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变迁散论
周 武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巨大转折。这场西方侵略者发动的以商品和资本来改变中国传统社会轨道的战争，不仅揭开了侵略与对抗、中西社会冲突的帷幕，而且直接促成了中国士林风气和社会思潮的亟变，成为中国从封闭走向世界的起点。因此，中国被轰出中世纪，在西方列强炮口的震撼下开始艰难地走上了文明更新和再创造的艰辛历程。
－、自大与自卑：中西对抗中的两种心态
作为一种心理情绪，自大一般可分为两种不同的样态：一种是良性的，另一种是恶性的。良性的自大情绪是肯定并爱护自己文化的风俗、习惯、制度、文物、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但同时也欣赏并尊重其他异质文化的存在；恶性的自大情绪首先不自觉地肯定有些绝对的价值，而这些优于一切其他文化的绝对价值只存在于我族之中，因此对别的文化特征都看不顺眼，而有意无意地采取一种鄙夷甚至拒斥的态度。（参见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第121页。）
由于千百年的历史积淀，中国人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文化心理情绪，即鲁迅所说的“爱国的自大”。（鲁迅：《热风·三十八》。）当它处于顺利的情境时，会沿着良性的方向发展，无所束缚无所顾忌地引进、消化外来文化，丰富自己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内涵，如汉唐盛世；当它处于不顺利的情境时，便会朝着恶性的方向延伸，不顾一切地排拒外来文化的影响，这种心理情绪是非理性的，它不是靠理知的客观事实来支持，而是靠往昔文化上的傲慢惯性来支持，靠筑起一道价值的围墙挡住外来的挑战来支持，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莱特（Arthur F·Wright）曾对这种心理情结作过有力的揭示。在他看来，中国长期处于相对的孤立状态之中，因而在技术、制度、语言和观念上都发展出一种高度的自我满足感。在悠久的岁月里，受过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之精萃不知世上尚有在任何方面足以与他们自己的文明相颉颃的其他“文明”。环列于周边的都是一些文化不甚发达或未开化的“蛮夷之邦”。由此中国人形成并抱持着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是以为中国在地理上乃文明生活之中心；第二种看法是以为中国文化在一切方面都优于别的一切文化，无论在礼仪和道德上，无论在国家和社会组织上，无论在技术和文学上，无论在人民性格的陶冶以及智识的启发上，都如此。这种看法形之于对外关系，便形成了一种以尊临卑的华夷等级秩序，即把中国目为政治上的宗主，把周边的一切邻国看作臣服的附庸。上述第一种看法结晶为“中国”这个最常使用的名词；第二种看法则反映为另一个常用的名词“中华”（“位于正中的文化之华”），这两种看法构成了中国文明的自我影像之基础。这是一种充满自足感和优越意识的自我影像。在这种自我影像的背后是漫长的岁月所累积起来的文化优势。相对于周围落后的藩邦属国而言，中国文明确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遥居领先地位，不仅精神生活如此，经济生活亦无待旁求。就这个意义上说，处于这样一个价值自足的文明系统里的士大夫所坚执的内夏外夷文化信念，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但在悠久的历史岁月里，这种文化信念并没有随着历史的推移而改变，相反导致了文化自我中心主义以及对外来的文化信息的漠然态度。而中古时代的“万邦来朝”、“四夷宾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宗藩秩序和朝贡制度又固化了中国人的优越感、自足意识和自大心理情结。乾隆中叶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更把这种自大心理情结推到了极其愚妄夸诞的地步。于是而有所谓“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物以通有无”；“天朝德威远被，万国万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东华续录》，卷47。）“天朝臣服中外，夷夏咸宾，蕞尔邦夷，何得与中国并论”。（《仁宗睿皇帝实录》，卷202。）在这三段话中，前两段是1793年乾隆皇帝在答复英国公使马戛尔尼通商要求和复英国国王的来书时说的，后一段话是1808年嘉庆皇帝的谕旨中论及中英两国地位时说的。三段话各有侧重，但口气和心态却完全一致，集中而典型地外化了那种半是虚骄半是愚昧的自大心理情结，反映了处于同一的文化背景之中的中国皇帝所可能有的同一的识力和目光。对此，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曾有一段描述：
“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作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80页。）虽然这是一个来自另一种文化并带着传布上帝福音使命的传教士的议论，但它却以另一种目光窥见了中国人妄自尊大的一面。从“输诚慕化”、“万邦来朝”的既成观念出发，来自遐方的西方人“一体被中国人看作是夷人。他们那种亚洲式睥睨一切的气概是那样浓厚，以致不屑再分什么彼此厚薄”。（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6页。）在乾隆和嘉庆年间编纂的两部《大清会典》里，甚至把西洋诸国（包括荷兰、葡萄牙、意大利、英吉利）都归入自己的朝贡国，把通使视作向“天朝上国”“进贡”、“倾心王化”。
自大不屑于看世界，以为自己就是世界；而不屑于看世界又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人的自大心理。在近代中西对抗的过程中，尤其是在“抚夷”和“剿夷”俱穷的困局下，这种自大心理又畸变为三种样态。
（一）盲目排外。在传统中国，儒家的礼乐教化和纲常伦理向来被视为判断文明与野蛮的唯一的价值尺度，中国而失礼义则夷狄之，夷狄而能礼义则中国之。从这一价值尺度出发，中国士大夫很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只有以夏变夷，未闻以夷变夏”的文化观念。当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被西方侵略者用炮舰轰开以后，文明与野蛮在空前地位移。这种内夏外夷的文化观念就表现为对外来文化的拒斥，讲究西学被目为“用夷变夏”，讲究西学者则被视为“异类”。郑观应深有感触地说，那些“自命为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不仅自己不屑于此道，而且还阻止别人讲求此道。与内夏外夷观念相适应的，是重本轻末的价值观念。在正统士大夫的视界里，义理才是本，工艺技术不过是末而已。中国自古首重义理，西方擅长的至多不过是末技。一代理学大师倭仁说：“立国之道尚礼仪而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未闻有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7。）这并不能完全视为理学家的空谈性理，在这种议论的背后是积久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心理惰性，表现了一个“以忠信为甲胃，礼义为干橹”者对西力迫来的恐惧和不安。这种恐惧和不安在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正统士大夫中带有流感一般的普遍性。且看朱一新的另一番议论：
“……百工制器，是艺也，非理也。人心日伪，机巧日生，风气既开，有莫之为而为者，夫何忧其艺之不精？今以艺之末精，而欲变吾制度以徇之，且变皇义理以徇之，何异救刖而率其足，拯刖而入于渊？是亦又可以已矣。……治国之道以正人心，原风俗为先。法制之明，抑又其次。况（中国）法制本自明备，初无俟借资于异俗。讵可以末流之失，咎其初祖，而遂以巧利之说道之哉”？（朱一新：《佩弦斋文存》，卷上《复长孺第四书》。）这是出于对末技冲撞义理的恐惧而作出的抗拒性回应。这种回应本能多于理知，是传统的本末观在近代的延伸和畸变。直到庚子之变后，这种建基于自大心理情结的文化信念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二）“西学中源”说。“西学源出中国”即把外来的新事物新学理强制性地附会为中国古已有之，“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所有外国文化归根到底都源于中国，“如星气始于臾区，勾股始于隶首，浑天昉于玑衡，机器造于班墨；方诸阳燧，格物所宗，烁金腐水，化学所自；重学则以均发均悬为滥觞，光学则以临镜成影为嚆矢；蜕水蜕气，气学出于亢仓，击石生光，电学原于关尹”。（见严复《救亡决论》，严氏批驳这种说法。）所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无一不是“中国所固有之，西人特踵而精之”。（江衡：《崇尚西人之学之辨》。）“究之泰西之学，实出于中国，百家之言藉其存，斑斑可考”。（《翼教丛编》卷5，《湘学公约》。）持这种说法者，终清代而不息，但有保守与维新之别，用心并不一致。保守者以此说为由拒斥外来文化；维新者则往往是迫于某种信息和规范的压力，惟恐刺伤披发左衽的民族隐痛，蹈“用夷变夏”之嫌，不得已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从而为西学在中国扎根创造条件。诚如钱钟书先生所说：“盖引进西学而恐邦人之多怪而不纳也，援外以入于中，一若礼失求野，豚放归笠者；卫护国故而恐邦人之见异或迁也，亦援外以入于中，一若反求诸己而不必乞于邻者。彼迎此拒，心异而貌同耳”。（钱钟书：《管锥编》；第3册，第970页。）这种说法流行是因为它深深扎根于小农经济的土壤中而又攀附在民族感情的大树上，反映了一种难以抹去或放弃的民族优越感。
（三）“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论。在近代中西对抗的过程中，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所具有的巨大威力，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即在器物技术层面上远不如西方已没有什么疑义，因而逐渐被承认。但“中国人数千年以来，受圣经之训，承宋学之俗，以仁让为贵、以孝弟为尚、以忠敬为美……则谓中国胜于欧美人可也。”（康有为：《物质救国论》。）西方在物质文明方面胜于中国，但“教育文化远逊中华”；中国在物质文明方面不如西方，但“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夐然出于万国之上”。（邵作舟：《邵氏危言·译书》。）因此，要紧的不是“西方文化奇渐”，而是“中国文化西被”。（柳詒征：《中国文化西被之商榷》。）于是，中国士大夫固有的自大心理情结又衍生出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东方的文明是‘精神文明’，西方的文明是‘物质文明’。……东方的人说：东方虽然被压倒了，但是它的‘精神文明’还是优于西方的。这是一种自我解嘲之辞”。（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冯友兰全集》，第1卷，第190页。）尽管是自我解嘲，但这种用“瞒和欺”所编造出来的“奇妙的逃路”，毕竟多少满足一下士大夫自大心理情结的要求。
鲁迅先生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侯，就如将被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被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第241页。）在对压境而来的西力的推拒、退缩、逃避的同一过程里，伴生了另一种心理情结：洋优于土，洋货优于土货，洋人优于华人，徇至本国产品也要标洋名以求善贾，人们在西方的强盛面前往往会自悲甚至自暴自弃。这种心理情结构成了近代中国与自大心理情结相对峙的社会心态的另一极。如果说自大心理情结是盲目排外的心理根由，那么自卑心理情结则滑向了崇洋主义。“这是封建的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机器生产相形出绌后产生的，这种现象在道光末年就有了”，（陈旭麓：《近代史思辨录》，第36～37页。）只是在洋务运动以及后此的岁月里更为扩展了。自大与自卑是一对双生子，二者仅隔一步之遥。“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前者是自大心理的外现，后者则是自卑心理的外化。自大看不见世界，自卑则不敢看世界。但自大比自卑给人带来的迷惘更大。
自大是一种心理病毒，自卑也是一种心理病毒。虽然二者表现的样态不一样，但二者构成了中国从封闭走向世界、从中世纪走向近代化的最主要的心理障碍。
二、天朝意识与世界意识：闭关与开放的双重奏
天朝意识是闭关锁国的思想根源，闭关锁国又强化了天朝意识。作为天朝意识的否定物，世界意识则是开放的精神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讲，世界意识又是中国从封闭走向世界的发热中介。因为对于一个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国度来说，天朝就是世界，天朝之外不过是一些未开化的野蛮的“夷狄蛮貊”、“化外之民”。在天朝意识沦肌浃髓的时代里，是不可能产生世界意识的。然而。对于一个价值自足的封闭性社会来说，天朝意识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由于位缘上的相对孤立，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以及千百年人文历史的测定，中古时代的国人只有“天下”观念，没有“世界”的观念。对于他们说来，“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其缘边滨海而居者，是谓之裔；海外诸国，亦谓之裔。裔之为言边也”。（《清朝文献通考》卷293，四裔考一。）是一种无容置疑的观念。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说，他曾见到过这样一幅地图：大明帝国十五个省，被画在地图中间部分。在其四周所绘出的海中，散布着若干小岛。在各小岛上填上当时中国人所曾听说过的所有其他国家的名字。而所有这些小岛加在一起的总面积，还不如一个中国最小的省份的面积大。（《利玛窦中国札记》，第179页。）这幅地图错谬百出，但它形象化地反映了“中土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这一确凿无疑的观念。虽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和联系，在远古的传说中就有所反映，周秦以来历代的史书以及数量可观的私家著述也都有这方面的记载；虽然在先秦时代就曾有人对中国之外的整个世界作过猜测；虽然在漫长的历史中，诞生过一些杰出的旅行家和探险家，出现过一批在当时勘称世界一流的地理著作，也有过称得上世界史上壮举的航海活动；但这些记载、猜测和活动并没有对中国人天朝意识的改变产生有力的影响。更没有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形成一种新的世界观念。
十六世纪末传教士梯航东来之后，曾以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中所获得的认识为基础，传播了有关地球、五大洲、地带、海陆分布、各洲及各国简况的地理知识，以及其他人文和自然科学知识。据统计，仅1620年全尼阁、傅汛际、汤若望等一次即赍来西书七千余部。即所谓“异国异书，梯航九万里而来，盖旷古于今为烈”。处风会之中的中国士子确实也有不少表现了浓厚的兴趣。如徐光启主张“虚心扬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梅文鼎亦力主会通中西，强调“深入西法之堂奥而规其缺漏”（阮元：《畴人传》之三十八。）；等等。这些议论无疑显示出一种深刻的历史自觉。但在那时的中国具有这种目光、心思和胸怀的人是不多见的，而高唱“宁可使中国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国有西洋人”的杨光先辈却比比皆是。这里不想旁征博引，姑举数例以说明之。
例一：利玛窦来华传教，曾绘制《舆地全图》，并把它印送给中国士大夫，以便与他们交结。可是该图把中国放到稍为偏西的地方，不放在正中，而在全图中，中国又似乎很少，这引起了中国士大夫极大的不快。魏浚以利说荒唐惑世而力辟之：
“近利玛窦以其邪说惑众。……所著舆地全图，及洸泽睿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见，足之所不能至，无可按验耳。真所谓画工之画鬼魅也。毋论其他，且如中国于全图之中：居稍偏西而近于北。试于夜分仰观，北极枢星乃在子分，则中国当居正中；而图置稍西，全属无谓……鸣銮（中国之北）、交趾（中国之南），所见相远，以至于此焉得谓中国如此蕞尔，而居于图之近北。其肆谈无忌若此！信之者乃为其国人好远游，斯非远游者耶？谈天衍谓中国居天下八分之一，分为九洲，而中国为赤县神州，此其诞妄，又甚于衍矣”。（魏浚：《利说荒唐惑世》，《圣朝破邪集》卷3，第37～39页。）这种议论在当时的各类书籍中俯拾即是。它不仅反映了中国人地理知识的贫乏，更重要的是反映了当时中国人的一种无须证明的文化信念。
例二：随着明清之际的社会震荡和清代大一统的巩固，随着传教士的活动受到限制并最终被禁止，明季一度有所流传的世界分为“五大洲”等新知识逐渐被士大夫认为是于世道人心大有害处的东西，因而斥之为“诞诳”、“恢奇裔诞”。乾隆年间编纂的《清朝文献通考》云：
“意大里亚人所称天下为五大洲，盖沿于战国邹衍瀛海之说。……其所自述彼国风土、物情、政教，反有非中华所及者，虽荒远狉榛，水土奇异，人性质朴，似或有之，而即彼所称五洲之说，语涉诞诳，则诸如此类，亦疑为剿说违言”。（《清朝文献通考》卷298，四裔考六。）当谬误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的时侯，往往比真理更有力量，更能煽惑人心。然而，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之下，中国人的心态更加闭塞暗昧了。
这是一个离奇而又真实的故事：当西方侵略者用鸦片和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的时候，作为最高决策者的道光皇帝还在九重宫阙里发问：“英咭利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余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属者，共有若干”？（《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6、47。）即便象林则徐这样的杰出人物，也是以“中国只要闭关绝市，便能置英国于死地”这种判断来作为最初决策的前提。他在《拟喻英吉利国王檄》中说：
“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观历次进贡表文……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怀绥远，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以富庶，赖有此也。……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毕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外国所必须者，曷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既非中国要需，何难闭关绝市”。（《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6、47。）在当时的士大夫群体中，林则徐无疑是出乎其类而拔乎其萃者，其昧于外情也如此，遑论其他！知识者是民族的大脑，当一个民族连她的大脑都被一种盲目的天朝意识所左右而丧失了理性思维和对外部世界最起码的判断能力的时侯，我们实在没有理由指望避免其被动挨打的命运。
蒋廷黻在追溯和分析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时说：“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然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瞭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中国近代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24页。）落后了还不知道自己的落后，“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魏源：《圣武记》卷12。）沉缅于“天朝无所不有”神话般的恬然与静谧之中。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无疑是致命的。但比这更致命的是对外部世界令人难以置信的无知。“岛夷通市二百载，茫茫昧昧竟安在”？魏源感慨系之，“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感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议战》卷1。）面对西方人的咄咄逼来及其对中国所构成的潜在威胁，“识者每以为忧”，在寻求“驭夷”和“制夷之策”的过程中，惊呼“若坐井观天，视四裔如魑魅，暗昧无知，怀柔乏术，坐致其侵陵。曾不知所忧虑，可乎？甚矣！拘迂之见误大下国家也”。（姚莹：《康輶纪行》卷12。）但对否塞已久的中国来说，这些“正告天下”的议论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更没有激起多大的回响。
然而，认识世界、走向世界毕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当绝大部分国人在祈告“万年和约”给中国带来永久的和平的时侯，另一部分“心忧天下”者却懔然于时代的变兆，从中西接仗的硝烟和战火中看到了“六合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看到了坚船利炮与刀矛弓箭之间的历史差距。林则徐在致友人姚春木、王冬寿的信中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炮，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书》，《鸦片战争》（4），第567页。）尽管这里承认的仅仅是中西军器技术上的差距，但在当时，认识到这种差距，是需要胆识和勇气的。这种认识就林则徐本人来讲，意味着他已开始走出蒙昧主义的泥沼；就文明的更新而言，则是缩短和超越上述差距的开始。于是而有“开眼看世界”思想的勃兴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样意义深远的呼唤。
鸦片战争前夕，沿海已有极少数有识之士开始注视外部世界。叶钟进的《英吉利夷情记略》、颜斯综的《海防余论》、谢清高的《海录》、萧令裕的《记英吉利》、俞正燮的《俄罗斯事辑》等著述，在介绍外国的地理风物人情的同时，还曾提出过“采阅夷情”、“以夷伐夷”的主张。但从总体上说，他们笔下的外部世界依然是零散而模糊的。鸦片战争时期，伴随着中西冲突的加剧，人们开始自觉地意识到“欲劫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不悉敌势，不可以行军；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基于这样的认识和感受，一部分身历此役的士大夫开始带着“经世致用”的人生理想“开眼看世界”。于是而有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畬的《瀛环志略》，梁廷枬的《海国四说》、以及夏燮的《中西纪事》、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等一批介绍外部世界史地知识的著作。这些著作的重要之处在于：（一）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地球全貌，经纬度、南北极、五大洲、四大洋及世界各国的概况。如《四洲志》介绍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历史和地理，《瀛环志略》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近代八十个国家和地区的概况，《海国图志》关于世界各国的史地概况则更为详备。所有这些无疑有助于拓展人们的时空视界和思维空间，促使人们从封闭的心理迷雾中走出来，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把固有的“天下”观念建立在近代地理科学知识的基础之上。它表明一种新的世界观念正在形成，而这种新的世界观念又势必会动摇根深蒂固的天朝意识。（二）通过对世界各国史地、政事、经济、文教等方面的记载，大略地勾勒出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迥然有别的文明体系。这是一个源头，而后才有“向西方学习”的自觉追求。
从封闭走向世界，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世界意识逐步取代天朝意识的过程。这是一个曲折而复杂的过程，鸦片战争后的“开眼看世界”思想及其随之而来的新的世界观念的形成，还远不是这个过程的结束，但重要的是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
三、条约制度：文明更新的惨痛代价
西方侵略者用有形和无形的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又以炮舰为后盾强加给中国一个以不平等条约为核心的条约制度。这是一种几乎与中国近代相始终的制度，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为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商业扩张提供了“法制的”保障。凭藉这种制度，外国资本主义强行地楔入了中国社会，并对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施加了错综复杂和惊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最初仅限于条约。岸及其毗邻的城镇与乡村，而后又逐渐从这些条约口岸向中国腹地扩散和辐射，从而变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变迁过程中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因素。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条约制度的潜在力量已日趋明显：外国人控制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汇总；外国的土地出租者在贸易中心（如上海、天津、汉口及广州）占有不动产；代表进步技术的最新式的外国轮船速度更快，防卫海盗袭击的能力更大，提供的保险措施更加可靠，它们同中国沿海和内河水域的舢板船展开了竞争；获得免纳厘金税的过境通行证的外国商人成为内地中国商人的庇护者；条约税则严格地限制了中国课加外国贸易的税额，新的海关被外国人牢牢地控制；同时，由于汽船的速度增加了，电报和海底电缆由欧亚逐渐推广到远东，这些因素把中国贸易更加彻底地纳入世界市场，并受到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条约制度还为在中国的外国人提供了人身和财产的治外法权的保护，他们在用殖民地方式对中国进行控制、掠夺的同时，又参与了使中国人生活西方化的尝试。（参见费正清：《条约制度的形成》，《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85～286页。）在条约制度下，中国从社会生产方式、经济结构到社会交往方式、生活方式及社会运动节律都发生了异乎往古的变化。
（一）条约制度首先冲击并最终取代了曾经是不可动摇的“朝贡”制度，以一种不平等取代了另一种不平等，这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关系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深刻变化。在这种变化的背后是传统小农文明在近代工业文明面前的相形见绌。自此，至尊无上的“天朝上国”，变成了受制于“四夷”的弱国。这种空前的移位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内夏外夷的文化信念，并导致了中国近代外交意识的萌芽和对君主专制政体的最初怀疑。
（二）凭藉条约制度，外国资本主义取得了在条约口岸进行自由贸易的种种特权，甲午中日战争后，又取得了在中国投资设厂的权利，从而使外国的商品和资本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并在中国开设工矿企业和修筑铁路，直接掠夺中国的原材料和自由劳动力，这无疑沉重地打击了尚在成长之中的中国民族工商业。但在同一过程里，外国的商品和资本又强有力地冲击和改组着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一方面由于小生产者的商品无法与外国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商品竞争而加速了小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这种分离的结果又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广阔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随着中外经济贸易的发展，中国以丝、茶等为大宗的商品大量出口，从而带动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乡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中国的商品生产开始被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网络，并受到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影响。所有这些，无疑都有助于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发生了趋同于时代潮流的大变动，从而取得社会进步与价值观念的逐渐更新。当然，这种更新又是以惨痛的代价为前提的。
（三）在条约制度下，一种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外国人的社会权力结构逐渐在中国沿海一带找到了立足之地，并且迅速地膨胀起来。于是，条约口岸逐渐成了“中外共管、文化混杂”的中心城市。它极大地便利、加强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化。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这种来自西方的社会权力结构又是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缩影，它的存在，提供了中西不同的政治制度、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形态接触比较的场所，许多先进的中国人正是从这种接触比较中看到了两种文明之间所存在的历史差距，走上革新之路的。因此，它的存在及其向内陆腹地所辐射的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又加速了中国传统的国家体制和社会制度的解体和改组。这是在一种扭曲的历史运动里所表现出的前进趋向。
作为一种复杂的历史存在，条约制度曾强有力地影响着中国的近代命运。在条约制度下，中国的主权不断受到损害，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屈辱、灾难和压力，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事实。然而，这种痛苦、屈辱、灾难和压力所激发出来的危机意识又成为中国文明走上自我更新之路的起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条约制度几乎是所有后现代国家的宿命。
（资料来源：《史林》199004 本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