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5月12日得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难时，就联想起75年前在这一地带曾经发生过的一次强烈地震。
上次地震发生在1933年8月25日，北平（北京）时间15时50分26秒。震区为茂县、汶川、理番（今理县）、北川、松潘、黑水等地，也就是今年5·12地震的同一地域。当年的震中区是茂县，茂县和汶川紧邻，上世纪下半叶两地是合并的，称茂汶羌族自治县。震中区茂县的叠溪镇,就像当今的汶川映秀镇一样，震况最为惨烈。大震发生时“陡闻霹雳一声，天翻地覆，即时成为黑暗世界，地中发出仑仑然之绝大吼声，与地上隆隆不断之岩石崩溃声混合，震耳欲聋。人身如被抛弃，倒伏地上，亦颠簸不定”。强震持续约1分钟，叠溪镇即时毁灭。其西侧临河部分岸地向河中崩倒，部分垂直陷落；另一部分则为东侧山上滚下之岩石覆盖。全镇房屋仅镇东一城隍庙尚有部分残垣，亦向南移十余米，其它无一残迹可寻。叠溪西岸之龙池山向河中崩倒，山侧居有20余户之龙池村全村覆灭。由龙池山及叠溪崩下之碎石泥沙，即时将岷江堵塞，在河谷中横成一山脊，高出河床160米以上。叠溪北面有一名为七珠寨的村庄，居民十余家，全村覆没。另一教场坝村，居民22家，仅有木架房2间未倒，其余全塌，死亡52人。教场坝平地出现许多折裂，“忽开忽合，裂缝中吐出尘雾，直冲宵汉，状至狰狞”。叠溪西面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松坪沟，是通往龙坎、黑水等地的交通要道，大震时这一区域的山寨全部覆灭。此类全毁的村寨还有鱼儿寨、大寨村等多处。
大震之后的当晚，又接连发生强烈余震，“夜中，气象陡变，狂风大作，骤雨忽来……山石飞滚，地壳频簸”，“至次日晨，狂风如霁，其大震五次之多”。整个震区的余震持续时间很长，开初是“平均每日有一大震，每时有一小震，后则数日一大震，数时一小震，但在12月中，犹有六七度之强震”。一直持续到次年10月，茂县仍有余震发生。
叠溪附近崩裂之山地，有三处皆将岷江堵塞，形成三大堰塞湖，其堰坝之高，都在百米以上。各湖堰盈溢之水不断注入。大震后一个多月，即10月9日下午7时许，又发生一次重大灾难，“当时霹雳一声”，大水倾湖溃出，21时到茂县，夜半过汶川，次日凌晨3时到灌县。“水溃出时，水头之高达20丈……至灌县水头仍有4丈之高”。自叠溪沙湾起下至崇宁、郫县、温江、双流、新都各县止，纵横泛滥4余里。
这次大震的震级为7.5级，波及四川全省及陕西、云南部分地区。其死亡人数据实业部地质调查所于震后派常隆庆往该地调查，所作附表，仅有大震时茂县的数据和水灾时茂县、汶川的数据，计大震时茂县死亡6865人，其中叠溪所属四大寨及松坪沟内外五寨即达2337人。受伤人数比死亡人数少得多，计1925人。死亡人数只是调查当地常居人口所得，“而旅行客商及暂住此地者，尚不在内”。此类死难者为数也不少，如距叠溪35里之青墩，“在山崩时，正值‘番商’赶运大批驮马过此，几全部压死”。10月9日的水灾，茂县死亡340人，汶川死亡488人。灌县未作调查统计，但“据灌县水利研究会之调查，全县共死1600余人”。当年这一地区的人口总数比当今要少很多，“大部分房屋皆为木材建筑”，不少是棚居，不比当今砖石水泥的高层建筑，造成那么多的同胞罹难，已是非常惨重的了。更令人痛心的是，震灾发生之后，他们得不到任何救援和赈济，难民们“莫不惶惶然不知死所”。大震数日之后，才有幸存者“结木为棚以避风雨，然一遇大震，则又倾覆无余”。
大震发生在当年8月25日，而新闻媒体的报道见之于最早者为9月3日成都《新新新闻》，外界所知有限，且成都也是被波及地区。当时全国四大报刊之一的《大公报》和《申报》，都是在9月10日以后才有所披露，且都是在极不显眼的位置寥寥数语。四川省政府多次急电国民政府、行政院等，恳求“速颁巨款，俾资急赈”。称“灾情奇重，为数十年来所未有，导河赈济需巨款，请中央指拨的款，以救孑遗”。
面对如此重大的灾难及地方当局的一再吁请，南京政府方面除实业部地质调查所出于专业的需要于10月上旬派员前往调查外，而政府当局竟然没有任何表示。地方当局的几份电呈自然也就被作为档案而石沉大海了。在这期间，蒋介石对四川所全力关注的是对红四方面军的“围剿”，在蒋介石的部署下，刘湘于9月12日在成都召开各川军首领会议，讨论“剿共”办法，宣布即日起总动员“剿共”。9月27日，蒋介石派大员何成浚入川，为刘湘就四川“剿匪”总司令职监誓并布置“剿共”事宜。10月4日刘湘就职，兵分六路“围剿”川陕边区红军，兵力达33个旅。这就是历史事实。
历史是一面镜子。当我们今天亲身感受5·12震灾发生后举国上下、万众一心救援灾区的伟大壮举时，重温一下历史，其体会也就会更加全面和深刻。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07-0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