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文言文赣南的农村墟市与近代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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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的农村墟市与近代社会变迁

一、引言

墟市是赣南地区农村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考察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侧面。近年来，农村集市的研究已成为经济史研究的热点（注：关于中国农村集市的研究，可参见钟兴永《近十年中国集市贸易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4期；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成熟形态的探讨》，《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10期；颜晓红、方志远《8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明清城城及城乡商品经济研究的回顾》，《中国史研究动态》1998年第4期。），但对赣南农村墟市的近代变迁研究还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注：笔者对赣南农村墟市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可参见拙作《明清赣南农村墟市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变迁》，《赣南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5期；《赣南农村市场中的非正式制度与近代社会变迁》，《客家与近代中国》，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版。）。而传统市场的影响，即使到了现代仍可见其踪迹。

赣南是江西南部相对独立的丘陵山区，地处赣、闽、粤三省交界处。清代中叶以前，以赣江——大庾岭商道过境贸易代表的全国市场体系与赣闽粤边山区内陆市场在同一空间重叠，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赣南又是社会急剧变动的区域，因此，可通过此山区市场、边区市场透视赣闽粤边经济区和客家社会的实际和变迁。

本文拟采用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资料，对明清时期赣南农村墟市的数量、类型及特点进行描述和分析，探讨近代社会变迁和赣南农村墟市的影响，并进而分析赣南农村墟市在近代市场化过程中发展迟缓的深层次原因，以从整体上把握明清时期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赣南传统市场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演进和发展，从而更全面地理解客家社会和市场近代化过程。

二、明清时期赣南农村墟市的数量、类型和特点

赣南的墟市起源甚早，东晋初，“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类似今日农村墟集的市场日渐增多。到隋代发展成为“三市”，即大市、朝市和夕市（注：《赣州地区志》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6页。）。唐代梅岭驿道拓宽后，来往商贾增多。宋代以降，赣南的市场贸易渐趋活跃。但是，赣南农村墟市的发展则是在明清时期。见下表。

表1　明清时期赣南农村墟市发展状况表单位：个

时间　天启　乾隆　道光　同治时间　天启　乾隆　道光　同治

县名县名

宁都413846　雩都27414154

瑞金11　3434会昌1120　34

石城　　72424　兴国212020

南康　202024信丰42558080

大庾 5 72517龙南12161616

上犹 7 8定南 1102020

崇义2525长宁 318　24

赣县2241安远　 9　35

资料来源：据赣州市图书馆、赣南师范学院图书馆馆藏各有关县志统计。

统计数字表明，明代中叶以降，赣南农村墟市数量不断增加，分布密度也大大提高了。到清代中叶，该区域已形成一个具有相当密度的农村墟市网络。

不同的墟市因其交易商品、交易对象的不同，经济功能有所差异。从墟市的经济功能来考察，赣南的农村墟市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1.以满足农民一般性需求为主的生活资料和农业生产资料墟市。赣南各地的农村墟市绝大多数是属此种类型。如同治《安远县志》提到的鹤子、龙岗、大Ｓｈē＠①、太平、上德、正和、声名、石口、镇岗、沙含、车头、仙冈、龙头、郭公、蔡坊、仰湖、沙石、水头、王邦、老水车、固营、桑园、龙布、天心、桂林、乱石、茶梓、塘林、仁凤、重石、洞头、清溪、上曾、罗塘共35个墟集，上市交易的多为粮食，油料、晒烟、茶叶、猪肉、家禽、蛋类等。再如同治《赣县志》记载的沙地、兰塘、道塘、江口、麂滩、下湖、长洛、玉田、大湖江、五云桥、石院塘、茅店、社埠、沙石、韩坊、王母渡、蟠龙、龙口、大埠、杨埠等墟场，交换的主要有红瓜子、腐竹、稻谷、土糖、黄麻、土纸、竹木、香菇等土特产品。

此外，满足小农一般性的生产资料的墟市在明清时期也明显增多。如雩都县的银坑墟、石城县的高田墟、信丰县的大阿墟、上犹县的油石墟等都是赣南较大的耕牛市场。尤其是石城县高田的牛马岗会。高田位于闽赣陆路交通要冲，自清中叶开始以牛马交易著称。牛马岗会盛时，曾汇集过七省数十县客商。

2.庙会，是农村墟市的另一种形式。笔者在翻检方志和族谱时发现，赣南地区有着大量祭神、祈福、演剧及商人因以设市贸易的记载，如瑞金县“（英显庙）又建于壬田寨。九月十三日（冯侯）诞辰，彼处起墟，集三省货物，庙食甚显。”（注：康熙《瑞金县志》卷五，祀典。）再如雩都县黄屋乾庙会，始于清代，庙会的主题是给许真君拜寿。庙会期间，庙门口两旁，戏台下，路旁各种服务摊点所设的香油纸烛、副食、玩具、日用品等，被群众视为吉祥物，具有“避邪”作用，正是因为当地群众的这种观念，许多货品供不应求，曲洋墟也因此热闹非凡。（注：罗勇、劳格文主编《赣南地区的庙会与宗族》，国际客家学会、海外华人研究社、法国远东学院1997年版。）崇义县茶滩墟每年一度的农历八月十三日的“董公庙会”，先期就有四方走贩、百工技艺赶会，相聚成市，数日才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石城县高田将军庙会与牛马岗会。据调查，高田墟每年大规模的宗教活动主要有下元、中元、将军庙会，届时都有祭神、打醮演戏、游神等活动，庙会期间，贸易繁荣超过了县城。

3.商品集散市场，既具有满足农民日用所需的经济功能，又具有为贩运贸易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与施坚雅之市场理论不同的是特殊市场的出现。清代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赣南因某种商品的集散而兴盛的墟市增多。粮食市。赣南粮食集市较兴盛，如会昌县“雍正五年丁未，潮州米贵，每日千余人，在筠门岭及周田墟搬运。”（注：乾隆《赣州府志》卷二，物产。）夏布市。赣南盛产ｚｈù苧麻和ｚｈù苧布，兴国县“衣锦乡、宝成乡各墟市习卖夏布，夏秋间每值集期，士人及商贾云集交易。”（注：道光《兴国县志》卷十二，物产。）宁都州“夏布墟则安福乡之会同集，仁义乡固厚集，怀德乡之璜溪集，在城则军山集，每集期士人及四方商贸如云。总计城乡各集所出夏布，岁可售银数十万两。”（注：道光《宁都州志》卷十二，物产。）烟草市。兴国县“种烟甚广，以县北五里亭所产为最，秋后吉郡商贩踵至，利视稼甫反厚。”（注：同治《兴国县志》卷十二，物产。）竹木市。南康县的塘江是遂川、上犹、崇义诸县山区木材的汇聚地，木材贸易很兴盛。赣县又是赣南各县竹木的集散市场。茶油市。兴国县多种茶籽榨油，“商贾收购，终岁不绝。”（注：同治《兴国县志》卷十二，物产。）土纸市。石城县横江墟所产“横江纸，岁不下累万金。”（注：道光《石城县志》卷二，物产。）

与此同时，在清代，一些具有商品集散功能的墟镇也发展起来，其中有的还达到一定的规模。如塘江墟，位于南康县中部上犹江下游，清代乾隆以后逐渐发展起来，至道光年间，已形成为赣、粤、湘三省九县附近30多个乡镇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集散地，为赣南第一大集镇。全墟划分为30多个商行，如糖行、木行、花生行、生烟行、盐行、牛岗行、猪条行、零布行、米市街等，塘江墟还是江西省甘蔗生产和制糖业的中心，农民于甘蔗成熟时“岁寒搭棚绞糖。”（注：康熙《南康县志》，土产。）嘉庆道光年间土糖加工厂已达70 余家。”（注：道光《南康县志》，土产。）塘江集市贸易空前活跃，赶集人数一般在三万人左右，旺季可达五六万人，素有“小赣州”之称。营前墟，位于上犹县西部。上犹县西部乡及崇义、遂川、南康各湖南桂东县的客商和农民都来赶墟，素负盛名的营前粮食、仔猪、鱼虾、土纸、笋干、竹椅、香菇等农副产品在此集散，远销广东、湖南等地，由此带动了如打包、食宿等服务性行的兴起。砖木结构殿式的“万寿宫”在墟场上堂皇壮观，祭祀期间，集市贸易尤为兴盛，当地有“头塘江、二营前”之称。会昌县筠门岭墟，地处赣闽粤三省要塞，水陆交通便利。自明万历中期梁国栋从福建迁此搭棚卖烟茶日渐成墟后，一直是福建、广东和江西的商品转运枢纽和重要集镇。从江西特别是赣南销往福建、广东的米、油、豆及广东、福建输入的食盐、海产等，均以筠门岭为集散地，或经筠门岭转口，其中输入的货品尤以食盐为大宗。市场规模及贸易额远远超出县城，俗有“头塘江、二营前、三筠门岭”之称。

进一步的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明清时期，赣南农村墟市与赣北、赣中地区墟市比较，表现出明显的区域特色。

第一，赣南墟市的崛起是与山区的深入开发相联系的。清代中叶赣南山区再开发过程基本完成，尤其是闽粤客家的大量迁入，移民与市场关系更加密切，山区内部市场渐趋活跃。如定南县，明隆庆二年因安抚流民设县以后，万历间始设二墟于流民集聚之下历、大石壁、伯洪堡三处，顺治间又增十七个新墟。（注：顺治《定南县志略》卷三，墟市。）又如上犹县之营前，清初为流民活动的中心，战乱之后，政府安插流民于此垦荒而日渐成墟。而塘江墟，则是因糖蔗生产及蔗糖贸易发展起来的，是蔗糖集散中心。在兴国，因茶油贸易而兴起的小集市颇不为少，如“茶口湾有小集，油贾商贩多侨寓焉。”（注：乾隆《兴国县志》，物产。）这表明，即使在一些偏僻的山区，由于流民的积极活动，商品经济也变得异常活跃起来，因此而兴起的山区集镇，直到今天，依然在赣南商品流通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它们的发展历史对于山区小集镇建设，仍有其参考价值。

第二，以赣江——大庾岭商道的过境贸易为代表的全国市场体系与山区内陆市场的在同一空间重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赣南市场由于地理、商品结构及文化的原因与闽西、粤东市场呈现出较强的联系，体现出边缘化的特点。明中叶以来，赣闽粤毗邻地区经济联系较密切，并形成经济上的互补性。清代乾隆之后，赣闽粤边经济区域正式形成。（注：黄挺《明清时期的韩江流域经济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28页。）以瑞金、石城、寻乌、定南等县墟市为例，瑞金县壬田墟就是闽赣两省6县的重要贸易场所。石城县竹子坝为赣南通往闽粤陆路的交通要道之一，省内产的大米、花生、烟草、夏布、土婚等多在此集散，然后肩挑销往福建的宁化、长汀，广东的兴宁、梅县，同时输入食盐、海产品等。寻乌、定南等县因与广东梅县毗邻，出入商品多以广东为渠道，当地俗有“无广不成墟”的说法。可见，这对形成赣南地区的边际贸易结构起了关键作用。

第三，不平衡性。对明清时期赣南农村墟市进行总体考察，我们就会发现，由于赣南地处山区，受农业经济落后等因素的制约，使得赣南墟市绝大多数处于农村初级市场阶段，手工业墟镇甚少。墟市的发展水平与国一时期的江南比较，相差甚远。此外，据明清两代府县志书记载，大庾、南康、信丰、会昌、瑞金、雩都等县墟市较多，有些墟镇往往比县治市场繁荣，如塘江、营前、筠门岭墟镇就十分典型。而一些闭塞、偏远的小县则墟场较少，且发展迟缓，龙南县杨村墟、定南县的鹅公墟、全南县的陂头墟、寻乌县的南桥墟长期以来基本上是封闭式的乡村市场，商业不发达，反映了同一时间赣南地域农村墟市发展的不平衡性。

第四，赣南墟市的商品结构，主要是当地粮食和竹木的输出和食盐等日用消费品的输入。商业活动的特点是依靠转运和边际贸易，商品经济的发展并非以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前提，本地商人活动更多地限于小商贩，因此，墟市发展潜力小，辐射力弱，不利于带动该地区农村经济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一旦交通失去优势及供求关系发生变化，这些墟市在深度和广度上便难以发展。

三、近代社会变迁对赣南农村墟市的影响

1840-1930年的九十年间，中国近代社会变动在性质、数量和规模上都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特征。一是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入侵的影响，中国一步步地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二是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农村和农民一直在衰败和危机中挣扎，乡村危机进一步加深，并最终酿成二十世纪上半期农村空前的社会与政治大动荡。墟市是社会的缩影，它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近代社会的变迁。而近代社会变迁对赣南农村墟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前，赣南的农村墟市还保持着明清时期的态势，继续缓慢发展。七十年代以后则发生了千百年来所没有的变化。集市数量锐减，发展迟缓，但农村市场网络体系并没有解体，只是呈现出离合重组的态势。以雩都县墟市变化情况说明之。

表2　雩都县清末国民年间废墟情况表

墟名　建墟时间　废墟时间墟名　建墟时间　废墟时间

新墟清中叶清光绪株田墟　清代　民国

平安墟　明代　清末　公馆墟　清代　民国

墟名　建墟时间　废墟时间墟名　建墟时间　废墟时间

鲤汾墟　清初　民国　鹅坑口墟清光绪民国

紫微墟　明代　清末　石壁下墟清中叶清末

上吉市　明代　清末　黄泥塘墟　明代民国

率口墟　明代　清末黄田墟清咸丰民国

胡屋墟　清末　民国隘下墟　明末民国

虾蟆石墟清中叶民国　渔翁埠墟清中叶民国

黄金潭墟明代　清末围下墟清中叶民国初

禾溪墟　明代　清咸丰　杨梅墟清中叶清末

潮泥湾墟清中叶民国　石唅墟　清初清末

龙颈坝墟清康熙民国　石马口墟　清末民国初

资料来源：据《于都县志》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页及田野调查资料整理而成。

由表1、表2可以看出，清末至民国年间是雩都集市急剧变化并走向衰败的时期，赣南其他各县情况也大致如此。但应看到的是农村地方小市场的网络基本上没有被突破，这一点可从赣县民国年间的墟市情况加以佐证。

此外，从商品流通网络分析，五口通商后，赣江——大庾岭商道一落千丈，日见萧条。“赣关货税，向以丝茶为大宗。自各口通商以后，凡洋、广、川、楚、闽、浙、苏、皖往来营运之货，商人利于便捷，皆用轮航装载，不从赣关经过，湖丝则归沪关代收，茶叶则分厘无收，遂因骤绌矣。”（注：《江西官报》，丙午（1906年）第七期，《奏牍》，“抚院胡请免赣关赔贴摺 ”。）因此，赣南山区市场体系呈现出离合重组的态势，通过湖州——筠门岭，汀州——瑞金，梅县——寻乌及其他传统商道，与闽粤市场呈现出更强的经济联系。由于赣南、粤东、闽西通过墟市——墟镇——中心市场的联系网络，业已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并通过商品流通与其他社会经济区域乃至国内外市场相联系。如瑞金壬田墟每次“赶墟的都有万把人，来自宁都、石城、于都和福建的长汀、宁化等地。米、油、豆、猪等多销往福建长汀、宁化等地。……盐、纸、小百货多从福建运来。”（注：许毅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财政经济史长编》，下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页。）再如门岭到梅县的生意，“石城、瑞金的米到门岭，大部门经罗塘、下坝（武平属，在三省交界）、新铺（蕉岭属，离梅县三十里）。往梅县，每天有约三百担过。”（注：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页。）而梅县到门岭的生意，“大宗是洋货、海味、盐……门岭去梅县，脚夫们一担货去，一担货回。”（注：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1页。）由此可见，近代，赣闽粤边经济联系日渐增强，通过墟市交流活动，各以地理所宜自发实行生产分工，从而形成各区域相互依存、互相补偿的经济关系。

其二，近代赣南墟市的经济功能逐渐向着部分或完全取代社会功能的方向发展。明清时期的乡村集市是社会性和经济性的统一，同时兼有社会与经济的功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说，其社会功能大于经济功能。而近代以后，一方面，农村墟市由原有宗族对墟市的管理和控制，逐渐为商会和同业公会所取代。如会昌筠门岭明万历中期以来宗族控制了墟市，清宣统三年（1911年），筠门岭商会成立，此墟镇经济功能日兴。另一方面，庙会世俗性进一步增强。赣南很多墟市的庙会受到社会变动和洋教渗透的影响渐趋萧条。前述石城县高田的牛马岗会因将军庙会的缘故兴旺了近二百年，据调查，牛马岗会期间，外地客商如云，高田周围的三十余客店天天客满，戏班、赌徒、妓女也纷至沓来，庙会之世俗、娱乐性可见一斑。但到民国八年（1919年），闽匪郭庆红高田抢会，货物被劫掠一空。此后，高田庙会就日渐冷落。此外，随着西方洋教的侵入，这对墟市也有一定影响，如安远县罗塘墟土著曾姓分为三党，一天主，一耶教，一三点会。不入党者不能安居，三党又互相为仇。（注：浙江省图书馆馆藏《江西南赣禀帖二卷》仅存上卷，光绪30年以后。）“黠者遂投天主教以图报复。受欺之人，又投耶稣教以相抵制。迨两教既盛，民不得安。则又相率入三点会，抢劫捆促与教如仇。渐至不逞之徒，舍教入会，遂为良民之害。”（注：浙江省图书馆馆藏《江西南赣禀帖二卷》仅存上卷，光绪30年以后。）

其三，墟市的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商品的种类增多，洋货成了各县墟镇的主要商品。1930年5月，毛泽东在寻乌——这个不定期的店铺交易和定期的墟场交易并行的地方，作了 20多天的社会经济调查，并写下了《寻乌调查》，他指出：“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各县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注：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页。）从商品经济结构分析，一方面是传统的自然经济贸易方式，另一方面，也受到“洋货”的冲击。“墟场生意要项如下：第一是米。米生意全在一、四、七墟期做，店铺不做这门生意。米不但是本城许多人要的，而且运到广东去。梅县人或大柘人挑来一担盐，兑一担米回去，叫做‘盐上米下’，因此米生意比寻乌城一切生意大。寻乌城的大宗生意是第一米，第二盐（年十万元以上）、第三是布匹洋货（十万元），第四豆（二万余元）。”（注：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3页。）“这个小市场竞什么洋货也有卖，略举之有一百三十一种。”（注：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页。）“寻乌城是这样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注：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页。）“光绪二十七八年为最旺盛，那时候不但北半县的澄江、吉潭要到寻乌城来办货，就是南半县的篁乡、留车甚至平远县的八尺也要到寻乌城办货。这是因为前清时候赣州的货物经过寻乌销往东江，东江也还要买赣州的货，留车等地更不消说，因此中站地位的寻乌城的生意，当然便发达了。自从梅县的洋货生意和兴宁的布匹生意发展了，便把赣州地土制货色的生意夺了去，不但东江以至八尺都不到寻乌办货了，南半县的留车等地也不到寻乌办货了。再则光绪二十七八年前还是所谓‘功名顶戴’时代，还没有新政，县城生意的大宗是赣州来的绸缎。那时以后时局变化，绸缎的需要减少，直到民国元年废除“功名顶戴”，绸缎几乎全废，县城生意就大大衰败下来。”（注：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页。）《寻乌调查》中举了两个典型的例子：

郭怡和“店主郭友梅……十二岁到寻乌，现在五十九岁了。他未来前，他的叔父早就在寻乌做了六十年生意，连他到今共做了百零年了，历来做的是杂货布匹。光绪二十五、六年生意最盛时，有本三千元，从外边缴（商家赊借货物叫做‘缴’）到五、六千元，自己缴给人家也有四、五千元，故那时只三千元本，却做得二万元上下的生意，乃是寻乌城里第一家大商店”，那时向赣州买三百块钱货只付一百块现，就可拿得动。现在不行了。这种不行，也不止郭怡和，差不多什么商店都缴不动了。不独赣州，梅县、兴宁也缴不动了。这是一种经济的大变化。就是从前年（一九二八年）起。‘世界不好’。因为商家的货缴与农民，农民受了重利剥削，本来就是穷的，加以前年蝗虫吃了禾，同时又遭旱灾，农民还不起本城商家的帐，因此本城商家也还不起梅县、兴宁商家的帐，梅县、兴宁商家都不放心缴给人家了。民国五年郭怡和遭了一个大抢……。从这年起，就衰下来，一年不如一年，弄到现时这个样子。”（注：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页。）“顺昌老店主人洪兴甫，……前清末年到民国初元，他家兄弟共有老店、兴记、达记、茂记、钧记、鸿昌、禄丰等家店子，做的绸缎布匹杂货水货各色生意，招牌响得很，赣州缴得动四五千元，和那时的郭怡和不相上下。民国十一年起渐次衰败，到民国十四年便只剩下老店和兴记两家了。主要的原因是市场变动了 ——洋货市场代替了土货市场，即梅县生意代替了赣州生意，寻乌南半县不需要赣州土货的供给了，这个原因，是和郭怡和失败是同样的。”（注：毛泽东：《寻乌调查》，《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5页。）

这一时期不仅寻乌如引，而且塘江墟最终也因社会危机的加深走向萧条。民国年间的塘江物价暴涨，市面冷落。森隆布号、悦来馆、晏日新酒号、合记染业号等商号相继倒闭歇业，连卢和祥这样大的米店也叫苦连天。另外，会昌筠门岭墟镇因社会变动于民国年间经济走向衰败也印证了这一点。上述史实说明，赣南农村墟市在明清虽然有所发展，近代相对江南及沿海地区却呈现明显的迟滞性，难以向城镇化迈进，从而实现社会转型。

第四，赣南近代墟市发展由于受到社会变迁的影响存在着不稳定性。

首先，它受交通变化的影响较大。赣南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山多地少，并且三省毗邻，历史时期社会动乱较多。加之清中叶以后，随着闽粤移民的大量迁入及垦山开矿，赣南山区水土流失严重。“傍溪之山迩来开垦不遗尺寸，山无草木，难受雨淋，土既松动不敌水力，一经大雨沙泥俱下。”（注：道光《兴国县志》卷十二，物产。同治《南安府志》卷三。）致使“水道之淤塞，贻害田畴。”(31)塘江墟临上犹江，古时可通大船，但近代以来由于水土流失河道淤塞，只有在雨季才能通小船只。鸦片战争后，大庾岭商路和赣南内河航道逐渐萧条。尤其是五口通商和近代铁路交通兴起以后，各县交通要道的地位丧失了，以致 “赣关绝无大宗货物经过。”（注：《刘坤一遗集》，第99页。）交通线上的许多墟市因此废弃，如大庾县清末民初废弃的墟市就有老墟坳、三坑墟、赤江墟、大坪墟、左拨墟和龙口墟等。而且受山区交通条件的制约，近代赣南农村市场相对沿海地区则处于腹地地位而发展迟缓。

其次，赣南农村市场近代化陷入了一个日益恶化的政治经济环境之中，鸦片战争后，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打断了赣南农村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而日趋缓慢。因此，石城县“所产夏布，均系妇女纺织，尺幅不阔，仅敷本地之用，间有出口销路不畅。坪山一带，素以造纸为业，纸料尚称坚白，未停科举以前销路甚广，昔年出口，不下百万之数。近来洋纸盛行，销路既滞，歇业者十之八七。”（注：傅春宫《江西农工商工矿纪略》，第三册，《石城县·商务》，第5页。）赣南区域各县多属家庭手工业，没有新式近代工业基础，“民国三十年以前，本省实无大工业，更不足以语重工业。所有各项轻工业，不啻手工业而已。况其规模之狭小设备之简陋，实远未达到新式工厂标准。”（注：《十年来之江西工业》，《赣政三十年》，1941年编。）加之，受天灾人祸的影响，赣南时常出现严重饥荒局面。如1925年的大水灾时，赣南各县的大饥荒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1925年7月《农商公报》132期描述其情景说：“据江西省第三届省议员王隆骥由信丰原籍来昌详述赣南大闹米荒之惨象之，彼在信丰县起程时，地方存米已十分枯竭，平民日食，只有稀粥两餐。本月（6月）初旬即渐呈荒象，迨至十一、十二等月，则全县全廪业已罄空。谷价每担需洋八元之，且逐渐增长不已，甚至一日之中亦涨价数次。……寻乌县篁乡流窜各处，遍地绝粮，乡民饿毙者已遍野，令人不忍目睹。又于都县全境米谷搜刮已尽，因绝粮自杀者日有所闻。刻下赣南米价，每担已涨至三十余元。青黄不接，为时尚远，将来惨象，必有更甚于此时者。”这样更加剧了农村社会矛盾，引起社会动乱。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全国土地革命中心区域在江西的策源和崛起，正是近代江西灾荒不断积累、发展的必然结果。

四、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墟市网络在明清时期的迅速发展，促进了赣南社会经济区域特色的形成，并奠定了赣闽粤边经济区的基础。赣南农村墟市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数量锐减，逐渐走向衰败。但农村集市体系并没有被突破。其经济功能逐渐向着部分或完全取代社会功能方向发展，墟市商品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墟市发展仍存在不稳定性。由于近代社会变迁的制约，赣南市场近代化走入了后续中的困境，表现出滞后的特点，限制了商品经济在当地的深化。正因为清末民国年间墟市的起落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可以看出在赣南区域市场中，墟市已不仅仅是一个余缺调剂的场所，甚至是一个地区内集散市场乃至区域市场的依托，这正表现赣南山区农村墟市的特色。正确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充分利用这一传统交易方式活跃城乡市场，推动赣南区域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因而深入研究农村墟市的发展，实为认识赣南乃至赣闽粤边经济区商品经济和社会变迁的一个契机。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山下加（大下加车）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