题,即汉唐经典在明清人眼中是一座圣碑,而在明清文学研究者的眼中,由于宗法者面相的错综复杂,反给明清文学的批评造成了沉重的负担。我们现在的主流做法,或靠“文学代胜”的策略来转移焦点,或将明清诗文的书写比重不断增加。从文学史书写的角度来说,这无可厚非,但无法解决明清诗文在研究深度上不甚理想的问题。在笔者看来,现在的明代文学研究,存在一个“作者—编者—读者”的优先级顺序,其背后隐藏的,是我们在研究思维上对文学原创的偏爱。现在的局面,并不是没有人去研究读者接受,有关明代唐诗学或作家接受史的研究成果不少,而在于我们的作家研究,很少将其作者、读者两种并存的身份,放在一个均衡的位置上考察。不仅明人的个体阅读经历与知识结构未被探究,而且能代表明代“标准读者”的普遍阅读书籍与常规知识体系,亦知之甚少。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明清诗文研究中采用的,仍是汉唐文学研究中“先作者后读者”的传统范式,强调经典的生成与流变,重视作品与其作者、读者的关系。而事实上,中国文学发展至明清时代,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前代文本完成了整体的凝定,丰富的当代史料得以重构历史现场,文学宗法的自觉及学理探究趋于精微。在历史学界,时代材料之多寡,是造成不同研究范式的重要原因,而文学研究界对此的认识稍显不足。笔者认为,强调经典的习得与新经典的生成,重视读者、作者之身份在作家文学行为中的相互作用,不失为改变明清文学研究现状的一种新思路。

其实,有关“经典终结”与“凝定开始”的话题,明代并不具有唯一性。在某种程度上,汉代同样是一个“经典终结”与“凝定开始”的时代。西汉五经博士的设立,以及刘向、刘歆等人的古籍整理活动,让经历了秦火的先秦文献,得以较好地保存下来。无论《诗经》《楚辞》,还是各种经部、子部著述,我们看到的都是经过西汉学人重新编定后的文本。以上文献特别是经部著述在汉代的凝定,深刻地影响了先秦学术在后世的传播与研究,这已是学术界的常识。而事实上,集部文献在明代的凝定,对汉唐文学之批评系统的建设与完善,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代诗学之所以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仅靠观念上的复古、创作上的摹拟,是不可能达成辉煌的,我们理应看到凝定背后更深层次的追求。

汉唐学术的发展,固然有玄学、佛学等儒家以外的思想资源,但其中最根本的一维,是通过对“五经”的注疏来实现思想的发明。从这个角度来说,明清文学的发展,在已有经验的层面上,面临着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景。即通过对已凝定的古典文本的摹拟学习,探索出一条创新之路。我们一直强调的明人“以复古为创新”,正是古人经学思维方式在文学上的一种自然投射。一旦我们如此理解明人的文学复古行为,那么,他们的“复古”,不仅是复“汉唐文学”中的古诗文,还在复“汉唐学术”中的古法。而清人之所以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比明人更高的成就,与他们大量注释六朝唐宋诗集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注诗”行为本身,就是“以注疏实现思想发明”在文学领域的一种变体。

由此来说,汉代和明代,作为中国古典文本凝定的两个重要时代,有其独特的文化史意义。它们分别借大一统国家图书管理、印刷业繁荣这两次人类文明发展的契机,促成了中华文明在文本文献上的整体凝定。发生于明代的古典文学文本的凝定,固然与汉代的情况、类型有所不同,但其凝定背后的诉求,却有相似之处:不只是通过文献层面的全面整理,维系中华文明的宝贵精神遗产;还要以回溯文献的方式,推进相关部类的学术研究,达成面向未来的创新。在此比较视野下,明代文学与汉唐经学,既可以是平行研究的对象,也可以是影响研究的对象,同置于中华文献之文本凝定与思想再创造的历史长河之中,或许会有一些新的认识。

理解了文本凝定及其意义,再重观顺应文学史潮流的那些“新经典”,或许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我们以前讨论晚明文学思想的兴起,主要关注他们对复古文学思想的批评,是如何打破长久以来的摹拟习气与僵化思想的。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那么,明人对古典文学文本的全面整理,正是其文学复古追求不断深化、做到极致的一种表现。古典文本的凝定越彻底,可以提供给读者的资源就越丰富,而古典资源丰富的另一面,就是通过多元的面相将潜在的文学开放性摆在新一代读者的面前。从这个角度来说,晚明是一个凝定与解放共存的时代。我们以前对晚明出版文化的理解,一般认为繁荣的出版业为俗文学读物的流通提供了宽广的媒介平台,而事实上,在此之前还有几个循序渐进的环节尚需完善:繁荣的出版业首先促成了对古典文学文本的全面整理,而读者又在远胜前代的文本文献中发现了新的文学元素,这些文学元素促成了文学复古之外力量的兴起,而新兴作家所创作的新式文本,又借商业出版的渠道,得以迅速地推广开来。这一段遗失的中间环节,覆盖了相当多的明代士人作家,或可对晚明文学的发展,作出更加周到的解释。那些自觉拥抱“通俗文学”“性灵文学”的作家,固然是晚明文学的重要一面,但我们不应该因为他们的闪耀,而让传统的面相在文学史中“隐身”,否则,读者与作者依然处于一种断裂的状态。

最后要说的是,无论分体凝定,还是断代凝定,在严格意义上,都属于某一种类型的文本凝定。文本凝定所包含的“稳定”“汇集”二维,固然都在文献研究的范围内,但它之所以形成,终归是读者需求的反映。只不过当代的古典文学知识体系以时间为主、以文体为辅,让我们将文本凝定中的体裁、朝代等元素视为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宗唐或宗宋、古体或近体在古人创作观念中的差异。相反,像《经世文编》这样以题材定类、分类的文学总集,因为有明显的编者意图,存在随时重组的可能,我们一般不会纳入文本凝定的范围内。换句话说,在文本凝定的过程中,行为人到底持“全录”的学术性思维,还是“应用”的功能性思维,成为判断其凝定是否走在正确方向上的重要标准。这其实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凝定的意义”。本篇的目的,只限于在文献文化史的范围内提出“文本凝定”的概念,并作出较合理的论证;但从更宽广的文学文化史的角度来说,文本凝定所造成的整体知识储备及阅读方式的变化,及其连锁影响下的“意义的凝定”,是更具开放性的话题,或有可能为近世文学研究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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