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近代农民思维方式
亢光甫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运动，也是农民特点表现最充分的运动。它的纲领《天朝田亩制度》最集中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农民对现实社会和未来社会的认识水平，也最集中地表现了中国近代农民的思维方式及特征。本来，《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要对清朝封建统治取而代之的革命纲领和社会理想，理应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现实性，但作为农民阶级的意识，它的主要内容却在实质上表现了落后性和空想性。
在所有制方面，《天朝田亩制度》提出了“盖天下皆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天朝田亩制度》）的天父所有制，用以替代清朝皇帝的“家天下”。在中国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中，家庭是最基本的社会生产单位。农民从自己的小家出发，把社会理解为一个大家。小家有家长，大家也应有家长，这就是“皇上帝”。因此，《天朝田亩制度》提出的天父所有制，其实就是扩大到全社会的家长制。“物物归上主”，即物物归家长，由家长来进行再分配。由此可见，天父所有制仍然没有跳出自然经济家庭私有制的窠臼。“皇上帝”与封建皇帝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天父所有制在此并没有前进半步，因而具有落后性。同时，把社会简单地比附为具有家庭一样的功能，不仅不科学，而且不现实，因而具有空想性。
在生产方式上，《天朝田亩制度》描绘了一幅十足的自然经济图景，即“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天朝田亩制度》）“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天朝田亩制度》）中国近代是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时代，但太平天国所描绘的理想图景，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小而全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因而是落后的。把这种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理想化，天真地以“通天下一式”的“五母鸡二母彘”作为理想社会的生产标准，也只是一种空想。
“处处平均，人人饱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天朝田亩制度》）是《天朝田亩制度》提出的分配原则。中国近代农民直观朴素地认识到贫困的根源在于不平等，而解决不平等的办法就是在分配上实行平均：“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人口多寡，人多则多分，人寡则寡分，杂以九等。”（《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天朝田亩制度》）“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人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天朝田亩制度》）“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天朝田亩制度》）这种平均分配的方法，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其落后性显而易见。同时，认为用平均主义分配方法就能解决社会贫困与不平等问题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导致《天朝田亩制度》主要内容在实质上具有落后性和空想性的原因，既有农民的小生产方式对农民意识能力的制约，又有社会传统和农民思维方式对农民意识能力的制约。这里，主要探讨农民思维方式对农民意识能力的制约。
所谓思维方式，就是指思维活动借以实现的样式，是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思维方式是由认知结构、价值取向和心理素质等多种因素构成的综合体，是思维形式和思维方法的统一。思维方式的先进或落后，总是同思维主体的认知结构、价值取向和心理素质直接相关。
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农民阶级在生产上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劳动者阶级，具有很强的革命性。但由于他们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自给自足为主，很少交换，因而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再加上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他们的经济生活相当落后，“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320页）。长期的封闭、落后的状态，必然造成他们思想文化的闭塞和蒙昧，而传统的封建伦理观念和旧的社会习惯势力，又长期浸透农民的思想意识，因此，构成他们思维方式的认识结构、价值取向和心理素质既要受其生产方式的影响，又要受传统的封建意识的影响。这就是造成中国近代农民思维方式落后的一般原因。
下面，还需要再从构成思维方式的认知结构、价值取向和心理素质等方面来探索造成中国近代农民思维方式落后的具体原因。
所谓认知结构，是指思维主体具有的观念、知识和经验的综合。在认知结构上，中国近代农民阶级的文化是贫困的。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文化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垄断，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特权。广大农民既没有政治权利和经济地位，也被剥夺了受教育和掌握文化的权利。正是由于文化的贫困，使得中国近代农民阶级不可能具有科学的世界观和思想武器，因而他们只能以直观方式，从本身狭隘的生产和生活经验出发，从以往的理想社会中寻求未来的社会理想。
所谓价值取向，是指根源于主体的目的、需要、追求和意向。它要求主体选择的思维方式一定要同自身的价值观念相一致。土地，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农民的生产、生活都离不开土地。因此，中国近代农民最关心的是土地问题。农民革命，也自然要把土地问题放在首位。这是农民作为劳动者的本能要求。特别是在鸦片战争前后，土地集中问题日趋严重，强烈要求摆脱苦难的广大农民群众，势必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封建的土地关系。正是这些“只要一提起土地，他们的眼睛就会突然发亮”的农民，在自己的革命纲领和理想蓝图中，把土地作为主要内容。但由于农民群众“只是自发地要求土地”（《列宁全集》第13卷第272页），因而尽管他们对土地的自然情况都非常熟悉，如“凡田分九等”，但却对土地所有制的本质关系缺乏认识。他们多次提到分土地，但土地从何而来，则只字未提。至于分配后的土地，是属于“天父”所有，还是属于使用土地农民所有，也从未有明确的提及。因此，虽然农民的价值取向是土地，革命纲领也以“田亩制度”冠名，但由于对土地只停留于现象的认识，再加上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的不科学性，因而农民对于土地的强烈愿望只能陷于空想。
所谓心理素质，是指主体独特的心理氛围和行为模式所导致形成的心理定势。由于农民阶级没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因而在心理素质上，他们最容易接受封建意识的影响。作为劳动阶级，农民渴望摆脱剥削，但又不知出路何在，于是只有在儒家文化的大同思想中去寻求寄托。作为小生产者，农民只能从自己的生产经验中来理解“大同”，形成的心理氛围就是纯粹的自然经济图景。作为被剥削者，农民向往平等，在行为模式上表现为平均分配土地和财产。正是由于心理氛围上对“大同”的小生产理解和行为模式上的平均形式，就形成农民阶级心理定势上的绝对平均主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89页）
综上所述，中国近代农民由于在认知结构上的贫困文化，价值取向上的对土地的自发要求，以及心理素质上的绝对平均主义等因素决定了他们的思维方式只能停留于经验思维方式的水平。经验思维方式的特征，就是直观、外推。所谓直观，就是指用感官直接接受事物的表面现象。所谓外推，就是指用直观经验所能理解的东西来推理其它事物。表现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就是把对小生产家庭经济的直观简单地外推到全社会；把对自然经济生产经验的直观简单地外推为固定不变的模式；把对不平等社会现象的直观简单地外推平均主义的解决办法，等等。由此可见，为直观、外推的经验思维方式是一种低级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只能认识事物的外部现象而不能认识事物的内在本质，只能停留于事物的经验而不能使之上升为规律。它一方面受主体的实践能力和意识能力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反过来制约主体的实践能力和意识能力，使他们的眼光终究不能超越小生产方式的范围，使他们的认识水平终究局限于事物的现象和以往的经验，而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也使得他们的实践能力，始终未能超越出旧式农民战争的范围。因此，尽管在中国近代史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等农民起义，起到了加速清王朝的崩溃和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伟大作用，但终于是失败了。
历史是一面镜子。我国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仍然是一个有着八亿多农民、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我们要“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第13页）就要从国情出发进行改革、开放，这就要求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正确理解和认识改革、开放的本质和规律，把握和预见改革、开放的发展趋势。由于人们总是从自己的认知结构、价值取向和心理素质来判断各种事物，因而，只有使人民群众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才能提高他们作为改革的主体的意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才能够保证改革、开放坚持正确的方向和加快前进的步伐。正如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7页）因此，在改革、开放时期，在人民群众中普及科学思维方式的教育，应该成为我们的民族精神解放的一个重要内容。
（资料来源：《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902 本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