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至清代蔓生于全国各地的民间秘密会社，十分复杂，其间随着历史形势的动荡，秘密会社盛衰起伏，风云变幻，演出许多有色有声的事件。至清末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民间秘密会社更是象野火和蔓草一样，有不可剪除之势。民国时期的福建秘密会社具有名目繁多，分布广泛、声势浩大，起因复杂等特点。它的形成与发展对于福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分析福建秘密会社在民国时期产生的历史原因、社会根源及其社会构成，能使我们对福建秘密会社的性质、特点与作用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介。
一、概况
民国时期的福建，军阀混争，政治动乱。各种政治力量的相互交织，形成了极为复杂的局面。这使得秘密会社的出现异常迅速，并遍布全省各地。最常见的有大刀会，由其演变而来的又有红带会、黄带会、红甲会、白扇会等等。大刀会主要分布在宁德罗源、福鼎、寿宁、大田、沙县、光泽、古田、建宁、建阳、建瓯、明溪、政和、泉州等地，东南西北，无处不有：深山边海，到处生根。除此之外还有：大田的八仙会，同安灌口的三点会，松溪的民众会，惠安的和平会、三八会，政和的九心会，南平、将乐的大道会，福鼎的八卦会，沙县的一心会，龙岩的关爷会，莆田的义兴会，仙游的哥老会等等，会名繁杂，党徒之众，可以想见。
这些秘密会社的组织形式亦有异同，但大多数都利用宗教迷信来组织会员，这种方法在科学文化不发达的山区与沿海具有极大的煽惑力。这样无论什么人，只要有苦痛，有烦恼，有不满，都可以入会，在那里找到精神寄托，找到靠山，形成势力。地处南平、沙县、顺昌边界的洪山头，有人在山中的庙里秘密设了大刀会法坛，号称“金钟罩一心会”，传授法术，扬言学到法术会封枪、封炮，杀妖魔、除民害。这使许多深受军阀、盗匪侵扰的农民群众如获救星，奔走相告，纷纷加入大刀会。（罗莲善：“夏茂大刀会活动见闻的片断”，《沙县文史资料》第四辑。）大田的农民陈成雍，因困于匪害与苛捐杂税，亦于1936年3月佯睡数日不起，醒后曰：“玉帝意旨命令我组织八仙会，军队号为‘护国军’，派天兵天将暗中护助”，不日，一个声势浩大的八仙会就组织起来了。（吴炳光、吴祥光等：“大田八仙会之始末”，《大田文史资料》第一辑。）
这些秘密会社的组成多有标志，并立下会规、宗旨以约束众人。如漳平的八仙会，会徒身穿黄布背心，背心前面书有“爱民如子”“替天行道”两行墨字。个个头缠红布，手持梭标、大刀，间有鸟统，步枪，（吕沁：“一出历史悲剧——抗日战争时期宁洋县‘八仙会’暴动始末，《漳平文史资料》第一辑。）沙县的金钟罩一心会，头包黑色方巾，用红硃写上“金钟罩”三字，腰束护腹裙，裙中心缝着太极袋，袋内藏着八块白布，画上红红黑黑的法符。另有白扇会，亦叫黄夹（甲）会，头戴黄色箭冠，身穿黄色法衣。衣正中缝一袋子，内装法符。突出的是在袋中放一把白纸折扇，扇面写满法师的名字。据传折扇可将射来的子弹拔落在地，达到刀枪不入的神奇效果。沙县的红带会、黄带会，却以每一会徒肩披一条武装带式的三、四寸宽的红布带，或黄布带为识别，权作会标。（罗莲善：“夏茂大刀会活动见闻的片断”，《沙县文史资料》第四辑。）南安大刀会每有战事，就分五队，队员腰内缚色巾一条，巾上书“铜身铁骨”，每队色巾不同以红、黄、青、白、绿分开。每队执大旗一面，大旗以蓝布制成，上书“广泽尊王”，“天子神兵，节节胜利”等字样。动作起来，令人眼花缭乱。（《泉州日报》1938年4月6日，8日）
各会也多订有会规。大田八仙会会规为“三要一不”，即“一要敬天地，二要孝双亲，三要公平正道，四不藉势欺人”。会员入会均要以此作为誓词，进行宣誓。（吴炳光、吴祥光等：“大田八仙会之始末”，《大田文史资料》第一辑。）罗源的同善社要求入社的人在家里要设坛，素食，经常念经，坐禅，祈祷，进行修身。并规定一切行动要绝对听从同善社道长的指挥，不得阳奉阴违。（叶韦琨：“记抗战期中一起大刀会暴动事件”，《罗源文史资料》第一辑。）福鼎同善社以“忠、义、勇、恕、孝、信、和、平”八字为纲，作为会徒的行动准则。（谢兴国：“福鼎同善社和大刀会暴乱的前前后后”，《福鼎文史资料》第三辑。）
各会的组织形式也有定式，如明溪的大刀会以“坛”为单位，每坛收徒十几人，几十人不等，最初只有师徒之别，随着会社的发展，出现了“百总”、“千总”的衔头。（陈秉怡：“明溪大刀会的起因及消亡”，《明溪文史资料》第四辑。）福鼎的大刀会则上设总指挥，下分九队，俨如军旅。
总之，这种以封建迷信为吸引力建立的秘密会社，发展较为迅速，但它的形成有诸多方面的原因，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二、成因
民国时期福建秘密会社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早在清康熙年间，福建莆田县就出现了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结社“天地会”。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福建天地会形成了许多支派，较负盛名的有闽南小刀会，亦称双刀会。辛亥革命前后，福建革命党人更是纷纷聚义结社，以推翻满清封建的统治，如连江光复会，福州公益社等。我们认为，福建历史上秘密结社对民国时期的秘密会社，有着一脉相承的渊源和不可忽视的影响。以大刀会为例，它起源于清末，系白莲教余党。原名“大道会”，后流传为大刀会（赖华编、李克承：“永安封建帮会大刀会”，《永安文史资料》第三辑。）。又如三点会，主要是闽南小刀会起义失败后，其会徒出走东南亚地区后所创建的三点会，很快回流福建，在同安、南安、晋江一带发展。（洪道成：“同安三点会兴亡忆略”，《同安文史资料》第一辑。）由此可见，福建历史上秘密结社的影响乃是民国时期福建秘密会社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是地理民俗方面的因素。从福建地理来看，在明清时期，“山寇内讧，地方荼毒极矣。大抵兴、泉、漳以海为襟，民习犷悍。而月港、海沧、诏安、漳浦、同安、福清等县则为溟渤要害。延、邵、汀以山为枕，民多负固……，大田、永安、松溪、光泽等县则为逋逃渊薮。福宁居通省上游，八闽喉舌。南澳系广、闽交界，倭寇巢穴，地势民情尤难控制”。（《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第1031卷福建总部中华书局影印本民国23年版）复杂的地理环境，同样为民国时期的福建秘密会社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然而促使这一时期秘密会社遍及福建境内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社会政治的原因。由于豪绅鱼肉，军阀割据，兵匪交侵，反动统治的残酷压迫，苛捐杂税的无情盘剥，令人恐怖的壮丁制度等等，都使得社会阶级矛盾的不断激化，这种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遂使许多社会底层的人民群众，纷纷集结成会社，走上反抗压迫的道路。如：
1931年前后，闽北松溪县动乱不安，连年兵害，民不聊生。为此产生了抵御兵匪，保乡卫民的大刀会，受到农民的信赖，很快就聚集了成千上万之会徒。（何明兴：“辛未年刀会攻城记”，《松溪文史资料》第七辑。）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在宁洋县实行反动的征兵政策。适龄壮丁服兵役开头是公开抽签，按签号顺序征集，后发展到可以行贿雇替。家庭穷困没钱向官府行贿的，就被强绑硬抓，农民视征兵如受刑。为逃避抓壮丁，不少中签的已到服役年龄的青年农民，有的到远地亲戚家栖身；有的躲进深山老林，搭寮隐避：有的投奔有权势的士绅门下当长工，寻求庇护。这些逃壮丁的青年农民均身背柴刀、利斧，三五成群以防乡、镇警丁抓捕；后来都陆续加入“八仙会”，以对抗当局的抓壮丁。（吕沁：“一出历史悲剧——抗日战争时期宁洋县‘八仙会’暴动始末，《漳平文史资料》第一辑。）
古田与大湖区交界之乡村出现的十余成队，三五成群，以家用之厨刀，农用镰刀及鱼刀、砍刀为器械的大刀会，全属失业之农工与被大股土匪劫掠后无家可归之乡民，他们苦于饥寒，附和聚集，组成大刀会以求生存。（《福建民国日报》1931年2月13日）
“枫亭自近二、三年来，哥老会极见炽盛……凡民间稍有细故，该会辄出而干预，由是邻近人民欲保财产，不入此会即入彼会，各树声势以表威风”。（《奋兴报》民国3年9月4日）同时，有的人因犯罪惧怕吃官司，有的因私愤而图报复，有的人因赌博而负债累累等诸种原因，相继加入秘密会社。
“军阀混战不间断，工农群众苦难当，到处兵灾与战祸，几多家破与人亡”（《福建革命史画集》第8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这一民谣正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劳动人民的生活境遇。于是许多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纷纷集结成会，甚至啸聚山林，寻找求食御寒的生存之路。省内秘密结社已煽燃成风。民国时期的福建秘密会社就是在上述官绅兵匪压迫下农村破产的各方面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形成发展起来的。
三、成份
由此而产生的秘密会社，其主要社会构成有两大类人：一是游民无产者；一是农民。从秘密会社的首领来看，他们绝大多数出身于社会下层。有走村串乡收破烂的小商贩；有出没深山密林的伐木工、樵夫；有飘忽不定，行去无踪的游兵散勇；有四海为家，假托神道的和尚尼姑；也有道地的庄稼汉。诸如此类，都属农民与游民阶层。如建瓯的大刀会首领林乃导，又名林熙铭。早年在建瓯龙村、下乾、水吉一带谋生。曾收过废品（俗称叮□糖），亦当过柴夫。（陈平：“大刀会火烧水吉大街纪实”，《建阳文史资料》第五辑）而另一首领乃一出家和尚，即建瓯光孝寺之主持雪峰和尚。该僧还曾在军队中充任过连排长。（《星闽日报》1949年3月17日）据当时的一些报刊资料记载，加入秘密会社的多是乡村农户。如1931年2月13日的《福建民国日报》载，古田大刀会“全属失业农工，为大股土匪所压迫，无家可归。困于饥寒，由是附和聚集”。1937年1月24日《福建民报》载，建瓯岑头村大刀会反对当局筹备改选保长，“一时击鼓聚众，议论纷纷。且该乡农民，多系大刀会徒。各穿大刀法衣，并持长矛示威”。当时的官方调查报告也记述了南安大刀会的许多会徒加入该会时变卖耕牛等事，（《泉州日报》1938年4月21日）显见这部分人也纯属农民阶层。1944年1月28日的《中央日报》对闽东地区大刀会成员出身也有明确记载：“大刀会匪的组织分子，多数是无知的农民，受野心家所煽惑欺骗，盲目的被人利用……”。总之，民国时期的福建秘密会社，其基本成员属于游民无产者和农民阶级。
毛泽东同志曾对游民无产者做了深刻的分析，认为游民无产者是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造成的农村中和城市中的广大失业人群。他们被迫寻找不正当的职业过活。这个阶级是动摇的阶级。（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08页至609页，人民出版社1968年版）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批人是中国的困难问题之一。这一批人虽然勇敢能奋斗，但是很有破坏性，若引导得法可成为革命的力量。（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前引书，第8页至9页。）反言之，若不加引导或引导不得法，其不仅不能成为革命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却成了反革命力量，从而将他们固有的破坏性充分地体现出来。正因为民国时期的福建秘密会社，游民无产者是其基本成员之一，因而秘密会社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对游民无产者的分析，具有进步性与破坏性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影响。因此我们还要看到福建秘密会社的另一基本特征，即农民阶级在秘密会社的社会活动中所起的反抗性、盲动性和破坏性等复杂作用。
经典作家曾经指出：农民阶级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没有离开自己的原来立场，它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1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他们彼此之间只存在着地域的联系，每个农民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没有任何广泛的社会关系，所以他们不能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一定要别人代替他们（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前引书，第693页。）。从秘密会社的社会构成——游民无产者与农民阶级所固有的特性来看待，由这两大类组成的秘密会社的所作所为，我们就不难理解民国时期的秘密会社为什么在政治上显现出不稳定性、游离性、或日分散性及其破坏性。今天它们为民除害，打击贪官污吏，明天又与人民为敌，甚至攻打工农红军的队伍。此地一个会社参加革命的暴动，彼处同样性质的会社又为虎作伥镇压革命。有时他们为安定社会结社聚义抗击官匪，有时他们又打家劫舍成为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诸如此类，不一一而论。这些都体现了游民无产者与农民阶级的特性，概括起来就是政治上的盲目性，组织上的分散性，对社会具有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作用。
政治上盲目性显而易见。如明溪一心会，“自谓能以符咒避免枪炮，可以抵抗土匪，为自己最便良法”。其“邑人民历受匪害，致入会者争先恐后，政府亦利用之以剿匪，匪果绝迹。嗣因人众复杂，宗旨渐变，竟有与官军反抗，现为政府厉禁”（《明溪县志》卷2“大事志”民国32年铅印本。）。这种会社目标的不断变化，屡见不鲜。又有漳平红带会，基本成员为农民，由于土豪劣绅操纵该会，却成了专门与红军作对的会社。（刘明辉、刘立超：“红军足智多谋，‘红带会’一败涂地”，《漳平文史资料》第七辑。）同是一个会种的沙县夏茂大刀会，1931年却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导下举行了反抗反动统治的暴动，并取得胜利。（罗莲善：“夏茂大刀会活动见闻的片断”，《沙县文史资料》第四辑。）时隔两年，又是夏茂大刀会，却在反动的团总驱使下堵截攻打沙县的红军，给红军力量带来了极大的损失。另有松溪大刀会，1935年1月将转移途中的红军医院里的伤病员残酷杀害二十余人，成了反动阶级的帮凶。（何明兴：“辛未年刀会攻城记”，《松溪文史资料》第七辑。）更有甚者，如宁德的乐善社头目陈有昌，1939年与汪伪政权联系，走上拥护汪伪政权与人民为敌的通路。（“三都反动大刀会组织概况和若干活动”，《宁德文史资料》第一辑。）福鼎同善社所组织的大刀会，八卦会、红带会，1942年接受日本和汉奸的指示，阻碍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谢兴国：“福鼎同善社和大刀会暴乱的前前后后”，《福鼎文史资料》第三辑。）因此，秘密会社这种飘忽不定的政治倾向所反映的正是农民阶级不能以自己名义来保护本阶级利益，一定要别人代替他们的特性。他们在不同政治力量的引导下，所起的进步与落后的作用，又深刻地反映了秘密会社中游民无产者这一基本成分的特性，即吞引导得法便能成为革命的力量，对社会的发展起进步作用。反之，将起阻碍作用。当然，由人民群众自发集结的秘密会社，即无论有否各种政治力量对它们施加影响，它们本身对社会也具有进步与落后的两面性作用。它们的形成由于具有反抗反动统治的因素，因此各秘密会社在打击反动统治的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它们的历史进步性。如漳平的八仙会，到处抓捕贪官污吏。先前专门搜捕其中民愤最大的，后来也就不加区别，只要是官吏都滥行捕捉惩处。（吕沁：“一出历史悲剧——抗日战争时期宁洋县‘八仙会’暴动始末，《漳平文史资料》第一辑。）这些秘密会社声势浩大时，也能攻城夺池，威胁当局的反动统治。1936年4月30日的《江声报》记有大田县八仙会数百会徒逼近县城，使得当局急忙调兵遣将与之对抗。但是秘密会社更多的时候呈现出对社会的破坏性。它们剿匪起家亦蜕变为土匪，它们为民除害亦成为民害。1931年，建瓯大刀会在花竹坑、长后坑一带“焚屋劫舍，截掠掳人”，“房屋付之一炬，惨状实不堪闻”。（《福建民国日报》1931年7月9日）其后“更勾结散兵流氓，苛索商旅，如在建瓯南门桥下勒收通过税，……甚坐持枪强夺木排，运省售卖”。（《星闽日报》1949年3月17日）古田附近的大湖区，大刀会徒“大小不下数十股，已属遍地荆棘，十室九空”。这些会徒“专行侵入小乡，掠取食品米粟鸡鸭”。（《福建民国日报》1931年2月13日）莆田“溪顶各乡结连义兴会，亦名扁桃会，又名三点会，……该会以复仇劫掠为宗旨”（《奋兴报》民国8年9月19日）从当时的报刊资料记载来看，义兴会所进行的复仇劫掠，也对老百姓横行霸道，骚扰破坏，是消极的。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福建秘密会社对福建社会的破坏性作用，书不胜书。由于后来秘密会社的性质变化，这种破坏性作用甚至延续到解放初期，其反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四、结局
民国时期的福建秘密会社在福建社会的发展中颇有影响，对秘密会社采取何种政策已为统治当局所关注。由于各种政治力量的政策作用，决定了秘密会社各自不同的结局。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被分化、瓦解、乃至消灭。国民党地方政府解决秘密会社的方法，一般采用“边剿边抚”、“剿抚兼施”的政策。1931年因大刀会攻占政和县城，省府立即派陆战队第一旅金振中率部进剿。（《福建民国日报》1931年8月15日）1935年，南平王台地区的会徒四、五百人被国民党军队包围，最后全部投降。（《江声报》1935年10月12日）1937年10月13日，大田尤溪交界之簸□乡，有大刀会徒六十余名，啸聚祖祠、县新桥区署警队协同驻军数十名，前往进剿，当即击毙会徒五名，余皆抛刀弃符，哄散而去。（《泉州日报》1937年10月30日）除直接集结军队对各秘密会社的武装力量在军事上给予打击外，当局还大力抓捕参加会社的亲属，胁迫会徒归顺。归顺后的各秘密会社成员结局也难以预料。南平王台等处的会社成员“派人商妥，已愿收编，并甘负责清剿沿溪小股散匪，就编之数约在二百余。已收编后给养等费。当局已在设筹中”。（《福建民报》1936年1月23日）1943年底，福鼎大刀会成员在当局的“肋从不办，既往不究”的口号下，纷纷登记自新，自新分子分期进行训练半个月后予以释放。（谢兴国：“福鼎同善社和大刀会暴乱的前前后后”，《福鼎文史资料》第三辑。）而同时期漳平的八仙会却被当地的警察部队打得七零八落。有的被诱降后惨遭凌迟砍首，有的在自新训练班结束后被绞死后投尸枯井，其结局十分悲惨。（吕沁：“一出历史悲剧——抗日战争时期宁洋县‘八仙会’暴动始末，《漳平文史资料》第一辑。）
二、成为统治者利用的工具。闽北松溪的大刀会，初期尚能抵御兵匪，保乡为民后来为国民党政府所利用，一些地痞流氓、土匪恶霸渗入大刀会，逐渐掌握了领导权，使大刀会完全蜕化成反动当局镇压人民的工具。尤其在与革命力量对抗时，充分发挥了其反动的作用。（何明兴：“辛未年刀会攻城记”，《松溪文史资料》第七辑。）1933年底，永安地方部队与国民党五十二师罗景星旅发生矛盾。伪县长兼保卫团总队长林家木就利用大刀会，唆使他们攻打驻防部队，以泄私愤。（赖华编、李克承：“永安封建帮会大刀会”，《永安文史资料》第三辑。）秘密会社这种由统治当局任意摆布的状况，恰恰反映了其在政治上游离性、盲目性的特征。
三、走上革命的道路。由于上述的秘密会社游民无产者与农民这两大类基本成分所决定的秘密会社发展的特点，因此民国时期的福建秘密会社这一力量若引导得法，走上革命的道路是极为可能的。中国历史上许多革命志士在进行革命活动时都是在秘密会社的掩护下进行的，尤以辛亥革命时期最为显著。1931年沙县大刀会为我地下党组织革命暴动，立下功勋，这也是会社走上革命道路的例子。1937年，建阳大刀会在中国共产党的争取下，与红军游击队联盟，成为党在抗日革命时期一支可以争取改造的武装。（陈平：“大刀会火烧水吉大街纪实”，《建阳文史资料》第五辑）不可否认，秘密会社在其走上革命道路的问题上有反复，但是转向革命的秘密会社，走上革命道路的会社成员是应该给予肯定的。本文限于资料，未能在这方面举出更多的例子，有特于今后资料的补正。
总之，民国时期的福建秘密会社的形成与发展有其多方面的因素。这一时期福建秘密会社的社会影响概括起来有正反两方面的影响，福建秘密会社所具有的政治上盲目性、游离性，组织上分散性，并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教迷信色彩等特点，都是由其社会构成——游民无产者与农民阶级这两大基本成份的属性所决定的。我们考察了民国时期的福建秘密会社的起因、特点、构成、影响及其结局，就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民国时期的福建秘密会社是民间自发的封建性群众组织，由于绝大多数会社长期以来未能得到革命思想的指导，其在福建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更多地起着消极的作用。它所具有的一些进步因素，也在反动当局的剿抚下丧失殆尽，未能充分发挥它们在历史长河中本应起到的进步作用。
（资料来源：《福建史志》198901 本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