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在我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破坏严重的大地震。古人虽然科学知识不及今日发达，也没有专业的救援队伍和救援工具，但面对天灾，历朝历代政府和民间力量依然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救灾赈灾措施。今天，让我们以清代为例，看看我们的先人是如何齐心合力，与灾害搏斗，重建家园的。
灾情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曾经指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地震区之一。
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元1679年9月2日），北京及周边地区发生了该地区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大规模的地震。震中位于平谷、三河，震级8级，范围波及河北、山西、陕西、辽宁、山东、河南等省，破坏十分严重。根据文献记载，仅北京一地就造成一万二千七百余间房屋倒塌，一万八千余间房屋损坏，近500人被压致死。
《光绪顺天府志》这样记载，“十八年七月庚申京师地震。通州、三河、平谷、香河、武清、永清、宝坻、蓟州、固安等处尤甚。蓟州地内声响如奔车，如急雷，天昏地暗，房屋倒塌无数，压死人畜甚多”。法国人杜赫德在《中国地理历史政治及地文全志》中如此描述当年地震的惨烈：“埋葬在废墟内的有四百多人，邻县通州有三万多人压死。”赈灾主体
在中国古代的自然灾害中，官方是当仁不让的赈灾主体，毕竟，官家执掌着绝大部分社会资源的支配权———但也不排斥，甚至鼓励民间力量参与救灾。
虽然民间救济力量相对薄弱，不能大规模调动资源，但由于渠道广，方式多，灵活多样，在救灾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便是在救援设备先进、救援队伍专业化的今天，灾后灾民自救、互救也是最及时有效的救助手段。
康熙帝在地震发生后，就命令八旗各佐领下官员家境殷实者，“共相存恤，出资修助”，以尽快救助灾民。对于房屋倒塌，而不能补葺的贫苦小民，著令“两邻十家户，有互相存恤议，可协助修理”，若是官绅富民愿意出资为灾民修理房屋，官府酌量给予奖励。
显然，赈灾最佳方式，是官赈和民赈结合。
直接赈灾措施
■挖掘被压埋灾民
据清人张海鹏所辑《借月山房丛书》中的《天变邸抄》记载，明朝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五月，北京及周边地区地震，蓟州“坏屋数百间”，震后四天在废墟中“掘出二人，尚活，问之，云：‘如醉梦’。又掘出一老儿，亦活。”被废墟压埋四天的人最终获救，可谓奇迹，从中亦可看出，如果在震后及时挖掘，是可以抢救不少性命的。
清代方观承所撰的《三河县志》卷十五中收录有《地震记》一文，生动记录了挖掘被埋灾民的过程。任塾，江南怀宁人，时任三河知县。地震发生时，正在小睡的任塾被惊醒，只跑到门边便被塌陷的房屋梁柱压埋，牙齿腰身俱伤，幸而头顶尚有一洞，呼救几声后，气息不足，只好竭尽全力将手伸出洞口，“极力伸右手出寸许”，恰好家人在外寻找，“望见手指动摇”，遂率众搬木挖土，用了一顿饭的工夫终于将其救出，幸无大碍。他遂带领儿孙继续寻挖被压埋的亲人。“俯而呼，有应者，掘出之”。经历此次地震，特别是在搜救过程中，任塾总结出这样一条规律，如果地震发生时躲在床桌下面和门窗旁边，生还的几率比较高：“大抵床几之下，门户之侧，皆可赖以免，其他无不破头折体，或呼不应，则不救矣”。
随后，任塾开始组织掩埋尸体，由于斧头都难寻一把，便草草埋葬。即便如此，也对避免发生瘟疫有着积极作用。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任塾奔波抗灾一线，勘察地界，扶助灾民，极大地缓解了震灾带来的破坏，稳定了百姓情绪。史载百姓皆歌颂其德行，后升任磁州知州。
清代汤中用《翼驹稗编》卷七里有一篇《地震获免》记载，雍正八年地震时，其同乡庄方耕被瓦砾所埋，待震后发掘，有“两墙对合如龛”，两道墙互相支撑出一方空间，庄方耕“坐其中，熟眠犹未醒也”———大概是受到惊吓略有昏迷，但幸而性命犹存。而他未来的妻子在地震时听见房梁震动有声，“急避桌下”，屋子随即倾倒，幸亏桌子支撑而逃过一劫。
在古代，建筑材料不似今日这般沉重，所以躲避床下或桌下，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避震方式。
■发拨赈灾物资：钱款、医药、粮食、棺木
东汉时洛阳地震，赐七岁以上灾民每人两千钱，全家遇难者，郡县负责安葬。除了钱款，救灾物资更为紧缺，因此官府还多分发粟帛，以供灾民生活所需。魏晋时则有记录曰：“地震陷裂，死伤甚多……亡者不可复追，生病之徒宜加疗救。可遣太医、折伤医，并给所须之药，就治之。”查阅元朝应对地震的资料，有“发钞八百四十锭，转海运米万石贩济”、“追加贩钞三万五千锭”、发放“钞万锭，盐引万纸”等等记载。
康熙政府应对京师地震，发放的赈灾物资与历代雷同。除钱款之外，多是急需的粮食、医药和棺木。
地震后，康熙皇帝下令发放“仓库银米赈济”，在各地开设粥厂，并让太医院给受伤灾民送医送药。同时谕令大学士明珠，令八旗各佐领下的富裕官员，出资救灾，以使“贫困之家，早获宁居”，并命该旗都统、副都统、参领亲自前往灾区一线考察，避免遗漏。同时要求户、工两部根据灾情，迅速制定救助措施，“作何加恩轸恤，速议以闻。”
转天，户、工两部即拿出救助决定并上报皇帝。之所以说是决定而非方案，是因为提出的措施并无系统，只涉及抚恤金数额，具体而言，是针对无力修葺倒塌房屋的灾民，旗人每间房补贴四两银子，民间房屋每间则给银子二两。凡是在地震中被压埋死亡没钱棺殓者，每人给银二两。康熙帝阅后，很不满意，认为所拨钱款太少，赈灾力度远远不够，令“发内帑银十万两”，酌情发放。
针对地震造成的房屋塌坏，内务府大臣奏报维修工匠“不敷使用，请雇官工，每日开支工饭钱”，康熙帝皆批准施行。凡民间毁损房屋，能凭借个人力量维修的，官府不再拨付本不宽裕的资金，而是集中财力物力支援贫困百姓，帮助他们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地震发生近三周时，康熙帝再次谕令户部会同工部，尽快查明压埋在民居和各寺庙内的死者数，并命令两部选派官员携带赈灾银两前往巡查，一面
督察工作，一面赈济灾民，并尽快掩埋死者，“有主动收殓者，即给银两；无主收殓者，著所遣司官，同地方官，设法埋黎”。
由于当时救灾抗灾能力有限，凡是被压埋未及时获救者，基本没有生还的希望。所以救灾的对象主要是失去居所的人们，尽量保证他们的衣食居住，不致因饥饿和疾病死亡。长期赈灾措施
■减免税收
对于赈灾而言，长久之策还在于减轻灾民经济负担。历朝历代，当自然灾害发生时，官赈的重要手段就是减免钱粮税收。
翻检魏晋、唐宋、元明几代地震的相关史料，多有“地震民多死伤，蠲两河一年租赋”、“蠲租赋，罢商税”、“蠲免一年租”、“禁诸路酿酒，减免差税，贩济饥民”、“免太原、平阳今年差税”、“免差税三年”的记载。
震后三月余，直隶巡抚金世德针对灾情上疏曰：“本年地震，通州、三河、平谷被灾最重，应将本年地丁钱粮，尽行蠲免。其香河、武清、永清、宝坻等县，被灾稍次者，蠲免额赋十之三，蓟县、固安县，被灾又次之，免十之二。”从中可以看出，官员根据灾情轻重，或彻底免除税收，或酌情减轻，康熙帝阅后批示“依议”执行。除减免灾后税收，也有“溯及过往”的政策，比如，三河县除发给死者棺殓银每人五两五钱、蠲免当年全年应交钱粮之外，还把百姓尚未交纳的上一年度钱粮一并免除。
对于脱离农业生产的商人群体，也有帮扶措施。有些通州商人原本依靠官府提供的资金租房经商，地震后铺房、住房全部倒塌，产业无存，生计了无着落，对此，官府均派员进行核查，酌情给予赈济。
■开矿富国
地震发生后的
仅一个月，安珠瑚即查访明白，密奏康熙帝，称宁古塔地方矿产可“长久大量开采”。盛京地方矿产由于牵涉先祖灵寝，且地方人民繁杂，不便开采。但也可派人详细考察，避开“忌讳之山”，对于可开采之山，再“详核有利与否”。康熙接报后，遂指派官员，开始办理开矿事宜。
在天灾面前，人的力量既渺小又强大。渺小是因为天灾的不可抗力的，无论科技多么发达，我们都无法阻止它的发生。强大，是因为灾难既已发生，人们就该众志成城，凝聚起强大的力量用于抗灾救灾。
如果排除主观意愿，在任何时代，救灾的成效与综合国力都是成正比的。国家富强，在遇到灾乱等不可抗力的破坏时，才能够更加及时有效地做出反应，最大限度地开展援救活动，将损失降到最低。正是由于康熙帝有此认识，也正是由于他心系国计民生，才能指挥若定，把握全局，做到了短期救灾措施积极有效，长期救灾方案明确可行，在营救、济贫、抚恤等方面，做到了既有银钱、粮食、医药等实物赈济，又有减免赋税等政策性救助措施，将救灾活动有效地开展起来，促动了生产恢复和经济发展，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清代灾民的三根稻草
《清史稿》的第44卷有份清单，记录有清一代发生过的地震，数一数，从顺治元年到光绪二十九年，260年间，地震492次，平均每年一到两次。分布也均匀，从江南到塞北，从康熙到乾隆，每年都有，几乎每个州县都曾经被轮上，仿佛那个混蛋造物主早就计划好了，不把芸芸众生都折腾一遍就不爽似的。
造物主搞完破坏，爽了，芸芸众生不爽。492次地震，浓缩在历史上，不过是一页纸，一堆数字，可是把任何一个数字稀释了，都能闻到强烈的血腥味儿，刹那间地动山摇，人畜奔逃，呼救声从遥远的地底传来，悲痛、愤怒和绝望铺天盖地。
还好，那时候政府和民间已经有了一些救助措施，那些措施虽不完善，但对挣扎于死亡之海中的生命来说，就是捆成一束的救命稻草，哪一根都重要，哪一根都不可或缺。
飞章题报
过去有地动仪，没地震局，灾害发生前，非但做不到准确预报，连不准确的预报也做不出来，只有等地震发生了，地震波传过来了，那地动仪才会喀吧一声，铜球滚动，从龙嘴里掉进蟾蜍嘴里。哪个方向的蟾蜍衔了铜球，就说明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大伙据此察看，及时了解，及时赈灾。
到清代，地动仪早失传了，哪儿有地震，震级多大，伤亡怎样，只有靠地方奏报，朝廷才能得知。所以，自打顺治十七年起，清政府就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灾后报告制度。
这套制度规定，一旦发生天灾，县令必须把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破坏程度上报给知府，然后知府上报给道台，道台上报给督抚衙门，督抚汇总之后，给皇帝写奏章。这个程序看起来很费事，很官僚主义，但比起一般的行政事务来，更受各级官员重视，一瞧是天灾，立即转呈上级。
另外，天灾分急灾和缓灾，像山崩、海啸、地震、洪水，属于急灾；干旱、蝗虫、木冰、雨土，属于缓灾。如果是急灾，地方官完全可以先赈灾，后上报，或者一边赈灾一边上报，以保证受灾群众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救助。如果是缓灾，则要求督抚衙门分批汇总，每年六月上旬集中上报一次，九月上旬再集中上报一次。若有漏报、缓报、瞒报、误报等情形，下至通判，上至总督，都有可能受到处分，譬如扣工资（罚俸），或者降级（参见乾隆官修《皇朝文献通考》卷46）。
另外，为保证那些上报天灾的公文在路上不至于耽搁或丢失，清政府要求全国各个驿站像传递军事情报一样传递报灾公文，公文一到，快马传送到下一个驿站，如果拖沓误事，驿使要受到“杖八十”的处分（参见《大清律例·兵律·文书应给驿而不给》）。所谓“杖八十”，就是被人扒掉裤子，用六尺长、两寸宽、一斤半重的大竹板，猛抽八十下。
官方赈济
清朝可以提供的官方赈济主要分两种，一种是直接下发粮食、布匹、银两和药品到灾区，一种是减免灾区的租税和徭役。这两种赈济形式通常合并使用。
那时候，各地建有粮食储备库，常平仓用那时候，各地建有粮食储备库，常平仓用于平抑物价，京通仓用来发放补贴，社仓、义仓（社仓和义仓有民办，也有官办）则用来赈济灾民。其中设置最广、储粮最多的，当属常平仓，故此国家实施赈济时，也会从常平仓中调拨粮食。《大清律例》“户律”部分，有一条“检踏灾伤钱粮”律，这条法律规定，哪里有地震、洪水等灾害，“先发仓廪赈贷，然后具奏请旨宽恤。”所说“仓廪”，就是指常平仓。国家从常平仓向灾区调拨粮食时，力图杜绝地方官和其他经手人贪污，故此上条法律又规定，各级官吏如有侵公肥私，不管是截留赈灾粮，还是将其变卖，抑或中途更换，以次充好，都将被“革职拿问，照侵夺钱粮律治罪”，其上司如有监管不当的责任，也要被革职。
乾隆五年，江苏地震，朝廷赈济大米，成人每天五合，未成年人每天三合，持续发放五十天（参见汪志伊《荒政辑要》卷3）。“合”是容量单位，清代每合约有
放赈以粮食为主，个别时候也赈济银两。例如康熙二十二年山西地震，户部侍郎萨穆哈奉命赈灾，就曾申请从宫廷收入中拿出一部分，给山西灾民发钱（参见《清史稿》卷268，萨穆哈传）。从赈济效果来看，银两不如粮食更直接，因为倘若一个省份大面积受灾，则受灾群众即使领到了钱，也很难买到粮食。所以，赈济银两通常只用于一州一县的小区域，且只用于粮食充裕、粮价不高的年份，关于这一点，清代文人汪志伊在其赈灾专著《荒政辑要》中论述甚详，无需赘述。
民间救助
在整个帝制时代，明、清两朝是民间慈善最发达的阶段，全国各地尤其是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多有儒生、富商、乡绅甚至官员牵头捐款，设功德箱，建义仓、社仓、育婴堂、保婴局、恤孤会、救生局、清节堂、施棺局等等等等，用于赈济灾民、收养弃婴、抚育孤儿、资助寡妇、打捞浮尸、帮助贫民完成丧葬大事。这里试举两例，只说救灾：
乾隆七年，扬州水灾，徽商汪应庚组织当地盐商捐款，他自己一人就捐了纹银六万两（参见光绪朝刊印《两淮盐法志》卷146）。道光三年，常州旱灾，乡绅杨襄绩组织当地乡民捐款，他自己拿出全部家产以及千余石粮食，建成一座义仓，让几万人免遭饿死（参见道光重刊《宜荆县志》卷7）。
那时候还没有明星，这两位在当地灾民心目中，应该就是明星了。抑或比明星还闪亮。
（资料来源：本文转载自《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