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法律的特点是“以礼入法”，“悯老恤幼，矜不成人，宽妇女而贷贱役”是立法的一条基本原则。特别是宋元以来，程朱理学对于国家立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立法者一方面制定了限制妇女出面涉讼的法律，另一方面也为涉讼的妇女制定了很多宽免措施。

      清朝道光中期，绍兴人胡学醇出任山东博平知县，博平城西有孀妇李氏之子李全四向人借钱不还，被告到县里。胡学醇派差传讯，结果李全四逃跑不见，其母李氏情愿投案。胡知县当时的第一想法是：“余以为此必李氏被控理屈，而故藏匿其儿，恃妇出头者也。”（胡学醇《问心一隅》）胡学醇为官博平，造福地方，后入祀山东名宦祠。就是这样一个爱民如子的父母官，治下的孀妇前来投案，却认为她可能“恃妇出头”，可见成见之深。
现存的徽州文书、淡新档案等明清诉讼文书档案资料中，有很多妇女涉讼的案例。在妇女告状的状词中，常有“欺寡”、“欺氏孱孀”等套语。而对手的状词中则称她们是“泼妇”，说她们“恃泼逞刁”，认为“妇人混控，明系挟恨陷害”。而审判者也可能会产生“恃妇出头”、“恃妇泼赖”的印象。不同的人，基于不同的立场，对于涉讼的“妇女”有不同的看法。众所周知，明清时代诉讼状词的撰写存在着固定的故事模式，在诉说案情时，常常使用固定的套语，用来强调自己的可怜、对方的邪恶，以获得官员的同情。“欺寡”与“恃妇”是妇女涉讼的状词中常见的套语。当时的做状者非常善于使用这些词汇，以使自己或当事人在诉讼中处于有利地位。
不仅判牍、诉讼文书档案中频见“恃妇”之类的说法，甚至皇帝的谕旨也屡屡提到过诉讼中的“恃妇”现象。例如，清朝嘉庆二十五年二月，皇帝在上谕中批评山东的吏治民风，指出“鞫案之时，有倚老逞刁者、有妇女肆泼者”，而地方官平日又多畏事，“以致莠民日益得志。良懦甘受欺陵”（《嘉庆上谕档》，二十五年二月初九日）。老人、妇女本来是弱者，但在皇帝的眼中，这些逞刁的老者、肆泼的妇女成为欺凌良懦的莠民。

    “恃妇”现象产生的根源

       关于妇女的诉讼资格问题，唐宋时代的法典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成书于北宋徽宗政和年间的《作邑自箴》一书中曾提到妇人告状时，状式中应该注明其是否怀有身孕，但也没有其他的限制。南宋时期曾任江西提刑的黄震发布过《词诉约束》和《引放词状榜》，对女性告状人做出了限定，要求“非户绝孤孀而以妇人出名不受”。到了元朝皇庆二年十二月，刑部针对当时妇女常常代替儿夫、子侄等赴官争理、妄生事端的情况，立法限制妇女出面告状，刑部认为“妇人之义，惟主中馈，代夫出讼，有违礼法”，因此要求妇女“若或全家果无男子，事有私下，不能杜绝，必须赴官陈告，许令宗族亲人代诉”（《元典章》刑部卷之十五，代诉，不许妇人诉）。至此，从国家法律上明确了妇女与老、幼、笃疾者并列为限制诉讼行为者，告状必须由人代诉。明清的法律沿袭元代的规定，《大明律例》、《大清律例》都明确规定除了谋反、杀伤等重罪外，妇女告状必须由人代诉（抱告）。现存的清代诉讼文书档案中保留下的“状式条例”中均规定了妇女出名告状，状词中必须写有抱告人，否则不准受理的条款。
      抱告制度的设立，目的为限制妇女涉讼于公庭，以免有违礼法、有伤风化。不过，明清时代，抱告制度在实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抱告成为具名。在元朝的法令中规定除了“寡居无依”的妇女以外，禁止妇女出面到衙门告状。但明清时代，特别是通过现存的清代地方诉讼档案可以发现，所谓抱告，只是状词上列出抱告人名字，很多情况下仍然是妇女自己出面涉讼。第二个变化则是罪责抱告人制度的确立。在皇庆二年的规定中，妇女如果由人代诉，所告不实，止罪“妇人”，代诉人并不承担责任。但是从明代开始，法律规定了如果妇女诬告他人，则将抱告（状）人“问拟如律”，通过罪责抱告人来限制妇女的诬控行为。不过，在抱告人仅仅具名的情况下，如果妇女诬控、虚控，仅仅依靠惩罚抱告人并不能达到直接的效果。特别是抱告人逃亡或躲藏起来的话，惩罚抱告人也就失去了意义。
此外，从明代开始，妇女被列入“收赎”的对象，这也变相助长了妇女涉讼。本来，唐宋的法律，“妇人有犯，原无收赎之文”，但明代的立法者错误地认为唐律中“妇人无拘役之理，遂改留住为收赎”。而收赎之银又极微，所以清人沈家本就认为“此妇人之所以有恃无恐，逞恶放刁，无所不至，岂非改法之不善也”（《明律目笺》）。
除成文法对于女性涉讼有所宽纵外，审判的官员在听讼过程中，对于情理因素的关注也会助长“恃妇”现象。前文提到胡学醇在博平县时，有守寡的老妇高姜氏状告夫弟高书行阻其卖产。胡知县经审理后发现，原来是高姜氏曾将土地出典给高书行，后又提出高价绝卖，被高书行拒绝。胡学醇虽然认为高姜氏系捏告，但考虑到双方系至亲，高姜氏又年老无依，于是说服高书行高价购买高姜氏的土地。这种一方当事人是鳏寡孤独之穷民、而另一方是富者（或者品行不端的人）的情况，从法的角度来讲是没有意义的，但在传统中国的司法审判中常常会成为影响判决的重要因素。在高姜氏这个案件中，如果双方互换身份的话，高书行恐怕就会被认定是“欺寡”了。

清代“恃妇”扩大化

      明清时代，妇女告状的情况十分普遍。根据对清代四川巴县档案、台湾淡新档案、顺天府宝坻县档案等清代地方诉讼档案的不完全统计，在民事案件中，妇女涉讼的案件达到百分之十五以上。考虑到涉讼的妇女多是寡妇的情况，这一比例已经相当高了。翻看当时的诉讼卷宗，就可以发现妇女的缠讼、翻控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清朝光绪八年十一月，台湾新竹县民妇周许氏状告夫弟周玉树霸吞公产。九年三月，经新竹县审理后认为周许氏系谎告，但考虑到她与被告为至亲，法外施恩，劝令被告出银100元给周许氏，当事双方同意结案，书立甘结。但甘结的笔墨未干，光绪九年四月、六月，周许氏先后两次上诉到台北府，要求推翻新竹县的判决。台北府将此案转回新竹县。新竹县认为周许氏“强词夺理、逞刁翻告”，不准所诉。光绪九年七月，周许氏再次呈状，在“呈状”中说知县的批语“似乎荒谬太甚”，新竹知县甚为恼怒，认为“此种泼妇，若不从严惩办，何以息刁风而清讼源”。后来新竹县将抱告人周春草拘押在监，以迫使周许氏停止控告。不过，周许氏仍然继续上告，甚至在钦差来台查办事务之机，拦舆呈控。到了光绪十二年四月，新竹知县呈请台北府、台湾道将此案强行注销。但此后周许氏继续上告至光绪十九年二月，缠讼达十年之久（淡新档案22609）。
      不仅地方的诉讼案件，就是在京控案件中，妇女出面告状的情况也十分普遍。特别是清代嘉庆朝以后，随着京控案件如潮水般涌来，妇女也加入了京控者的队伍。由于妇女即使所告为虚，也可以收赎了事，无需反坐。这使得妇女翻控现象尤为严重。例如，清朝嘉庆十三年，有山东省民妇张杨氏因为儿子持刀伤人被县监收禁，她先后三次来京控告，咨回后经本省审明，“照妄诉律治罪”。但因系妇女，得以收赎。到了嘉庆十五年九月，在皇帝从避暑山庄回京的路上，张杨氏在道旁叩阍。此案经刑部提讯后，发现张杨氏曾叠次翻控，于是将情况上奏皇帝。嘉庆皇帝在要求山东巡抚重审此案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了张杨氏“若系虚捏，即将该氏治以应得之罪。虽系妇女。不准收赎”。此外，皇帝还要求刑部将此作为定例，“嗣后如遇妇女叩阍审属虚诬者，均照此例办理”（《嘉庆上谕档》，十五年九月十四日、二十六日）。当然，这一条例仅对叩阍者而言，妇女到都察院等衙门京控仍然可以按例收赎。所以这一条例的实际效果不大。在清代后期的档案史料中，妇女京控的现象也非常频繁，咸丰、光绪年间就有周赵氏京控20年不止（《光绪朝朱批奏折》106辑015折）。
传统中国法律的特点“以礼入法”，“悯老恤幼，矜不成人，宽妇女而贷贱役”（沈之奇《大清律辑注》）是立法的一条基本原则。特别是宋元以来，程朱理学对于国家立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立法者一方面制定了限制妇女出面涉讼的法律，另一方面也为涉讼的妇女制定了很多宽免措施。不过，在明清时代好讼之风的推动下，这些有关妇女的宽免政策反而成为其可以倚恃的诉讼资源，“恃妇”的产生与扩大也就不可避免了。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