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成熟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左东岭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已经整整走过了四十年的历程，如果要概括这四十年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业绩与特点，我以为用“成熟”二字比较切合实际。这种成熟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是研究目的的二重性，即既要坚持学术研究的本位立场，尊重学术的独立性与严谨性，又要自觉承担起文化传承和文化建设的现实使命。其间经历了学术独立性的追求，文化传承的倡导，以及中国话语建构、中国特色的自觉性塑造，最终是要走向古今兼顾，将独立性与现实性相融合。
其二是学术规范体系的逐渐完善，这包括学术规范与技术规范的双重内涵。诸如坚持学术创新的原则，尊重前人学术创见的原则，严格预防与严肃处理学术不端的原则，学术文献的引用规范，学术论文发表的技术要求，学术著作出版的版权规定，以及论文发表的责任承诺，等等。这些规范是经过政府主管部门与学术共同体的不断努力而形成的，它们使“学术市场”逐渐趋于有序。拿今天的学术论著与四十年前的相比，可以发现明显的不同，这对学术底线的保障与研究水平的提升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三是研究格局的均衡化与立体化。在文学史时段的选择上，逐渐由侧重先秦、唐宋而向着元明清时段转移，从而体现了各个历史时段研究力量的均衡化。在文体选择上，过去由于受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影响，各历史时段研究的文体选择呈现出单一化的状况，如唐代偏重于诗歌，宋代偏重于诗词，元代偏重于杂剧、散曲，而明清则偏重于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经过四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唐宋时期的小说、变文、说唱等俗文学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而明清时期的诗文也被广泛关注，形成了与戏曲、小说势均力敌的研究格局；甚至以前较少被学界留意的明清辞赋及应用文体，也都出现了许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研究方式上，文献的整理考辨、理论问题的思辨性研究、文体源流的梳理辨析、文学作品的品味赏析、文学与其他文化要素的关联性探讨，以及诗文选本等普及工作的广泛开展，正在形成一种立体化的状态。
其四是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圆融自觉。中国的现代学科体系基本上是借鉴西方近现代的理论方法而建立的，因而中西关系的问题始终成为学界绕不开的话题。在近四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的“方法论热”与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话语重建”，使古代文学研究呈现出多元的趋势——有的侧重于对新方法的实验，有的侧重于对传统方法的坚守，而更多的人则是希望超越中西对峙，广泛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思想资源，并形成行之有效的理论方法，在解决中国文学问题的过程中显示出中国特色。理论方法不以古今、中西为限，而以研究需要与时代需求为指归，显示了方法论上的自觉。
其五是中外学术交流的均衡与成熟。改革开放初期，无论是理论方法的引进还是学术成果的翻译，基本上都是以“拿来”作为主要方式，中外学术交流基本上是单向的。经过四十年的发展，随着中国学界研究水平的提升与学术成果的积累，“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学界的共识。于是，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被大量地介绍到国外，尤其是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有序开展，更加促进了这种“走出去”的步伐。同时，在交流的过程中，也有了更多同场同步的学术讨论的机会，因而交流的深度与广度也在日益增加。中国学界对外国学术成果坚决拒斥或盲目崇拜的现象日益减少，例如海外汉学提出的所谓“写本时代”“早期未定文本”等说法，已经被中国学界审慎地加以接受，将其作为问题进行讨论而不是作为结论予以肯定。
以上这些都不同程度地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成熟。如果以此与四十年前的古代文学研究相比，真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当然，成熟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问题，诸如大量平庸而缺乏新意的成果的存在，文献整理的缺乏深度与重复劳动，数字化文献的流行与阅读能力的退化，学术规范化与研究个性化的矛盾，理论方法的多元化与理论体系的原创性之间的差异，学术评估的量化要求与精品成果的缺少，研究项目的时间限制与研究质量的保障之间的冲突等等，都亟待学界加以认真对待，从而使古代文学研究取得更大的发展。
古代文学的功能定位与研究思路
刘勇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文献整理、史实考辨、理论阐释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也出现了一些令研究者困惑乃至无所适从的变化，而最大的变化可能是古代文学身份的游移、迷失或边缘化。
古代文学身份的确立是与近代文化转型和现代学科建设联系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之初，由于研究生学历教育的全面恢复，这一确立得到了最后的强化。当然，它的确立也有文学内部的原因，对文学功能与意义的认识即是古代文学定位的内在理据。例如古代诗文的抒情言志、述史纪实等，小说戏曲的“羽翼信史”、教化娱乐等，都是前人对这些文体功能的基本认定，也始终是把握它们文化地位、审美特质、艺术品格的重点。近代以来，文学反映现实观念的日益突出，这依然是古代文学功能定位的关键所在。基于这一定位，文学在整个意识形态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也影响了文学诸文体关系的认识，如一度有所谓“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说法，而上述认识又构成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与轴心。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思潮风起云涌，文化也发生着结构性的变化。如上所说，古代文学的身份确立是与现代学科建设联系在一起的，这必然与古代文化学术体系存在着一定的错位。这种错位在文化的结构性变化中越发凸显出来，并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进而影响了古代文学的研究思路。其中最明显的改变可能是，功能意义不再是古代文学研究的出发点与轴心，取而代之的是对传统文化整体价值以及对古代文学在其中所扮演角色的认识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不言而喻，这意味着对古代文学的重新定位。
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研究，是这一转变的开始。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文化研究的开阔视野与全新命题，使得古代文学内涵的揭示有了扩展与提升，但文化研究的泛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古代文学研究为相关学科提供素材与注脚的状况，古代文学研究本身的焦点反而有所模糊。例如，当《红楼梦》的文化价值被无端抬高，它的小说特征就可能在漫无边际的夸饰中虚化，成为宗教、医药、饮食、节庆等研究的材料。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国学热”是“文化热”的延伸与聚焦。如果说“文化热”具有一定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性，“国学热”则更多地带有对传统文化精髓的肯定与弘扬意图，因此，它必然更偏向于经典的精英文化。而古代文学的个性化、大众化，特别是小说戏曲的通俗化，使得古代文学在国学研究中的边缘化的趋势开始呈现。我曾经应约写过一篇《国学视野下的古代小说》，当时多少有点强为之说的味道。我的困惑是，有没有必要或有没有可能让古代小说搭上“国学”这辆多少有些暧昧且已经超载的车。反讽的是，“国学”至今没有在官方的学科体制中获得“准入证”，它对古代文学的引领作用也就虚多实少。事实上，在国学研究刊物中刊发的古代文学研究论文，我们很难发现它们与传统古代文学研究有什么本质不同。
最近十年，随着“国学热”的深入，经学研究有所复苏，古代文学研究、特别是先秦两汉文学研究也出现了经学化的发展态势。虽然经学向来有汉、宋两种路径，但文献至上始终是经学研究的正宗，势必也成为了古代文学研究的主流，是否会由此造成与理论阐释的畸重畸轻，是需要警惕的。近来，经学研究又与西方古典学接轨，“中国古典学”似乎成了国学及古代文学的新旗号。虽然这一旗号注定是宽泛的、模糊的以至自我解构的，但是对大量非经典性的古代文学，尤其是通俗文学，很可能形成又一轮挤压。
当然，近四十年来，古代文学借助西方文学理论的支持，例如叙事学、互文性、接受美学、传播学等的引入与运用，使古代文学研究也在不断谋求自身的思维更新和领域拓展。不过，这些理论往往更注重现象的揭示，缺乏对功能意义这一根本价值的认知与评判，而没有这一点，这些理论的支持能否使古代文学研究行稳致远，也是有疑问的。同时，即便是传统的古代文学研究，也不能不面对文学边缘化的现实。
几年前，我在为纪念《文学遗产》创刊六十周年写的一篇小文中，杜撰了一个“发现性研究”的词，大概讲了四层意思：首先，发现性研究应致力于发现前人未曾特别关注的作品的价值，提高其在文学史上的透明度，增加文学史的覆盖面，并相应调整文学史的坐标体系；其次，即使是已有充分研究的作品，同样可以尝试通过发现性研究，对文本做出推陈出新的“再发现”阐释；复次，发现性研究还应特别着眼于探索古代文学作品对人生经验超越时空的思考；最后，古代文学在文体、语体乃至具体的表现形式上，都与当代文学有很大不同，但文学精神、审美趣味可以相通，甚至当今最新锐、前卫的艺术思维，也可以在古代文学中找到其源头。发掘古代文学作品历久弥新的艺术思维，是古代文学研究者参与当代文学进程的应尽义务。我相信，充实了当代意识的、以功能意义为主导的发现性研究，也许可以是下一个四十年的努力方向之一。
构建古代文学研究的健康生态
廖可斌
现代意义上的古代文学研究，开启于20世纪初，至今约一百二十年，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20世纪前半叶的五十年，后半叶的前三十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我们回顾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特点、成就和不足，既要与此前的三十年相比，也要与更早期的五十年相比。
比较这三个阶段的古代文学研究，可以有多个角度。古代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可以是观察的角度之一。在这一点上，上述三个阶段走过了一条“之”字形的路程。
20世纪上半叶的古代文学研究，与此前的古代文学研究相比，实现了文学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的整体性、根本性转变，基本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古代文学研究体系。随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当时古代文学研究已呈现出职业化的特点。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不再是社会上享有独特地位的士大夫阶层，而主要是在学校和研究机构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知识分子。但当时的古代文学研究者，仍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传统，注意将古代文学研究与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相结合。无论是五四运动前后对古代平民文学的重视，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对古代爱国主义传统的弘扬，古代文学研究都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即使是一些主要探讨古代文学的艺术形式和技巧的论著，也隐含着对现实的关注和对社会历史、人生意义的追求。如钱锺书先生《谈艺录》前言称，该书“虽谈艺之作，实忧患之书”。古代文学研究也因此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保持着重要影响力。
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古代文学研究，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和方法研究古代文学方面作了一些有意义的探索。但总体上看，过于强调古代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系，甚至将此推向极端，将古代文学研究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或根据现实需要随意图解古代文学，给学术研究带来了不利因素。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最大变化，就是实事求是学风的回归。学术界在整理古代文学文献、拓展研究领域、讲究学术规范、运用新的研究手段等方面，呈现出新的面貌，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同时也显示出一些值得注意的趋向，其中之一就是与现实社会生活的疏离。改革开放之初，许多古代文学研究专家，鉴于前三十年过于强调古代文学研究与现实社会生活关系的教训，提出古代文学研究不必过于追求现实意义，学术的意义就在于学术本身。这在当时拨乱反正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必要的。但此后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这种倾向日益发展，似乎有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趋势。古代文学研究进一步职业化、专业化、技术化，选题和研究越来越不考虑价值判断和对社会历史、人生意义的追寻，与社会现实和民众的文学艺术生活脱节，甚至成为少数专业人员孤芳自赏、自娱自乐的游戏，于是出现了日益边缘化的倾向。
要保持古代文学研究的生机与活力，既要防止过于强调古代文学研究现实作用的庸俗社会学倾向，也要避免古代文学研究的路子越走越窄。我们有必要探讨古代文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良性关系，构建古代文学研究的健康生态。整理文献是必要的，但要避免为整理而整理，要考虑是否值得和有必要整理；考证作者生平、作品版本等是必要的，但理论研究也不应该被弱化；微观研究是必要的，但宏观研究也不应该受到忽视；研究艺术形式和技巧是必要的，但对古代文学思想内涵的研究也不应该偏废。古代文学研究不应该是一座品种单一的、冷冰冰的标本陈列馆，而应该是一个沟通古代人的精神世界与现代人的日常生活的百花齐放的大花园。
古典戏曲研究四十年：“让思想冲破牢笼”
杜桂萍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戏曲研究领域硕果累累的四十年，也是戏曲研究从理念到方法真正完成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四十年。戏曲研究不再附丽于政治，也不再被肆无忌惮地庸俗化，作为文学艺术的戏曲已然成为一门学科并得到有效建设，在各个方面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显赫的成就。
戏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取得了巨大进展，呈现出系统化的特征，极大推动和促进了戏曲的研究。继《全元戏曲》隆重登场后，《全明戏曲》已基本完成，《全清戏曲》正全面展开；一些重要的古典文献整理工程得以继续，如《古本戏曲丛刊》第七集终告完成，其他各集也在继续编纂过程中。不仅如此，戏曲目录学、戏曲文物学等文献发现和编撰工作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一切，为古典戏曲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前提和扎实的基础。
戏曲文本的阅读和阐释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方法，戏曲文本的“体”的特性逐渐受到关注，文本分析同时拥有了戏曲作为舞台演出艺术的情境，如是，其独特的语词表达方式、修辞特点，以及与格律、科介的关系等，均进入审视的范围，其所富有的文体和文化凝结也一一得以诠释。而借助跨文化、跨文体研究的理念和方法，从民俗学、宗教学、心理学和小说、诗文等维度审视戏曲文本，不仅有助于文本的解读，也为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载体和信息表达方式。这是戏曲文本阐释的独特创获。由是，戏曲研究领域得以拓展，研究内容和理论方法都呈现出融合、交叉和综合的特征。其结果是，戏曲研究不再具有盲区，地方戏曲、民间戏曲和宫廷戏曲等的研究状况都呈现出良好的态势，傩戏、目连戏和其他声腔等的研究得到充分发展，活态戏曲已然成为非遗文化的重要内容。多元的丰富的戏曲史格局已基本确定，由此而来的戏曲史研究和编撰将取得更为丰厚的成绩，通史、断代史乃至专门史各呈特色、各具成就的时期即将到来。
就戏曲理论的建构而言，在走过了一条曲折的探索之路后，从狂热的“拿来”、任性的“借鉴”到当下的理性思考，中国的古典戏曲理论早已开始心平气和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和短长。意境说、虚实论和文辞、音律等问题，依然是内蕴丰富的话题，也还是新话题生成的基础和前提，相关探讨饱含建构中国戏曲理论体系的话语指向和学理诉求；已然开始的与西方理论的真诚对话，强化了这种理性而自信的学理意识。在纷繁的理论话语中如何把握好中西两种文化、思想和方法，让戏曲理论始终运行于中国独特的美学观念和独特的思维方式、民族特点中，又以独特性立足于世界戏剧之林，仍然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需要探索的问题。任何理论建构或许都是有瑕疵的，但这正是时代赋予理论的宝贵机缘。
改革开放四十年，戏曲研究领域成就非凡，但问题依然存在。比如说戏曲研究的从业者始终处于不太稳定的状态，老一代学者渐行渐远，中年学者的学术引导作用并没有得到有效激发，新生力量的成长亟待引导、培育等；比如说戏曲研究难以形成新的学术热点，没有引领性话题以有力推进相关问题的研究；比如说戏曲理论和戏曲实践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呈现出“两张皮”的疏离状态，文献发现的成绩并没有带来相关意义研究的理想推进，等等。也就是说，戏曲研究领域依然面临着如何创新、怎样突破的巨大困惑。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开端，是由思想解放拉动的，反观当下却不容乐观。受制于固有的思维模式、体制机制障碍乃至惰性学术观念，戏曲研究并未达到应然的理想境界。有一句话，或应是激励当代学人奋力一搏的最强之音，那就是“让思想冲破牢笼”。这句《国际歌》的歌词永远熠熠生辉，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其中蕴含的追求学术自由、思想创新的指归，也足以激发蕴积于心的动力，让学术的未来可期。如是，学术选择将逐渐褪去被动或被迫的色彩，将个体打造成为“公器”而生存的自由思考者和能动实践者，并内化为学者的自觉学术追求。以一人之心呈现千古之心、天下之心，以文本解读和理论阐释彰显世态人情，达成格物致知的人生目的，毕竟是学术研究的终极指向；而淡化这一点，甚至是回避这一切，文学何以成为人学，文化何以成为有温度的文化？人文情怀怎能不淡化？所以，“让思想冲破牢笼”，是当下学术研究的关节之所在，也是学术研究回归人文之本的路径所在。
对古典文学研究发展趋势的两点认识
古典文学研究在既往的四十年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就目前的认识而言，其在未来的发展趋势应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充分利用新文献。此所谓新文献，既指方兴未艾的出土文献，亦指域外汉籍。此类研究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出现和海外交流的日渐便捷，已经蔚然成风。就目力所及，黄德宽近期发表的《略论新出战国楚简诗经异文及其价值》(《安徽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卞东波近期发表的《域外汉籍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新景观》(《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7月16日)，皆可视作最新的示例。
二是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古典文学。《文学遗产》在这方面的贡献值得肯定。李铎、王毅在《文学遗产》2005年第1期发表了《关于古代文献信息化工程与古典文学研究之间互动关系的对话》，郑永晓在《文学遗产》2014年第6期发表了《加快“数字化”向“数据化”转变——“大数据”“云计算”理论与古典文学研究》，已经提出要突破简单利用语料库进行关键词检索和相关材料类聚的功能，并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来提升古典文学研究。
现阶段数字人文研究的主要技术方法，包括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数据库方法、计算语言学、社会网络与地理信息系统、数据与文本挖掘等多个方面。这些技术方法可分别对应于古典诗歌分析系统的尝试、作家生平事迹研究、古典小说研究、文本与人物研究、文体与文论研究。数据库建设、技术创新运用与文本研究三位一体。数据库是基础，文本分析技术是关键，最终都要落实到发掘依靠阅读经验难以发现的文本组织特征及其相互关系，通过定量统计、定性分析，解决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疑而未决的作品归属、作品辨伪、异文辨析、修辞特色、风格生成、题材变迁、因革影响等方面的问题。
传统的文献材料彼此间呈现相对明显的线性关系，有相对完整和自洽的因果链。大数据时代面对的则是具有相关性的海量数据，几乎不可能找到每个数据之间的微观因果链。大数据时代不必非得知道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是让数据自己发声。对以思想、情感和艺术为主体的古典文学学科而言，强调差异性、变异性和独特性的相关性分析方法可能比因果性分析方法具有更强的判断力。
大数据技术的兴起，使数据采集、存储和处理极大地智能化、自动化。我们可以使用海量数据来实现复杂现象的数据刻画和说明。“全数据模式”将与问题相关的数据一网打尽，最大程度地规避客观条件局限所造成的以局部论全部的弊端，可以对问题进行更系统、更全面、更整体的刻画，从而使问题得到更精确、更彻底的解决。这是一种数据化带来的严格意义上的整体论，将使思维方式从还原性思维走向整体性思维。
历史与逻辑、事实与价值的统一是人文社科研究的基本方法。大数据时代的研究尊重全体材料，重视量化分析，兼顾所有关系，这将有助于促进人文学科的研究由“解释性”向“求是性”转向。随着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的数据化，人文学科的研究对象也能够实现数据化，可以通过数据挖掘、数据分析和数据建模来进行研究。这样，人文学科也就由以往被认作非科学的学科跻身于科学成员的大家庭中，进而发展出“人文科学”。
总之，大数据思维为人文社科研究的变革与创新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正如美国康奈尔大学通讯与信息科学专业教授杰弗里·汉考克(Jeffrey T.Hancock)所说：“这是社科研究的一个全新时代，就好比显微镜的诞生对化学科学发展所起到的促进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古典文学研究中新技术手段的应用需要充分依靠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的专业技术。在古典文学领域尚缺乏此类专业技术力量的今天，这必然会促进学术研究人力资源的整合，倒逼跨学科合作研究的开展。但文学性问题的提出和分析处理不可能完全交给机器，也就不可能完全交给技术专家。相反，从问题的设置到语料的选取，再到分析结果的解读、意义的阐释、体系的建构等，都将由古代文学和文献学相关领域的高水平学者来完成。
用改革的活力与理性激扬学术个性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果丰硕，无论是文献整理在深度与广度上的开掘、文学研究范式的革新与开拓，还是文学史研究在宏观与微观层面的广泛突破，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回望四十年，有许多成功经验值得总结，而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关注：其一，以20世纪80-90年代为中心的思想解放，激发了学术创造的活力；其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术规范化追求、“学科化”发展，使学术研究有了深厚的沉潜与积累。前者代表了改革开放的活力，后者体现了改革开放的理性，四十年的辉煌，正得益于这种活力与理性的结合。
古典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发展，是近三十年尤为突出的现象。研究生教育是学术“学科化”的核心。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起步很晚，即使是备受推重的西南联大、清华国学院，其研究生教育无论规模还是持续的时间，都很有限。20世纪80年代，研究生教育迎来全面繁荣；21世纪以后，研究生招生规模迅速扩大，专业设置日趋丰富，古典文学研究在“学科化”的道路上迅猛发展，呈现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学术规范意识不断强化。如果没有学术的“学科化”发展，提倡学术规范，就只能更多地停留于口头呼吁与主观愿望，而对于“学科化”的学术共同体来讲，遵守学术规范，就不仅仅是学者的个体操守，更是共同体的根本要求。
第二，学术范式影响不断加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立足文献、同时能综合多种文学、文化视角的研究方法，逐渐成为深具影响力的研究范式，例如程千帆先生提倡的文艺学与文献学相结合、傅璇琮先生提倡的文学与社会文化的综合研究，都成为具有典范意义的研究范式。学界围绕这些范式，系统整理文献，对文学史展开广泛的观察，对范式本身不断进行完善。正是在范式意识的影响下，学术积累的价值才得到充分关注。
上述两方面，都体现了学术理性的增强，这是四十年辉煌成就的重要基础，然而在今天回望这些成就的同时，古典文学研究似乎同样有必要重温改革的活力，在尊重学术规范的前提下，更加深入而充分地激扬学术个性。
丰富多样而含蕴深刻的学术个性，是学术繁荣的核心标志，正如在中国诗歌史上，唐代诗坛的群星璀璨，是唐诗繁荣最集中的体现。改革开放焕发了创造活力，为激扬学术个性，奠定了积极的思想文化环境。解放思想的追求，冲击了人们头脑中僵化的思想；面向世界的开放，打开了人们的视野。一切既有的陈规、一切僵化的思想框架，都受到质疑和挑战。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机械的社会决定论、线性的历史观，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简单化论述，都受到了挑战；许多长期受到忽视的研究领域也受到广泛关注，如文体研究就取得了丰富成果。
今天，随着“学科化”、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学界尤其需要汲取这样的创造活力，来冲破学术规范化不恰当发展对个性的束缚。合理的规范是学术健康发展的保证，但倘若过于机械繁杂，则会成为学术发展的阻力。例如，学术论文的注释过于繁复、研究综述过于繁杂，参考文献的标注过于繁琐，都是不良现象。学界需要呼唤更为清通简易的形式规范，让论文不必在繁复的形式因素上过于辞费。论文的篇幅、语言表达可以更为灵活，避免千人一面。对学术范式，要有勇气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做出挑战和突破，自出手眼，独立探索。创新和学术个性的发扬，都难以预先规划，作为研究者个人，应该自树立、不因循；作为学界和社会，应该创造更为宽松自由的研究氛围。
四十年的古典文学研究，在整体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如果说有什么明显的缺憾，就是学术个性的发展还不够丰富和深入。要让改革开放的活力与理性，获得更充分的发扬；要用活力和理性激扬学术个性，创造古典文学研究更加群星璀璨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