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府救济：重在救灾备荒

    我国自古即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 家 ，而清代的江南地区自然灾害发生尤为频繁，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统计，十六至十九世纪，江苏和浙江分别发生106次和56次灾荒，在所列的十八个省中分列第二位和第七位[1] 。因此，清代江南地区的救灾备荒事业得到国 家 和社会高度重视，设粥厂赈饥和置仓储备荒成为主要方式。
    （一）粥厂赈饥 。粥厂是煮粥散济饥民的机构。灾年施粥是历代统治者常用的救济方法，其起源可追溯到战国时代。《礼记?檀弓》记载，卫国发生凶饥，公叔文子“为粥与国之饥者”。以后历代沿用不废，并不断改进组织形式。设立粥厂赈济贫民，也是清代较为常见的社会救济方法之一，史书中多称“煮赈”。一般而言，大城市中设立粥厂的情况比较普遍，如苏州粥厂便是 冬 开春撤，每年“于六门诸寺院”等地“自 十月十五日起 ，至十二月止，每朝作糜以食贫民”[2] 。而一般城镇和乡村地区的粥厂只在灾年设立。换言之，在大城市，粥厂突出的是其济贫功能，而在一般城镇及乡村地区，粥厂则主要为救荒而设。 

粥厂设立于城市，固然能够发挥对贫病饥民的救济作用，但也存在一些弊端。一是施救 范 围有限，往往局限于城区，而对广阔的乡村地区则鞭长莫及；二是大量饥民集中于城市，拥挤不堪，不仅易 致 疾疫流行，有时甚至酿成悲剧。如乾隆五十年大旱，“苏郡粥厂分为六处，然每日拥挤，老幼践踏，死者日以百计。” [3] 因此，在乡村地区设厂赈饥已成迫切需要，作为地方经济与社会文化活动中心的市镇，担负起 了 重要责任。 

吴滔的研究显示，康熙十年，嘉定县因灾设粥厂时，数量多达22所，除 了 县城四门各设一所以外，其各乡镇如南翔、罗店、吴凇、高桥、江湾、安亭等均有粥厂的设置。[4] 虽然吴滔所论仅限嘉定和宝山地区，但灾荒年份在市镇设立粥厂，可说是江南地区的普遍现象。各地乡镇志的记载表明，清代江南地区著名的市镇几乎都曾设立粥厂，如 松 江府南翔镇，苏州府盛泽镇、平望镇，湖州府南浔镇等等。 

由于考虑到“搭厂既费竹木工食，又防火烛风雨，不如寺院中水浆造锅寓房，种种便益”，[5] 江南的粥厂，大多 借 用寺庙庵堂等处办理。如法华乡 借 用法华寺，江湾镇设于保宁寺，甪直镇先后设在高真堂和保圣寺，平望镇“设厂殊胜寺”，后又设厂关帝庙、东岳庙等。[6] 寺庙庵堂大多分布在市镇，这也成为粥厂集中于市镇的主要原因之一。 

应该指出的是，设厂赈饥，不仅仅是政府行为，地方士绅也曾参与，并发挥 了 重要作用。清朝前期，政治清明，政府注重荒政，官办粥厂成效尚较显著，如法华乡在康熙六十年和乾隆十二年的煮粥赈济都是官府行为；平望镇“康熙四十七年，邑令张寿峝、教谕夏声设厂殊胜寺，先赈粥后赈米。”但清中期以后，由于经济衰退、吏治腐败、荒政废弛，官办粥厂的弊端日益凸现：一是大灾之年， 面 对众多饥民，官府赈济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二是不法官吏往往从中侵蚀银米，饥民难得实惠。有鉴于此，地方士绅由协助官府转而主持粥厂施赈。因此，在设立粥厂的过程中，我们能够频繁的看到地方士绅的身影。 

地方士绅的参与有两种形式，一是提供经费资助，二是亲自参与办理。资助指士绅响应官府号召捐助钱米，以供粥厂所需。在灾荒之年，清朝官府通常会 向 士绅劝赈、劝捐，并且对捐输积极者予以旌表。有些士绅出于桑梓之心或社会责任感，也会发起设立粥厂，并亲自参与管理。士绅发起并参与管理的粥厂机构，有利于矫正官办粥厂的弊端，特别是可以与官府相互监督，防止胥吏从中舞弊渔利。清代江南地区城镇的许多粥厂都是由地方绅士发起设立的，并且效果也较为显著，如法华乡，乾隆二十年，“巡道申梦玺同知县首先捐俸赈粥，邑绅捐米设厂于演武厅，并各乡就近设厂，里绅李阳、李炯、李焕、王智纯、王璞、王 家 树、张德基等设厂法华寺，实力妥办，不假吏胥，民沾实惠”； 道光二十九年，“本镇绅商集捐，设粥厂于法华寺，俗呼发关粥，生活颇多。”[7]  

（二）仓储备荒。如上所述，乡村地区的粥厂是灾年救济饥民的临时机构，时过即撤，侧重于救急。而仓储是常设机构，积 谷 备荒，着眼于防灾。 

明代江南地区已经建成较为完善的仓储体 系 ，常平仓、预备仓、济农仓、社仓、义仓等大量设置。但随着明末清初的战乱，仓储大多毁于兵燹。清朝建立以后，江南地区的仓储 制 度经历 了 一个重建的过程。 

清朝明文规定，“由省会至州郡俱建常平仓，乡村则设社仓，市镇则设立义仓。”[8] 。清朝政权建立以后，最早设立的是常平仓。作为一种官办仓储，常平仓主要设于城市，在灾荒时对乡村地区社会救济虽也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因距乡村较远，且开仓时必须“详报踏勘，往返察验，未免后时”，[9] 手续颇繁，往往坐失良机。而社仓和义仓一般均设于市镇或乡村，可补常平仓之不足，因而得以普遍推行。就江南地区而言，乡村地带的仓储以社仓为主，义仓次之。社仓、义仓的积储皆为本地备荒专用，所谓“义仓、社仓积 谷 留本镇备赈，永免协济外郡。”[10] 因此，社仓、义仓成为清代江南地区灾荒救济的重要手段。 

清朝统治者对社仓的备荒作用早有认识，雍正帝就曾说过，“备荒之仓莫便于近民，而近民莫善于社仓。[11] ”并大力推行社仓建设。以此为契机，江南地区的社仓设立在乾隆年间达到 了 高潮。除个别地方以外，一般每县有社仓数所。为对江南地区社仓设立情况有较为清楚的 了 解，兹以苏州、 松 江和嘉兴三府为例，列表如次。


表一：苏州、 松 江、嘉兴三府清代社仓设置情况表

府|县|建仓时间|数 量|分设地点|设立方式

苏州府：
——|长洲县|乾隆七年至十一年|4|枫桥镇，浒墅镇、陆墓镇、蠡口镇。|不详
——|元和县|乾隆七年|7|娄门外、尹山南、唯亭镇、章练塘、周庄镇、甪直镇、斜塘镇。|知县黄建中在捐 谷 项内用 折 价建造。
——|吴县|乾隆六年至十一年|6|枫桥镇、蠡墅镇、木渎镇、光福镇、横泾镇、洞庭东山。|东山社仓为士绅公建，其他不详。
——|昆山县
——新阳县|乾隆六年至十一年|5|丽泽门外、朝阳门外、甪直镇、陆 家 浜、千墩镇。|县创建为积贮之所，劝富户捐输米 谷 ，设社长董其事。
——|吴江县|乾隆六年|5|城内、同里镇、平望镇、盛泽镇、芦墟镇。|里人、社长捐建。
——|震泽县|乾隆十一年|3|北门外、平望镇、震泽镇。|不详
——|常熟县|乾隆五年始建|5|城内、唐市、吴塔、田庄、福山。|不详
——|昭文县|乾隆五年始建|5|城内、梅李镇、张 家 市、何 家 市、董浜新市。|不详

松 江府
——|华亭县|未建|0|——|——
——|娄县|乾隆十七年|4|城中白龙潭、枫泾镇、泗泾镇、天马山。|知县建
——|奉贤县|乾隆十七年|2|县署东、南桥镇。|知县奉文添设
——|金山县|乾隆十三年|1|不详|官府用地方报捐建
——|上海县|乾隆元年|4|在城二十五保、在乡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九保。|官府随漕劝捐建
——|青浦县|乾隆六年|3|南门、珠街角镇、黄渡镇。|知县建
——|南汇县|乾隆十七年|2|横沔镇、新场镇。|知县建
——|川沙厅|乾隆十七年|1|小湾镇|官府随漕劝捐建

嘉兴府
——|嘉兴县|乾隆三十三年|1|春波门外东塔寺|知县率社长动支公捐仓费建
——|秀水县|乾隆二十七年|1|新塍镇（县志未载，但据《新塍镇志》记载，至少有新塍一所）|知县建
——|嘉善县|乾隆三十二年|1|城中慈云寺|知县建。
——|海盐县|乾隆二十四年|1|附贮常平仓东厢|知县设社长，劝民出粟附贮常平仓东厢。
——|平湖县|乾隆二十五年|5|治南南寺、乍浦镇、新仓镇、新带西市、青莲寺。|知县建。
——|石门县|明万历年间建，清代沿用|3|崇福寺、袛园寺、演教寺。|不详
——|桐乡县|乾隆二十五年|3|县城北门、青镇寿圣寺、屠甸镇寂照寺。|知县建。

共计|县数：24 社仓总数：72 每县平均数： 3
    （资料来源：《民国吴县志》 卷 三十一；《道光昆新两县志》 卷 三 ；《乾隆吴江县志》 卷 八；《乾隆震泽县志》 卷 七；《光绪常昭 合 志》 卷 三；《光绪华亭县志》 卷 二；《乾隆娄县志》 卷 二；《光绪奉贤县志》 卷 二；《乾隆金山县志》 卷 七；《同治上海县志》 卷 七；《光绪青浦县志》 卷 三；《光绪南汇县志》 卷 三；《光绪川沙厅志》 卷 二。《光绪嘉兴府志》 卷 二十五；《光绪嘉善县志》 卷 五；《光绪海盐县志》 卷 十；《光绪平湖县志》 卷 四；《光绪石门县志》 卷 三；《光绪桐乡县志》 卷 三；《乡志类稿》，《官政类四》；《新塍镇志》 卷 五。） 

由上表可知，清代苏州、 松 江、嘉兴三府的社仓几乎都设立于乾隆年间。如果以每县平均3所计算，乾隆年间江南地区64县共应有社仓200所左右。每县的社仓，通常有一所设于县城，其他则立于市镇。市镇是社仓设立的主要地点，体现 了 社仓“近民”的特点。并且，江苏社仓的设置时间较浙江稍早。江苏社仓的较早建立，得益于乾隆五年徐士林任江苏巡抚后的大力提倡，而浙江地区大规模设立社仓，则是乾隆二十一年始任浙江巡抚、闽浙总督等职的杨廷璋推动的结果。江南地区的社仓大多由官府建立，但地方绅士也在其中扮演 了 重要的角色。 

社仓原为补常平仓不足而设，但是，社仓的 制 度建设也存在一些弊端，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 ：首先是 借 易还难。清代的社仓沿用前代旧规，“春放 秋 敛，什一而息”。如果照此执行，积 谷 当然会越来越多。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往往是“能还者多不愿 借 ，愿 借 者又率不能还”。这种 借 易还难的情况带来一个严重后果，即难于得人管理。社仓和常平仓不同，主要是由民间选出社长（社正）管理，由于 借 易还难，使得社长一职“殷实者多不乐充，愿充者率多无赖。” 而无赖之人往往将“众贮之积储，供一 家 之挥霍”，造成“薄籍有 谷 而仓廒无 谷 ”的局 面 [12] 。 

对于社仓的弊端，清朝官方和民间都有所认识，曾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就曾对此婉转批评：“社仓春 借 秋 还，初意未始不善，而历久弊生，官民俱 累 。”[13] 而民间对社仓弊端的批判则要尖锐得多，如清人的《社仓叹》诗即针对社仓弊端而作：“县中连年点社长，指囷分给无勉强。富民谨厚不敢承，豪猾空囊求职掌。领米百石随手无，社长由来多侩驵。奸吏明知室县罄，查米下乡索酬赠。一年一度查不穷，更有官曹来验证。官如渴虎吏饿狼，社长纳例心惶惶。相与朋比作掩饰，社鼠全耗存空仓。一朝荒歉米无著，饥民嗷嗷空仓雀。县符飞下派赈饥，社长归来笑一握。呜呼！国 家 立法在任人，社仓之粟何陈陈？百年尽作灰与尘。”[14]  

上述种种弊端，使得江南地区的社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上表中所列乾隆前期所设社仓，约在道光年间大都废弛。所以，当道光初年江南地区发生大灾时，由于仓储废弛，赈济只能以 折 色发放[15] 。就连道光帝在上谕中也不能不感叹：“社仓，义仓所以辅常平仓之不足，本 系 良法美意。雍正、乾隆年间，各直省实力奉行，小民均受其益。逮后日久弊生，如该御史所称仓正偷卖分肥，州县籍端挪 借 ，胥役从中侵蚀，遂至日就亏缺，仅存空廒，继则旷废日久，并廒座亦复无存。是以今年直省偶值偏灾，议缓议蠲，从未闻有议及以社、义二仓之粟周瞻穷黎者。夫积储为生民之大命，此事废弛已久，自应及时兴复，以裕民食。”[16]  

出于防灾备荒的需要，在道光帝“自应及时兴复，以裕民食”的号召下，江南市镇又开始陆续设立仓储。而太平天国之后江南社会的重建，更成为仓储复兴的契机。当时仓储的复兴约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是重建社仓，如东山镇在道光八年“同知刘鸿翱劝捐社仓积 谷 ”；盛泽镇也于光绪四年复建社仓；二是新建其他类型的仓储，如南浔镇在 咸 丰五年设义仓；黎里镇在同治九年和光绪四年两置义仓；平望镇光绪四年在殊胜寺内建积 谷 仓等[17] 。但这一阶段的仓储建设，除个别地方以外，无论数量还是普及程度，都已不能与乾隆年间的兴盛局 面 同日而语。 

清代的社、义二仓，在救济方法方 面 存在着差异。乾隆年间曾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等要职的方观承曾说过：“义仓与社仓同为积贮，但社仓例惟 借 种，义仓则 借 与赈兼行，而尤重在赈。[18] ”换言之，社仓重于 借 ，义仓重在赈。但社仓、义仓就其功能而言，都是为民间备荒而设。仓储大多建于市镇，灾荒时主要用以救济本地饥民，从而使得江南乡村地区的仓储体 系 呈现出以市镇为中心的态势。

二、宗族救济：以济贫与助教为重点

    宗族的发达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突出的现象。一般而言，明清时期的宗族，除 了 设有祠堂、 家 谱、族规以外，也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即以义田为主要形式的族产。族产所带来的收益除 了 供祭祖、修谱等开销之外，主要用以救济贫 困 族人。在许多宗族中，都设有专门管理族产收支、救助同族的机构——义庄。 

江南地区是义庄的发源地，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义庄——北宋 范 仲淹所创立的 范 氏义庄即诞生于苏州。自此之后，江南地区的义庄设立连绵不绝，成为义庄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设立义庄，救助族人，有利于维持社会安定、维护统治秩序，因此清朝统治者对设立义庄的行为大加提倡。雍正帝在《圣谕广训》中就要求“立 家 庙以荐烝尝，设 家 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民间建立义庄，往往能得到官府的表彰，清朝末年浙江湖州府南浔镇的张氏义庄、庞氏义庄、刘氏义庄就分别得到过官府所颁给的“乐善好施”、“承先睦族”、“讲信修睦”的匾额[19] 。 

清代是江南地区历史上义庄创设最多的时期。据 范 金民估算，清末时，仅苏州府的义庄数量即达到200个之多。清代江南义庄的设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以苏州府为例，义庄自乾隆年间逐渐兴起，道光时趋于兴盛，太平天国战争以后达到最高峰[20] 。为数众多的义庄，在江南地区的社会救济事业中起到 了 不容忽视的作用，是实施社会救济的一支重要力量。 

义庄对族人的救济主要体现为两个方 面 ，即生活救济和教育救助。其中生活救济的对象主要是族中老弱贫苦无依者。而由于族中子弟成材与否，关 系 到整个宗族的将来，教育救助由此受到宗族格外的重视，且教育耗资过巨，即中产之 家 也未必承担得起，故而教育救助往往 面 对族中所有子弟，并不一定限于贫者。 

据苏州吴氏《创立继志义田记》的记载，顺治五年时，吴氏宗族有义田六百亩，这些义田的用途有明确的区分，其中除“内以二百亩为奉公田以资公役”外，有 “报本田”五十亩，“敦睦田”五十亩，“嘉礼田”五十亩，“凶礼田”五十亩，还有“以教以掖以成后昆之美”的“劝学田”和“以储以散以裕歉岁之需”的“备荒田”各百亩[21] 。涉及 了 济贫、养老、备荒、助学、襄助红白喜事等诸多方 面 。 

清末南浔镇《刘氏义庄规条》中明确载有慈幼、振穷、宽疾、丧葬、嫁娶等条目，基本覆盖 了 生活救济的各个方 面 。慈幼针对的是族中生产之 家 的“贫乏者”，无论生男生女，每月给予钱米补贴；振穷，是对族中贫苦寡妇和孤儿按月发放钱米；宽疾是对“男女癃病残废，不能自给，无人养恤者”，义庄“支发钱米，瞻其终身”； 丧葬条规定，族中如有“丧不能举者” 和“力不能葬者”，义庄将给予一定的“棺敛费”和“除厝费”；嫁娶条规定，族中“无力婚嫁者”在娶妇、续娶、领养媳及嫁女时都可以从义庄支领一定的费用。而孤儿成婚时，将加半给予，“以示矜孤恤寡有加无已之意。”[22]  

教育救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一是设立义学、义塾。一些义庄中往往附设有义学（义塾），对族中儿童进行免费或者半免费的教育。如南浔镇庞氏未设义庄时，已“于祠内设有学塾，专课本族子弟，不取学费”。设立义庄之后，要求在“庄内旁屋改设两等小学堂，酌定学额二十名。”[23] 二是补贴学费。在一些没有设立义学、义塾的义庄，也往往对族中子弟予以学费补贴，如果材质过人，还会得到额外的奖励津贴。三是提供川资。科举时代学子参加各级考试，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盘缠费用是一笔很大的开销，义庄对此进行补贴；如果考中，义庄也会进行奖励。如苏州吴氏宗谱中《劝学田记》即规定：“应乡试米二石，中式五石，会试三石，发甲十石。初学成文每年纸笔米一石，院试一石，考遗才一石，放科一石。”[24] 又如 制 定于嘉庆十四年的江苏长洲县潘氏《荥阳义庄规条》规定：“子弟考试入泮送银二两，补廪二两，乡试路费四两，乡试中式六两，副榜三两六钱，会试路费八两，会试中式十二两。”[25]  

随着晚清科举 制 度的废除和新式学堂的建立，义庄对考取新式学堂的族中子弟也给予一定奖励和补助，甚至出国游学者也可从义庄得到相应津贴。如前述南浔镇《刘氏义庄规条》规定：“高等小学毕业送考中学堂者支钱二千，中学堂毕业送考高等省学堂者支钱十千，省学堂毕业送考京师大学堂者支钱三十千，官费咨送出洋游学入高等专科者东洋支钱四十千，西洋倍之。毕业回华晋京应试者支钱四十千。” 

需要指出的是，上文所及义庄皆为规模较大、资产较丰者，因此其救济项目多样全 面 ，而其他一些规模较小的义庄，救济项目相应较少，救济的力度也较小。 

通常认为，义庄是宗族用来救助族人的机构。实际上，有的义庄也有赈济乡里之举。 范 仲淹所定的义庄规矩中即有“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诣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的规定[26] 。后世亦有仿行者，其典型是清代苏州吴县潘氏设立的丰豫义庄。丰豫义庄虽由潘氏 家 族捐建，但其救济的对象则多是地方贫民[27] 。类似情况在市镇的义庄中同样存在。如清末设立于南浔镇的庞氏义庄，在规条中明确规定，义庄所附设的小学堂，“除课本族子弟外，如有 余 额，姻亲邻里之青年子弟无力读书者亦可附入。”[28] 另据吴滔的研究，在清代宜荆地区，宗族往往设立义仓，专备灾荒赈济，其赈济的对象并不仅限于族人[29] 。 

一般而论，义庄往往附立于宗祠， 合 称庄祠。但并不是每个宗族都有义庄（义田）。对江南乡村地区的义庄进行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拥有义庄（义田）的祠堂，大多立于市镇。以 松 江府枫泾镇为例，据《枫泾小志》记载，枫泾镇在清代设立的祠堂共14所，其中设于市镇及其附近的9所祠堂中，有5所拥有义田，而设于乡村地区的5所祠堂中，仅1所有义田。又据湖州府《南浔志》，南浔地区共有35所祠堂，其中设有义庄（义田）的共4所，均位于市镇及其附近[30] 。由此可见，江南乡村地区的宗族救济，也是以市镇为中心展开的。

三、民间慈善：以鳏寡孤独贫病之人为中心

    我国古代的慈善事业由来已久，商朝开国之主汤所施行的“夷境而积粟，饥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资者振之”的政策，应可视为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滥觞。以后历代王朝大都 采 取 了 相应政策与措施，对救助鳏寡孤独贫病之民给予一定的关注，尤其是宋代，其“宋之为治，一本于仁厚，凡振贫恤患之意，视前代尤为切至。”[31] 先后设立 了 居养院、安济坊、慈幼局、举子仓、漏泽园等种类繁多、规模宏远、设施详尽的的官办慈善机构。沿至明清，虽然官方慈善事业未必超越宋代，但民间慈善活动却异军突起，成为明清社会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官方和民间社会举行的慈善事业，是清代社会救济事业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尤为发达，在全国首屈一指。 

清代慈善事业的普及是在雍正以后。雍正二年，清帝发布诏谕，在对京师已经出现的慈善活动加以肯定的同时，要求“各省督抚，转饬有司，劝募好善之人，于通都大邑人烟稠密之处，若可照京师例推而行之。”以此为契机，江南地区各府、县纷纷设立慈善机构，但是，朝廷倡议、官方办理的慈善机构，只到达“通都大邑”，即有正式行政建 制 的府、县级城市。而乡村地区的慈善事业仍是空白，相对薄弱。 

从乾隆年间开始，由于地方士绅和有力者的积极参与，江南乡村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得到 了 长足发展。江南地区的民间慈善事业，在空间上明显表现出以市镇为中心的特点。也即是说，慈善机构通常设立于市镇，其功能 范 围则覆盖周围乡村地区（见表二）。

表二： 江南部分市镇慈善机构设置情况

市镇名称|慈善机构|创置年代|重建年代|功能

菱湖|育婴堂|乾隆7年|同治八年|育婴
——|广义园（同善堂）|道光十七年||停棺
——|寄棺所|乾隆58年||停棺

南浔|善举公所|同治4年||各项善举
——|育婴堂|康熙年间|同治7年|育婴、保婴
——|保婴会|宣统元年||保婴
——|师善堂|康熙60年|同治6年|施棺代葬
——|承济善堂|光绪22年||恤嫠保节
——|施药局|光绪8年||施药
——|火赈会|光绪23年||赈火灾
——|宾兴| 咸 丰9年||资助士人
——|儒嫠会|光绪25年||恤嫠
——|丝业儒嫠会|同治10年||恤嫠
——|栖流所|光绪32年||收容流民

乌青|乌镇保婴公所|同治10年||保婴
——|青镇留婴堂|道光19年|同治年间|育婴
——|青镇保婴公所|同治9年||保婴
——|恤嫠会|||恤嫠
——|乌青镇葬会|清初|同治年间|施棺掩埋
——| 借 材会|光绪28年||施棺
——|存仁堂|光绪28年||停棺、置义冢
——|掩埋公局|同治8年||掩埋代葬
——|乌镇同善会堂|||停棺
——|金陵义院|同治3年||停棺（金菱人）
——|新安义园|道光初|同治年间|停棺（徽州人）
——|宁绍义院|同治年间||停棺（宁波、绍兴人）

濮院|同善会|清初|同治年间|施棺
——|同仁会|同治年间||施棺
——|代赊会|光绪年间||施棺
——|永保会|宣统2年||施棺
——|接婴公所|乾隆年间|同治年间|接婴、留婴、保婴
——|保婴堂|光绪32年||保婴
——|保元堂|光绪5年||掩埋代葬施棺
——|梅泾葬会|同治10年||掩埋代葬

王店|允安会|乾隆26年||代葬
——|埋胔会|乾隆28年||掩埋代葬
——|广慈会|乾隆51年||施棺
——|扶老会|嘉庆13年||瞻穷
——|不倦会|嘉庆13年||恤贫
——|恤嫠会|道光2年||恤嫠
——|仁济堂|同治10年||接婴恤嫠等各项善举
——|吉贞会|乾隆47年||保节

枫泾|同善会馆|乾隆20年||济穷
——|育婴堂|康熙年间||育婴
——|接婴会（堂）|光绪3年||接婴

张堰|同善堂|乾隆38年|同治年间|
——|济婴局|道光27年|同治年间|育婴

罗店|怡善堂|道光元年|同治3年|施棺掩埋代理葬
——|栖流所|||收留穷民
——|同仁堂 |乾隆17年||施棺、兼济鳏寡孤独
——|留婴会|嘉庆18年||留婴
——|保婴局|光绪4年||保婴
——|恤茕局|光绪9年||恤济残废茕独者
——|敬节局|光绪12年||保节

唯亭|乐善局|乾隆38年||施棺
——|积善局|乾隆46年|同治年间|施棺掩埋等
——|楚宝堂|道光11年||殡所（徽州人）

甪直|同仁堂|乾隆5年|同治4年|施棺代葬等
——|敬梓堂|嘉庆25年||掩埋代葬（徽州人）
——|保婴局|清后期||保婴
——|迁善局|同治8年||改造不肖子弟
——|敬老局|道光20年||恤鳏寡
——|敬节局|嘉庆初||恤嫠
——|永泽堂|雍正13年||义冢
——|一善堂|嘉庆11年||
——|留婴堂|||留婴
——|旅亨堂|乾隆年间||停棺（徽州）
——|培梓堂 |道光3年||停棺（宁波）

黄埭|旅亨堂|乾隆年间||停棺（徽州人）
——|仁寿堂|乾隆41年||施棺代葬等
——|同志代赊会|同治9年||代赊棺木

平望|众善堂|嘉庆年间|光绪6年|掩埋代葬
——|仁善堂|道光3年||施棺掩埋
——|接婴所|同治9年||接婴

盛泽|普仁堂|雍正年间|同治3年|施棺
——|同仁堂|嘉庆5年|道光年间|施棺掩埋等
——|种善堂|嘉庆11年|光绪4年|掩埋
——|留婴处|嘉庆21年|同治光绪年间|留婴、育婴

黎里|留婴堂|乾隆3年||留婴
——|众善堂|嘉庆17年|同治12年|施棺、恤嫠等
——|育婴堂|同治7年|光绪8年|接婴、育婴

  （资料来源：《菱湖镇志》 卷 二；《民国南浔志》 卷 三十四、 卷 三十五；《民国乌青镇志》 卷 二十三，《民国濮院志》 卷 七，《甫里志》 卷 七；《光绪重辑枫泾小志》 卷 二；《重辑张堰志》 卷 二；《光绪罗店镇志》 卷 三；《元和唯亭志》 卷 七；《光绪甫里志稿》、《民国吴县志》 卷 三十；《黄埭志》 卷 三；《平望志》 卷 五、《平望续志》 卷 四；《光绪盛湖志》 卷 四；《黎里志》 卷 三、《黎里续志》 卷 二。）
    以市镇为中心广泛开展的民间慈善事业，表现出二个显著的特征。一是从时间上看，江南市镇慈善事业的发展，分别在乾、嘉、道时期和同、光时期形成两个发展高潮（见表三）。

表三 江南市镇慈善机构设置年代

时 期|机 构 数 量|百 分 比
康熙|5|6
雍正|2|2．5
乾隆|17|21
嘉庆|11|13．6
道光|10|12
咸 丰|1|1．2
同治|14+16|17+20
光绪|14+3|17+4
宣统|2|2．5
不明|5|6
合 计|81|98．8（≈100）

（注：+号以后数字 系 重建数，为示区别，分开计算。）

    由表可见，第一个高潮涌现的慈善机构共38所，约占总数的47%；第二个高潮出现的慈善机构约28所，占总数的35%，如果加上重建的，则高达58%。市镇慈善机构的创设与重建，固然是政府倡导及府县城市影响的结果，与江南市镇自身的发展更是密不可分的。 

乾隆年间，随着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市镇数量大为增加，樊树志的研究显示，清代中 叶 仅苏州、太仓、 松 江地区的市镇数量即由明中期的118个增加到255个[32] 。同时，市镇的经济实力也大为增强，出现 了 盛泽、南翔、濮院、南浔、乌青等规模大、商况盛的巨型市镇。市镇的繁荣，一方 面 为民间慈善活动提供 了 经济基础，另一方 面 ，由于吸引 了 大量包括贫 困 潦倒、生活无着的贫民在内的外来人口，客观上要求开展社会性的救助活动。有此背景，江南地区以市镇为中心的慈善活动广泛开展，形成第一个发展高潮。 

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之后， 致 力于恢复江南地区的社会生产和秩序。作为“善后”工作的重要一环，地方社会发挥 了 不可忽视的作用，集资创设和重建各种慈善机构，由此形成同、光年间江南地区慈善事业发展的第二个高潮。 

二是从内容看，如表二所示，江南地区以市镇为中心的慈善事业，涉及 了 育婴、养老、济贫、收养流民、保节恤嫠、施棺掩埋代葬以及义塾、惜字、放生等诸多方 面 ，尤侧重于育婴和施棺代葬事业。 

在清代的民间慈善事业中，育婴事业是最受重视的。日本学者星斌夫和 台 湾学者梁其姿的调查显示，清代育婴堂的普及率仅次于官办的养济院，在民间慈善团体中位列第一[33] 。育婴机构最早出现于顺治二年。大约在康熙十五年前后，育婴堂已经在江南地区的府级城市中普遍建立起来，其后更扩散到县级城市，至乾隆年间，江南各府县的育婴堂普及率已达62.5%[34] 。 

市镇是设置育婴机构的主要场所。表二所列14个市镇中，除王店、唯亭、黄埭3个市镇外，均设有专门的育婴（或保婴）机构，有些甚至设有多个，如乌青镇。即使未专门设立育婴机构的市镇，也并非不从事育婴事业，如王店镇仁济堂即兼办接婴。

江南乡村地区的育婴机构（或团体）主要有育婴堂、留婴堂、接婴堂以及清代后期出现的保婴会等种类。前三者出现较早，且以育婴堂为中心，位于乡村的接婴堂接送弃婴，位于市镇或乡村的留婴堂临时留养，位于城镇的育婴堂则负责抚育由接婴堂、留婴堂等收送而来的弃婴。三者自成体 系 ，各司其职，构成以城镇育婴堂为中心的为数众多的育婴事业圈。保婴会通过对贫 困 家 庭予以补助、令其自养婴孩的方式来达到保护幼婴的目的，是为弥补育婴堂的不足而产生的育婴方法。保婴会创行于道光晚期，由于得到官府支持，故自同治中期以后，在江南各地得到普遍推广。育婴堂和保婴会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在江南地区形成 了 一个包容城乡的完整的育婴网络体 系 。 

施棺代葬机构在市镇的普遍设立，是清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的一个突出现象。由表二也可看出，所举市镇无不设有施棺代葬类机构，其普及率超出 了 育婴机构。它的广泛设立，固然与地方绅士力求抑 制 江南地区盛行的停葬之风和火葬之习、整肃道德礼 制 有关，但更主要的原因当是出于社会现实的需要。 

清中期以来，人口激增，灾荒连绵，由于官场腐败、荒政废弛， 致 使流民群涌，到处漂泊。而江南作为经济繁荣之地，成为流民乞食的主要地区之一，乡村市镇也由此成为流民汇聚之所。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流民的死亡率相当高，而流民死亡后，往往暴尸于野，给江南地区的社会安定和卫生带来 了 严重危害。尤其在灾荒年份，情形更为严重，光绪《盛湖志》 卷 三“灾变”中有《瘗浮棺》诗，具体描述 了 吴江地区遭水灾时的惨景：“ 五月六日 水横流，野田历乱棺 沈 浮。有客冒雨身坐舟，募工捞集堆如邱……穷民日夜争摧烧，惨哉骨胔满地抛。”这里所说的已不仅限于外来流民，也包括 了 不少本地灾民。因此，尸骨掩埋得到 了 地方政府和士绅的高度重视，由地方士绅主持的施棺代葬慈善机构在江南地区大量出现。 

市镇是连结城乡的纽带和沟通城乡交流的据点。通过市镇慈善机构的中介，江南地区的社会救济与慈善事业才由城市拓展到乡村，从而形成一个联 系 紧密、覆盖城乡的一体化网络体 系 。市镇在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网络体 系 中处于沟通城乡的结节点位置，发挥 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政府、宗族和民间社会分别从事救济，构成清代江南乡村地区社会救济的完整体 系 。三者各有侧重，但又非截然分开，而是有很多重 合 之处，互为补充。从清代社会救济的情况分析，可以发现政府与社会在其中此消彼长的趋势。清代前期，政府主持的社会救济事业较为发达，而中期以后，诸如宗族、民间社会主持的社会救济（慈善）事业发展迅猛，有效的填补 了 官办救济事业衰落后所留下的空白。 

尽管上述社会救济事业的主体不尽相同，发展阶段也有所差异，但就总体情况而论，清代江南乡村地区的社会救济机构大多设于市镇，呈现出以市镇为中心的特点。从社会成本和效用的角度，社会救济事业需要集中办理。因为市镇是联 系 城乡的纽带，处于城、乡节点的位置。在主办者而言，无论官方或民间，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限度地获得社会救济的效用；对于被救济者来说，由于市镇是日常经济、文化生活的中心，每一个人均可得到救济的机会。同时在社会救济资金的调拨、机构的管理等方 面 ，市镇较之于乡村也更具优势。因此，在江南地区社会救济事业中，市镇发挥 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市镇各类社会救济机构的运作，乡村地区的社会救济事业日趋兴盛，成为清代江南地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救济网络中的重要方 面 。


    （资料来源：《中国农史》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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