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城市社会阶层嬗变研究
李明伟
一、清末民初的城市化过程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晚清社会商品经济不断增长，逐渐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进入20世纪初叶，工厂、铁路、矿山、轮船、电报、银行都不断地涌现，人们的生产、生活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诸城市，是中国近代企业最集中的地区，到1911年初，共建立近代企业117家；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建立企业37家，全国建立的工矿企业有近千家。近代工矿业的发展亦带动了城市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的发展，到1911年初，全国商办轮船公司有20家，官商合办和私人资本开设的银行已有20家，中国近代城市经济体系的雏型已初步展现。
上海的发展在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中是首屈一指的，由于它所处的开埠港口重要地位，随着对外贸易的开展与租界的扩张，现代工业兴起，十里洋场商业兴盛，城市规模扩展十分迅速。由于中外企业在上海的建立，使大批因贫苦、自然灾害、战乱而失去生计的人涌入上海，据统计，1894年上海工厂的工人数已达到3.622万人，为全国第一位。[1]根据1895年租界的人口统计，英、美、法各租界人口共为29.7797万人[2]，华界人口为60万以上，所以这时上海总人口已超过90万。
上海开风气于全国之先，其经济文化的辐射作用，对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时的报刊评论指出：“比年以来，上海新事业虽甚无可观，然自苏报风潮以后，内地文人颇有受此激荡，而顽梦因以大苏，于是，内地有所谓志士者，日以加多。然因受报纸、新书之教育，故内地志士恒崇拜上海之所谓志士者。上海之所谓志士者，因身处四通之地，闻见自广，而更事亦多，积岁既久，阅历亦深，而内地初开化之少年，若与之比较，所逊远矣。”[3]
天津近代伊始，城市经济还是以作坊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为主，1867年崇厚设立天津机器局，是天津近代工业之始。自清末新政开展以来，天津城市发展尤为迅速，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其督直期间，以“开通风气”自诩，推行“新政”，他委派周学熙等人，创建了直隶工艺总局、高等工业学堂、劝工陈列所、实习工场、劝业会场和银元局等官办企业，鼓励和扶植绅商集资创办了毛巾厂、牙粉厂等，在天津，还建立起公园、植物园，“电灯、自来水亦以次设立”[4]。到1911年，天津已有工厂134家。[5]民元以后，天津又出现了一批颇具规模的大型工厂，如丹华火柴公司(1913)、久大精盐公司(1915)、恒源纱厂(1916)、华新纱厂(1920)、永利碱厂(1922)等大规模的工业企业。[6]天津以传统手工业和商业同对外贸易、近代工业相衔接，虽然近代化起步较晚，却成为近代华北城市化最快的城市，它接纳了华北农村大量人口，1803年，天津市内与郊区四乡人口共26.0017万人，到1922年，市内人口达到105.2699万人，加上郊区四乡人口总计139.356万人。[7]
青岛在光绪中叶还是一个数百户居民的渔村，1879年，登州总兵驻扎此地后，逐渐成为一小市镇。开埠通商以后，青岛迅速建立了纺纱、卷烟、机器制造、炼油等中外工业企业，到1924年，仅日商开设的工厂就有57家，雇佣华工2万名。1902年，青岛市内人口仅1.4905万人，到1917年，猛增到9.15万多人。[8]从以上各大城市人口的增长情况，可以看到近代人口城市化的迅猛程度。
近代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进入20世纪初叶，清末社会出现了向近代化工业社会转型的趋向，社会商品经济不断增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传统社会原有的士、农、工、商等各社会阶层受到商品经济浪潮的冲击开始分化。到了20世纪初年，特别是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后，传统的士绅阶层急剧分化，许多开明绅士开始流向“自由职业”，凡举公司、企业、商务、报馆、学会、自治乃至新军军部都成为他们的“用武之地”，以至社会中出现了一个“绅商”阶层。他们或创办新式企业，或投资铁路和矿山开发，成功地跃入民族资产阶级行列。由于士大夫阶层与官僚和民间资本之间都有密切联系，早在1895年，科举状元张謇就开始兴办新式企业，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那样：自甲午中国败绩，“军国威丧削，乃知普及教育之不可已，……推原理端，乃不得不营实业”[9]。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扶植下，1898年，张謇所创办的大生纱厂开始出纱，张謇由此走上了企业家之路。
清末城市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亦发生了变化。许多士人开始学习科学，崇尚发明创造，提倡投资设厂。在四川，“洪雅萧君开泰，前曾试造火镜，惜未告成，近其友张君因其旧式，精益求精，能在距离六七丈之地焚化四寸厚精铁，闻已禀请大吏在沪设厂制造”[10]。“湖南长沙民立明德学校，于理化各科无不研究，故东洋纸各物已能自造，近又制有真笔版出售，价廉物美，人乐购之。”[11]据统计，清末士绅投资近代企业者达140家，全国各地都有士绅投资办厂，长沙监生禹之谟创办了织布厂，巴县秀才杨海珊创办了火柴厂，厦门生员孙逊创办了电灯公司，士绅开始向近代企业渗透。
随着清末立宪运动的开展，士绅也开始在城市里从事立宪、自治活动。据学者统计，清末谘政院和各省谘议局议员1600名中，大多数来自士绅阶层，100名议员中，91%具有传统功名。[12]此外，士绅阶层还在城市组织社团，兴办报刊，出版西方书籍。在上海，由于城市经济的发达，“名儒硕彦荟萃于斯，各立学会，互相研究，藉以交换知识，开通社会，……或谋地方之幸福，或望教育之普及，各有深意存其间也”[13]。据一份20世纪初报刊编辑、记者、主笔出身表显示，48名编辑、记者、主笔中，有42名具有传统功名，占87.5%。[14]由此可以看出，城市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社会的封闭状态，在这种挑战之下，士绅阶层不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群体。士绅职业的多元化，促进了城市社会的分层和流动，从而有助于城市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传统社会的农民也发生了变化。农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带来了传统农民身分、内涵的变化；由于战争和灾害的侵袭，导致了农村的萧条和农民经济地位的下降，近代农民大量离开农村，或逃荒或去城市谋生，当产业工人、季节工、做苦力等等。原手工业者在激烈的商品竞争下遭到淘汰或转行，“小工小贩，因失业而失万万之资财”[15]。破产失业的劳动者为生计所迫，进入城市，寻找新的职业，导致了城市社会职业结构的变动。在上海，1890年到1895年，由农民、手工业者、市民变成工人的人数有10万人，其中流向中国自办企业的工人约6万人左右。[16]
从传统社会中走出的商人在商品经济浪潮冲击下也发生转变，他们大致的归宿有三个：一是由商归绅；二是转向资本主义企业经营，但未能成为强者；三是固守传统经营项目与经营方式，最终导致传统行业的萎缩。
二、清末民初城市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随着中国近代城市化的过程加速，传统社会原有的士农工商等社会阶层被新兴的社会阶层所取代，清末民初的城市社会里出现了中产阶层、产业工人、城市贫民等三大社会阶层，而各个阶层内部也由于社会分工劳动细化，不断改变着原有的分层与结构。中产阶层是近代城市社会中多层次、多重身分、流动性较大的群体，包括工商业者、中高级专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工商业者的主要社会来源有四个方面：近代的外资企业的买办和通事、新式商人、新式知识分子以及旧式商人。
社会流动是清末民初城市社会的重要社会现象。新兴的知识阶层在城市的流动中最能显现城市现代化的趋向。中高级专业人员是参与企业与社会管理的重要阶层，其随着都市经济生活日趋复杂、专业分工日趋明细而孕育壮大。他们大都受过新式学堂或国外教育，学有专长，走出校门后进入工商、经贸、文化、行政等部门，逐渐成为城市金融、工业、商业领域的中间力量，陈光甫、刘鸿生等人就是其中的代表。这一中高级专业人员队伍的形成对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结构的提高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上海成为清末民初中国这一发展趋势的典型。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建于1915年，它的发起人陈光甫留学美国，深谙英语。因依靠大批精通银行业务的朋友支助银行的发展，又有各种商业关系的人出面组织各级股东信赖入股，就决定了这家银行的发展状况。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业时初定股本金10万元，但实收资本7.5万元。据银行业务处经理赵汉回忆：“上海银行初期股本，陈光甫本人所拉拢的股东，一部分系留美学生和外交界人士，另一部分系辛亥革命时江苏都督程德全及其部下，还有一部分是国民党人，如孔祥熙、宋子文的母亲，在1915年都已加入股份。”[17]到1919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资本额增至100万元，陈光甫成为民族工商界的新领袖。
从19世纪末开始，上海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集结地[18]，新式知识分子往往还成为近代城市化中新式文化的传播者。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大学毕业或从国外留学回来后，就职于城市新式文化事业机构，诸如学校、报纸、杂志、书馆、剧社、电影公司等，从事传播西学及科学文化教育事业，使城市成为教育、出版、大众传媒和新式文艺集结的场所。诸多新型知识分子则以文化或职业改变原来的社会地位，陈独秀、鲁迅等从知识分子旧文人转变为新型知识分子的代表和新文学的奠基人，邹韬奋由青年学者转变为新式出版商。这些知识分子也形成了近代都市里特殊的文化阶层。
城市产业工人是伴随着都市成长而迅速生长壮大的新的社会群体，他们的主要社会来源是农民、手工业者和部分无业游民。晚清城市工人大都是破产的农民，来城市谋生，他们的惟一资源是劳动力和专业操作技能，技术成分偏低，面临着失业的危险与激烈的就业竞争。
城市贫民是指城市里没有固定收入、靠出卖体力为生的劳动者。这一社会阶层人数在清末民初城市社会中不断上升。其原因在于近代中国都市相对快速发展而乡村发展相对停滞，农村的困境使农民不断离开家园到城市谋生。他们只适于简单出卖劳动力的谋生，从事人力车业和车站、码头和建筑工地的搬运工作，其收入只能维持个人的最低生存线。据估计，到1920年，上海的码头搬运工有5-6万人，人力车夫大约有6-7万人。[19]这些苦力的劳动流动性大，组织松散，收入低下，受到都市人的歧视。在青岛，“市内贫民，大部麋居于台西镇之挪庄、西广场等处，矮屋一椽，仅能容膝，起卧炊涤胥在其中，甚者支板为棚，合居三四”[20]，其生活条件的简陋可想而知。
处在城市社会最底层的要算乞丐群体，这些人在清末的城市中人数增长较快。他们每天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有时行乞与违规行盗混在一起。1904年，直隶总督袁世凯饬令巡警局和天津府县收丐防盗，令曰：“津郡地方现届冬令，时有窃贼且沿途乞丐渐多，殊不成事，试思设官所以卫民，天津创立巡警，岁需巨款，居民各效捐输，原欲共资保卫，乃地方仍有窃贼，各局官弁坐糜薪饷，官亦何以对民生？乞丐一项，津地有教养局、育黎堂、广仁堂及卫生局之贫民院等处，均可收养，乃仍有乞食于路者，地方官不能教民养民，致穷黎流而为丐，有司牧之责者能无愧怍？严饬巡警局赵道、天津府凌守、天津县唐令嗣后务当保卫闾门，各段巡警尤宜加意巡防，期于居民安枕，不准再有窃贼，并将地方穷黎乞丐随时收入教养局等处，其少壮者使之学习工艺，俾可自谋生计，老弱分别留养，倘再有窃贼乞丐，定惟该道等是问。”[21]
中产阶层、产业工人、城市贫民这三个由于清末民初城市社会变动所产生的社会阶层，以不同资格进入都市经济运作网，以不同的角色改变着近代城市社会。特别是城市中产阶层的成长，推进了近代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促进了新兴产业和城市消费经济的增长，也引导了新的都市文化与生活方式，使普通的市民仰慕其生活方式，不断追求着“中产”的梦想。
三、清末民初社会阶层嬗变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从现代化社会变迁的新视角来观察和理解晚清以来的中国政治变革，我们不难看出，近代城市社会的演进与城市社会阶层的变迁，与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社会革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辛亥革命作为一次城市的起义，实际上是近代中国社会空前变化的产物，它与近代以来东南沿海与长江流域城市的发展与社会变动，有着密切的联系。
随着传统社会的崩解，近代商品经济社会中城市次群体大量产生，公司企业、政党、政府官僚、新的知识群体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和协会纷纷涌现。由于城市居民被纳入城市的社会与职业系统中，社会生活越来越多地在次群体内而不是在主群体内进行。城市的发展不断造就着新的社会群体，特别是清末新式学生群体、南方城市新式士兵群体的出现，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活跃而激进的社会力量。据革命的参加者回忆：辛亥革命前，“武汉三镇的学生约有一、二万人。”[22]而上海、南京等城市学生群体也不在少数。留日学生回国后，大都在沿海和沿江大城市活动。1903年，留日学生黄兴、宋教仁等在长沙组成华兴会；1904年吕大森、刘静庵等在武汉组成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城市革命党人群体的出现与聚集，为革命的倡导与发动准备了领导力量。
革命党人主要出身于青年学生、留学生、新军官兵、工商业者和会党领袖，如黄兴、陈天华、禹之谟、赵声、林觉民、宋教仁、吴禄贞、陈其美等。他们的家世大都同封建官僚阶层很少联系，受到封建官府的压制，社会地位低下，因而在他们中间很容易产生反抗封建制度的思想。特别是青年学生，他们接受的是新式学堂的教育，与求取功名利禄的官僚政治绝缘；作为社会群体而不被清末官僚社会所接受，导致了他们与传统社会的决裂。光绪三十三年的清廷上谕曰：“国家兴贤育才，采取前代学制，及东西各国成法，创设各等学堂，原期海外人士束身规矩，造就成材，所以勖力之者甚厚。乃比年以来，士习颇浇漓，每每不能专心力学，勉造通儒，动思逾越范围，干预外事，或侮辱官师，或抗违教令，悖弃圣教，擅改课程，变易衣冠，武断乡里，甚至本省大臣拒而不纳，国家要政任意要求，动辄捏写学堂全体空名，电达枢部。不考事理，肆口诋毁，以至无知愚民随声附和，奸徒游匪藉端煽惑，……士风如此，则民俗之敝随之，治理将不可问，欲挽颓风，非大加整饬不可。”[23]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清末的青年学生群体从整体上表现出对传统政治的不满和藐视。革命党人胡鄂公在其所著的《辛亥革命北方实录》中记述了其家境之窘：“予因念予母，在予兄逝世时，曾命予从侄中名芳煊、芳坤者至长岁冈。代为典质所余未质之冈田，以为埋葬赡家及予北京攻读之用。……予母以六十之年，与予嫂田氏抚二孤，日掘蒿断塍荒埂之间，其艰苦愁惨之境，匪人所堪。”家境如此，而官场腐败现象又比比皆是：“予抵汉口，……乃知汉口旅舍咸为各地赈饥委员所据，征歌选妓，卜昼卜夜，而于灾荒饥馑所至之地，析骨而炊，易子以食，亦若与彼辈不相属者，国败官邪，至于此极。”[24]面对家世的衰微和官场的腐败，他们不能不为之愤怒，因此革命之心愈坚。
新军士兵群体是城市又一股重要的革命力量。据统计，到1907年，长江各省练就新军5万，大都驻扎在省城。[25]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大批“士子”投军，提高了新军的文化素质。新军下级军官多来自武备学堂和日本士官学校，易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当时，清政府“编练新军，不过改易外表，而其所信任者，仍是卑鄙龃龌之辈。非习为柔滑、生成媚骨者，不能渐济要津。此所以青年有志者，皆不属与侩伍，而陆军学生优秀者，均趋于革命之一途也”[26]。
在城市中除了学生，众多中小资产阶级，包括小手工业者、小业主、中小商人及华侨，他们也深受官府勒索和重税的压榨，经济状况艰难。正是这种生存环境的压力和对社会不公平的积愤，转换成他们对新的政治信仰的皈依和献身。而城市的一般市民，包括工人和城市贫民，他们在革命党人和学生的宣传鼓动之下，大都附和革命，支持革命，成为革命的群众社会基础。
城市的绅商阶层在发展自己的经济实力的同时，也在推动清末立宪运动的开展。他们组织了预备立宪公会、宪友会等社团，推动城市的自治运动的开展。当清廷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后，“朝野欢呼，我沪上政界、学界、商界，均行庆祝之典，悬旗演剧，盛极一时，所希望者，欲达实行立宪之目的而已。”[27]为实现立宪，他们发动了国会请愿运动和探路运动，聚集起各大城市绅商群体的力量。他们所发动的请愿速开国会运动失败和四川保路运动被血腥镇压，使清廷反动而腐朽的真面目暴露无疑，指望这样一个腐朽政府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无异于梦呓。城市的绅商阶层渐渐萌生革命思想，大骂“政界反动复反动”，直至“公决秘谋革命”，或“秘密会议，将以各省独立要求宪政”。他们政治态度的变化，对辛亥革命的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清末民初的城市社会里，一些人以军队、政府、学校等为上升之阶梯，求得社会地位的改变，如清末冯国璋、段祺瑞等，靠参加新军、学习军事逐步取得社会地位，而谭延铠、汤化龙等人则以投机革命为渠道，通过革命进入社会上层。这些社会阶层的出现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政治局势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知识分子群体是清末民初城市社会所孕育的新的社会力量，他们接受西方文化和社会思想的影响，崇尚自由、民主，提倡新文化，由于他们的宣传和倡导，新文化从20年代起逐步走向社会，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打下了思想基础；而城市产业工人队伍的不断壮大，又为中国新的社会革命提供了阶级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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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社会科学辑刊》200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