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会究竟是什么性质？是清初满汉民族矛盾的产物，还是清中叶社会矛盾的产物？是清初明朝遗老和汉族士大夫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的上层社会“菁英”组织，还是清中叶下层群众为了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而结成的民间“草根”组织——民间秘密结社？乃是历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天地会起源问题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对此作初步考证。
一、天地会由明朝遗老以“反清复明”而创立说的由来与发展
国内最早论及天地会性质的，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他们提出天地会是明朝遗老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之“反满民族革命团体”。此说法并非学术研究的结论，而是出于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所作的“革命排满”宣传。天地会的性质作为学术问题研究，则应从历史事实出发，不必拘泥于革命党人的说法。
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在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斗争中，需要争取和依靠两大势力：一是国内的会党（包括新军中的会党分子），二是海外的华侨、华人和留学生，特别是其中的洪门组织。会党是一股现成的有组织的势力，有的还拥有武装；华侨、华人中的洪门组织，可以在经济上支援国内的反清革命。同盟会针对清朝当局对帝国主义的投降卖国政策提出的“革命排满”口号，对于广大汉族人民，尤其是对会党和海外华侨、华人中的洪门人士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号召力。革命党人是借宣传洪门是明朝遗老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的说法，来动员国内会党（天地会、哥老会）和海外洪门参加和支援反清革命。他们一方面大力揭露清朝“暴政”和对汉族人民施行的民族压迫和歧视及祸国殃民的罪行。另一方面则宣传洪门乃是清初明朝遗老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的说法。孙中山在《同盟会革命方略》一文中，讲述满族统治者乘“中国多事，长驱直入，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以此激发广大汉族人民对清朝统治的仇恨。为了动员洪门等会党起来反清，陶成章遂提出：洪门天地会是明亡后，“志士仁人不忍中原之涂炭，又结秘密团体，以求光复祖国，而洪门之会设也。”[1]
革命党人对于天地会起源的说法，并非学术研究的结论，既缺乏严格的科学论证，也未提供确切的史料依据。孙中山、陶成章等人作为政治家，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力求依照他们的目前政策的需要以观察‘以往’”，[3]所以，他们有关洪门起源的说法只是服务于自己的政治需要，寄托了革命党人的理想和诉求。1903年美国华文报纸《大同日报缘起》一文道出了其中的奥秘：明季“昏主失德，张、李横行，外患遂巨。满洲部落乃乘间而取中国，屠江淮，剪闽粤，汉人全部受诛锄而屈服，无复可延残喘之地。而为九世复仇之策之豪杰，乃诡辞诡事，托子虚乌有之事，以激其忠愤，以广其流传，以冀后世有大英雄起而推广其意，变通其法，以合至大至多至久之会党，一变而为极有思想、极有组织、极有基柢之政党。”[4]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希望借助于明朝遗老的“反清复明”活动来鼓舞广大群众起来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但却找不到历史根据。因为，到康熙年间，明朝遗老的群体已经分化，清朝当局通过开“博学鸿词”科，举山林隐逸，以及撰修《明史》等措施，使相当多的遗老已经同清政权合作走上仕途，不再反对清朝；少数遗老虽然仍坚持反清立场，拒绝与当局合作，但也只能消极反抗，甚至精神颓废，出家为僧。唯一同清朝当局相抗衡的就只剩下据守台湾的郑成功了，陶成章于是把创立天地会的重任，加在了郑成功身上，提出天地会“始倡者为郑成功，继述而休整之者，则陈近南也。”孙中山先生则利用洪门内部流传的“西鲁故事”把明朝遗老和“下等社会”的会党结合起来，提出“强盗入室藏珍宝与污秽之中”的说法，阐明明朝遗老在会党中保存着民族主义，故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建立了天地会。[5]
其实，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清朝初年那些明朝遗老，主要是由明朝的高官和士大夫构成，他们受到儒家“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传统思想的影响，内心是看不起“下等社会”那些贩夫走卒和江湖游子的。遗老们虽然在政治上已经失势，但是，不少人仍然拥有相当的财富，属于贵族、地主阶级。要让他们放下贵族、士大夫的架子，去同“下等社会”的贩夫走卒和江湖游子为伍相结合，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无疑是一种理想化的构想，在实际生活中并不存在。在清代大量会党的档案中，除了有极少数底层社会的读书人参加会党外，根本找不到明朝遗老同下层群众相结合结拜天地会的事例。在大量明朝遗老的诗文中，也找不到任何有关事例的蛛丝马迹。以往有关顾炎武在北方从事“反清复明”活动的传说，尽管被人们一再宣扬，却并非事实。
民国年间，学者们出于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在探讨天地会起源问题时，便沿袭或发挥孙中山先生的说法。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遭到日本的侵略，许多学者便借天地会起源的历史，激发人们的爱情国热情。如罗尔纲先生写道：明亡后中国的山河“轻轻地转送到满族手里了”，由于“亡国的悲剧与异族的压迫”，“一班志士”，便组织了秘密结社天地会。[6]并说：“国父所言，实深洞澈天地会之底蕴者”。“天地会创始的年代，洪门相传始自清康熙十三年甲寅，天地会创立的宗旨在推翻满清统治”。[7]萧一山在《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序言中谈到天地会起源时，完全沿袭了孙中山先生的说法，仅字句稍异。认为天地会之创立是因为：“明之亡也，忠臣烈士奋力光复，与虏拼命，屡起屡噘，然卒不能救朱社之亡。二三遗民见大势已去，无可挽回，乃欲以民族主义之根苗流传后代，故以反清复明之宗旨，结为团体。”[8]认为天地会乃是“明朝遗民之抱有种族思想者”所创立的“民族革命的集团”。[9]民国年间一些帮会组织中人，也大力宣传天地会是“民族革命团体”的说法，以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他们利用会内传说，对清初历史加以附会，把郑成功、史可法、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等人皆尊为天地会的始祖。如刘师亮著《汉留史》，李耘夫著《汉留全史》，李子峰著《海底》等皆是如此。一些会党史专著，也沿用其说，较重要者有朱琳著《洪门志》、戴魏光著《洪门史》等。这些说法虽然被人们所认可，但距离历史真实则却非常遥远。
二、学术界对天地会性质问题的争论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学者曾就天地会性质问题进行讨论，学者们开始突破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说法，提出新的见解。戴逸先生指出，以往研究中国秘密结社的人，总是用“反清复明”等反满斗争来解释天地会的发生、发展，“这显然有很的大的片面性”，认为“只有注意到天地会出现的经济条件和阶级基础，才能正确地理解近代秘密结社发展的全貌。”[10]邵循正先生也指出：“‘反清复明’并非一直是响亮的口号，在清朝统治比较稳定的时期，它的效力已经大大地减少了。在天地会文件中对于清朝的谴责，是康熙皇帝曾经放火焚烧替他效过劳、立过功的少林寺僧，而不是为了清朝覆灭明朝统治。归根结底，人民反抗统治者的强烈程度，是由阶级矛盾尖锐程度决定的。因此，在清朝中叶，天地会也并不是指靠着‘反清复明’的口号进行组织。”[11]1962年，陈守实先生在上海市历史学会年会上，专门谈到天地会的性质问题。他指出：多年来有关秘密结社的研究未能取得明显成绩的原因，在于“史家不把这类社会现象纳入历史的总体，在社会变革的进程中，涉及这类历史事件，往往任意涂抹上许多不相干的政治色彩，使原有的史料遭到混乱。”“洪门始祖有傅青主、黄梨洲、王夫之之说（见近人辑《洪门志》——原注）。陶成章《教会源流考》，大谈其推翻清朝为秘密社会的中心任务。近日谈辛亥革命者，也大谈其革命作用。好像民族情绪在会党在组织中表现的特别浓厚。”然而“这只是辛亥革命前夜，若干革命团体想利用各地会、党、帮、社的封建组织，特意粉饰上一套历史附会。”“历史事实早已证明顾、黄、王、傅等与秘密社会并无关系。凡关于明朝遗老对清朝抱不合作态度，以及南明将军、大臣抗清的历史故事在秘密社会史料上的附会，都只是辛亥革命前夜的附加物。”[12]魏建猷先生认为包括天地会在内的秘密会党，“都是以农民阶级（其中的游民阶层）为主的具有反封建（后来当然也反帝）性质的原始形式的组织。”并指出：天地会的主要成员，是“在残酷的封建压迫、剥削下破产失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即农民中的游民阶层。”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农民组织。”[13]有的学者虽然仍坚持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建立，但也否定了天地会是明朝遗老建立的“精英”组织之说，而认为天地会是“群众性组织”，提出：“天地会是一个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群众性秘密结社。”是一个汉族人民的“反满秘密组织。”[14]
20世纪后半期，有关天地会性质的争论仍在进行。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后，有学者再次提出天地会是明朝遗老为了“反清复明”而建立的“菁英”组织的看法。胡珠生先生认为天地会乃是“清初反满派地主阶级反清复明的斗争工具。”[15]赫治清先生更提出天地会的创立，乃是明朝遗老“为了明主传宗接代，继承皇位”。[16]并解释说；“‘明主传宗’一语道破了天地会的创立宗旨是反清复明，也就是说，天地会一开始就确认朱明正统，它为了使朱明旗帜代代相传，大明江山得以恢复，才在高溪庙结盟创会的。”[17]在长林寺遗址和“香花僧秘典”发现后，罗炤与赫治清又认为天地会乃是康熙年间福建诏安、平和一带“以万为姓”集团的万五道宗所建立，其宗旨乃是“反清复明”。
这些学者坚持天地会由明朝遗老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的说法，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 完全沿袭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有关天地会起源说法。如罗尔纲先生说：“孙中
山对天地会的这段论述（按：指孙中山在《建国方略．有志竟成》中有关天地会的说法）十分重要。他把天地会创立于清初康熙年间的背景、创立的宗旨和传播民族思想，以达到反清复明目的而采取的迎合群众的思想和组织方法等等，都作了极扼要、极透彻的说明，对我们今天研究天地会的起源和性质问题，是具有启示的作用的。”[18]赫治清先生也提出：“资产阶级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关于洪门缘起的论述”，“无可辩驳地证明天地会创立的宗旨是反清复明。既然如此，天地会就应该是康熙元年（1662）南明王朝覆亡、公开武装抗清斗争基本结束、清政权确立了对中国大陆的全面统治之后不久的产物。”[19]
对于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有关天地会起源的说法，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待，因为这些说法是当时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是出与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不是学术研究的结论，不应把它作为今天研究天地会起源的指导原则和理论依据。
第二、出于对清初满洲贵族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对广大汉族人民施行野蛮、残暴的民族压迫的愤懑情绪。清初顺治、康熙年间，清朝统治者对汉族广大人民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给汉族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留下了难以消弭的痛苦记忆。诸满族贵族如圈占汉族人民的土地，强迫汉族农民投充成为满族贵族的农奴；为了防止汉族农民逃跑，清廷又制定残酷的“逃人法”。在清军进军江南时，又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血腥屠杀汉族人民的事件。清朝统治者为了消弭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又大搞“文字狱”。总之，清初的暴政可谓罄竹难书。因此，当人们回忆和面对这一段历史时，难免对清初满族统治阶级产生愤懑情绪。尤其是经过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革命排满”的宣传，又使这种情绪有所强化，对后来的史学工作者，影响颇深。如今历史虽然翻过了这一页，但是清初满族统治者的暴行在汉族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些史学工作者心中造成的创伤，却仍然难以抚平！所以在探讨清初历史事件时，总是从满汉民族矛盾的角度去思考，希望为明朝遗老的抗清活动寻找一些载体和事例，来弘扬清初反清志士不屈不挠的精神，寄托人们反清的理想和愿望。过去有些学者曾经以顾炎武曾经北上抗清，来说明明朝遗老确实进行过抗清活动，但实际上历史上并无此事。对此，王春瑜先生作了很好的研究，指出所谓顾炎武北上抗清的说法，“是与历史实际不相符合的。”“顾炎武的北上远游，实际上是避祸保身的消极行动，而不是像某些史家所说那样，旨在进一步积极策划抗清活动。”[20]学者们之所以认为顾炎武北上是为了抗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某些同志不加分析地照搬前人的旧说，没有廓清封建、资产阶级史家，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蒙加在顾炎武身上的一层历史云雾。”[21]一些学者坚持天地会是由明朝遗老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的说法，情况基本上也是如此！
当然，也有许多学者突破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说法。连立昌先生在《福建秘密社会》中说：“认为天地会由明末志士或郑成功等创于明末或清初的一些观点，明显地是辛亥革命前因反满民主革命斗争的政治需要才提出来的，不应用到学术研究上。”“（天地会由）郑成功等创于明末或清初说，不仅无史料可证，最大纰漏就是顺治、康熙八十年时间里，反清起义大大小小无数次，却没有半个天地会出现。就是康熙六十一年台湾朱一贵起义，邻近天地会老家，也没有一点天地会踪影，因此，说天地会是明末或清初所创，以反清复明为目的的政治组织，可能是一种猜测。”“坚持康熙甲寅说的同志，认为缺乏直接史料是康熙时史料存留少的缘故，可是雍正至乾隆早期的史料已很多了，也未见天地会活动记载。如天地会早于小刀会创立，理该先流传，可是不但漳泉地区和潮汕地区均未见踪迹，而传入反在小刀会之后，这就难以理解了。因而天地会起于康熙甲寅说不能说服人。天地会起源于乾隆时期的漳浦是比较符合史实的。”[22]周新国先生也指出：“天地会起源传说里的人物，多数为民间传颂的英雄”，“几乎包括了明末清初的抗清主要人物，反映了下层汉族人民的一种精神寄托。”实际上他们是“与天地会风马牛不相及的”。[23]庄吉发也认为：“清代秘密会党是社会经济变迁的产物，清代前期，秘密会党盛行的地区，主要是在我国南方人口密集已经开发区域聚族而居的核心地区及地旷人稀开发中区域低缘意识较浓后的恳挚社会。利用现存档案资料，探讨清代前期闽粤地区宗族社会的冲突及异姓结拜风气的盛行，可以说明秘密会党的起源。” “天地会成立的时间，最早也只能追溯到乾隆二十六年”，“是由洪二和尚万提喜创立的。”[24]2006年陕西师大的马兰在其学位论文《试论反清运动的演变》中指出：作为天地会重要文件的《会簿》“不可能出自明朝遗老这种上层知识分子手中”。“根据对天地会兴起的原因的社会背景的考察，天地会应是由互相扶助以在社会中立足的中下层人士组成。”同年，上海人文学院的朱心明先生在《天地会创立新探》一文中也指出：应该“从天地会组织的功能和社会需要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中寻找天地会起源的答案。”认为：“天地会体现了人们渴望安全、自卫抗暴的需要，在社会矛盾严重激化时，它又成为人们渴望改变自身的工具，许多天地会会员入会的目的是不受人欺负或出门在外时有安全保证等，证明了这一点。”[25]总之，越来越多的学者否定了天地会是明朝遗老或汉族上参社会的“菁英”组织，而肯定了天地会是下层社会“草根”组织（民间秘密结社）的说法。
三、明朝遗老为何不可能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创立天地会？
我们再来考察清初的明朝遗老是否有可能创立天地会这个民间秘密结社？[26]
清初由于满汉民族矛盾激化，反满情绪在明朝遗老和汉族士大夫中的反应非常强烈，这一点有大量史料足资证明，无须赘言。明朝遗老为了寄托对故国的哀思，书写了大量诗文，这方面谢国桢先生曾经做过深入研究，所著《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已经充分阐述了清初明朝遗老和汉族士大夫的情况。指出：清初明朝遗老们为此互相纠集，结成诗文社，利用诗文来宣泄这种对清朝统治的不满和愤懑情绪。如杨凤苞在《秋室集》卷一《书南山草堂遗集》云：“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职，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结为诗社，以杼其旧国旧君之感，大江南北，无地无之。其最盛者东越则甬上，三吴则松陵。”[27]谢国桢先生通过对明朝遗老门情况的分析，指出明朝遗老的政治态度大体上分为三派：“一派的是同志们看见国已经亡了，家已经破了，他由激昂的胸怀而变为放浪江湖，寄情诗酒，颓废的举动，这一派可名为颓废派。又有一派他觉着虽然国破家亡，我们还是要不顾生死的干下去，这一派可名为激进派。拿各社的形势来看，三吴的社局可归入颓废一派，东越和粤中的社盟可归激进一派。在清代严酷政治之下，激进一派自然是杀戮无遗不必说了，就是放浪诗酒的颓废派，也被清廷弄得焦头烂额，这又是何等的惨酷的事情！”[28]谢老先生具体举例说：陈去病在《吴节士传》中云：吴节士“以遭逢鼎革，系心故国，不忍背弃，故更号赤民云。少承家学，为归安诸生，有声于时。未几国变，乃遁迹湖州山中。久之始出，则与其伯叔昆季为逃之盟于溪上，一时吴越间高蹈能文之士，闻声相应。而来者得数十百人，盖彬彬乎亦有月泉吟社、玉山雅集之遗风焉。”附注云：“按先生之父，兄弟九人，国变后皆改名隐遁，旋返故园，结惊隐诗社，即逃之盟是也。沈彤《震泽县志》云：“迹其始起，盖在顺治庚寅，诸军以故国遗民，绝意仕进，相与遁迹林泉，优游文酒，角巾方袍，时往来于五湖三泖之间，起后史案株连，同社有罹法者，社集遂辍。”[29]李元庚《望社姓氏考》末附李钟骏跋中也说：“吾淮张、靳诸老与同志立望社，名几与吴中埒，高才宿学多出其间。亦祗里中人士，风雨晨夕，饮酒赋诗，各行其抑郁不平之气，以追古之作者，非有裁量人物，讥刺得失，故不致如娄东之贻祸。”[30]。
谢国桢先生总结说：“那些明季的志士，只有在荒江老屋之中遇见几个同志结起一个诗社，作楚囚对吟，或者作点秘密工作，以冀兴复于万一，还有些颓放的人就作了和尚。像明季遗民周唯一，他曾一度到剡源当和尚，去了头发，作了一个髪冢。”[31]至于那些同清朝合作的明朝遗老，当然就更不可能进行“反清复明”的活动了！
王春瑜先生在《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辩》中，也披露了许多以往被认为同顾炎武一同进行过“反清复明”活动的明朝遗老之真实情况，如：
万寿祺，崇祯庚午举人，明亡后，起初在山阳浦西隐居，后来则悲观厌世，“每念生无益于世，后且与草木同腐朽”，遂削发为僧，自谓“脱去世谛，人我两忘”。显然，这种隐避逃禅与世无争的颓废态度，尽管客观上也许不无略含抵制清朝的意义，但对待现实竟消极到这种地步，是绝不可能冒生命危险，去积极从事所谓秘密抗清活动的。
申涵光，字凫盟，永年人。明亡后，开始尚乡居力耕，抵制清朝；但时过境迁，渐更初衷。他深深感到，明朝是一去不复返了。在《览镜》一诗中，写尽了这种胸怀：“览镜发惊白，浮生亦可怜。儿童犹昨日，心事已衰年。自笑谋生拙，人讥闭户偏。驻颜岂有术，怀古愧徒然。”从此抱定主意，“随便安分，便是安乐法”，成了十足的与世无争者。后来更公开宣扬与清朝合用：“官粮必早输纳，每岁收入先除此一项，余者乃以他用。”实质上即劝人们做清朝的恭顺臣民，不要起来反抗。像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与顾炎武一起，去从事所谓抗清活动？
阎若璩，字百诗，号潜丘。康熙十八年他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未被录取。后来投靠徐乾学，收其弟徐元文为弟子，予修清一统志。徐乾学死后，他哀叹“穷老不遇”，写了《吞声》、《残年哭知己》等诗，如丧考妣。后来胤祯写信给他，召他赴京，他已年近古稀，且正卧病在床，竟“霍然而起”，奔赴京中，力图飞黄腾达。结果到京后便病死。显然，醉心于爵禄，一点民族气节都没有的阎若璩，如果说他曾与顾炎武秘密抗清，即使验诸常理，也断不相容。
李因笃，字天生，一字子德。起初，拒不出仕，自称中南山人。康熙十八年，他与潘耒、严绳孙、朱彝尊等人，以布衣应试博学鸿词科，中一等第七名，授官检讨。他不仅自己应试，而且还力劝李颙出仕。虽然，李因笃后来给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密疏，获得康熙的特别许可，辞官回家。但我们从他的为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绝不是胸怀异志，能够冒险去从事秘密抗清活动的人。[32]
康熙皇帝在平定三藩之乱以后，通过开博学鸿词科、举遗贤修明史等一系列措施，大大缓和了明朝遗老和清朝当局的矛盾。许多明朝遗老及其子弟纷纷应试，走上仕途，这标志着明朝遗老及其子弟对满洲贵族君临天下，由排击转而合作支持。就连被人们认为抗清态度最为坚决的顾炎武，在临终前夕，也由先前抗清，继而不合作，再变为希望“庙堂之上”能为“万世开太平”了。[33]
清初这些明朝遗老和汉族士大夫当中，有些尽管内心充满着对前明故国的怀念和眷恋之情，对清朝统治也充满了仇恨和不满，但是，史料中从未发现过他们同下层群众利用歃血结盟的方式建立秘密结社的记载，更不用说建立天地会了。即使遗老们所结的诗文社，后来也遭到清初当局的禁止：“顺治庚子正月，禁士子不得妄立社名，纠众盟会，其投刺往来亦不许用同社、同盟字样，违者治罪。”[34]在清廷的严厉打击下，这些士子门的结社活动也逐渐“敛迹”，甚至“社盟”也改称“同学”了。[35]更何况创立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结社天地会！
四、天地会“反清复明”的口号，主要存在于天地会《会簿》之中。
首先，“反清复明”的口号，既非天地会初创时所提出，更非其创立之宗旨。
如果天地会确如某些学者所认定的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那么，在天地会历来举行的武装起义中就应该有所的反映。过去有人用朱一贵起义为例，说明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创立，但从朱一贵起义的史料根本看不出朱一贵是天地会。档案史料的记载，乾隆三十三年福建省漳浦县卢茂等人发动过最早一次由天地会发动的武装起义，可是，这次起义并未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相反，首领卢茂却因“无辞惑众”，而虚捏赵良明之名，假称系宋朝后裔。[36]如果天地会确实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那么，卢茂就无须再虚捏赵良明之名，假称系宋朝后裔，而直接提出“反清复明”了！
从档案史料可知，天地会创立的会旨主要是为了互相帮助而不是为了“反清复明”。这一点在乾隆五十三年被捕的天地会骨干严烟的供词中，讲得十分清楚。他说：“要入这会的缘故，原为有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暗号，便不相犯；将来传教与人，又可得人酬谢，所以愿入这会者甚多”。[37]
在乾隆中后期酝酿和形成的天地会《会簿》中，才明确出现“反清复明”的口号。嘉庆十六年十月，广西荔浦县李遇恩、苏枝嵩、蓝辉彩等结拜天地会，苏枝嵩称：乾隆五十八年，浙江人范七于病故前传给他簿子一本，内载“反清复明，真人出在四川边。”[38]嘉庆十六年广西东兰州五缘县姚大羔等结会时所立《会簿》中，虽然出现“天下知世清该绝，万里合同明在兴”；“黄河自有绝清日，复明岂得无运时”等诗句。[39]在广西田林县抄本的图象中，出现了“扶明灭清”字样。[40]在贵县修志局本中，开始出现明确的“反清复明”口号。如称“西鲁故事为《反清复明根苗》，还有一首诗《反清复明诗》：“新造木杨城，惊动众洪英，干戈重重起，反清又复明。”[41]
在天地会《会簿》中虽然有明确的“反清复明”口号，然而，在清前期天地会举行的武装起义中，却鲜有以“反清复明”为口号者。
乾隆五十一年末到五十三年初的台湾林爽文起义，是清前期天地会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武装反抗斗争。保存下来的档案文件，包括清廷官方文件及起义军的告示、信札，天地会盟书等，多达一百五十余万字，是迄今有关天地会最完整的史料。此外，有关这次起义的史料还有：清廷官修史书《清高宗实录》、《钦定平定台湾纪略》及私家著述如杨廷理：《东瀛纪事》；佚名：《平台纪事本末》等，对这次起义皆有较详记述，但并未提到过“反清复明”。起义前，天地会的歌诀是：“日月车马三千里、□□□□□□□；木立斗世知天下，顺天行道合和同”[42]。起义军爆发后，在发布的告示中提到的口号主要是：“安民心，保农业”[43]；“剿除贪，拯救万民”；[44]“剿除贪官，以保民生”。[45]乾隆六十年，陈周全领导的天地会起义，以“争天夺国”为口号，[46]仍未提及“反清复明”。
到了嘉庆年间，也是在天地会的盟书、誓词及歌诀、问答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复明”字样。嘉庆五年，广东仇大钦等结会盟书中，提出了“恢复明祚”[47]，次年“教读为活”者林添申在盟书中写道：“复明，万姓一本，合归洪宗”[48]。嘉庆七年，广东博罗添弟会起义军旗上定有歌决：“日月清风百马候，三姓结万李朱洪；木立斗世知天下，顺天兴明合和同”[49]。起义大旗上书写“顺天行道”。[50]把乾隆年间歌诀中的“顺天行道”，这时改成了“顺天兴明”。嘉庆十六年，姚大羔等人所立《会簿》中，更出现了“兴明绝清”、“扶明绝清”等口号。[51]
但是，在嘉庆年间天地会的武装起义中仍鲜有以“反清复明”为口号者。天地会的分支小刀会曾举行过几次武装反抗活动，如嘉庆二年十二月，台湾淡水杨肇等聚众一百多人，攻打粤人村庄。[52]嘉庆三年九月，台湾凤山（今高雄）人汪降等结拜小刀会，攻打县城。[53]嘉庆五年台湾嘉义县陈锡宗等结拜小刀会，并攻打盐水港。[54]嘉庆九年，台湾凤山李顺等结拜小刀会，欲抢劫富户。[55]这些起义均未曾提出过“反清复明”的口号。内地的情况也大多类此。嘉庆七年，广东博罗县爆发过一次天地会（添弟会）发动的武装反抗活动。起义首领陈烂屐四聚集了一万余人，自称“大王”，起义大旗上书写“顺天行道”[56]这个天地会的传统口号。同年，广东归善的天地会起义首领是陈亚本和蔡步云，也是以“顺天行道”为口号。[57]永安天地会机起义则以“官逼民变”为口号。[58]嘉庆八年，江西广昌、宁都、石城天地会起义，起义大旗上书写“唐天子”三字，亦未提“反清复明”。[59]
进入晚清以后，天地会的武装起义层出不穷，虽然出现“反清复明”为口号，但仍以“顺天行道”等口号为主。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天地会的水上武装“艇军”中，虽然首领陈亚贵一支坚持反清，但也是以“顺天行道”[60]和“劫富济贫”相号召。[61]太平天国时期的另一天地会首领张嘉祥，也是以“劫富济贫”为口号。[62]太平天国时期两广地区的天地会起义，建立了多个政权，其中著名的有朱洪英、胡有禄建立的“升平天国”，陈金刚建立的“大洪国”，陈开、李文茂建立的“大成国”，这些天地会起义虽然在檄文中有谴责清朝统治的残暴和要求恢复汉族统治的内容，但大多仍沿用天地会传统的“顺天行道”口号。至于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厦门小刀会起义，虽然有反满复汉的内容，也无明确的“反清复明”口号。四川余栋臣起义时，甚至还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只是到了辛亥革命前夕，由于革命党人的大力宣传，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的说法才日益流行。
在清代“反清复明”虽然是各族人民反抗清朝统治的口号，但不同群体使用这个口号时其内涵也各有不同。清初明朝遗老使用这个口号，确实是为了恢复明朝天下。而汉族士大夫，特别是一思想家，如王、黄、顾等人，他们使用这个口号，则是为了“严华夷之辨”，要求恢复汉家天下
从档案、官书及田野调查以及天地会秘籍等史料来看，天地会的性质并非清初康熙年间明朝遗老或汉族士大夫以“反清复明”为宗旨而创立的精英组织，而是乾隆中叶下层群众为了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而结成的民间秘密结社，其宗旨是为了互济互助和自卫抗暴。
[1] 陶成章：《教会源流考》，载《辛亥革命》（三），第25页。
[2] 孙中山：《建国方略·有志竟成》，载《孙中山选集》，171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
[3] 考茨基：《基督教之基础》，第12页，三联书店，1995年。
[4] 《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册（上）第361页。
[5] 孙中山：《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第三讲。
[6] 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第79页，正中书局，1947年。
[7] 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40、80页。
[8]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序言。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史料丛编，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出版课，1935年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影印。
[9] 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一。
[10] 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第42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
[11] 邵循正：《秘密会社、宗教和农民战争》，载《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3期。
[12] 陈守实：《关于秘密会社的一些问题——在历史进程中一种运动形态的考察》，载《学术月刊》，1979年第3期。
[13] 魏建猷：《试论天地会的性质》，载《文汇报》，
[14] 袁定中：《天地会究竟是什么性质？》载《文汇报》
[15] 胡珠生：《天地会起源初探》，载《历史学》，1979年4期。
[16] 赫治清：《天地会盟词辨正》，载《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1期。
[17] 赫治清：《天地会起源研究》，第284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
[18] 罗尔纲：《水浒传与天地会》，载《会党史研究》，第11——1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
[19] 赫治清：《论天地会起源》，载《清史论丛》第5辑，中华书局，1984年。
[20] 有学者也指出：鉴于顾炎武北上曾多次拜谒明陵，所以“很难说他北游之初没有抗清复明的意图。但随着清朝统治日益巩稳定，复明已在事实上无望，顾炎武也不会把自己的行动建立在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之上。”见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第5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年。
[21] 王春瑜：《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辩》，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4期。
[22] 连立昌：《福建秘密社会》，第163——16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23] 周新国：《天地会与清代通俗文化》，载〈江海学刊〉，1987年6期。
[24] 庄吉发：《请代秘密会党史研究》，第11页，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
[25] 《中国近代社与秘密结社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未刊）。
[26] 为了保持客观性，这里主要借助于其他学者的成果。
[27]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39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28]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40页。
[29]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43页。
[30]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46页。
[31]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57——158页。
[32] 王春瑜：《顾炎武北上抗清说考辩》，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4期。
[33] 王思治、刘凤云：《论清初‘遗民’反清态度的转变》，载《社会科学战线》（长春）1989年1期。
[34] 徐珂：《清稗类钞》，会党类，第3626页，中华书局，1986年。
[35] 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72——173页。
[36]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崔应阶折，乾隆三十三年五月初八日。
[37] 《台湾档》“严烟供词”，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载《天地会》（一）第111页。
[38] 《军机处录副奏折》广西巡抚成林折，嘉庆十七年二月初一日。
[39] 《天地会》（一）第5——6页。
[40] 《广西会党史资料汇编》，第485、528页。
[41] 罗尔纲：《天地会文献录》，第1、5页。
[42] 《天地会》，第一册，第-71页。
[43] 《天地会》，第一册，第153页。
[44] 《天地会》，第一册，第154页。
[45] 《天地会》，第一册，第156页。
[46] 《陈周全告示》，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47] 《朱批奏折》，嘉庆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汪志伊折
[48] 《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六年十一月初三日，汪志伊折。
[49] 《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七年十月初五日，两广总督吉庆折。
[50]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觉罗吉庆折，嘉庆七年九月十九日。
[51] 《天地会》（一）第3——29页。
[52] 《军机处录副奏折》福建水师提督哈当阿折，嘉庆三年六月十八日。
[53] 《军机处录副奏折》闽浙总督玉德折，嘉庆五年闰四月十八日。
[54] 《军机处录副奏折》台湾镇总兵爱新泰折，嘉庆五年闰四月十八日。
[55] 《军机处录副奏折》台湾镇总兵爱新泰折，嘉庆十年二月初十日。
[56]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吉庆折附《陈士庄供单》，七年十月初一日。
[57] 《军机处录副奏折》两广总督吉庆折，嘉庆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58] 《军机处录副奏折》僧人宽成供词。
[59] 《军机处录副奏折》江西巡抚亲承恩折，嘉庆九年四月十六日。
[60]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一册，第37页。
[61]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第59——60页。
[62] 民国《钦县志》，卷十四，“纪事志“。
[63] 《军机处上谕档》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十六日。
[64] 嘉庆二年五月初三日白莲教起义军布告，载《清代农民战争资料选编》第五册，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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