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末国民意识中的性别与权利之关系——以女子参政权为中心的考察

 李细珠

国民意识的觉醒，是清末启蒙运动的重要内容。什么是国民？梁启超说：“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1] 可见国民是构成近代国家的必备要素。近代的“国民”概念是相对于传统的“臣民”而言的，与此相对应的一组概念是“主人”与“奴隶”。如果说臣民在传统封建国家里只是专制君主的奴仆，那么国民则是近代民主国家的主人。与臣民只有俯首听命于专制君主的情形不同，国民理应有参与治理国家的自主权。时人引述近代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称：“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即与以参预国政之权利。故一国行政之权吾得而过问之，一国立法之权吾得而干涉之，一国司法之权吾得而管理之。”“所谓国民者，有参政权之谓也。”[2] 这里所说的国民含义，是笼统的指称“一国之民”或全体的“天之生人”，其性别观念是模糊的。试问：女性是否国民及其有否参政权呢？清末关于国民意识中的性别与权利的关系问题，答案可以从两方面考察。

一是少数男性女权主义者，尤其是个别先进女性，作了正面的肯定回答，提出“女国民”的概念，认为女性与男性一样都是国民的一部分，女性既具国民资格，则当然具有相应的参政等方面的权利。

在清末启蒙运动中，敢于为女性说法而倡导女权主义者的男性并不多见，其中马君武与金天翮是较突出的两位。马君武在译介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学说的过程中，较早地关注了男女平权思想。1902~1903年，他翻译了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女权篇》，并译述了英国哲学家穆勒（即所译弥勒约翰）的《女人压制论》和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女权宣言书》关于男女享有平等权力的思想主张。《斯宾塞女权篇》开首即云“公理固无男女之别也”，认为人类不分男女，均享有平等之自由，“男女同权者，自然之真理”。根据天赋人权的理念，女人当与男人同样享有参政权，所谓“与妇人以政权，乃自第一感情（指自然——引者注）而生，因人生当依平等自由之天则，以获人类之最大幸福，故不得不尔，固非第二感情（指习惯——引者注）之所能夺也”。[3] 穆勒的《女人压制论》也是“力主男女同权之说”，其要点是：女人与男人能力相等，其权力必然平等，“女人之有政治权也，乃终必不可免之事也。”至于西欧社会民主党的《女权宣言书》，则更强调女人应与男人享有人的一切公权与私权，包括教育权、经济权、政治权、婚姻权、人民权。马君武把男女平权与民主共和相提并论，认为欧洲之所以能够进入近代文明社会，是因为经历了“君民间之革命”与“男女间之革命”这两大革命，要改变“人民为君主之奴仆，女人为男人之奴仆”的专制国家状况，“必自革命始，必自革命以致其国中之人，若男人、若女人，皆有同等之公权始。”[4] 1903年，金天翮所著《女界钟》出版，敲响了女界革命的钟声，是近代中国女权主义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之作。从《女界钟》引述的西方近代思想资源来看，金天翮的女权主义思想来源与马君武极为相似，主要也是斯宾塞、穆勒与西欧社会民主党人由天赋人权引申出男女平权的思想主张。金天翮着重从人的道德、品性、生理结构、禀赋、能力等方面，系统地探讨了男女平等的问题，认为男女不应该有尊卑贵贱之别，女子与男子一样，同具国民资格，“各居国民之半部分。”[5] 他特别重视女子参政权问题，认为20世纪是女权革命时代，“二十世纪女权之问题，议政之问题也。议政者，肩有监督政府与组织政府之两大职任者也。”“使中国而为女子参政之国，理想国也。”他甚至说：“二十世纪新中国、新政府不握于女子之手，吾死不瞑，愿吾同胞亦死不瞑。…… 女子而参预政治乎，是可决矣。吾祝吾女子之得为议员，吾尤愿异日中国海军、陆军、大藏、参谋、外务省皆有吾女子之足迹也。吾更愿异日中国女子积其道德、学问、名誉、资格，而得举大统领之职也。”[6] 时人称金天翮为“我中国女界之卢骚”，[7] 可见《女界钟》在近代中国女权主义思想启蒙史上不可低估的地位。

当时，著名的新女性代表人物也是屈指可数的。广州女医士张竹君是一个典型。“凡言清季之女志士，不能不推广东女医士张竹君为首屈一指。”[8] 作为近代中国较早走上社会的职业女性，张竹君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女性的依附性，而具有新时代女性的独立人格，因而能自觉地萌发与男子争权以求男女平等的思想意识。马君武曾为之作传，称张竹君演说，“发明男女所以当平等之理，以为女人不可徒待男子让权，须自争之。争权之术，不外求学。又不当为中国旧日诗词小技之学，而各勉力研究今日泰西所发明极新之学。”[9] 女革命家秋瑾是另一个典型。秋瑾是倡导女权革命的先驱，她认为：“女子当有学问，求自立，不当仰给男子”，“革命当自家庭始，所谓男女平权是也。”[10] 她曾作《勉女权歌》，宣称：“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11] 为此，她竭力号召全国女同胞“脱奴隶之范围，作自由舞台之女杰、女英雄、女豪杰”，效法法国的罗兰夫人、俄国的苏菲亚女士、美国的批茶夫人等世界著名的女性革命者，以“无负此国民责任”。[12] 后来，秋瑾为她的革命理想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成为中国历史上不世出的女界英杰。时论以为：“以国民之权利、民族之思想，牺牲其性命而为民流血者，求之吾中国四千年之女界，秋瑾殆为第一人焉。…… 以巾帼而具须眉之精神，以弱质而办伟大之事业，唤起同胞之顽梦，以为国民之先导者，求之吾中国二万万之女界，秋瑾又为第一人焉。”[13] 她的死成了新时代女性觉醒的契机。张竹君、秋瑾而外，尚有陈撷芬、吕碧城、吴芝瑛、徐自华、徐宗汉、何香凝、吴弱男、张默君、尹锐志、尹维俊、唐群英、林宗素、沈佩贞等先进女性，当然再列举若干，对于时人所称中国二万万女同胞来说，也还是凤毛麟角的。

清末女权思潮的勃兴，不仅有少数男性女权主义者的倡导，以及个别先进女性的现身说法，而且还有一些报刊媒体尤其是妇女报刊的宣传鼓动。例如，陈撷芬主编的《女学报》（1902年），以兴女学、复女权为宗旨；[14] 丁初我主编的《女子世界》（1904年），以“改铸女魂”为职志；[15] 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1907年），乃“欲结二万万大团体于一致，通全国女界声息于朝夕，为女界之总机关”；[16] 唐群英主编的《留日女学会杂志》（1911年），则致力于“恢复女权，还我自由”。[17] 等等。这些报刊的宣传鼓动，对于当时女权思潮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女子与男子一样都是国民的一部分，以及女子理应具有参政权，是清末女权思潮的重要内容。“今日中国女学，渐普及矣！女权之说，渐腾越矣！抑知阴阳相配，男女各半，国民二字，非但男子负此资格，即女子亦纳此范围中。文明之国，男女有平等之权利，即有平均之责任。”[18] 随着女学的兴起与女权思潮的勃兴，人们逐渐认识到女子与男子一样，同具国民的资格，同有平等的权利与义务。与此同时，一些先进女性已具有自觉其国民资格的意识，她们颇为自豪地声称：“社会进化权力伸，我女子亦国民。”[19] 正是因此国民意识中的性别自觉，而衍生出“女国民”的概念。[20] 甚至认为女子是国民之母，是强种强国的根本，所谓“国无国民母，则国民安生；国无国民母所生之国民，则国将不国。故欲铸造国民，必先铸造国民母始。”[21] 男女既同是国民，则自然同具权利与义务。“夫天生男女，各有义务，即各有应享之权利。” [22]  作为国民的女子，理所当然享有参预国家政治的权力。时人引述西人话语说：“女子也是国民一分子，国家的事也有责任的，也可干预的。”[23] 总之，基本的结论是：“男子有参政权，即女子亦有参政权。”[24] 这是对于女性是否国民及其有否参政权问题的肯定回答。

二是大多数人在探讨近代国民意识时，或是有意无意地忽视性别这个问题，或是很自然地扬男抑女，贬低甚至否定女性的国民资格及其相应的参政等方面的权利。

梁启超著名的《新民说》是清末倡导塑造近代新式国民的代表作，文中多次提到“四万万人”、“四百兆人”、 “国民全体”与“中国人”等笼统的概念，其国民意识中的性别观念是模糊不清的。他在论及参政权问题时说：“参政权问题，凡生息于一国中者，苟及岁而即有公民之资格，可以参与一国政事，是国民全体对于政府所争得之自由也。”[25] 性别观念仍然模糊不清。如果不能确定女性是否具有国民或公民的资格，当然也就难以确认女性是否应具有参政权。

与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样，清末不少论述国民意识的言论，都多少存在着有意或无意忽视性别问题的倾向。这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女子地位卑劣低下的传统观念所致。时人描述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悲惨境况说：“忧愁惨淡，家庭被压制，娇躯弱质，身体被戕贼，得永远监禁之罚，以‘三从’、‘七出’而终；而且谗妇扇动之，淫婢引诱之，三姑六婆相左右之，僧道妖蛊乃间入以摇惑之。塞聪堕明，弃圣绝智，或流为人奴，或转为人妖，种种恶孽，种种谬因，种种恶果，吾言所不能殚，吾笔所不能述。乃相因相仍相薰陶相掩饰，积成今日不知不识之女界。”[26] 这个因长期以来深受封建传统势力压制而积淀形成的“不知不识之女界”，自然容易被强大的男权话语所漠视。[27]

在清末，虽然有少数女权主义者鼓吹女权革命，力图为女性争取国民的资格及其相应的权利，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女性的奴隶命运。有人说：“女人者，米国某新闻家称为副产，而吾国人视为玩物者也。虽近来女界革命之声，稍倡于世，而倡之者几人，人莫与为和，且从而败沮之。故从历史上、现势上观察女界，女子二万万，殆无不可称为奴隶者也。”[28] 有人甚至认为女子是无用的废物，是亡国的根源。“我国四万万人，女子居其半，此二万万女子，皆无用之人也。”“今我国女子，大都废人、病夫，乃愚乃顽乃怯乃惰，遑论女权！虽欲国之不亡，乌得而不亡！所谓亡国之源也。”[29] 如果说，在男性权势视野下女性确实难逃被歧视的命运，那么，一些女性自己的反思更是发人深省。首先，她们认为，男女不平权主要是因为女性自己放弃了权利，而自甘堕落的结果。“今日女界卑贱、鄙污、奴隶、玩物种种惨恶之现象，岂男子举手投足区区压制之能为力哉？毋亦我二万万同胞不学无术，自放弃其权利也。屏息低首，宛转依附，深闭幽锢，二千年矣。纵有不甘于奴隶、玩物，大声疾呼，起而抗之，则举世之人莫不戮之、辱之、摧之、梏之，非独男子然也，女子亦目为怪物。悍者肆口诋毁，弱者腹诽远走，相戒不敢信。”[30] 其次，她们认为，男女平权在理论上是可以的，但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吾国志士，愤世俗之日非，阃内外显分畛域，遂倡男女平权主义，谓同具面目，不应有所轩轾，于理论上诚当如是。然天赋既殊，义务即异，性有所近，才有所长，政治从军，男宜优于女，教育美术，女宜优于男，相辅而行，不可事事相提并论也。”[31] 再次，她们认为，女权主要由男子提倡，女性靠男子赠与权利，仍然无法摆脱其附属于男子的命运。“朝闻倡平权，视其人，则曰伟丈夫；夕闻言平权，问其人，则曰非巾帼。…… 男子之倡女权，因女子之不知权利而欲以权利相赠也。夫既有待于赠，则女子已全失自由民之资格，而长戴此提倡女权者为恩人，其身家则仍属于男子，且男子既可以权利赠人，必其权利之范围恢恢乎。”[32] 最后，她们认为，女子不要男子越俎代庖，而应该自己起来恢复女权。“女子曷不自谋恢复？曷不禁他人之越俎而增我新中国之光彩乎？”[33] 这些女性自己的声音，既反映出女性自身觉醒的一面，又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女性降伏于男权的无奈现实。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时人或以民权与女权相对而言，所谓“与民权并现于社会之上，而有待于倡导者，实惟女权”，[34] 这便暗含了“女”在“民”之外的意味。女权主义者也许认为女权与民权同样值得提倡，但一般人则从时局危急的现实境况出发而将女权置诸民权之后。“欧洲十八九世纪，为君权革命世界；二十世纪，为女权革命世界。今中国犹君权时代也，民权之不复，而遑言女权！”[35]  “女权非不可言，而今日中国之女子则必不能有权，苟实行之，则待诸数十年后。”[36] 这种将民权与女权割裂的思想观念，不但取消了女性的国民资格，而且否定了女权的现实意义。

总之，清末关于国民意识中性别与权利之关系的问题，其实存在着正反两股相悖的思想潮流。论者探讨清末女权思潮时，往往有片面夸大之处，似乎女权主义已经得到整个社会的认同，对于另一股相悖的思潮或视而不见，或有意避而不谈，因而并不能全面反映客观真实的历史，更无法解释复杂历史的矛盾纠葛。其实，清末女权思潮的兴起固然毋庸置疑，但其影响的深度与广度均不可估计过高，事实上仍然受到强大的男权势力的制约。这一点还可以清末舆论控制权问题为例证作进一步说明。有人往往列举女性报刊的创办及其数量，作为清末女权思潮发达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稍作比较观察，便可知女性报刊在清末舆论界的分量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据统计，1815~1911年，中国及海外出版的中文报刊有1753种，其中妇女报刊仅有37种，[37] 约占总数的2%强，与女性占全国人口半数之比是极不相称的。可见，清末舆论空间基本上被男权话语所控制，女性的声音是极其微弱的，甚至女权还要依靠男性来鼓吹。[38] 清末国人对于女权的提倡与压制并存，双方的力量其实是极不成比例的，这样正反相悖的两股思想潮流，正是民初女子参政权运动得以兴起与终至失败的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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