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族贵族崇尚武功国策的兴衰
李尚英
清代著名史学家、思想家魏源在他的名著《圣武记》中，大力歌颂了清代前期创业的神圣武功和辉煌战绩，然而到清代中后期却不能抵御东西列强于国门之外，这其中原因固然很多。我们认为，满族贵族崇尚武功的国策的兴衰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
《清史稿》的作者不无炫耀地说：“有清以武功定天下。”[1]那么，什么是清朝的武功呢？清朝的创建者、太宗皇太极说：“我国武功，首重骑射。”[2]可见，骑射是清朝武功的核心内容。
满族崇尚骑射之风，具有千年以上的历史。早在周武王“贡楛矢石砮，其长有咫”[3]，楛是木杆，石砮是以青石作成的箭，其长8寸。肃慎氏的后代、辽金时期的女真人以渔猎为生，骑马射箭是本民族从事生产生活和军事征战的一项基本技能。明代的女真人继承了这一传统。据史载：（女真人）“凡遇行师出猎，不论人之多寡，照依族寨而行，满洲人出猎，开围之际，各出箭一枝，十人中立一总领，属九人而行，各照方向，不许错乱，此总领呼为牛录（意为大箭）厄真（意为主也）。”[4]
清朝的奠基者、太祖努尔哈赤在这种“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创建了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是一种寓社会生产生活、行政管理和军事征伐三项职能的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组织，它的建立保证了满族贵族在统一女真各部战争中的胜利。
努尔哈赤25岁时，以先祖遗甲十三副、兵百余人开始进行统一女真的战争。他们人数虽少，但依靠强悍勇武、精于骑射，尤其是努尔哈赤每战身先士卒，冲锋在前的舍生忘死的勇敢精神和精湛的弓矢技艺，培育了满族贵族和八旗军队，从而迅速统一了女真各部，建元称汗（即建立“大金”，史称后金，改元天命）；随后，又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始与明朝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争夺全国统治权的战争。由此可见，努尔哈赤是满族贵族崇尚以骑射为核心内容的武功的奠基人。
继努尔哈赤统领满族贵族的皇太极，也是一位“勇力轶伦，步射、骑射矢不虚发”[5]的英雄。他统领的八旗军队多次击败明军，深入明朝腹地，给明廷以极大震动。明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正式改国号为大清，建元崇德，使满族成为与明廷争夺全国统治权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他后来在回顾八旗征战史时，极为骄傲地说：“我国士卒，初有几何，因娴于骑射，所以野战则克，攻城则取，天下人称我兵曰：‘立则不动摇，进则不回顾。’威名震，莫与争锋。”[6]
皇太极不止一次地声称：“我国家以骑射为业”，若弓矢疏旷，“武备何由而得习乎！”[7]皇太极在世时，虽然没有能够进取中原，取明朝而代之，但是，他对明朝发动的战争使明军精锐丧失殆尽，明朝在辽东的屏藩彻底垮了台，为满族贵族实现争取全国政权的宿愿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同时，皇太极也为满族贵族制定了以“国语、骑射”作为一种世代遵守的国策和家法。
顺治皇帝自少年起，与他的父祖一样醉心于骑马、射箭、围猎，他每年都要出猎二三次。据说，顺治的骑术精湛，弓法娴熟，能在奔驰的马上射中各种飞禽走兽。满族贵族入关和确立在全国的统治以后，又明确规定：“凡八旗官兵，皆训以骑射”[8]；八旗旗人不论少长贵贱，都要专心练习骑射；士人应试时，必须要先考试其骑射水平，合格者方准入围。顺治时期，满族贵族依靠八旗军队（包括八旗汉军和绿营军），迅速消灭了南明政权和以农民军为主的抗清势力，为全国出现安定统一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康熙皇帝的骑马、射箭技艺之高超，在有清一代颇为人称道。康熙二十年（1681年）在蒙古喀喇沁、敖汉、翁牛特部所属部分土地上建立了木兰围场，以便于满族贵族和蒙古贵族行围打猎，即使满族贵族不忘武备，又起到了联络满蒙关系、加强满蒙友谊的作用。据满文档案记载，康熙帝“到处行围，并无劳累”[9]。他在行围时，遇高山峻岭，一般大臣“不能走下滑时，皇上身躬步行或骑马上下如走平地”[10]。他在各处巡幸时，还经常亲自阅视八旗官兵步射，“善射者记名”，[11]以备升迁。康熙时期，清廷依靠雄厚的军事实力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和统一台湾，击败沙俄侵略，康熙帝又三次亲征准噶尔，粉碎了其首领噶尔丹分裂祖国的阴谋，为康乾盛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康熙帝晚年再次告诫满族贵族和八旗子弟，要维护以骑射为中心的武功国策。他说：“有人谓朕塞外行围，劳苦军士。不知承平日久，岂可遂忘武备？军旅数兴，师武臣力，克底有功，此皆勤于训练之所致也。”[12]
雍正皇帝也多次告诫满族贵族和八旗官兵说：“凡属满洲以骑射为根本。……（八旗官兵）须在马上射箭放枪，著令兵丁加意熟悉。”[13]他在位十三年中，一次也未去过木兰围场，有些八旗“庸劣无知之官员”以此为口实，对其进行责难。雍正对此专门下了一道谕旨加以驳斥，但也再次强调了加强武备。他说：“皇考慎重武备，每岁巡行边塞。校猎讲武事，朕年来未一举行。而庸劣无知之官员，及怠惰不堪之兵丁，颇有以朕之不往为是者。此皆愚贱之人，偷安自便，不知大体之论。国家武备，关系紧要，不可一日废弛。朕之不往，乃朕不及皇考之处，朕自知之。……朕则从朝至夕，尚恐经理未周，实无暇及于校猎。”[14]
雍正帝还专门规定，此后凡武官和旗员引见时，都要试以骑射，根据其具体水平决定是否录用。
乾隆皇帝自幼受到皇祖康熙帝的宠爱和栽培，多次随康熙帝行围打猎，并表现出了遇事镇定、临危不惧的精神和高超的骑射技艺。他即位后始终不渝地维护骑射这一国策。他指令满洲师傅教授皇子、皇孙“习国语及骑射等事，薄暮始休”。乾隆帝还经常在行宫“坐教射，皇子、皇孙以次射”。[15]在他的指教下，年仅8岁的皇次孙绵恩在一次较射中，以小弓箭三发三中。为此，乾隆帝高兴至极，亲赏绵恩一黄马褂。乾隆帝也和康熙帝一样，多次到口外和木兰行围打猎。他说：“朕为遵家法行围，训练兵丁。”[16]乾隆十四年五月，乾隆帝在一次武职人员的引见中发现他们“弓力软弱，发箭多不能及靶”，十分恼怒，认为这都是“平日不事操练所致”。为此他下谕旨说：“骑射为我朝根本，一切技艺尤赖熟悉”，要求领侍卫大臣、八旗都统、护军统领等对八旗军兵“嗣后勤加训练，务期精善”，并且警告说：“傥仍前懈弛，未臻纯熟，除将该员治罪，该管大臣等并议处不贷。”[17]
乾隆时期，清廷继承了康熙、雍正的未竟事业，利用强大的军事实力，取得了对准噶尔斗争的彻底胜利，又先后平定了回部大小和卓木和大小金川的叛乱，统一了南北疆，巩固了对西南地区的统治。此后，又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统治。这样，由于统一边疆的最终完成，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疆域也就最后确定了。中国在当时的世界上，成为屈指可数的头等大国和强国。
二
清代中叶前后，满族贵族崇尚武功的国策日趋衰落。这里需要提及一点，即以往有些学者把道光以后皇帝“不复田狩”，作为满族贵族尚武精神泯灭的一个根据，是不确切的。事实上，从嘉庆、道光到光绪一直都在维护崇尚武功的国策。嘉庆皇帝在临终前，一再告诫八旗兵要“勤加训练步射、马射，务使咸成劲旅”[18]道光三十年（1850年），一次，道光帝召见安徽一游击萨龄阿时，见其清语骑射荒疏，特下谕旨说：“我朝根本以清语骑射为首务，萨龄阿实属旗人中之败类”，令他从此后专心学习清语骑射，“毋仍蹈外省恶习”。[19]光绪皇帝刚一即位，掌权的西太后即下懿旨，要内阁学士教皇帝学习满蒙语言文字及骑射。光绪帝对此不仅身体力行，还下谕旨要东三省官兵“枪箭技艺，悉臻娴熟”。[20]
由上所述，既然清代中叶以后的历朝皇帝都在竭力维护满族贵族所崇尚的以骑射为核心的武功这一国策。那么，这一国策为什么会衰落下去呢？我们认为有下列两个原因。
（一）“八旗生计”问题的日趋严重和统治阶级的腐化坠落。
前面已经说过，满族贵族依靠八旗劲旅，击败了明末农民军，扫平了明朝残余势力，定都北京，并确立了清朝对全国的统治地位。此后，清政权除了竭力笼络、控制和利用汉族地主阶级外，认识到必须充分依靠八旗武装作为统治全国的主要工具。为了确保这一立国的根本，清统治者制定了各种制度和措施，授予八旗人各种特权，力图树立和巩固他们在全国的优越地位。这些制度和措施主要有：
第一，对八旗旗人在生活上给予多种优待。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下令：“凡八旗壮丁差窑、粮草、布匹，永停输纳。”[21]免去了他们除兵役之外的全部义务，同时又发给优厚口粮以赡养家属。此后，又将京畿五百里内圈占的土地拨为旗产，强迫汉民向旗人交纳繁重的租税。顺治二年，清廷又制定了赈济八旗的条例。这样从顺治开始，清代历朝皇帝都以发放帑金和赏给八旗兵丁钱粮的方式对旗人予以优待。仅康熙一朝，清廷就以“赈济”旗人为由先后发放帑金一千二百万两白银。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康熙帝在给户部的谕旨中宣布，自康熙五十七年开始，八旗官库不再扣兵丁欠款，以使他们每月都能得到全额粮饷。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皇帝除发放帑银外，还不断地赏赐八旗兵丁钱粮。据统计，雍正和乾隆两朝，清廷用于“赈济”的银两就超过了两千万。
第二，赋予八旗旗人在诉讼方面以法定特权。旗人犯法，普通的地方官吏没有权利管，而由步军统领衙门和慎刑司审理。量刑时，他们还享有“减等”、“换刑”等等特权。再有，清统治者虽然也公开谴责旗人虐待奴仆，但还是规定：“凡旗人奴仆违反教令，家主依法决罚致死及过失杀者，仍照例不论”。[22]这等于公开允许八旗旗人随意处死自己的奴仆。
第三，扩大旗人升官途径。清廷定都北京后，满族王公贵族身居各种要职，享尽荣华富贵，而一般旗人也可通过个别考试入仕，或者通过其它各种机会作官。例如，清廷为满洲八旗监生特设翻译考试，成绩优异者就可授为正八品官。雍正元年（1736年）正月，雍正帝鉴于满洲进士、举人出身的翰林无升转之途，制定了“推升”的法令。乾隆初年规定，他们可以按照考试名次选用知县。
与统治阶级的愿望相反，清廷所采取的上述措施和赋予旗人的种种特权，起了腐蚀八旗旗人及其子弟的反作用。如果说，从清廷定都北京到扫除明朝残余势力这一段时间内，旗人还为国家效了大力的话，那么在清廷统一全国以后，他们就不必再服兵役，也不用从事生产，而完全凭借自己或祖辈的功劳，领取优厚的俸禄，过着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生活。
清代中叶，由于商品经济发展，社会财富不断增加，整个统治集团和地主豪绅骄奢淫逸、贪婪残暴的阶级本性恶性发展。以乾隆帝为首的皇室和满族王公贵族肆意贪赃枉法，生活日趋腐化，自然深深地影响到八旗旗人及其子弟。他们“妄事奢靡，相沿成风”：或在歌场酒肆恣意游荡，甚至与统治者最为轻蔑的“优怜”同台演戏；或结交地痞流氓，设局聚赌，打架斗殴，动辄伤人毙命，甚至殴伤、打死父母之事也时有发生；或公开抢劫，掠卖妇女儿童。种种“忘本蔑义”、扰乱社会秩序的胡作非为，连嘉庆帝都觉得“不忍形诸纸笔”[23]。
满族王公贵族和八旗旗人及其子弟的奢靡腐败，同样影响着八旗军队：将领不理营务，只知克扣军饷，贪污受贿，过着酒肉笙歌的享乐生活；兵丁不事操练，却吸食鸦片成瘾，烟枪须臾不离手，不仅白白耗费了大量钱财，而且严重地损伤了身体，致使许多兵丁骨瘦如柴，根本无法行军打仗，因此，八旗军队的战斗力极为低下。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嘉庆帝（时为皇子）随乾隆帝南巡至杭州，见到八旗官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一时成为“笑谈”[24]。嘉庆十四年（1809年），清廷对其精锐之师健锐营、火器营进行弓箭考核，结果2.7万名士兵之中，列为头等的仅有60名。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五日的“紫禁城之变”，更是一个满族贵族崇尚的以骑射为核心的武功废弛的例证。在这次事变中，在仅半天的时间，百十个天理教徒们就把“大内”搅得一塌糊涂，后妃、皇子乃至王公贵族个个如惊弓之鸟、丧家之犬。正如嘉庆帝所说：“岂有数十逆贼哄然直进，官兵空手遮拦，立被杀害？皆由经年累月不修军器，弓无弦、刀枪钝敝，火药潮湿。日前击贼，皆用瓦砾，言之可羞。军威不振，毫无纪律。”[25]
(二)火器的制造及其在军事上的广泛利用。
明朝末年，从欧洲传入两种大型的火炮，一为“红夷炮”（清代官书后写成红衣袍），二为“佛郎机炮”。这两种炮在明军的作战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明天启六年（1626年），明朝经略袁崇焕在宁远（今辽宁兴城）用佛郎机大炮击溃了努尔哈赤率领的后金军，取得了胜利。
皇太极于天聪五年（1631年），铸造“红衣大将军炮”，[26]成为对明军战斗中攻坚的主力。另外，他还在满洲八旗的基础上建立了汉军八旗，这是一支精于火器、器械精良的队伍。“红衣大将军炮”的铸造和汉军八旗的建立，就充分说明了，不管皇太极是否承认，自他开始，清朝的武功内容实际上就不单局限于骑射了。
康熙一朝、尤其是康熙前期，由于平叛战争的需要，康熙帝十分重视火器的研究、制造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他说：“本朝用兵以来，所向无敌，野战则胜，攻城则克，惟以弓矢剑戟为用。自三逆叛后，南方皆稻田，贼人用火器相持。遇之莫不摧败。朕以故洞悉。特立火器，制枪炮，令八旗演习。由是我朝之威灵，益震于四域。”[27]
在康熙帝的亲自督令下，清廷从中央到地方加紧制造各种性能良好、品种齐全的火炮。仅据《清朝文献通考》的记载，康熙一朝，清廷制造的各种火炮就超过了九百门。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亲征准噶尔时，清军均以鸟枪和火炮相武装：“首队正中设八旗鹿角及绿旗兵，次列左右翼汉军火炮鸟枪兵，次列左右翼满洲火炮兵，每佐领枪护军一名，护军一名。再两佐领亲军一名，鸟枪兵一名……二队，其列于左右两翼者，每佐领护军一名，两佐领下鸟枪护军一名，鸟枪兵一名。每旗子母炮即令鸟枪兵兼管……。再每佐领前锋一名，两佐领下鸟枪护军一名……”[28]
可见鸟枪和火炮已经代替了弓矢剑戟，而居于主导地位。从雍正朝开始，虽然由于社会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国泰民安，清廷放松了对火器的研究、制造及其在军事上的应用，但是火器在清军中的地位和作用丝毫没有消弱。而清朝最高统治者也能根据形势作一些政策上的调整。例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道光帝亲自下谕：“嗣后，水师将备各官赴部时，著无须阅看马箭，如果练习水务，精熟枪炮”即可升补，次年又谕令，水师兵必须“演放枪炮”，考核时要以是否“施放枪炮有准”为依据。[29]
由上所述鸟枪和火炮在清军中的地位，以及统治阶级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的改弦更张措施，无疑导致了以骑射为核心内容的武功的衰落。
从同治元年（1862年）开始实行的“新政”，练洋枪，用外国军器，依靠外国技术制造枪炮，虽然目的是为了武装清朝军队，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导致积弊丛生，实际上此举却不可否认地宣告了以骑射为核心内容的武功的衰亡。也正是这样，光绪帝在即位之初所下的谕旨中，尽管仍要东三省官兵保持骑射，但是却强调“枪箭技艺，悉臻娴熟”，而把“枪”的作用放在首要地位上。
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国语骑射”的衰亡对满族乃至整个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这是因为从历史经验看，某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都有一个和汉民族乃至其他民族融合的过程。学习汉语，则对该少数民族社会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发展都有重要作用。就“骑射”而言，当西欧在16世纪进入资本主义时期以后，以火器为标志的近代武器渐渐取代了弓矢剑戟。在这种情况下，清朝最高统治者没有根据变化着的国内外形势，完全彻底地调整自己的国策。例如，嘉庆十八年，一些清廷官员鉴于鸟枪在镇压天理教起义中的作用，纷纷交章“请习鸟枪”。可是，嘉庆帝在谕旨中对官员“不言弓矢”予以痛斥，竟然说：“言者交章，请习鸟枪，不言弓矢。殊不知临阵以弓矢为先，装枪之时，即可连发数矢。修明武备，各营将士于弓矢刀矛，皆应按照成规，勤加训练，不可重此轻彼，致有偏废。”[30]
这真是一篇绝妙的奇文。它反映了清朝统治阶级在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和列强即将入侵的关键时刻，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因循守旧、鼠目寸光的落后心态。而这正是清朝衰落、中国在近代被列强宰割的重要原因之一。
（资料来源：原载《满学研究》第五辑，民族出版社2000年出版。中华文史网编辑部整理。）
[1]《清史稿》卷一三0，《兵一》。
[2]蒋良骐：《东华录》卷三。
[3]《国语》卷五，《鲁语》。
[4]《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5]《清太宗实录》卷一。
[6]《清太宗实录》卷三十二，崇德元年十一月癸丑。
[7]同上，卷三十四，崇德二年三月丁酉。
[8]光绪《钦定大清会典》卷四十九。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下同），第19页。
[10]同上，第482页。
[11]同上，第598页。
[12]《清史稿》卷三，《圣祖本纪三》。
[13]《清世宗实录》卷五十二，雍正五年正月辛亥。
[14]《清世宗实录》卷四十九，雍正四年十月庚申。
[15]赵翼：《簷曝杂记》卷一，《圣射》、《皇子读书》。
[16]《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七，乾隆十四年三月，壬申。
[17]同上，卷三四一，乾隆十四年五月己巳。
[18]《清仁宗实录》卷三六七，嘉庆二十五年二月戊子。
[19]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五七一。
[20]《清德宗实录》卷六，光绪元年三月丁巳。
[21]《清朝通志》卷八十六，《食货志六》。
[22]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
[23]《清仁宗实录》卷二九二，嘉庆十九年六月丁亥。
[24]《清仁宗实录》卷三十八，嘉庆四年正月。
[25]《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六，嘉庆十八年十月丙申。
[26]蒋良琪：《东华录》卷二。
[27]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五八〇。
[28]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五八〇。
[29]光绪《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五七一。
[30]《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六，嘉庆十八年十月辛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