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清初以来的社会结构，呈现出多层次的复杂的多元关系。经过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探讨，清代地方社会构成法则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已渐为人们所认识。根据不同的认同、整合和分类原则所构成的地方社会共同体，大致被归纳为三类：一类是宗族：一类是属于市场体系的基本市集区：一类是所谓祭祀圈。这些地方社会共同体或以固有的地缘和血缘关系，或以共同的利益关系，或根据共同的文化传统，而存在着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地方社会共同体。各种社会共同体内部存在着共同的利益，并在认同和自我意识方面具有共同感。也存在着或松或系的组织形式，以及或强或弱的社会功能（1）。
清代秘密社会因其生态环境、组织形态、思想信仰及社会功能，彼此不同，各有其特殊条件，学者多将秘密社会划分为民间秘密会党和民间秘密宗教两个范畴。
秘密会党是由民间异姓结拜团体发展而来的多元性的社会共同体，其起源，与宗族社会的变迁，有密切的关系。大致而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属于继承式宗族：以地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属于依附式宗族。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宗族，属于合同式宗族（2）。清代前期（1644-1795），闽粤地区的宗族组织，大都已从血缘纽带衍化成以地缘为纽带，进而衍化为以经济利益为纽带。在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社会中，弱房依附于强房，小姓依附于大姓，强宗大姓对本地资源建立了地域性的支配圈，把附近的弱小宗支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但对弱房小姓亦时相欺凌，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而激起弱房小姓的强烈反抗，众小姓联合抵制大姓，异姓结拜的活动，蔚为风气。
异姓结拜组织，一方面模拟宗族血缘制的兄弟平行关系，形同手足，彼此以兄弟相称，藉盟誓约束成员，以强化内部的组织；一方面吸收佛家破除俗姓，以“释”为僧侣共同姓氏的传统，藉以发扬四海皆兄弟的精神。异姓结拜团体的成员，除本身俗姓外，另以象征特殊意义的吉祥字为义姓，化异姓为同姓，以打破各家族的本位主义。各小娃联合后，或以“万”为义姓，象征万众一心；或以“海”为义姓，象征四海一家：或以“齐”为义姓，象征齐心协力；或以“同”为义姓，象征共结同心。所谓以“万”为姓、以“海”为姓、以“齐”为姓、以“同”为姓等异姓结拜集团，都是虚拟宗族，亦即由传统宗族组织衍化而来的地方社会共同体。王懿德在闽浙总督任内具摺指出，“闽省地势延亵二千馀里，负山面海，外控台湾、澎湖，实为滨海岩强，故兵额之多，较他省为最。乃地多斤卤，民事畋渔，户鲜盖藏，力尤拮据，亦较他省为甚。且上游则山深菁密，村落零星。下游则聚族而居，民贫俗悍，往往以大姓而欺小姓，强房而凌弱房，纠众结会，持械互斗之风，几成锢习。”（3）福建下游指泉、构等府沿海地区，秘密会党的起源，与福建泉、漳等府异姓结拜风气的盛行，确实有极密切的关系。
秘密会党的发展，则与闽粤等省人口流动的频繁，有十分密切的关系。闽粤沿海地区，由于人口压迫，日益严重，生计维艰的贫苦小民，或涌入城镇，或移徙开发中的移垦社会。随着闽粤人口的向外流动，移垦社会里结盟拜会的活动，亦蔚为风气。
所谓民间秘密宗教，是指佛道等正信宗教以外的新兴民间教派，有的是佛教世俗化后衍生出来的教派，有的是起源于民间的原始信仰，并杂揉儒释道的思想而创立的教派。明清时期的民间新兴教派，有的学者称之为民间宗教，有的学者概称为白莲教，也有称之为新兴民间宗教的，并不一致。其实，民间宗教的含义较为广泛，其中包括民俗学、各类迷信活动等内容，不如称之为民间秘密宗教，既可以和几个大宗教中的秘密教派如藏传佛教的密宗相区别，又可缩小广泛意义的民间宗教的研究范围，比较确切地反映民间秘密宗教所研究的对象和内容（4）。
民间秘密宗教，教派林立，各教派的共同宗旨，主要在劝人烧香念经，导人行善，求生净土，解脱沉沦，其思想观念，与佛教的教义最相切近。各教派传授坐功运气，为村民疗治时疾，其修真养性的途径，与道教颇相近似。各教派也多具有生存、整合与认知的正面功能。各大教派在创教之初，大都公开活动，有的还曾得到统治阶层的支持和护法。但后来因为朝廷制定律例，取缔民间新兴教派，各教派被管府指为“邪教”，其组织及活动都是不合法的，各教派遂由公开转入地下，只能在社会底层秘密发展，而成为这些教派的特点。所以称这些新兴民间教派为民间秘密宗教，较之称为民间宗教，更为恰当。
民间秘密宗教藉教义信仰，模拟宗族血缘制的父子关系，师徒辗转传授，以建立纵的统属关系。因此，民间秘密宗教一方面可以说是虚拟宗族。一方面各教派都成立自己的祭祀圈，而成为多元性的复杂的地方社会共同体。秘密会党创生于闽粤，盛行于南方边陲地带的移垦社会：民间秘密宗教盛行于北方各省，并传布于南方江浙、湖广、四川、江西、福建、两广、云贵等地区所谓“南会北教”的说法，是有待商榷的。由于秘密会党和秘密
宗教的组织形态，彼此不同，其财政来源，遂有差异。本文撰写的旨趣，表要是利用现存档案，分析清代秘密会党和秘密宗教的财政来源，及其支配社会资源的特点。
二、秘密窗党的经费筹措方式
社会和经济的变化，是互为表里的。社会的变化，直接对经济造成影响，而经济的发展，又促成社会结构的变迁。清代社会经济的变迁，最引人瞩目的就是人口的急遽增加，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边陲地区耕地垦辟面积的显着扩大，以及基层社会的变迁，清代前期的台湾就是处于开发中地区的早期移垦社会。近年以来，学者对清代台湾史的研究，已经注意到早期移垦社会的区域特征，尤其对台湾各种类型的地方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及其发展，已经产生高度的兴趣。早期移殖到台湾的内地汉人，不仅同乡观念很浓厚，其模拟宗族关系的异姓结拜活动，非常盛行，秘密会党的倡立，也是十分常见的社会共同体，雍正年间，台湾请罗县境内所取缔的父母会，就是在移垦社会的地缘村落中所产生的虚拟宗族。它与民间异姓结拜组织，并无本质上的差异，所不同的只是它倡立了正式的会党名称而已。
雍正四年（1726）五月初五日，诸罗县境内莲池潭地方，有蔡荫等十三人结拜父母会，公推蔡荫为大哥。雍正六年（1728）正月十三日，请罗县兖仔林地方有陈斌等二十三人结拜父母会，饮血沥酒，公推汤完为大哥，以朱宝为尾弟、蔡祖为尾二。同年三月十八日，蔡荫又与陈卯等二十人在萧养家再结父母会，仍推蔡荫为大哥，以石意为尾弟。诺罗县父母会成立的宗旨，是为父母年老疾病身故筹措丧葬费用而创设的，属于互助性的经济活动。据父母会成员尾二蔡祖等供种：“陈斌在汤完家起意招人结父母会，每人出银一两拜盟，有父母老了，彼此帮助。”（5）蔡荫、陈斌等人为父母年老身故丧葬预筹互助费，这是父母会得名的由来。《台湾旧惯习俗信仰》有一段叙述如下：
所谓父母会，就是各会员父母去世时，以父母资助丧葬费用为目的而组成。他介1虽说祭祀神佛，其实等于利用神佛，和现在的“人寿保险”相差无几。类似父母会的还有孝子会、孝友会、长生会、兄弟会等，名称虽然不同，但组织几乎相同。就是当几十个人创立父母会时，先各自捐出一定的金额，用其利息作为祭祀神佛之用。又各会员分别指定其专族中的一人，当此人死亡时，各会员再捐款作为丧葬费（6）。
父母会成员因生活贫苦，无力办理丧费，所以招人入会，每人出银一两，用其利息作为祭祀神佛及丧葬等费用，类似后世的人寿保险。《台湾私法》一书，对台湾父母会的性质，有一段较详细的说明，节录如下：
台湾有称父母会或孝子会的互助团体，其目的在补助会员的父母、祖父母、伯叔等丧葬及祭祖费。是一种保险团体，
因而此等尊属全部亡故时，该团体原则上要解散。南部地
区的父母会，皆不置财产，中部地区的父母会，大多拥有
财产。亦有保险对象的尊属全部亡故后仍不解散而继续充
为祭祀费者。然而仅依会员协定存续而已，无论何时皆得
以解散处分财产，所以亦有在杜卖所属财产的契字注明：
“今因孝子会完满”，表示父母会的目的已达成，将所属
财产处分考。父母会亦有置总理或炉主等管理财产、主持
祭祀者。会员对此财产的持分，通常以股份表示，是一种
合股组织，其财产为会员共有（7）。
由引文内容可知，台湾父母会资助或保险的对象，除了会员父母外，也包括祖父母和伯叔等亲属。诸罗县境内的父母会，是移垦社会里常见的一种社会共同体，模拟宗族制的兄弟关系，会员之间，彼此以兄弟相称，大哥场完等人与尾弟朱宝是兄弟平行关系，情同手足，合异姓为一家，使其组织宗族化。雍正年间的台湾父母会，就是一种虚拟宗族，既是地缘关系的依附式宗族，也是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合同式宗族。会员入会时，各出银一两，都是财产的持有人。会中成员对会中财产的持分，通常是以股份表示，属于一种合股组织，父母会就是一种合同式虚拟宗族。但因其组织形式是属于异姓结拜弟兄组织，与清朝律例相羝触，而遭到官府的取缔。
类似台湾父母会的秘密会党，并不罕见。雍正八年（1730）福建厦门破获一表会。会首李才原为水师营兵，因结夥酗酒打架，被枷责革粮后，又至厦门盟夥李环机家饮酒滋事，被辕门官白虎汉解回原籍安插，李才纠众结盟，欲向白虎汉报复。李才结盟拜会，平日会中成员各出银一两，以打造军器。李才被革粮后，会员每人各出银一两，希冀买补营粮（8），因会中遇事要出银一两，故称一钱会。会中费用，由弟兄均摊。
乾隆十三年（1748），福建漳州府长泰县陈巷墟地方查出居民戴瓜素学习弹唱，是年六月十五日，戴瓜纠邀林渐等三十七人，各出钱六十文，聚集饮酒弹唱，号为父母会。其得名的由来，似因为父母年老身故，念经弹唱而得名。梁老三是广东南海县佛山镇人，向在广西营生。嘉庆二十年（1815）七月，梁老三邀得欧发祥等七人在广西恭城县结拜忠义会，因欧发祥出钱较多，派为大哥。湖南衡阳县人李泳怀亦在恭城县小贸营生，与梁老三熟识，谈及孤身无靠。梁老三告以曾在县境结拜忠义会，入会以后，可免外人欺侮，会中人如有疾病身故，各出钱一百零八文资助。同年十月，李泳怀等十二人齐至县抢空庙内结拜忠义会。广东和平县人僧宏达，出家后到江西走南厅塔下寺披剃为僧，与和平县人吴亚妹因系同乡，彼此熟识，常相往来。嘉庆十九年（1814）闰二月，吴亚妹至塔下寺，谈及曾入三点会，劝令僧宏达入会，以免受人欺侮，遇贫乏时，同会弟兄彼此出钱照应，僧宏达应允入会，随后即结拜三点会。广东曲江县人杨憨头是添弟会的成员之一，嘉庆二十年（1815）十月，杨憨头徙居云南开化府文山县新寨塘。他为人凶悍，附近居民饱受欺凌，每逢年节，均须致送食物。杨憨头见村民易于欺压，起意复兴添弟会。嘉庆二十一年（1816）二月，杨憨头纠得二十七人，每人各出银一两，或出钱米，共推杨憨头为大爷（9）。
前述父母会、忠义会、三点会以及云南的添弟会，都是属于合股组织，也是一种合同式的虚拟宗族，会中成员都是弟兄。
道光二十年（184O）十月，贵州大定府白莽蟒桐人汪摆片因素好的张老四之母病故，无力殓埋，于是邀同陈水虫等二十七人结拜老人会，资助张老四银钱包谷，以筹措丧葬费用（10）。贵州老人会与台湾父母会，名目虽然不同，但其目的却相同，都是为了父母年老身故资助丧葬费用而倡立的合同式虚拟宗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患难相助的手足情谊，就是父母会和老人会共同的文化传统，都具有正面的社会功能。但清初以来，朝廷已制订取缔异姓人结拜弟兄的律例，老人会的组织及其活动，都与朝廷律例相羝触，也遭到官府的取缔。
广西、云南、贵州等省，由于社会的普遍贫穷，许多秘密会党往往成为聚众敛钱的组织。广西苍梧县与广东西宁县地界毗连，人口流动频繁。乾隆五十二年（1787）九月，广东西宁县人仇德广希图骗钱使用，即与县民卢首贤等二十二人在县境杜城墟新庙结会，公推仇德广为大哥，会员各出会钱三百文交给仇德广收受。仇德广即解下身佩牙签一副，声言当以牙签会为会名，各人身带牙签一副，作为暗号。随后照样打造，散给会员。牙签会的成员何昌辉寄居广西苍梧县文澜村，开店生理。仇德广等人前往苍梧县，商同何昌辉纠邀陈兴远等二十人，各出会钱三百文，于同年十月十八日齐赴文们村古庙结拜牙签会，仍推仇德广为会首。仇德广又编造印记，以 “贤义堂记”四字为记，他声言会中弟兄于牙签之外，尚须打造银印一个，各自佩带，方为信记。共计打造银牙签、银印章各四十三副，每副卖钱一千六百文（11）。仇德广多次纠人拜会，聚众敛钱，并藉贩卖银制牙签及印章，收受钱文，骗钱使用。
阮元从嘉庆二十二年（1817）冬间抵两广总督新任后，即细心查访广西秘密会党盛行的原因，其原摺略谓：
查粤西民情本属淳朴，因该省与广东、湖南、云南等省连界，外省游民多来种地，良莠不齐，以致引诱结并添弟会，遂有乡民因势抓力弱，被诱人会，希图遇事帮护。又或有殷实之户恐祆抢劫，从而结并弟兄，以卫身家。其初，该匪等不过谁骗敛钱，沿袭百馀年前破旧书本，设立会簿腰凭，传授口号，或称大哥，或称师傅，或知天地会罪重，改称老人等会名号。每起或—、二十人，或数十人不等，并无数百人同结一会之众，间有一人而结拜二、三会者。夥党渐多，旋即恃众劫掠，又复勾结书役兵丁同人会内，冀其包庇，幸免破获。其意仅在得财花用，尚无谋为不法情事，但感诱良民，纠众劫扰，实为地方大害（12）。
各会党的成立，主要就是读骗敛钱，得财花用。以破旧会簿为传会的工具，凡持有会簿，或懂暗号歌诀者，即辗转邀人结会，聚众敛钱。左家发即刘开三，又名刘沅陇，籍隶湖北省衡阳县，他被捕后供出结会敛钱的经过。湖广总督程商采将审拟左家发的情形缮摺奏闻，节录原摺一段如下：
左家发素业眼科医理，道光三十年七月间，左家发由衡山县搭船出外行医，会遇同船之广东人李丹及湖北人张添佐，值李丹染患目疾，情伶医愈，逐相契好。李丹因述及广东旧有添地会，现改为尚地会，凡入会者，互相帮助，兼可恃众强劫，按股分赃，劝令左家发入会，张添佐亦在旁怂恿，左家发应允即拜李丹为师。李丹随即给三圈印票数十纸，称为门牌，告以内有上盖、中盖、下盖之分。上盖为天盘，中盖为地盘，下盖为人盘，粘贴门首，即知为同会之人，能免劫数。如有人领买上盖者，须钱三千四百文，可保一族；中盖二千四百文，可保一家；下盖一千四百文，可保一身。凡发牌日发货，领牌日开恩，嘱今遇便劝人领买入会（13）。引文内 “添地会”，即添地会或天地会，“尚地会”，即上帝会或拜上帝会。李丹所述“添地会”或“尚地会”，含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会中印票，可以黏贴门首，又称门牌，内有上盖、中盖、下盖之分，售价不同。左家发拜师入会后，即藉发放门牌敛钱。会中强劫得来的钱财，即按股分用，是属于合股组织的一种社会共同体。
嘉庆十三年（1808）三月间，江西破获边钱会，黄麻子是抚州府崇仁县人，求乞度日，有素识的邹麻子起意结会，黄麻子等四十三人俱各允从。三月十六日，在乐安县会齐，写立关帝神位，传香跪拜。因邹麻子年长，共推为老大，其馀依齿序分为一肩至七肩，将钱一文，分作两半，一边交老大收藏，一边存会内能干者收执，作为聚散通信的凭据，故取名为边钱会。凡是乞丐入会时，出米
台湾天地会是闽粤内地天地会的派生现象，是属于闽粤天地会系统的秘密会党，可以归诸传播关系。天地会是一种异姓结拜组织，它承袭了我国历代民间义结金兰饮血沥酒的各种要素。但是，天地会正式创立的时间，最早只能追溯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是年，僧人万提喜在福建云霄高溪观音亭创立。乾隆四十七年（1782），万提喜的嫡传弟子陈彪，在漳州平和县行医时，纠邀严烟等人入会。次年，严烟渡海来台，在彰化开设布铺，并传天地会。严烟被捕后供出加入天地会的好处说：“要入这会的缘故，原为有婚姻丧葬事情，可以资助钱财；与人打架，可以相帮出力；若遇抢劫，一闻同教暗号，便不相犯；将来传教与人，又可得人酬谢，所以愿入这会者甚多。”（15）天地会的宗旨，主要是在于内部成员的互助问题，天地会的倡立及其发展，反映了许多社会问题。台湾早期移垦社会的普遍贫穷，婚姻丧葬，养生送死，亟需资助。民风好斗，族群矛盾，分类意识浓厚，动辄聚众械斗，结盟拜会，可以相帮出力；地方治安欠佳，公权力薄弱，窃盗成风，熟悉天地会隐语暗号，便不敢相犯。收徒拜会，纠人出钱入会，便可得人酬谢。因此，早期的天地会，主要就是强调内部的互助问题，不应过于强调反清复明的政治目的。
台湾天地会势力的膨胀以及林爽文的加入天地会，都与彰化漳、泉分类械斗规模的扩大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地方官处理不善，官逼民反，天地会终于走上叛乱之途。天地会起事后，台湾南北两路会党先后响应。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一月二十八日夜间，天地会攻入彰化县城。十二月间，凤山、请罗等县城，相继失陷。林爽文为盟主大元帅，庄大田自称洪号辅国大元帅，设官分职。天地会中所需银钱及米粮，除勒派外，主要是向各庄地主或佃户抽收的。北路方面是向富户派出米粮，在各庄勒派。山田按一九抽收，水田按二八抽收。意即水田纳粮占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但间有对半抽收者。彰化大里代，是以漳州府林姓移民为主所垦拓的村庄，在大里代庄内的天地会成员，系由天地会分配田地耕种，粟米每百石，抽收三十石（16）。护国将军郭鉴专管南投十五庄粮务，一年计收谷一万四千七百馀石。林爽文以彰化县城为大元帅府，除各路文武要职外，大元帅府除盟主大元帅外，另置耆老、总爷、军师等员，由林仓管理军粮。南路天地会则命都督将军谢桧负责管理，副主帅黄成亦奉派前往各在抽收银钱粮米。据副主帅许光来供称：“各庄户人家收一百石稻子，总要抽分三十石，汇齐运到南潭、中州。庄大田说我运粮有功，封我做副主帅，手下管一百三、四十人，仍叫我到各庄去派粮”（17）台湾天地会起事以后，在天地会控制的地区，由林爽文、庄大田派人治理，兼管军务，在天地会控制之下，村民直接向天地会缴纳银粮，为清朝政令所不及。林爽文起事以后，清廷为了将漳州籍移民从天地会阵营中分化出来，特颁谕旨将台湾府所属各厅县应征地丁钱粮悉行镯免，以示“一体加恩，普施惠泽”之意，但其成效却极为有限。
三、民间秘密宗教的经费来源
清朝初年以来，民间秘密宗教日益兴盛，到处创生，衍生转化，枝干互生，以致教派林立，名目繁多。顺治年间（1644-1661），除了白莲教，还出现大成教、混元教、无为教、衣法教等教派。康熙年间（1662－1722），另又查获大乘、神捶等教派。雍正年间（1723－1735），查获顺天、儒理、罗祖、空子、收元、龙华、皇天、三乘、三皇圣祖、圆敦大乘、白阳、糍粑等新兴民间秘密宗教。乾隆年间（1736－1795），教派名目更加繁多，除前举各教派，又查获八卦教、无为救苦教、红阳教、一炷香教、老理会、清水教、五荤道、明宗教、源洞教、收源教、牛八教、一字教、清茶门教、圆明教、长生教、老官斋教、观音教、西来正宗等教派。嘉庆、道光时期（1796-1850），除前举教派外，另有天理教、荣华会、青阳教、黄阳教、青莲教、红莲教、黄莲教、义和门教、清净无为教、三元教、如意教、天香教、儒门圣会、龙天门教、先天教、九宫教、敬空教、未来教、天竹教、天元正教、毛里教、西天老教、皇天道、大被教、根化教、呜钟教、五郎会、滚单会、报恩会、明天教、老天门教、离卦教、坎卦教等等。新教派的出现，如雨后春笋，屡禁不绝，芟而复生。各教派或以所供奉的神祗命名，或取宝卷名称而立教，或采撷经文字义而唱教，或以信仰仪式而得名，或以姓氏拆字设教，或以其性质特徽而命名，亦即所谓经非一卷，教不一名。各教派主要是建立在小传统的一种社会制度，其成员多以下层社会的民众为基础，其经济地位较低下，多为生计窘迫的贫苦大众。其中大都为识字不多的善男信女，他们所接受的只是佛教轮迴果报的粗浅思想及道教运气静坐诵习经咒的信仰。
新兴民间秘密宗教的教首，为了获取社会资源，常常创造了许多术语，而向善男信女或愚夫愚妇敛取银钱。穷人算命，富人烧香，善男信女多愿意出钱入教。有清一代，谋取钱财术语的大量创造，成为民间秘密宗教的显著特色。譬如香油钱、香烛践、酬神钱、还愿钱、根基钱、栽根钱、跟账钱、福果钱、垒福钱、水钱、线路钱、打丹钱、点化钱、学香钱、点腊钱、如意钱、品级钱以及富贵钱等等。佛教主张今生修行的成果，是来生修行的基础，善根福基，即是修行的根基，根基钱就成为善男信女今生种善根奠福基的实践。
四川夔州府大宁县人谢添朋等传习白莲教，他被捕后供出入教者每人出银自—、二钱至五钱、八钱不等，名为根基银，出了此项银两，不但可免灾难，并有善根福基的说法（18）。乾隆五十六年（1791），湖北房县人祁中跃拜胡立为师，入白莲教，出过根基银一两。湖南新化县人曾世兴听从刘义纠邀，加入白莲教，出过根基银五十两（19）。乾隆五十九年（1794）四月，湖北谷城县人童绍虎劝令同县人王义学习白莲教，声称学会了白莲教，就可消灾获福。王义就拜童绍虎为师，给他根基钱五百文。同年十二月，湖北光化县人赵起才劝令周添禄学习白莲教，周添绿允从后，即给赵起才根基钱二百文，拜他为师（20）。根基钱是出钱入教的一种拜师钱，又称为栽根钱。山东邱县人马俊是坎卦教总教头。道光六年（1826），马俊收刘杰等人为徒，刘杰转收刘日乾等人为徒。同年八月，马刚拜刘日乾为师。道光七年（1827）五月，刘日乾带领马刚往见刘杰行礼。刘杰见马刚口齿伶俐，收为义子，令其掌管教务，教中公推马刚为总教头。马刚以坎卦教容易犯案，改为添柱教，信徒致送线教头马刚栽根钱，男人七十二文，女人四十八文。除根基钱或栽根钱外，又有跟账钱。郜添麟又名高道远，世居河南商邱县，邱添麟的高祖部云陇倡立离卦教，自称透天真人，教中举行仪式时，跪香磕头，紧闭四门，传授心法歌诀。信徒先送给师父根基钱，每年春秋两节另须赠送师父钱文，称为银账钱，以出钱多寡，定来生福泽厚薄，出钱多者，来生可得大贵。山东城武县人刘燕曾拜王敬修为师，入八卦离字教。直隶长垣县人崔士俊与刘燕认识，崔士俊被捕后供出八卦离字教入教之始，先给师父根基钱—、二百文不等，每逢清明、中秋两节，随力致送钱文，名为跟账钱，俱交给卦主。
仪式繁复，活动频繁，是民间秘密宗教的一个特点。教首多藉仪式及活动的举行，而创立各种名目，向信众敛取银钱。好话教是从八卦教内离字教衍化而来的一个教派。嘉庆初年，直隶冀州冯学成等人传习如意教门，又名一炷香好话摩摩教，简称好话教。教中于每年四季做会时，都邀集同教信众到教首家中唱好话歌，往听之人，各送京钱二、三百文不等，称为垒福钱，就是累积善根福基的银钱。
各教派将入教徒众的姓名、籍贯等项写在黄纸上，然后向空焚化，称为打丹，又名升丹。打丹时，须致送打丹钱。湖北襄阳县人樊学呜是萧贵妻弟，乾隆四十一年（1776），萧贵前往陕西安康县滔何种地营生。乾隆五十四年（1789）五月，樊学呜前往陕西探望萧贵，适值滔河痘疫流行，樊学呜起意骗钱，代人烧香拜佛。乾隆五十七年（1792）六月，萧贵回至襄阳，樊学呜告知萧贵近有同县人宋之清等人学习西天大乘教，扬言将来有五魔下降水火诸劫，必须尊奉弥勒佛，烧香念经，方能躲避。樊学呜令萧贵发过誓愿，先出根基银一两，然后带至教中王元兆家，用黄表纸开写萧贵姓名，望空拜师，念经焚化，称为打丹。樊学呜随后给与《太阳经》灵文合同，并嘱萧贵收徒习教，将根基银两送至樊学呜家，然后转送宋之清供佛消灾。乾隆五十八年（1793）三月，萧贵回至陕西安康县后，起意在陕西自立一教，藉以谋取钱文。于是纠邀萧正杰等六人入教，萧正杰等人各出根基银七、八钱至一两不等，在萧贵家发过誓愿，打丹念经，藉供佛为名，每打丹一次，向信徒索银三、五钱，打丹馀剩钱文，萧贵与萧正杰等人零星分用（21）。供佛念经，信徒均须致送银钱。嘉庆九年（1804），直隶宛平县孟家在人孟六等人拜同村人谷老为师，入红阳教。谷老家供有飘高老祖图像，每年五月十七日，及九月十七日，孟六等人各出京钱一百馀文，送交谷老烧香供佛吃斋，供奉的神像就是飘高老祖图像，念诵的则为《源流经》等经卷。
清茶门教由直隶王姓族人分往各省传教，湖北清茶门教要犯樊万兴等人被挈获后，供出教中每逢初一、十五等日，令各徒弟在家敬神，用青钱十文供佛，称为水钱，收积一处，候各人师父到来时收去。每逢师父起身时，另送盘缠钱，不拘多少，称为线路钱。所谓线路钱，就是一线引到他家，以为来世根基，供养师父饭食，转世归还，可得富贵（22）。线路钱也是一种根基钱，因路途一线引到家而得名。山东空子教的修行，分为外承法和内承法，不能闭目卷舌运气的为外承法，能坐功运气闭目卷舌的为内承法，信众内承熟悉后，师父即赐给来生品级，信众则致送谢品级钱，教中称为走线。教首王三顾在湖北传教时指出，世界上是由三世佛轮管天盘，凡皈依吃斋者，即可避刀兵水火之劫，各送师父水钱、线路钱为来世根基，可以富贵（23）。直隶滦州石佛口人王福、王九息等在河南涉县等地传习清茶门教，收李秋元等人为徒，李秋元又转收刘景宽等人为徒。刘景宽等人逢会送给李秋元钱四、五百文不等。李秋元病故后，刘景宽因贫难度，起意传徒敛钱，收李万禄等人为徒，在刘景宽家聚会念经，各人送给刘景宽二、三百文不等（24）。各教派做会念经的日期，并不相同，但却是各教派不可或缺的宗教活动，其目的一方面可以说是为信众消灾祈福，一方面可以说是聚众谋取钱财的常见方式。
清代官方文书中所见“添地会”，或为添弟会的同音字，或指民间秘密宗教的一个教派，须见其性质而定。直隶永年县人宋得保所传习的添地会，是属于民间秘密宗教的一个教派。宋得保被捕后供称，添地会是顺治年间山东商河县人董姓所倡始，辗转流传，支派不一，其教中旧规，每逢三月初三日、六月初六日、九月初九日聚集徒众念经做会，参加做会的信众，有带给京钱—、二百文者，亦有送给素菜、面馑者，各随人便。因官府查学教犯，宋得保将所藏经卷图像烧毁，用黄纸书写“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牌位，在家供奉，遇有病人前往，即令其在牌位前烧香磕头。宋得保口念敬天地，全凭一灶香，劝人行收，敬上苍能了诸般杂病，疾不用良医外遍方等语，代为祝赞，并收授香钱数文至数十文不等。病人痊愈后，仍须至未得保家上供还愿，藉以引人拜师入教敛钱渔利。教首为病患祈福祝祷，病患病痊还愿，俱须致送还愿钱。宗教活动，处处要钱，积少为多，就是向下层社会信众获取资源的一种手段。
善男信女相信各教首多能为信众祈神保佑，消灾除祸，各教派遂利用愚夫愚妇对灾祸的恐惧，藉宗教仪式向信众谋取银钱。朱明道是安徽阜阳县人，先曾随其父朱继祖学习混元教。朱继祖被捕发配后，朱明道逃逸。嘉庆八年（1803），朱明道因贫苦难度，起意复兴混元教，主使李珠等十人传徒敛钱。李珠等以朱明道接续其父未继祖传教，称为续灯，尊为教首，藉点化之名，谋取银钱分用。所谓点化，就是入教之人，开列名单，用朱笔点过，将单焚化，宣传名单焚化后，就能天榜挂号，地府除名，扫除灾祸。王三保是王法僧之侄。嘉庆十五年（1810），王三保因贫难度，假藉教主王法僧、王双喜在配乏用为名，起意敛钱。朱明道等便以王三保是老教主王怀玉的亲丁为名，到处宣扬弥勒佛转世的思想，凡有入教之人，自愿出钱送给教首者，称为香烛钱，又名挂号钱。
八卦离字教的书丁，与混元教的点化，或西天大乘教等教派的打丹，都很类似。尹老须又名尹资源，是直隶清河县人。他在乾隆六十年（1795）拜南宫县人田尽忠为师，皈依离卦教。田尽忠向尹老须传授功夫，尹老须依照方法学习。因功夫纯熟，田盖忠将尹老须带往清河县离卦教总当家刘功家领法，经刘功传授“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言及“怀揣日月先天气，袖吞乾坤把道传”等灵文，叫做内渡。按照教中规矩，领法以后，即可传徒，称为开法。尹老须领法以后，即传同县人韩似水父子等人。嘉庆十五年（1810），尹老须因习教已久，积妄生魔，每逢闭目时，彷佛见天上人来往，又似听闻音乐，自谓悟道明心。总当家刘功闻知后，称许尹老须功夫深透，可以上天至无生老母处办事，并教尹老须按每年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日期，在家上供，称为四季祭风，以正月十五日为上元，七月十五日为中元，十月十五日为下元，届期上供，称为三元，可以祈福消灾。刘功又口授祭文，尹老须临时照依书写黄纸焚化，称为升单。又给与“丰”字作为记号，升单时填写在内，即可升至无生老母处。尹老须返家后，按照节气日期上供，并将同教人姓名一并列入单内代求福佑。
嘉庆十八年（1813），刘功的徒孙狄珍在山东传教犯案，地方官行文查学。刘功因风声紧急，即亲赴尹老须家，令其接管教务，并告以日后有南阳佛出世。离卦教当兴，嘱咐尹老须牢记。刘功离去后不久就被学获，解往山东质讯，行底景州途中病故。嘉庆二十一年（1816），教中韩老吉等至尹老须家看望，谈及刘功已故，教中无人领导，于是公推尹老须为总当家。尹老须仍照刘功旧规，按四季三元上供，升单为同教信众祈福消灾。随令同教信众将姓名开写，每名出钱数百文，然后汇送尹老须家上供，将各人姓名列入单内升至无生老母处，称为“书了”，宣称死后免堕地狱，皆可升天。又商令教内萧滋、田幅荣假充明眼，作为闭目出神，上天问话，声称加福。按照出钱多寡，定其加福等次。同时由萧滋编造将有劫数的谣言，欲使信众畏惧，多出钱文祈福。另由谢老闻书写传单，载明某年应有黑风劫，某年应有臭风劫，届时即有妖兽食人等语。即令韩老吉等将传单转送各处信众，教中信众纷纷致送数千至数十千文，或银数两至数十两不等（25）。
出钱入教，祈福消灾，多出钱文，可以加福添寿，今生有好处，来生可以富贵。直隶南皮县人刘孔厚等传习离卦教，刘孔厚被捕后，供述入教情形。直隶总督方受畴奏摺摘录刘孔厚供词如下。
刘孔厚籍隶南皮县，生有二子：长名刘照奎，次名刘照元，与刘士玉同籍，马金城与徐元吉籍隶东光县，韩守业籍隶交河县，葛升青与许有得籍隶清河县。嘉庆元年至十六年间，各犯惑于邪说，先后入教。内刘孔厚、刘照奎、刘照元与刘士玉均拜东光县已故丁幅荣为师，习离卦教。丁幅荣烧香供茶，率众磕头，念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咒语，并尊敬长上，和睦乡里，不杀生害命等歌词，各为行好，图修来世。徒弟拜师，传为当家，师傅呼徒为善人，如遇同教之人则称“在里”二字。刘孔厚等当经[给]丁幅荣大钱数百至数千文不等，名为富贵钱，来往便有数百千数十千使用。丁幅荣复按四季敛钱做会（26）。
由于期盼来生的荣华富贵，信众多乐意奉献富贵钱。贩售歌单、榜文，也是常见的敛钱方式。江西南昌县人李纯佑自幼读书未成，前往湖广江陵县学习裁缝手艺，认识贺坤，贺坤平日吃斋，家中藏有《三官实卷》、《观音宝卷》、《雷祖宝卷》、《玉皇宝卷》、《金刚经》、《还乡宝卷》、《末劫经》、《定劫经》等八部经卷，劝人茹素念经，祈福免灾。每年三月初三日、五月十三日、九月初九日等日，各做会一次。乾隆二十五年（1760）五月十三日，李纯佑等至贺神家做会。同年十二月，贺神身放，其子贺祥因积欠同教黄昌绪钱三百文，无力偿还，而将其父贺神所遗八部经卷交给黄昌绪作为抵押。黄昌绪因出外谋生，将经卷存放同教吕法振家中。乾隆H十九年（1764）十二月，李纯佑至吕法振家探望，见到《未劫经》、《定劫经》两部经卷，名色新奇，希图藉它聚众谋取银钱，遂向吕法振借抄。乾隆三十年（1765）正月内，为了传教动人，而将《未劫经）改为《五公末劫经》。经文内称志公是弥勒佛转世，并增加“戊亥子丑年大乱，刀兵争夺。寅卯年，百姓饥荒，人死无数。辰已年，方见太平”等内容，并于经卷末尾标注“李纯佑抄写”等字样，以掩饰其自行编纂的痕迹。乾隆三十年（1765）八月，李纯佑令木匠罗国太刊刻“报恩堂”三字木图章一个，正式倡立未来教名色。又由罗国太刻成票版一块，刷印纸票，将教中信众姓名填入，以为凭据，声称死后烧化纸票，可免堕地狱。李纯佑又假造康熙初年两道谕旨，叙成《护道榜文》一篇，使人见而信从，并籍刷仰纸票、榜文谋取银钱。教中规定每年正月、七月、十月逢十五日做会，称为三元会，不拘男女，入教出钱，自六十、八十至一百、二百文不等（27）。
直隶蠡县人董敏，自幼茹素读书。其故祖遗有《收圆经》、《收元经》、《九莲救度经》等宝卷。董敏时常哗诵，欲藉诵经为由，谋取银钱，于是起意将《收圆经》等宝卷抄写成佛曲，以便易于歌唱，并收段云等人为徒，成立白阳会友。董敏常率同教信众为村民哔诵经文，歌唱佛曲，善男信女多布施香油钱—、二十文，随同入教。山西长子县有县民田景盛等刊刷歌单，以四张为一副，两张为合同，两张为灵文。董敏宣称生时哗诵，死后一半烧化，一半放在胸前，即可成为善人。乾隆五十一年（1786）六月，完县人郭林跟同内邱县人刘进心至山西长子县，向田景胜贸取歌单二十馀副，由郭林先将歌单携回，路遇董敏。董敏欲散卖歌单渔利，即拜郭林为师，郭林随将歌单给与董敏持回，卖给村民，每张卖京钱一、二百文，每副卖四、五百文（28）。除售卖歌单谋取银钱外，也可以售卖经卷。山西曲沃县人任进德族伯任景翰，向来传习金丹门圆顿教。任景翰病故时，任进德年甫二周，经任景翰之妻吕氏承继抚养，任进德自幼随嗣母吕氏吃斋习教。乾隆五十七年（1792），任进德因家道贫困，起意谋取银钱使用，即按照任案翰传习金丹门圆顿教名目，并自起“乐善堂”名号，仍旧供奉三清观音、北极祖师诸佛像及如来、韦陀等铜佛，收徒习教，并刷印经卷，希冀得价售卖。每年定期于二月、十月里日两次做佛会谋取银钱（27）。
假藉神谕谋取银钱，是常见的一种方式。直隶静海县安家庄人崔焕，原为音乐会的成员之一，会中周村民白事，即前往吹打念经。嘉庆十—、二年间（1806－1807），崔焕同其父崔文载拜交河县人崔大功为师，入未来真教即天门真教。崔换转收张柏青、朱明顺等十馀人为徒，信徒张柏青素善过阴法术。因信众平日多不肯致送银钱，崔焕即令张柏青过阴，假藉神佛口谕，派崔焕为三宗法子，接管教务，希冀徒众信服，肯送银钱，信众日增（30）。
嘉庆二十二年（1817）山西会成员商表
| 姓 名 |
身 分 |
住 址 |
香资金钱 |
| 佛 保 刘 长 太 儿 俞 二 邹 二 格 希 拉 布 赵 大 崔 贵 徐 三 王 兴 业 郭 林 祥 崔 载 氏 钱 河 氏 金 六 奶 奶 王 周 氏 |
满洲郑红旗议军 包衣人膳房小苏拉 包衣人 包衣人 包衣人高丽通事 旗人 仪亲王府太监 民人，开钱铺 民人，开古玩铺 民人，开灯铺 |
安河桥红旗营 又关帝庙门口 又关帝庙门口 挂甲屯月亮内 杨家井 香山 北海淀太和庄 北海淀 北海淀蓝靛厂 福园门外 北海淀老宫门口 马厂门西三合馆 杨家井 挂甲屯 |
2840文 2840文 2840文 2840文 2840文 2840文 2840文 2840文 2840文 2840文 2840文 2840文 2840文 2840文 |
资料来源：国立故宫博物院《上谕档》，方本，嘉庆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页143。
除民间秘密宗教外，还有许多进香团，其性质颇近似宗教团体。例如山西会，就是以进香为主要活动的宗教团体，会首为牛老，牛老身故后，由石禄接充会首，每年三月同往西域寺进香一次。嘉庆十二年（1807），因南府人出境烧香，被内务府查禁。嘉庆十四年（1809），仍复起会进香。嘉庆二十二年（1817）又遭取缔，石禄等被捕，供出会中成员资料，可据清单列出简表如前。
前列简表十四人中，崔载氏等四人为妇女，其馀十人内，旗人、包衣、太监共七人，占多数，另三人为民人，都是铺商。十四人都是直隶人，每人每年各出香资京钱都是二千八百四十文，是合资性质的宗教活动。类似这种性质的宗教信仰团体，并不罕见。例如嘉庆二十二年（1818）在直隶通州丁家庄破获的路灯会，其经费的筹措，也是合资的性质。每年正月，丁家庄合村捐资在村中的观音庵点设路灯，因路灯是显著的特征，所以叫做路灯会。
宗教活动，需要经费，创立教派，可以聚众聚财，教首利用各种方式，创造各种名目，假借各种名义向信众谋取银钱，甚至售价歌单经卷渔利，教派衍化愈多，枝干互生，信徒愈夥，辗转收徒，下层社会的资源，逐渐为民间秘密宗教所控制。
四、民间秘密宗教与秘密会党财政来源的特点
秘密会党和民间秘密宗教都是下层社会虚拟宗族的地方社会共同体，会党模拟血缘宗族制的兄弟平行关系，以异姓人结拜弟兄的方式，倡立会党，会中成员以兄弟相称，重视手足之情，强调内部的互助作用。但因各会党的创立宗旨、性质及其生态环境的不同，有加以分类的必要。譬如雍正年间台湾父母会、厦门一钱会，嘉庆年间广西忠义会、江西三点会、云南添弟会，道光年间贵州老人会等，会党名称虽然不同，但就会费的筹措而言，却都属于合股或合资性质，会中成员为共同目的而创立会党，每个成员拿出相同数量的银钱，会费的支出，也是资助会中兄弟，会中大哥不能将会费据为己有，动用会费，较具公平性，资源分配，较为合理。乾隆年间，广州仇德广所倡立的牙签会，会中成员也是各出制钱三百文，是合资性质，但因仇德广售卖银牙签、银印章渔利，是属于骗钱敛财的活动。道咸年间湖南添地会，售卖印票敛钱，并抢劫民间钱财，但会中财产是按股分用，亦非会中大哥据为己有，会中财富的分配是基于兄弟手足间的平行关系而支出的。秘密会党盛行于开发中移垦社会地区，会中成员多为离乡背井的贫苦流动人口，出外人的婚丧喜庆及生计问题，缺乏血缘宗族的照料；因此，出钱入会，患难相助，发扬四海皆兄弟的精神，互济互助，倡立会党，就是适应社会生活的一种自立救济活动。
秘密会党的倡立，基于会中成员的互济互助，可以暂时解决生计孤苦等问题。宗教信仰则注意到生前死后的问题，它创造一套价值，直接达到目的。人类在求生存的过程中，经常遭遇到种种困难与挫折，譬如天灾、人祸、疾病、伤亡，或者说是生老病死等问题，其中死亡是人生过程中所遭遇的最有破坏性的挫折，往生后不转四牲六道，不堕无间地狱，得生西方净土，更是善男信女的共同寄托，民间秘密宗教信仰多能适时地给予人们某种程度的助力，使他们有信心的生存下去，各教派多具有生存的功能、整合的功能与认知的功能。《大乘大戒经》就指出：“在家修道，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早办国税，生不遭王法，死不堕地狱。出家修行者，日则化饭充饥，夜则看经念佛。为善至胜，为国家保佑长生，祝延圣寿，理合自然。”这是认知的功能，承认生活规范的价值。民间秘密宗教的宗旨，主要就是戒杀生、戒饮酒。《大乘大戒经》就有几段经文说：“持戒者得生佛道，饮酒食肉者，正是杵逆不孝之人，入无间地狱。”“受戒念佛之人，临终得生西方净土，黄金为地，四边街道金银琉璃，受诸快乐。”“世间恶人，无心念佛一声，也当一个铜钱功德：善人念佛一声，已当十文铜钱功德，持常斋，皈三宝，念佛一声，当一个钱功德。受五戒之人，念佛一声，有一万二千金钱功德：受十诫善知识，念佛一声，有三十六万金钱功德。”
民间秘密宗教就是以佛教的价值观，对善恶作了诠释。善者就是菩萨，恶者就是畜生；善者长生富贵，恶者子孙贫穷：善者孝顺，恶者件逆；善者饱暖，恶者饥寒；善者受戒，恶者破戒；善者受戒持斋，恶者毁谤佛法，世间善恶，皆有报应。民间秘密宗教的教首师父，度人生死，与人受戒，信众应尽供养的义务，恭敬布施，即有功德，现存获福，亡灵超昇（31）。
民间秘密宗教的组织，是一种虚拟宗族，各教派模拟血缘宗族制的父子伦常关系，师父和徒弟的关系，就是父子关系，是属于纵的统属关系。善男信女多具有佛道信仰的倾向，大都乐意奉献积蓄，布施银钱，供养师父，一方面是做功德，一方面也是尽孝道。各教派信徒认为“要求来生福，还须今世财。”平日积下根基钱，便可修来生富贵，柑信“今生出一，来生得百”，所以乐意奉献银钱。加入会党是个人行为，洪门机密，父不传于，兄不传弟。民间秘密宗教不同，往往是一人入教，阖家男女都成为信徒，有时还按一家丁口出钱。
血缘宗族的族长或家长，在传统社会里，是族产的支配者。民间秘密宗教的教产，其处置方式也接近宗族制度，即归教主师父支配。各教派因活动频繁，需要筹措经费，例如寺庙佛庵的修建，多由信众捐献。从明末以后，由于粮船水手日增，为解决水手们的住宿等问题，罗祖教曾在浙江杭州拱宸桥等处大量修建佛庵，多达七十馀庵。佛庵的设立主要在解决流寓外地的粮船水手疾病相扶、意外相助及在异地万歇的切身问题。由于大规模地兴建佛庵，所需经费极为庞大。
山西平阳府临汾县人胡阙氏，嫁与胡昌思为妻。胡昌思学习无为教，念经为人治病，病患痊愈后多拜胡昌思为师。每年正月二十九日，会集病愈之人念经，收取布施钱米，作为食用，其馀作为修桥铺路的费用。胡昌思又捐地募银，在路旁建盖茶房五间施茶。雍正年间，因无为教奉旨查禁，而改为桥梁会。乾隆十二年（1747）六月，胡昌思身放，胡阙氏无以糊口，即踵行其夫所行桥梁会，念经治病，募化银钱，以作为施茶修桥使用（32）。修桥铺路，建造茶房，都是乐善好施的义举，但都需要筹措经费。
直隶大兴县人周应麒传习红阳教，庄中有菩萨庙，每逢正月十四、五、六等日，周应麒等人即在菩萨庙前殿念诵《源流经》；二月十九日，念诵《菩萨婴儿经》；五月十三日、六月二十四日、十二月初八日，念诵《伏魔经》，其活动不外是为同庄人祈福消灾。每届念经之期，信众俱至菩萨庙内烧香磕头，助给京钱数十文至一、二百文，或麦子、高梁数斗，作为庙内香火及念经时饭食支出，馀剩钱文，则置办庙内器具。遇有人家丧事，周应麒等人即前往念经。教中称他为红阳道人（33）。道光元年（1821），直隶大兴县人李自荣因见村人染患时疫，多有病故者，并无僧道念经追荐，于是商允田怀得等人创立敬空会，醵钱制备神像、法器等物，念诵《地藏经》、《源流经》等宝卷，为人荐亡，俱不索取谢礼。寺庙中装塑神像，制备法器及置办器具等项，都需要费用，寺庙的建造，庙内装备，必须得到信众的支持与赞助，始能举行各种活动，民间秘密宗教虽然教派林立，但都是根据共同的信仰传统，由共同的祭祀活动所形成的地域化社会共同体。
民间秘密宗教的师徒关系是父子纵的统属关系，信众奉献的银钱，由师父转送教主。雍正年间，李卫到直隶总督新任后，即访得直隶有大成、衣法等教。李卫饬令地方官查学各要犯，其中深州知府徐绶查获大成教首是旗下人王姓，住居滦州石佛口，名下有次掌教二人：一是周世荣，住居饶阳县曲吕寸。周世荣患病瘫痪后，由其弟广东丁忧通判周世臣代主其事：一是王瑛，住居深州贡家台。周姓教中约有千馀家，王姓教中亦将近千人。教中能富经讲道者，即充小教首，分往各处，招引信徒，小教首又称领头门徒。衣法教的老教首是旗下人董一亮，当董一亮身故后，改由其女代掌，住居易州，由饶阳县武举王作梅管事，次教首为饶阳县人孙连治。李卫严究各教犯后指出直隶大成、衣法二教，俱始于顺治年间，以轮生死劝人修来世善果，教中吃斋念经，每月朔望各在本家献茶上供，出钱十文，或数百文，积至六月初六日，信众俱至次教首家念佛晾经，并将所积钱文交割，称为上钱粮。然后由次教首将钱文转送老教首处，称为解钱粮（34）。信众奉献银钱，由老教主或总当家支配，例应解送老教主存库。
山东邹县人孔玉显的胞叔孔万林，王秉礼的胞兄王秉可，李文功的父亲李之望，都是山东单县刘省过接充教主案内坎卦分支。乾隆三十七年（1772）破案后，孔万林被轨决，王秉可遣戍，李之望仗徒，王秉礼等杖枷，李之望徒满释回后不久病故。乾隆四十八年（1783），孔玉愿闻刘省过的次子刘二洪藏匿京中，于是假借养胆刘二洪为名，复兴坎卦教，自称卦长，并与李文功等商谋纠人入教，各帮表文，议定每年由李文功易换银两送交孔玉顾收受。各教派信众对教主师父的关系，是模拟血缘宗族的结构，是以子孙奉养父母的孝道来供养他们，不仅供养老教主，还要照顾老教主的子孙。乾隆四十年（1775），河南樊明德倡立混元教，刘松因混元教案发被发配甘肃隆德县。安徽太和县人刘之协是刘松的徒弟，刘之协转收湖北襄阳县人宋之清等人为徒，宋之清转收伍公美为徒，伍公美转收樊学呜为徒，樊学呜转收萧贵为徒，俱传习混元教。萧贵平日所收打丹银两，即交樊学呜转送宋之清收受，宋之清奉刘之协之命，陆续送交刘松。据刘松供称：“有旧徒安徽太和县原香集人刘之协及刘之协之徒弟宋之清自五十四年起至五十八年，曾到过隆德配所六次，敛取打丹银两，陆续送给，至二千两之多。”（35）这些银两后来被官府起出，都是杂碎银两，约有市平银二千两。乾隆五十九年（1794），刘松等人复兴三阳教破案，王法僧与刘松同配，知情不举。王法僧改发回疆喀什噶尔，分给阿奇木伯克伊布拉依名下为奴。安徽阜阳县人张全、张效元父子俱为三阳教信徒，嘉庆五年（1800），张效元被捕后，供出其父张全曾令张效元携带银两，前往喀什噶尔探望王法僧，补助他的盘费。山东金乡县人侯位南，世代传习坎卦教，侯位南被捕后供称：“我向众人哄骗，收敛钱文，换银五十馀两，存放赵振基家，我意欲再敛银钱，送往乌鲁木齐给刘教首的子孙。”（36）
信众供养老教主或其子孙，是一种功德，也是一种义务。但是，有些教首并未履行义务，往往据为己有，私自中饱，或擅自挪用。例如山东坎卦教头目李文功将所敛钱文易换银两后，即送交孔玉显收受。自乾隆四十八年（1783）到五十年（1785），孔玉顾收过李文功银二十二两七钱，孔玉显并未送京给老教主刘省过的次子刘二洪，竟将所敛银钱，自行置地七亩，耕种为业（37）。孔玉显是山东邹县人，或可藉此推知乾隆后期邹县耕地，每亩平均约计纹银五两以下。李文功继续传教敛钱，因远近村民皆知其父李之望传教获罪，不敢信从，李文功即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四、五月间将坎卦教改为泰山香会，向村民谋取银钱，被捕前先后得银二十二两五钱。
民间秘密宗教的教产，因各教派规模不同，诸小教派多由教首掌管，其大教派则设有专人管理。乾隆五十一年（1786），安徽阜阳县人张效元接管三阳教的教务，教中银钱都由他掌管。他被捕后供称：“四川敛来的根基钱，都送与我，我转交王老保收藏。起初敛得的银钱尚少，这五六年来每年约有万馀两。这些银两都为累年打官司费用及同教的人发遣做盘缠。”（38）乾隆六十年（1795）五月，湖北宜都县人聂杰人等拜张宗文为师，入白莲教。同年七月，同教的刘盛才告知聂杰人说：“习教的人各出银两，交与掌柜的收下，转送李犬儿，就在簿内开入名字。日后成事，查对纳银多少，分别封官。”聂杰人心想做官，就出银一百两，交刘盛才收去。刘盛才见聂杰人给银较多，声称可做总督。据聂杰人供称，教中簿册就是由刘盛才掌管（39）。
离卦教当家尹老须接管教务后，信徒日益众多。嘉庆二十五年（1820），尹老须延请同教谢老问至家教读，帮办教中事物，所有前往升单书丁的信众，均由谢老闻代记胀单。教中信徒因人数众多，所以分为南北两会。其中山东清平、宛县等处的信徒共计一千馀人，称为南会。高塘、夏津、聊城、邱县、棠邑等处的信徒，称为北会。此外又有狄汉符、狄文奎等头目分带兰山、峰县、邳州处之人，约计二千人前往升单书丁，俱归入尹老须教内。尹老须因信徒众多，聚财致富，即令其子尹明仁报捐州同职衔，并为尹老须本人捐请六品封典。同时陆续置买田宅，设立辅业。尹老须因见教务兴旺，于是自称南阳佛，以弘法自居，陆续建造房屋两所，计一百馀间。以西所为住宅，东所留作接待信众之所，并取经内“收找元人归家认母”之义，而将正厅命名为“收元厅”，并统称其寺为飞龙寺。后来又创立大场、小场、朝考、均正、巡香等名目。届时各做功夫，预备考察。商令教内萧滋等人假充明眼，声称闭目出神，上天问话，以出钱多寡，决定加福等次。并扬言八卦是文王所定，尹老项就是文王转世，所以充当离卦教教首。又令萧滋编造将有劫数的谣言，使信众畏惧，诱其出钱祈福。另令谢老合书写传单，载有某年当有黑风劫，届时即有妖兽食人等语，遣韩老吉等转送各处信众。其信众畏惧，纷纷送钱数千至数十千文，或银数两至数十两不等。此案奉旨：“尹老须即尹资源接管刘功离卦教，自称南阳佛，创立期考等场，黑风等劫名目，神奇其说，煽惑至数千人之多，勾结至三省之远，狂悖已极，尹老须即尹资源者即凌迟处死，仍传首犯事地方，以昭炯戒。尹明仁听从习教多年，实属世济其恶，尹明仁着即处斩。韩老吉、萧滋依拟处斩，听监后入于本年朝审情实办理。”（40）尹老须接官离卦教的教务以后，信众多达数千人，教中组织规模扩大，俨若小朝廷。
秘密会党内部成员，虽以兄弟相称，但是只能维持横向的散漫关系，而且各会党各立山头，彼此之间，各不相统属，条起倏灭，缺乏延续性，对社会资源的掠夺较为有限。民间秘密宗教的形态，则属于师徒纵向的严密关系，各教派辗转衍化，枝干互生，盘根错节，具有持久的延续性，下层社会的有限资源，竟因民间秘密宗教的盛行而更加贫困。
五、结语
明末清初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性变动，各种地域化社会共同体逐渐趋于多元化和复杂化。理学“泛家族主义”的价值系统也更加广泛的渗入基层社会，许多本来没有血缘联系的群体也利用血缘纽带的外观作为整合手段（41）。甚至以宗教为幌子，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地方社会共同体，民间秘密宗教和秘密会党，就是清代下层社会引人瞩目的地域化社会共同体。也都是泛家族主义普及化的一种虚拟宗教。民间秘密宗教是以宗教信仰作为群体整合的主要方式，各教派多为世俗化的佛教宗派衍生转化而来的新兴教派，同时杂揉儒道的思想教义，并模拟宗族血缘纽带的父子关系，建立师徒纵向的统属关系。秘密会党则以异姓人结拜弟兄或金兰结义为群体整合的主要方式，各会党多为出外人基于互助的需要而倡立的自立救济组织，并模拟宗族血缘纽带的兄弟关系，建立兄弟横向的平行关系。由于社会分化的加深和社会文化价值系统的分裂，在基层社会的地域化社会共同体愈来愈士绅化并纳入正统规范的轨道的同时，背离这一轨道的社会组织也逐渐分化出来（42），民间秘密宗教和秘密会党普遍出现，就是雍正、乾隆年间以后中国基层社会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雍正、乾隆年间以来的地域化社会共同体，由于人口流动的频繁，多已从血缘纽带演化成以地缘为纽带，形成依附式的地域化社会共同体，进而演化成以经济利益为纽带，形成合同式的地域化社会共同体。秘密会党一方面是以地缘为纽带而形成的依附式地域化社会共同体。一方面也是以经济利益为纽带而形成的合同式地域化社会共同体。其成员的经济地位都较低下，除了少数的垦户外，大都为家无恒产为生计所迫的流动人口，由于生活陷入困境，而出外谋生，或进入城镇肩挑负贩，寻觅生理，慵工度日，同乡在异域相逢，多互道出外人的难于立足，每当闲谈贫苦孤身无助时，即起意邀人结拜弟中，遇事相助，患难与共，免受外人欺侮。离乡背井的出外人，在新的生态环境里，传统宗族社会的血缘纽带既已被割断，只有模拟血缘亲属结构的兄弟关系，义结金兰，倡立会党，各会党强调对内的互济互助，多属于经济性的内部互助，会中成员以弟兄相称，入会时各出定额的会费，会员对会中财产的持分，通常是以股份表示，是一种合股组织，会中财产为会中弟兄所共有。秘密会党的财产管理，有其共同特征，那就是每个弟兄各有一定分额的股票所有权，并以合同的形式确认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出外人通过弟兄的资助，可以解决贫穷问题。会中抢劫或掠夺得来的财物，也是平均分配，在财富的支配方面具有较高的合理性和平等性。
民间秘密宗教与正信宗教之间，并没有隔着不可跨越的鸿沟，各教派也具备正信宗教的本质，其组织、仪式、教义、戒律等方面，亦与正信宗教密切相关，也多具有生存、整合与认知的功能。各教派也多富于乡土色彩，多属农村型的宗教活动，以家庭式的佛堂或经堂为聚会中心，通过血缘关系、姻亲关系及模拟血缘亲属结构的父子关系，以一个主祭神为中心，由共同的祭祀活动，形成地域化的祭祀圈。各教派的教主，地位崇高，师徒之间是属于上下辈份的关系，近似家族结构，教主或教首多具备民俗医疗的经验，他们一方面藉着宗教信仰，一方面藉着民俗医疗，招引信徒，聚众聚财。下层社会的贫苦民众，或因本身患病，或因亲人患病，为求消灾除病，超度亡魂，祈求来生富贵，免堕地狱，而拜师入教，奉献银钱。各教派的教首以各种名目向信众谋取钱财，善男信女为求来生福，多乐意奉献根基银钱。供养师父教主，照顾老教主的子孙，不只是功德，而且也是子女侍奉父母的孝道表现。
但是，各教派的教产，都归教主或总当家支配，是族长制的管理方式。财富都集中在教主或教首手上，信众不能过问，是一种集权化的教产管理体制。寺庙佛堂的建造，修桥铺路及各项宗教福利措施的支出，多由教主或总当家处理。老教主或总当家由于教产的集中和累积而致富，可以置产损官。各教派所筹措的经费都建立起一套集权化或族长制的管理体制。
【注释】
（1）《清代全史》，第五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页432。
（2）《清代全史》，第五卷，页9。
（3）《月摺挡》（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咸丰五年二月初一日，闽浙总督王懿德秦摺抄件。
（4）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年4月），页326。
（5）《宫中档雍正朝奏摺》（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页67。雍正六年八月初十日，福建总督高其悼奏摺。
（6）高贤治、冯作民编译，《台湾旧惯习俗信仰》（台北，众文图书公司），页55。
（7）陈金田译，《台湾私法》（南投，台湾省文献会），第一卷，页560。
（8）《宫中档雍正朝奏摺》，第十七辑，页662。雍正九年二月二十二日，管理福建海关事务郎中准泰奏摺。
（9）《军机处档·月摺包》（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第2751箱，7包，48382号，嘉庆二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云贵总督伯麟奏摺录副。
（10）《宫中档》（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第2719箱，24包，3729号，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贵州巡抚贺长龄奏摺。
（11）《宫中档乾隆朝奏摺），第六十八辑，页389。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三十日，广西巡抚孙永清奏摺。
（12）《宫中档》，第13箱， 1包， 3726号，道光元年二月初二日，两广总督阮元奏摺。
（13）《月摺档》，咸丰元年十月初七日，湖广总督程商采奏摺抄件。
（14）庄吉发，《清代秘密会党史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页159。
（15）《天地会》（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11月），页111，严烟供词。
（16）《天地会》（二），页301，郭丕供词。
（17）《军机处档·月摺包），第2778箱，161包，38813号，许光来供词。
（18）《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一册（苏州，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页21。
（19）《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五册，页29，祁中耀等供词。
（20）《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五册，页10，王义等供词。
（21）《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一册，页16，乾隆五十九年九月十四日，陕西巡抚秦承恩奏摺。
（22）《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页65，嘉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马慧裕奏摺。
（23）《军机处档·月摺包》，第2715箱，1包，47135号，嘉庆二十一年四月十三日，晋昌奏摺录副。
（24）《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页25，嘉庆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方受畴奏摺。
（25）《上谕挡》，道光十二年五月初九日，曹振铺奏稿。
（26）《奏摺档》，（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道光元年十一月分，直隶总督方受畴奏摺。
（27）《朱批奏摺》（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湖广总督吴逢善奏摺。
（28）《上谕档》，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初二日，和珅奏稿。
（29）《宫中档》，嘉庆朝，第2723箱，99包，19418号，嘉庆二十年七月二十六日，山西巡抚衡龄奏摺。
（30）《上谕档》，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初三日，托津等奏稿。
（31）《军机处档·月摺包》，第2776箱，147包，35188号，乾隆四十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大乘大戒经》。
（32）《宫中档乾隆朝奏摺》，第三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页485。乾隆十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山西巡抚阿思哈奏摺。
（33）《上谕档》，道光十二年二月初八日，曹振镛奏稿。
（34）《宫中档雍正朝奏摺》，第二十辑，页868，雍正十年十一月初九日，直隶总督李卫奏摺。
（35）《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五册（苏州，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页28，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三日，安徽巡抚陈用敷奏摺。
（36）《军机处档·月摺包》，第2751箱，30包，52514号，嘉庆二十二年八月初一日，山东巡抚陈预奏摺录副。
（37）《宫中档乾隆朝奏摺》，第六十三辑，页358，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十四日，山东巡抚明与奏摺。
（38）《剿捕档》（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嘉庆五年九月十三日，张效元供词。
（39）《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五册，页1，嘉庆元年二月，聂杰人供词。
（40）《军机处档·月摺包》，第2760箱，56包，63564号，道光十三年五月初八日，文孚等奏摺录副。
（41）《清代全史》，第五卷，页432。
（42）《清代全史》，第五卷，页436。
（文章来源：庄吉发《清史论集》（五），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