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年社会陋俗的演变

梁景和

一

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前，封建社会的“上古遗风”笼罩着中国并反映着中国社会的风貌。社会习俗中礼仪制度、婚丧嫁娶、宗教迷信的观念、程序、方式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即便是奴婢娼妾、缠足阉割、盗赌殴嫖等恶习中包含着何等程度的残酷、迂腐和野蛮，却不能普遍受到国人的憎恨和批判。这些习俗一直沿袭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中国步入近代以后，有人开始认识这熟视无睹的弊习陋俗，有人去碰这凝滞、沉重而又年长的旧俗，它随之开始摆动，开始摇撼。

二十世纪初年，先进的中国人于民族危亡的阵痛中再次醒悟，他们认为“时势变迁，人情移易，古法虽精，恐不合于今世，况未必能垂之久远而无弊也”。[1]他们批判旧制，背逆传统，又一次向旧习俗挑战，主张兴女学、戒缠足、变婚姻、反迷信、禁吸毒、讲求体育卫生。至于赌博、厚葬、盛演淫戏以及官场陋俗等也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批判。[2]

二

反对封建迷信是清末改革旧习俗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封建社会传承下来的迷信活动渗透民众生活的各方面。中国社会无论是文盲、还是识文断字者；无论是年长者，还是少年娃；无论是贫民百姓，还是富贵阶层，几乎是家家信迷信，人人信迷信，事事信迷信，正如所言，“中国而人人信鬼，则四百万方里之间，四百兆黄族之民，说鬼话、拜鬼像、祭鬼食、施鬼钱、畏鬼祸、求鬼福、无时无鬼、无地无鬼，无人心目中无鬼。”[3]迷信形式也复杂多样：算命（批八字）、风水、偶像、魂魄、妖怪、符咒、谶咒、敬菩萨、拜财神、拜灶王、以及拜兔、拜蛇、烧香打醮、做会、做斋，直至拜天地万物，道教神仙，古圣先贤，释家佛寺诸神和各姓宗祠等。人们以此来求财、求福、求子、求顺。这些引起有识之士的忧患，他们直言批驳，“越是愚蠢人忌讳越多，越是野蛮国，信邪越盛。”[4]认为“中国贫穷软弱，不足为忧，可忧的就是糊涂，没有真见识，专信那异端邪说”，[5]迷信习俗“一日不除则中国一日不可救。”

如何改革迷信风俗，当时有如下主张：1、化无用为有用。将烧香打醮做会作斋的钱用来多办些学堂，教育出人才来治理国家。清查庙产，用于学校的经费。让强壮的僧道进武学堂，让聪慧的尼姑进女学校。2、毁鬼庙、弃鬼像、绝鬼杞，从而摆脱鬼的奴隶。3、为清洗百姓鬼神祸福之思想，“宜将稗史中之封神演义、西游记等书，及言鬼神祸福之堪舆符咒签卦等书，及凡牵涉仙佛神怪之等等一切之书，拉杂而摧烧之，搜其板而毁之，有讲风水看香头顶神扶乩者严惩而禁绝之，有谈某处大仙有灵等事者,拿获按邪教惑人办”。[6]删除一切鬼神字样，拒绝问卜求神之事，方能刹住迷信之风。以上这些主张，有些当时还很难办到，也有些很难说就是正确的主张,焚毁书籍就不足取。但这些主张反映了当时一些人对迷信习俗的深恶痛绝,以及彻底改造迷信陋风的决心。当时大量介绍科学知识也成为反迷信宣传的一个重要特色。由于反迷信的广泛宣传,一些地方的某些人开始觉悟,出现了变革迷信习俗的现象。

首先，出现了变寺庙为学会、学堂和分寺庙财产等现象。广西梧州容县“破去神权陋俗,佛寺神祠多变为学会,阅书报公益之地”。[7]像江苏、天津等地也有女巷、庙房改为学堂的。浙江“省城各官学均以寺院修改,尚觉宽敞,兹又仪以各寺公产田亩,清查实数,抽提其半,籍作举办学堂经费”。[8]京师“庙产僧人为数甚多,应即劝其广设学堂,以补教育之不足,昨已约集佛教学堂总理觉先和尚,令其竭力联络,善为提倡, 以禅学务”。[9]

其次，开始有人轻视鬼神。浙江清田县“俗敬事鬼神,专爱谳大廷,饰词不供者,令誓于神,则大惧；俗人远出,　必请香火而后行,近亦渐革旧俗”。[10]反映了黎民百姓对神灵的一种轻视。

再次，有些地方衙门对迷信习俗加以干涉和限制。天津旧城南门内城台子有个叫邹文成的，家中设佛堂，供大仙疗灾治病，煽惑愚民，骗诈钱文，被探访局探悉，将邹文成及偶像三座、香炉五供等具一并解送审判厅，以凭究办。[11]京都也有把信奉天神的人查获送交刑部的。[12]当时迷信习俗的变化还刚刚显露，并不显著。

吸食鸦片烟的恶习发生了一些变化。自从道光年间，中国人就开始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鸦片毒害着国民的机体和灵魂。全国各地，士农工商各阶层，吸毒者比比皆是。烟馆遍及内地十八省的街巷，就如一座人间地狱。鸦片之毒烈，“害四百余兆之性命，隘二十余省土疆，毁数万万之身躯，惰数万万之志气”。[13]当时有人从个人小家和国家大局两个方面剖析了吸鸦片的弊害：耗尽钱财，自甘堕落，伤身害体，害在个人；招致外侮，害在国家；财源外流，害在民生；种烟占地，害在农财；弄权贪酷，害在政事。[14]

为了戒除鸦片，有人主张多设戒烟会，以产断吸烟之病根；有人主张要吃烟者买票，促使一些人戒烟；有人主张变烟馆为学堂；还有人主张多设工艺局、织布局、纱厂等，招有烟瘾的游惰之民做工，有工做，有钱攒，就可以逐渐戒除烟瘾了；也有主张官场、学界、军队要强迫禁烟，商界平民劝导禁烟；此外有人主张创官场戒烟局，养病院；制戒烟药；限售烟土烟膏商店的开设；限制烟馆开放；加征烟税；还有人主张先由京都政府立会禁起，以及外省疆吏大小官员，推至绅商民其有吸烟者，均编为烟籍以愧之，并限期戒除，年老不能戒者，官则勒令回籍，民则送入戒烟会。主张虽有不同，也很难真正的实行，但为了“洗恶名而振国势，”[15]戒烟已成为当时全国上下的一大要政。正是在这种气氛下，清末中国大地又一次掀起了禁吸鸦片烟的热潮。

清末政府经常饬令各省要严禁吸烟，按照政务处奏定章程认真筹办，如有奉行不力，敷衍搪塞者，即行严惩，以儆效尤。当时对一些违禁暗自开灯者，或进行罚款，或查拿送巡警局究办。政府还经常咨催各抚迅速于省城设立戒烟总会，并于各府县设立分会，并劝导乡绅设立禁烟会，以期实行禁绝。就是在朝廷内部也有禁烟的谕令。地方官绅和民间百姓中也出现了主动戒烟的情况。有的官绅不许吸烟者参加地方上一切体面的事，好让他们愧愤戒烟；[16]也有采取罢官的方式禁止官员吸烟；[17]有的巡警总办辞掉吸烟的警兵。[18]当时有人为了帮助吸烟者戒烟，设法制做戒烟药，所以出现了制药者，出现了传方者，出现了吃药戒烟者。正是由于戒烟药的作用，“往戒烟者，日胜一日；”[19]销毁烟具者，日见繁多。[20]下面我们根据一九一零年统计的数字看一下几省当时的戒烟状况。[21]

直隶省禁烟先于他省，收效较快。禁烟公所散于天津、保定，分所二百有奇。百姓戒烟者不下三万人，烟馆改业者八百余家，栽烟之地，去春已绝其迹。山东戒烟会有三百四十九处，戒烟者约八万五千余人。陕西全省戒烟局所共四百多个，戒烟者十五万七千人。福建去春统计，全省吸烟人共二十四万，至今戒者五万五千人。浙江吸烟者约二十七万五千余人，前年骤减十八万五百人。江苏三十七厅州县，有熟膏店一万二千七百九十余家，每日售出之烟有三万九百九十两，至昨春已减两千八百三十余家，每日售烟之额亦减一万八百余两。其他行省出程度不同的出了类似的情况。这里的统计未必十分准确，但却说明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禁烟热潮“实可谓举国一致”，[22]戒烟之风盛行一时。

讲求卫生体育是清末变革陋俗的重要内容。中国人“居处服食一切之不洁”的恶俗相沿已久，却很少有人视它为“至危极险之事”。[23]一般人不太讲求养生的道理。平素无病不防备，有病求鬼神。戊戌以后，有人开始注重和讲求卫生，认为卫生就是保护身体、保卫生命。清末有人认为“卫生”二字有自身的含义：令人生病的东西很多，人要保存生命，就要想抵御生病的办法，这就有护卫自己，抵御外物的意思，所以用“卫”字；按抵御之法实行，永保健康，就不致夭折生命，所以用“生”字，这就叫“卫生”。[24]当时提倡体育，也是把它视为卫生的一个手段和方法。有人把人体健康看成是国家的大事，以为“快枪巨炮不足恐，强敌利兵不足忧，所足恐忧者，独吾人之病弱耳，一人之身体，一人之精神焉；一国人民之身体，一国之元气存焉。”健康之国家寄于健康之国民，所以“卫生者人间万机之要素，一国之休戚，一家之盛衰，所由系也。”[25]就个人来讲，如果没有健康的体魄，“虽有高大之识，广博之学”，[26]也没有任何意义。

由于卫生和健康的重要，有人主张“学校必须尚武重体育，才能培养出优胜之人”，有人主张要讲求饮食衣服，要讲求养生之道，并大力宣传之。很多杂志在介绍养身、防病、治病之法及介绍科学卫生知识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由于认识的提高，清末中国社会出现了办体育学堂、演练体操、开设医院、医学院、注重市容卫生以及预防瘟疫等新事物。

清末出现了一些体育学堂和体育讲习会，其课程专门讲授普通体操、兵式体操、游戏体操、器械体操，以及生理学、卫生学、体育概论等，以此造就体育教员和专门人才。学校也逐渐注重演练体操，添设体操课，开辟体育场。也有的地方注重开展近代体育运动。如一九0三年上海外侨开始主办“史高塔杯足球赛”；一九0四年上海出现乒乓球运动；一九0五年广州等地开始出现队球（排球）比赛。有的地方和学校开始举办运动会：如一九0二年天津各学堂举行“联合运动会”；一九0三年山东举行“烟台阖滩运动会”；一九0五年京师大学堂举行首届运动会；同年，湖南、四川开始举办省运动会；一九一0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举行。[27]有些运动会规模盛大、场面热烈、来宾众多，以示对体育的重视。当时女学堂也都重视体操，认为这是一种文明的输入。

清末还盛行开办医学院和医院，以为这是“关性命、寄死生、调阴阳、祛疫疠”[28]的大事。当时有不少绅商慷慨解囊，资助银两，建设医院。当时有贫寒士民前往就医者，这对改善卫生条件、保卫健康、革除迷信陋习意义重大，“洵堪不朽也”！[29]

清理市容是改善卫生条件的一项内容，也是防止瘟疫流行的重要措施。清末有些市区出现清除所积秽物、垫平凹凸之处，禁止随地乱便、清理尸首坟地、掩盖污秽沟渠等保护市容卫生的积极行动。还有的地方兴建了新式厕所，四壁用砖，铅片为顶、通气良好，不使秽臭彰闻，这被当时人称作“厕所文明”。

这一时期还注重预防瘟疫和讲求个人卫生。如气候反常，为防瘟疫，要常常“配制各种丸散，专疗时疫，以救民命；”[30]或施种牛痘，以清内郁毒热，使之保全性命。有些大学堂还设立了浴堂，注意讲求个人卫生。重视体育卫生，虽然还未扩展到广泛的领域，但局部的变化证明人们已经开始追求舒适文明和健康的社会生活。

清末在揭露批判弊习陋俗的过程中，还涉及到官场陋习、赌博、演淫戏、厚葬、发服以及各种俗语等多方面。

晚清时代，中国官场陋习登峰造极。官派、衙门气充斥官场。多数王公大员都属骄奢、庸陋、怠惰之类。“我中国数千年来之民情风俗皆以上感下，下应上为习惯，国民之进化与否皆视在上者为转移，……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此可见欲民之同归于正者，必先由上之倡率以正也。”[31]从这种意义上讲，官场陋习又是社会恶风的根源。所以整治官场陋风就更为重要。[32]

赌博之风漫延中国大地，可谓从城市到乡村，自黎明到午夜，是“无地不赌，无时不赌，”[33]赌博就像洪水猛兽、吸竭精血，败坏风气。“富者因赌而失正业，贫者因赌而起盗心”。[34]因赌博造成的六亲不认，杀人自刎的比比皆是。当时有人提出严禁赌博必须奖罚分明，“设局抽头的什么罪，赌钱的什么罪，街邻不举报的什么罪，制造赌具的什么罪，首告赌博因而拿获者有何赏，巡捕境内无赌博的有何功。”[35]想以此窒息赌博之风。当时政府经常示谕禁赌，察拿赌犯，判罚赌徒，使赌风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晚清演淫戏成风。一个戏馆子，一出戏如果没有女角，就没人爱看，要是没有演淫戏的女角，座客就少。多邀些浮荡的女角，配搭男角，演唱极污秽的戏，在观众面前，活现一副淫态，就有人连连叫好。唱戏的不知羞，看戏的不知丑。有人说：“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的大教师”。[36]这话有其一定的道理，因为戏可使人生英雄气概，动衰怨之心，起报仇的念头，生淫欲等邪念。所以有人极力主张要改良戏剧，反对演淫戏。要求改良戏曲的主张有：（一）多排有益风化的戏；（二）采用西法，戏中夹演说，长人见识，或演声光电化各种戏法，练习格致的学问；（三）不唱神仙鬼怪之戏；（四）反对戏中富贵功名的俗套。这些主张都是非常有见识的。这时期出现了演新戏的戏班子，排演妇女天足之文明，缠足之弊害等新内容的戏，[37]受到观众好评。

厚葬也是陋俗之一。人死后要做道场，热闹非常，请和尚道士吹吹唱唱，“靡有用之财为无益之事。”[38]这些遭到有识之士的批判。“不知其为无益而为之是谓糊涂愚谬，知其为无益而为之谓丧心病狂。”[39]中国人需要从这糊涂愚谬和丧心病狂中惊醒！

中国人对圣人之书、古人之语，顶礼膜拜，不敢疑议。即便晓知其理不合于公，其言不适于用，亦必守之、护之、遵之、行之。清末有人开始向传统价值观念挑战，这也是批判旧习俗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是从民族内心世界的深层来挖掘中国人的不良心态。当时被批判的俗语就有“得过且过”、“闲事不管、饭吃三碗，多管闲事多吃屁”、“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今朝不知明朝事，过一日算一日”、“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都因强出头”、“退一步天空地阔”、“四书熟秀才足，五经熟举人足”、“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不听老人言、吃苦在眼前”、“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由天由命不由人”、“人信神明、但听雷声”等等。这是从俗语这个角度来批判国民性中的某些弱点的。

此外涉及到的剪辫易服、反对任意销售淫书画、反对出售淫药、打胎淫具等，本文就不详加论述了。

三

清末社会习俗的变化并不是旧习俗的全面变化，更不是旧习俗的全盘根除。事实上清末旧习俗的变化还只局限于某些方面，变化的程度也是极其有限的。

当时渗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陋习基本没有太大的变化。像迷信的习俗：各种生产的迷信，死丧的迷信，婚娶的迷信，贸易的迷信，疾病的迷信等等，当时还继续保留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变化极其微弱。[40]再如各地不同的婚丧礼俗也大致继续保留着。[41]还有各种节日陋俗，特别是新年的旧俗也几乎没有变化，每每节日期间，旧习俗更显得格外的兴盛和猖獗：新年的各种迷信习惯诸如祭天、祭地、祭灶、祭祖、祭各种神明等；其它陋习诸如各地新年的赌博，以及新年时以“男女有情之状”、“淫戏猥亵之词”[42]为突出特点的娱乐游戏活动也到处可见。

就是当时已经发生变化的旧习俗，从宏观的角度来审视，其变化也有其各自的限度。像女学在全国范围内刚刚兴办，创办的学校还很少，只局限于师范学校和中小学堂，至于高等学校还不招收女生。即便这样小的范围，也不尽人意。甚至在北京这样的都市，有的女学校却招不到一个女学生。[43]可见习俗变化的程度。像迷信习俗，当时在乡民和女子中还特别严重，“吾国乡民与女子，其迷信神鬼者，尤笃于市民与男子。故其结果也，乡民之进化，常后于市民，女子之开通，亦迟于男子。”[44]当时“依然保守”、“愚不可及”、“巫风大炽”等迷信之俗，“终不能革。”[45]再如剪辫易服一事，有人极力反对剪辫易服，主张对剪辫易服者，“不妨从严惩办”。[46]事实上当时剪发易服者寥寥无几。其它如吸食鸦片、赌博偷盗、娼妓淫戏、淫书淫画等陋风也到处可见，一些报刊杂志经常有这方面的报导。

清末阻碍社会弊习陋俗变化的原因除了政治、经济的因素外，还有当时封建的传统观念仍然束缚着大多数上层士绅和下层百姓这个重要缘由；其它如人们的变态审美心理、恐惧心理以及逆反心理也是阻碍弊习陋俗变化的重要因素。

在上层士绅阶层，很多人还继续主张固守传统道德，认为“我国古圣垂教，首重道德，经传所载，皆纲常伦理精言；历史所详，悉忠孝节廉之美德。”认为这些“纲常伦理”、“忠孝节廉”是世界上最好的道德，失去这样的道德，“则其贻害于人心世道，较洪水猛兽为尤烈，其危险实不可思议。”特别是对青年人缄口不言固有之道德，斥责三纲四德为谬谈，斥程朱为大愚，笑孔孟为不武，更是痛心疾首，大有“人心不古”之愤！他们还认为“家庭革命秘密结婚之恶果”，都是不讲“君父之尊”、“男女之防”[47]造成的。认为“天尊地卑”为“自然之序”；“阳动阴静”是“造化之机”；“男刚女顺”、“夫倡妇随”都是“终古长存之至理，万年不变之常规也。”[48]他们认为女子的伦理仍然是固有的“孝舅姑和妯娌、相夫教子数端。”[49]而已，而不要“诩新奇、驰高远”，别出心裁。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必须在传统道德的框架内泰然生存，任何标新立异都是该诅咒的！

也有人公开反对变革旧俗。认为“世界风俗之大概，则必由朴而至奢，由真而入伪，由敦厚而流于浇漓”，革其习惯，易其旧俗， “足以贻害道德”、“实人类之柔贼也”。[50]要求固守旧俗，只有这样，才能救国保种。有人甚至公开反对兴办女学，认为“再办女学，则将来办理不善，更足滋生流弊，女学一途必俟国人偏受普通教育。始可再议兴办之。”[51]有人反对男女平等，反对婚姻自由，认为“急宜防禁者，男女无别，自由择配是也。”许多老先生认为提倡婚姻自由就是“教人淫乱”，并说这些都是洋人的混帐法，我中国圣传贤传上从没有说过。一些士绅阶层，要求对“学生中有演述男女平权诸谬说及沾染恶习者，立即斥退。”[52]对于违悖中国数千年礼教及有伤女教的课本新书，“应即分别禁止，以维风化。”[53]由于士绅阶层大都是些阔人，所以他们说的话很有市场，他们的影响也相当大。另外，反对变革旧俗的士绅阶层往往还通过宣传的手段来固守旧俗。例如有些人通过报刊杂志宣传孝子烈女、封建迷信，这些宣传为旧习俗的变革设置了不可低估的障碍。

下层人民的观念当时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多数人还是按照传统的观念来审视一切。在一些人眼里，认为男女就是不同。对于女子来说，不要去管什么世界大事，女子最好是趁青春年少的时候，修饰容颜，学些媚样，多奉承男子，好让男人养活自己的终身。[54]再如，坚守贞节观念的妇女还普遍存在，认为丈夫死了，妇女应遵照“守节、体面、请旌、树节孝坊”的礼而不能改嫁。甚至还有殉夫而死的年轻女子。[55]有坚决反对女子上学的，“一闻现在女学生出入学堂读书，他们耳中就大大的听不进了”，觉得男女混杂，不成体统，特别“闻得女学堂教习是男先生，他就拿小人的心来测度君子人的腹”，[56]本来“男女授受不亲”，怎能如此妄为呢。

在下层百姓中，那种变态的审美观还普遍存在着。比如“缠足一事，残忍惨痛，本非人所愿动，徒以习俗相沿，非此不能称为上等完全女子。”[57]所以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变态的审美观：“中国的男子，多半爱妇女小脚”。[58]这缠成的脚又软、又秀、又嫩，好看！一听说戒缠足，男子就先大骂出口了。女子也一样，特别看重自己的小脚。有的地方还设有小脚会，“风俗之恶，莫此为甚。盖元旦至初五，此数日间，凡大家小户之妇女，无不艳状坐于门外，将双足露出，任人往观，评定甲乙……若足小者尤有自矜之色。”[59]这种变态审美观具有普遍的影响，阻碍了旧俗的变革。

此外，恐惧心理也是阻碍习俗变化的一个因素。由于缠足成习，每逢议亲，不论女子品性如何，只论貌的丑俊和脚的大小。要是脚大，尽管品行纯正，性情和蔼，公婆也不喜，丈夫也不爱。所以中国妇女不敢轻易禁止缠足，觉得“若从此不缠，轻则为乡里所羞，重则恐婚姻难定，有此一念横梗心中，虽百方化导，亦难以动之。”[60]所以即使自己觉得缠足不好，但由于社会观念未变，因此个人也就不敢独自妄为，违抗众意。像留学生回国后按假辫子，也是一种不敢违抗民意的恐惧心理作崇造成的。

逆反心理也构成阻碍社会旧俗变化的一个因素。近代习俗变革是在中国落后挨打的情况下展开的。由于殖民者的侵略，一些人开始觉醒，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决心迎头赶上去。但恰恰也是这样的原因，尤其是外国侵略者的野蛮、强横和暴戾，使一些人更加愤懑殖民者。这种情懑的心情同民族自尊心以及传统意识相结合，便产生一种逆反心理，表现出一种不加分析的肯定自己和否定别人。在习俗问题上，便是极力反对变革，顽固守旧。正像鲁迅所说：“因为多年受着侵略，就和这‘洋气’为仇；更进一步，则故意和这‘洋气’反一调：他们活动，我偏静坐；他们讲科学、我偏扶乩；他们穿短衣，我偏着长衫；他们重卫生，我偏吃苍蝇；他们壮健，我偏生病……这才是保存中国固有文化，这才是爱国，这才不是奴隶性。”[61]当时这种愚顽的逆反心理影响着不少人，它完全是感情用事，既不理智，又不科学，确实成为阻碍习俗变革的一种守旧心态。

四

清末主张变革旧俗的人们就是在顽固势力的反对和保守观念的束缚中，顽强地抗争，促进习俗发生了变化。清末社会习俗的变化，反映了如下特征：

其一，这个时期注重反对旧习俗的宣传工作。在宣传中，注意力开始转向民众阶层。当时办的很多白话报，就是为了有效地向百姓进行宣传和鼓动的。

清末出现的不少报馆、阅报处等，大多都是为了启蒙民智而设的。如芜湖西门内仟源公所设的阅报处，对开通芜湖的风气和民智起到了积极作用。[62]此外有人还主张到乡村市镇进行宣传，并把这些付诸行动。如为开创天足会，有人不辞辛苦，到处演说，感化了不少人。山东才妻霞县马秋仪女士自东洋回国后，不但积极创办女学，而且各地奔走，提倡天足会，被报导为女界的伟人。[63]在宣传中，当时往往采用刺激民众的手法来激发百姓的情绪。如告诫百姓：美国日本等国是如何轻蔑和侮辱中国人的生活习俗的，“游于各国的博物院中，见有玻璃小罩的烟灯，漆色长竹短竹杆的烟枪，以及铜盒铁丝之属，共十数种，龌龊不堪。用纸大书特书道，‘此中国人吸鸦片之器具也’。怪！怪！！怪！！！中国人吸鸦片的器具。又见有弓样的小鞋，鞋上绣有五色细花，或绸或缎、式样不一，以及长带短带之属，共十数种，微觉臭秽，亦用纸大书特书道，‘此中国女子缠足之装饰物也’。怪！怪！！怪！！！中国女子缠足的装饰物。”[64]采取这样的宣传方式，达到“国人闻之，能勿汗颜。”[65]的目的，从而促使民众自觉投入到变革旧俗的行列中去。在宣传中，鉴于中国民众的固有心态，进行一些必要的顺向宣传。如利用中国人崇拜圣贤和古人的心理，就说婚姻自由是中国古代的传统。像《诗经》、《礼记》等书都有所记载。甚至举出孔子的父母也是自主为婚的；[66]利用中国女子的恐惧心理，就说以后风气大开，好男子就不愿再聘定缠足的女子为妻了，那时缠足女子就得不到好婿了；[67]利用中国人的怕官心理，就说在改造旧俗中，官员如何主张、如何行动了等等。这些都属于一种顺向宣传。利用这种顺向宣传的手段，因势利导，是为了诱导民众，从而达到改造旧俗的目的。

其二，清末社会习俗的变化是十九世纪下半叶习俗变化的一个发展。同十九世纪下半叶相比，清末习俗的变化不局限于士绅阶层，已经开始向民众阶层渗透。但民众的范围主要集中在市镇里的居民中，还极少涵盖广大的农村乡民。所以这一时期的习俗变化还主要是士绅阶层和城市居民当中的一种局部变化。

其三，就地域而言，习俗的变化也不平衡。东南沿海及内地各省与边疆省区不同，当时变化较为突出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一些发达和开化的省份。像广东、湖南、湖北、上海比较突出；北京、直隶、福建、江苏、浙江、江西、天津也比较先进。但西南、西北及东北等地相对就比较落后了。

其四，“二十世纪为女权发达之时代。”[68]这是时人确立的一种新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清末在变革旧俗中就仍然以变革妇女生活习俗为主要内容。此时变革妇女生活习俗呈现出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妇女本身开始觉悟，并亲身投入到宣传和改造旧习俗的行列中。有的妇女亲自创办学校，创办妇女刊物，有的妇女积极组织戒缠足会、女学会等，也有的妇女出国留学，去寻求改造中国的道路。部分妇女觉醒并积极行动起来，成为清末社会习俗变化的一大特色。

通过以上的阐述，我们看到：观念的变化要先于习俗的变化，而宣传鼓动工作是变革观念的舆论先导，没有这样一个舆论作用，不可能有观念的革新，也就谈不上习俗的变革了。另外，近代社会民众阶层的习俗变化必须从少数先进分子开始并导致部分妇女和部分城市居民的首先觉醒，只有从少数人开始自觉地行动，不断地扩大影响，才能影响国民的觉醒，逐步与旧习俗决裂。从人群上如此，从地域上也同样有一个不断扩展的趋势。清末社会习俗的变化就是依照这样的状态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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