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传播与晚清社会的蜕变
陈 绛
近代中国是在西力冲击下开始自己对近代化的探求。近代的因素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已在中国古老的社会中蠕动。1842年8月，清政府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加速了中国社会的新旧嬗变,使这一变化发生急剧的转折。中国不可能按照自己固有的方向继续发展，它开始经历一个“蚕变蛾、蛇蜕壳”的“极艰难、极痛苦”的巨变(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册，文集39，页47。)。
在西方殖民势力向东方扩张的过程中，与鸦片、工业制品和坚船利炮而俱来的西学在中国传播，既遇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强抵制与排斥，又同它结合和融会。西学传播本身是中国近代社会蜕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起过复杂的作用，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作用与影响，在晚清时期尤为显著。西学传播的历史及其与中国社会演变的关系，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一）
西学传入中国，可以上溯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同时，带来欧洲的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尽管耶稣会士力图适应中国传统文化，迎合中国士大夫的需要，但是他们所宣扬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和清初的闭关锁国，使当时东传的西学未能对中国社会发生像晚清时期那样深刻的影响。中西文化交流在它起步不久，便归于漫长的沉寂。只是经过两百年时光的流逝，西学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重来中国。
西学的再次传入，其重要契机在于鸦片战争的失败。面对西方侵略的严峻局势，一些有识之士怀着沉重的忧患意识，将眼光投向域外的世界。在战前和战后已有一些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留心中国沿海和西北边疆的史地研究。例如，严如煜编辑的《洋防辑要》记述东南沿海的战略地理和防务；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和《答人问西北边域书》，反映了对巩固西北边防的关注；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对蒙古的历史和现状作了认真的考察。鸦片战争使他们痛感“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终于导致战争债败(姚莹：《中复堂全集·东溟文后集》，1867年版，卷8,页10。)。于是他们将注意力扩展到对世界各国状况的了解和介绍。据统计，到1861年，已有22部关于世界地理的著作问世。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瀛环志略》是代表这个时期中国人对西方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主要著作。林则徐和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反映出他们向西方国家觅获新知的理智精神和创新勇气，启迪后来的中国人对西学采取积极的态度。虽然战后举国上下仍然文恬武嬉，向西方学习尚未形成一种社会思潮，但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观念毕竟开始受到无情的冲击，接纳西方文化的罅隙终于出现于自我封团的传统封建文化的坚冰中。
进入60年代，英法联军盘踞北京，使清朝统治者深切感到“夷祸之烈极矣”，而“发捻交乘”，又成为动播王朝统治的“心腹之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册，页2674。)。西方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生产技术，作为挽救民族危机和维护王朝统治的手段而大规模输入中国。如果说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西学输入的第一个高潮，自1582年至1773年近两百年间,来华耶稣会士共译西书200余种。其中有一半左右是科技著作，那么，在19世纪50、60年代至20世纪初年短短四五十年间，见诸译书目录的书籍共达1442种，其内容之广泛和数量之众多，是明清之际所无法比拟的(包括少数日文翻译的书籍，其中一部分是西文原文，或介绍西方的著作。见邹振环：《中国图书分类法的沿革与知识结构的变化》，《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注23，据徐维则《东西学书录》统计到1899年的译书共560种，顾燮光在《增版东西学书录》中补增至1902年有347种，顾燮光《译书经眼录》统计1902—04年译出共535种，合计1442种。)。一个重大的变化是，西学传播已不再像明末清初限于教会和传教士的渠道，也不再像鸦片战后只是出于私家的倡导，而是得到官方支持，甚至由政府主持；传播的手段也更加多样化，除先前已有的西书翻译，还包括学校教育和报刊宣传。
1862年清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它最初以培养“通解外国语言文字之人”为目标,是一所丁韪良所说的“译员学校”(［美］丁韪良:《花甲记忆》（英文）Ｅυ*1896年版*293。)。1867年增设“天文算学馆”后，“由洋文而及诸学”，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矿物学、医学，以及各国史地、万国公法和富国策（政治经济学），已兼具科学技术教育的性质(《同文馆题名录》，光绪五年。)。1863年李鸿章奏请设立的上海广方言馆，创设伊始，就以算学和外语并重。此外如福州船政学堂、江南制造局工艺学堂等技术学校，天津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广东水师学堂等军事训练学校，也莫不仿照西法，以外语和西学为主要教学内容。
官办新式学校还承担西书翻译的任务。如京师同文馆，目前已知翻译西书有36种，其中教习译著14种，学生译著11种，师生共同翻译7种，不详者4种；以内容分，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15种，社会科学12种，语文5种，史地4种(苏精：《清季同文馆》，台北1978年版，页206。)。数量虽然不多,但它们之中有中国第一部国际法中译本、惠顿的《万国公法》（1864年）、第一部外交学中译本、马登的《星轺指掌》（1876年）和第一部经济学中译本、福塞特的《富国策》（1880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是晚清翻译西书数量最多、成绩最著的机构，它罗致众多的学者译家和一些外籍传教士。如著名科学家华蘅芳和徐寿在开馆后分门笔述，华蘅芳译书12种，共160余卷，徐寿译书13种，79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页16、27。)。从1868年至1907年，江南翻译馆共译书200种左右，“格致诸书，虽非大备，而崖略可见”(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册，文集1，页124。)。
清政府派遣学生出国留学，在晚清西学传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872—1875年在曾国藩和李鸿章建议下，有120名幼童分成四批派往美国留学，他们之中有后来成为著名工程师的詹天佑。从1877年至1897年,福建船政学堂派出学生分赴英国和法国学习驾驶和造船技能，共有85名，此外李鸿章还派出一些军官接受国外训练(瞿立鹤：《清末留学教育》，［台北］三民书局1981年版，页103—123。)。他们之中，有后来成为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以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而闻名的严复。这些留学生是中国第一批接受严格的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终日饱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容闳：《西学东渐记》，收入《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页137。)，成为西学的生力军。
自从1866年清政府派遣斌椿父子率领同文馆学生前往欧洲“游历”亦即参观考察起，派员出使考察，成为西学传人的另一个途径。1877年，总理衙门奏准，出使各国大臣必须将大小事件逐日详细记载，按月向总理衙门汇报，并将翻译外国书籍和报纸一并咨送(席裕福等编：《皇朝政典类纂》，上海1903年版,卷474，页4。)。斌椿的《乘槎笔记》、志刚的《初使泰西记》,以及郭嵩焘、刘锡鸿、曾纪泽和薛福成的出使日记，生动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外交官对西方的认识和他们的心态。1877—1887年总理衙门奏定的《出洋游历人员章程》更进一步规定，“各国语言文字、天文、算学、化学、重学、光学，及一切测量之学、格致之学，各该员如有曾经留意及出游之后能于性情相近者选择学习，亦可以所写手册录交臣衙门，以备参考”(王彦威等编：《清季外交史料》，北平《清季外交史料》编纂处1934年版，卷71，页4—7。)。这样，出国人员学习西学，便从制度上受到鼓励。
20世纪初年的“新政”，包含比洋务运动时期更为广泛深刻的西学项目。1901年1月,慈禧太后以光绪帝名义颁布变法的上谕指出：“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清德宗实录》，1936年版，卷476，页9。)慈禧以“变法”作为收拾王朝残局的唯一出路，这证实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不可逆转性。“新政”最明显地体现在教育方面，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兴办新式学堂、派遣出国留学的前所未有的热潮。不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清朝最高统治者企图以“新政”实现王朝统治的自我挽救，其结果却为自己制造了更多的掘墓人。
上文已述，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后已经不再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唯一媒介，但是，他们仍然在传播西学方面起重大的作用。和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不同，他们设有翻译西书的专门机构。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于1843年在上海设立墨海书馆，可以说是近代有组织地译介西书的嚆矢。它原以宣传宗教为主，从50年代初开始，便陆续出版合信和陈修堂合编的《全体新编》、伟烈亚力的《数学启蒙》等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读物。传教士在中国设立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泛的出版宣传机构，当推英国长老会韦廉臣发动、并有其他寓华西人组成的“广学会”(“广学会”于1887年由“同文书会”（The Chinese－Book and Tract Society）改组成立，中文仍称“同文书会”，英文改称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1892年中文改称“广学会”，1905年英文改称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其名称已显示它所标榜“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的宗旨,它的出版物除宗教宣传外，还包括韦廉臣《格物探原》、傅兰雅《格致须知》等自然科学和丁韪良《万国公法》、花之安《自西徂东》、林乐知《中东战纪本末》和麦垦西《泰西新史揽要》等人文社会科学著作。广学会书籍，“初印时，人鲜顾问，往往随处分赠，既而渐有乐购者，近三年内几于四海风行。”(林乐知：《中东战纪本末》，1896年版，三编，卷4，页82—85。)甚至有不少被翻刻或盗印。到1898年，它的销售书款已达13886.23元,1902年更激增到43548.92元(梁元生:《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页105。)。这些数字还未包括在科举试场外和教学布道分赠的书籍。
报刊宣传是传教士在中国开始最早的文化活动。早在1815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就在马六甲发行以中国人为对象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的中文期刊。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曾指出：“外人之传教也，均以输入学术为接近社会之方法，故最初发行之报纸，其材料之大部分，舍宗教外，即为声、光、化、电之学”(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华书局1955年版，页109。)。根据美国传教士范约翰1890年提出的一份中文报刊目录，1815—1890年间出版中文报刊共有76种，其中约有一半是由教会或传教士主办的(周振鹤：《新闻史上未被发现和利用的一份重要资料——评介范约翰的中文报刊目录》,《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后来成为广学会机关报的《万国公报》（1874—1907）对于西学传播,影响尤为深广，特别在戊戌维新前后，很多人从中汲取了思想资料。它的前身《教会新报》初创时以宣教为主，但后来西学的比重日益增加(参见陈绛：《林乐知与<中国教会新报〉》，《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傅兰雅主编的《格致汇编》（1876—1892）则是近代中国第一种专门介绍西方科技知识的刊物。
教会学校可以看作是近代中国新式教育的开端。早期马礼逊学校虽然不是由基督教差会创办，但却是一些西方传教士和商人为纪念马礼逊、履行教育传教而成立的。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卓越贡献的容闳和以西法经营而饮誉企业界的唐廷枢都曾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在1876年,基督教会（新教）在中国创办学校共350所，在校学生5975人，到1898年，仅美国传教士设立的初等学校就有1032所，中等以上学校74所，学生人数超过20000人。这些学校强调宗教教育，但也将英语和自然科学列入必修课程,它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在早期西学传播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略的。
毋庸置疑，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的根本目的在于“中华归主”，亦即实现中国的基督教化，他们的活动适应了西方殖民势力扩张，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要求，但是传教士又是西学的热情传播者，他们在近代中国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同样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
社会力量（私人）和政府（官员）、教会（传教士）同为晚清时期西学传播的重要推动力。60年代以后，一些知识分子著书立说，宣传西学，鼓吹变法。他们或人重臣幕府，或与传教士合作，奔走呐喊，出谋划策，尤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他们在传播西学中所起的作用日益超过政府官员和传教士。
主张“采西学”、“制洋器“的冯桂芬于1861年《校邠庐抗议》写成后，曾将抄本寄呈曾国藩。1862年淮军进入上海，他入李鸿章幕，他的《上海设立同文馆议》便是为李鸿章所接纳而付诸实践。王韬1849年初到上海，入墨海书馆，成为理雅各等传教士翻译西书的亲密合作者，刊印了《弢园西学辑存》六种。1874年他去香港创办并主编《循环日报》，将它作为宣传西学和变法主张的基地。他的政论文集《弢园文录外编》为后人留下研究晚清变革思想的重要文献资料。郑观应是另一个杰出的西学宣传家，他长期厕身商界，经营洋务企业，然而他的《盛世危言》对于同时代人和后来者广泛的思想启蒙的影响，超过了他在中国经济近代化方面所起的作用。著名科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和徐寿、徐建寅父子都积极参加西书的译介工作。徐寿还和傅兰雅等于1874年共同发起组织“格致书院”。向西方学习正在形成一个新的社会思潮。
90年代，在维新运动的鼓荡下，翻译西书、发行报刊，蔚成社会风气，出版译著激增，翻译队伍也迅速扩大。康有为、梁启超出于变法的政治需要，极力将他们接触到的西方政治社会学说介绍到中国。20世纪初年梁启超在日本，“在介绍西方思想的过程中，……确实惊人的积极”。他“以日本借鉴外国事物的有效性及一整套新的教育理论，针对某些时兴的论题，将大量欧洲文化呈献给他所寄予希望的知识阶层”。他不但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的自然主义，培根的经验哲学和笛卡尔的理想主义，而且还对西学的传播作认真的总结。严复则以他的典雅文笔翻译亚当·斯密、赫胥黎、斯宾塞、穆勒和孟德斯鸠的著作，在中国翻译史上树立一个丰碑。除了政府派遣，还有大批青年自费去日本探究“西学科技之精微”和“西政富强之本末”。去日本的留学生发行《译书汇编》，“专以编译欧、美法政名著为宗旨”，对青年思想进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留东学界翻译之风大盛”的影响下，“两年（1901—1902年）为上海新学书报最风行时代”，书局“各竞出新籍，如雨后春笋”。清末最后几年，终于出现这样令人感奋的局面：“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册，专集34，页71)
（二）
西学东渐，新旧激荡，人们从对西方文化茫无所知的封闭状态中走出来，根据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客观现实的需要，在不同层次上吸收西方文化，于是在近代中国相继出现引进西方生产技艺的洋务运动，为实现资产阶级君主立宪的维新变法和追求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以及辛亥革命后不久高举民主科学大旗的新文化运动。梁启超曾经这样划分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三个时期；第一期（自鸦片战争后至中日甲午战争）“从器物上感觉不足”(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39，页43—45。)，第二期（自甲午战争至五四运动前），“从制度上感到不足”，第三期（自五四运动以后）“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不少论者也多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三个不同层次说明近代中西文化融会的过程。从吸收西方文化的总趋势和西学传入的主要内容看，的确有一个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然而这样的划分，不能排斥三个不同层次文化的传播存在互相交叉的情况，它们往往相互紧密联系，同时传入中国，虽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重点。
林则徐和魏源在提出“师夷长技”时，肯定西方文化在物质层次的价值，但是他们的著述已提及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四洲志》就有关于“律好司”（House of Lords，上院）、“甘文好司”（House of Commons，下院）和“巴厘满衙门”（Parliament,议会）以及美国“衮额里士衙门”（Congress，国会）、“西业”（Senate，参议院）和“里勃里先好司”（House of Representatives，众议院）的介绍(林则徐：《四洲志》，收入王锡祺辑：《小方壶与地丛钞再补编》，1891—94年版，第12帙。)。《海国图志》惊奇地赞叹美国的总统选举“可不谓公乎？!”徐继畬也推崇美国的民主制度“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洋务运动后期主张将“西政”列作洋务事业的一个项目的张之洞，便肯定这些著作是中国人知西政之始。
洋务运动作为一场低层次的西化运动，它从西学中所吸取的主要是生产技艺。然而这一运动在清廷中央的一个最早发动者文祥于1874年《密陈大计疏》中就提到西方议会政治，“事事必合乎民情而后决然行之”，他认为“中国天泽分严，外国上议院、下议院之设，势有难行，而义可采取”。在李鸿章的心目中，中国需要的西学限于器物，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看到传统的科举制度对培养科技人才的妨碍，而主张加以改进。他晚年访问英国时，更称赞“若培根之善格物理，若显根思皮儿［莎士比亚］之善为诗文，若施本思[斯宾塞］、若达文[达尔文］、若赫胥黎，则又皆文学、性理、格致选也”，他开始意识到儒家伦理的缺陷，对西学的认识实际上已超越器物的层次，达到新的高度。容闳在70年代初向曾国藩、李鸿章提出留学教育计划时，说他深信“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容闳：《西学东渐记》，收入《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页124。)，是就整个文化而言。两广总督张树声在80年代就批评仅仅采用西方生产技术，是“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即使建立了强大的近代海军和四通八达的铁路，也是不足恃的(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1899年版，卷8，页33。)。从江南翻译馆出版物也可以看出，当时不少人的兴趣已扩展到西方思想和制度的讨论，而不仅限于科学技术。
在洋务派还未开始大规模引进西方生产技术的时候，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洪仁玕这个自称“不仅在宗教方面，而且在科学与社会改革方面，完全赞同外国人讲的道理”的先进中国人，向洪秀全提出在中国创建“新天新地新世界”的蓝图《资政新编》。他指出，英国“于今称为最强之邦，由法善也”，美国“礼义富足，以其为最”。洪仁玕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向往，表明他已属于梁启超所说的“从制度上感到不足”那一时期。当然，作为农民革命的领袖，洪仁玕是从否定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加强农民革命政权的要求出发，而利用他的西学知识，力主按照西方模式，实行社会改革。
由此可见，不同层次的西学传播并非彼此泾渭分明，互不相侔。不过，就其主要趋势来说，晚清时期明显存在着由器物向制度推进的两个层次，而大体上以中日甲午战争为分界线。前者与60至90年代洋务事业的开拓紧密相联，后者则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改革努力，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对西学采取容纳态度的人们，由于生活在儒家传统文化环境中，长期受它的薰陶，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框架与价值取向，因此在了解、选择和吸收西学的过程中，不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总是难以摆脱传统的影响。他们一方面用西学作为参照系对传统文化进行审察和反思，另一方面又以传统的认知心理去对待他们所接触的西学。
林则徐、魏源等向域外探求新知的先行者，为中国人描绘西方社会色彩斑斓的图景，批判了当时知识界“徒知侈张中华，未睹寰瀛之大”，然而他们的意识深层并未能突破中国中心的世界观的藩蓠；他们欣赏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皆中国所无，亦中国所当法”，然而只是将它看作“形器之末”、“器数之末”，强调“道”的永恒性；他们赞叹西方民主政制，其出发点是与小农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儒家民本思想而与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绝非一物(参见胡礼忠：《徘徊在近代与中世纪鸦片战争时期三个探索者的足迹》，复旦大学硬士论文，1990年。)。当他们开眼看世界时，他们只能立足于传统的文化心理去认识或接受这些刺激他们的新奇事物。
洋务事业的倡导者曾国藩，早在1860年就倡言“驭夷之道，贵识夷情”，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以“购买外洋船炮”为“救时第一要务”，然而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公布《讨粤匪檄》，以孔孟的继承人自任，以捍卫封建传统文化为号召，为自己塑造了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象。在中西文化的接触中，他力图守旧，又主革新，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左宗棠也许是洋务派官员中将中西文化加以明确对比的第一人，他指出：“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他是在强调儒家“艺理”前提下，肯定西方“艺事”的实用价值。在整个洋务运动的历史过程中，西学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基本框架中取得它的地位。学问“本无中西之殊”，西学已经和中学相提并论，说明人们对它的认识，巴比40—50年代有很大的进步，但是两者毕竟有“体用”、“道器”之分，不能平分秋色。这种“中体西用”的原则，在张之洞的《劝学篇》中得到最明晰的概括和系统的阐释。
投身于洋务运动的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也是“中体西用”原则的倡导者或信奉者。冯桂芬在60年代初提出人们所熟知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被人们认为是洋务派“中体西用”主张的原型。同时期启蒙思想家王韬、郑观应、薛福成，甚至后来梁启超等，都用相同或类似的词语表达他们对西学的态度。虽然他们各自对中学和西学的含义和内容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基本精神都在于使中学和西学这两种异质的文化在中国本土结合。西学必须引进，这是时代的要求，因为西方物质文明的先进性已被两次对外战争的失败所证实；中学必须维护，这是统治的需要，因为儒家的道德规范和伦理观念一直是封建统治者所规定的不可侵犯的社会生活最高准则。于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既保留儒学传统又容纳西方新知的一个途径，在19世纪下半叶为许多人所乐道。它的提出，打破了封建文化的垄断地位，为西学的传播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合法根据，西方文化终于排除顽固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而源源传人中国。
然而，中学和西学毕竟属于两个社会背景迥异、价值标准截然不同的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西学是作为中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两者不可能互不相悖，同步发展。“中体西用”的原则本身包含封建主义目的和资本主义手段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或者坚持中学的“体”，亦即封建主义三纲五常和基本政治制度，这势必限制西学的发展，使洋务运动始终只能停留在一个低层次的西化水平上；或者允许西学不断扩展，西化的水平不断提高，这势必要求冲破封建主义的“体”。洋务运动后期的发展，同时存在这两种趋势。由于坚持封建制度，引进的西方科学技术未能真正发挥作用，甲午战争中，作为“自强”象征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正如王韬所批评，洋务派“徒袭皮毛”的学习西方，“终不能一旦骤臻于自强”。蕞尔岛国的日本，由于学习西方的成功，而成为中日战争的胜利者，这一实例给许多人以新的刺激，战后更多的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等著作介绍到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努力吸收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批判封建的伦理纲常，中学不断受到新的冲击。尽管各人所受传统文化思想影响和对西方近代文化认识的程度并不相同，他们都从西方文化中找到了实行维新或革命的思想武器。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学传播中，严复是一个最值得重视的人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戊戌维新领袖人物大力引进西学，掀起救亡图存、变法求强的思想启蒙和政治革新运动，但他们许多人并未直接接触西学原著，而严复则以自己对中西文化的深湛造诣，不但自1894年至1908年通过半译半述的方法，系统介绍了上文提到的西方思想家的重要学术著作，而且对“中体西用”原则提出尖锐的批评：“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形势下，严复强调“欲通知外国事，自不容不以西学为要图”，主张“统新故而视其通，苞中外面计其全”，追求中学与西学的完善结合。这与康有为提出“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梁启超提出“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全之”，先后呼应。他们从甲午战争的惨痛结局中看到僵化封闭的文化传统使中国无法应付世界强国的挑战，在处理中学与西学关系方面，要求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吸取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对传统文化进行自我更新，以构成一种新文化，这就破了“中体西用”论的框架，向“中西会通”的主张前进，成为后来新文化运动的前驱。
甲午战争失败后，激进的谭嗣同以冲决封建罗网的精神，主张“尽变西法”，亦即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根本上实行变法(《谭嗣同全集》，三联书店1954年版，上册，页196—230。)。此外，湖南维新人士樊锥、易鼐也都主张一切仿效西法，樊锥说：“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易鼐说：“一切制度，悉从泰西”。这种论调，“实开1930年代‘全盘西化’论之先河”。(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台北］华世出版社1977年版，页54—55。)
然而，正如梁启超自己所承认，他们生活在一个“学问饥饿”的环境中，“固有之旧思想既深根固蒂，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敷，汲而易竭”，从而使得“晚清西洋思想运动”始终不可能奠定一个“健实之基础”。(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专集3，页71—72。)
（三）
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再到“中西会通”，甚至“悉仿西法”，是鸦片战争后一部分中国人对于西学东渐作出的回应，它反映不同阶段人们对传统文化反思和对西方文化认识的不同成熟程度和西学传播的深化过程。然而，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和固有文化产生的强大的冲击波引起另一种反应，那就是顽固坚守封建传统，将西学看作异端邪说，对它深闭固拒。在晚清社会保守闭塞和文化惰性顽强的情况下，愿意接受西学的只是少数，西学的传播每进展一步，都遇到守旧势力的重重阻挠。
魏源的《海国图志》因“犯诸公之忌”，而不像它在日本那样广泛流传，对明治维新产生深刻的影响。王韬感叹洋务运动时期，“盖以西法为可行者不过二三人，以西法为不可行、不必行者，几于盈廷皆是”；有人甚至说，“三十年来，仅文忠［李鸿章］一人有新知识，而一般科第世家犹以尊王室、攘夷狄套语，诩诩自鸣得意，绝不思取人之长，救己之短。”李鸿章自己也深感“虽欲变法自强，无人、无财、无主持者，奈何！”许多吸取西学的项目受到顽固守旧者的千挠和破坏，一直到戊戌维新时期，北京竟买不到一幅世界地图(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文集39，页45。)。严复和洋务运动时期的王韬有同样的感慨：鼓吹西学的维新党“与守旧党比，不过千与一之比”。在戊戌维新事业受到血腥镇压的时候，西学传播再次被一些人指责为“邪说诬民”，“潜移圣教”。顽固守旧势力对西学的排斥，无疑构成晚清近代化进程的严得障碍。
然而，尽管步履维艰，西学在它的传播过程中，终于给近代中国以多方面的影响。晚清近代化的进程，可以说是同西学的传播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近代中国人首先从坚船利炮认识西万物质文明的实用价值，由此得出必须学习和掌握西方生产技术的结论。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引进，为中国建立自己的近代工业创造了必要条件。从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开始有了新式军事工业；从70年代开始，有了新式轮船公司，以及一系列从事西法生产的工矿企业。机器生产“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它代替传统的手工操作，标志着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变革，从而相应要求交通运输、商业、金融等部门的近代化，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西方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的引进。既为经济领域近代化所要求，又是为它服务的。由于这一发展，中国社会出现了新的阶级，一些大城市原来以传统经济为基础的行会组织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也渐次变为同业公会和商会等近代工商业的纽带。
先进的中国人接受西学，逐渐由器物层次向制度层次推动，戊戌变法是他们追求政治近代化的一次集中的实践。在此之前，王韬、郑观应等对西方议院制的鼓吹，为维新运动的兴起作了舆论的酝酿。西方民主思想的传播，直接推动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投身于维新事业的实践活动。康有为向光绪帝力陈“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光绪将《泰西新史揽要》等介绍西方国家兴衰历史和日本与俄国改革的书籍，“日加披览，于万国之故更明，变法之志更决”。这次变法虽然被扼杀，但维新派所传播的西学影响如此广泛深远，加速了辛亥革命的到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了改造中国，对学习西方，表现出比维新派更加自觉，也作出了更大的努力。孙中山于1897年就明确指出：“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以后他又一再表示：为了使中国“转弱为强，易旧为新”，“由过代之文明而变为近世之文明”，必须“取法西人之文明而用之”，“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他从近代西方政治社会学说中寻找反对封建主义的武器，探究建立共和国的方案。新生的共和国取代赓续两千年的封建王朝，这一政治制度划时代的根本变革，固然是国内诸矛盾激化的结果，但也完全可以说，它是在西学的影响下实现的。
判断西学在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的影响，要比经济和政治领域复杂得多。科举制度的废止，古老的书院让位于新式学堂（1912年全国已有现代学校87272所，学生2933387人），新式出版机构的设立（如著名的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在上海设立），标志着教育文化事业近代化的重大进展。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的引进，引起人们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怀疑。“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原来在农业社会中居于四民之末的商人，被推崇为“握四民之纲领”，传统的重农轻商、重义轻利的观念开始有了转变。一些士大夫不再耻于言商，而是表现出对于发展实业的重视。咸丰状元孙家鼐创办广益纱厂，同治状元陆润庠创办苏纶纱厂，光绪状元张謇创办大生纱厂，这些事例生动地反映出作为西学导向的积极结果，一些世代沿袭的信念和成见已在动摇。封建的伦理纲常开始不再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的天经地义。《忘山庐日记》的作者在甲午战后阅读若干讨论西方和日本人婚姻问题的书刊，在日记中写道：“世界文明之极限，男女自择配偶，以学问为煤妁，并以学问为防限”。传统婚姻的合理性已引起一些人新的思考，在欧风美雨沐浴下某些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的变迁，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沿海口岸，人们已可明显觉察到。
在清末，尤其在世纪之交中西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过程中，一个新的具有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群体正在形成。留学生的派遣，新式学堂的设立，宣传新知识的报刊激增，更多的知识分子不同程度地掌握了新文化，他们之中有接受过西式教育的，也有脱离传统科举道路而投身于近伐化事业，他们已不同于鸦片战前士林中绝大多数人那样，坚持“夷夏之防”、“人禽之辩”，也不同于鸦片战后那些对外来文化既傲慢又惶困的士大夫，比起洋务运动时期愿意容纳西方物质的人们，他们对于西学和中西文化结合的认识前进了一步，有的已经以西方文化的某些思想体系或思维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局部或全盘的反思．正是这一新的向西方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群体自觉地承担时代的使命，它的发展，为不久以后到来的新文化运动，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准备。
前面曾经提到，严复估计戊戌维新时期守旧派与维新派为千与一之比。清末最后十几年间，虽然西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广泛传播，但就整个中国社会说来，封建守旧势力依然盘根错节，新的知识分子群体只是极微弱的少数。在20世纪进入第二十10年时，梁启超感叹：“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民初著名的新闻记者黄远生检讨西学输入的历史，从另一个角度表达出几乎和梁启超相同的结论：“盖在昔日，仅有制造或政法制度之争者，而在今日已成为思想之争。此犹两军相攻，渐逼本垒，最后胜负，旦夕昭布。”中西文化的冲突，推进到思想心理的深层。“开民智，新民德”，始终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它要求探索中国近代化的中国人为之付出聪明才智和不懈的努力。
（资料来源：《复旦学报：社科版》199303，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