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原始宗教，多起于自然崇拜。古代祠寺，就是自然崇拜的中心。在秦汉统一以前，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楚辞九歌代表南方民族的宗教，秦的四寺，代表西方民族的宗教，燕齐的八神将及方仙道，代表东部海上民族的宗教。秦始皇并吞六国后，各地方的民族宗教，都成为秦帝国祠祀的一部分。刘邦建立汉朝政权后，各种祠祀继续存在，包括梁巫、晋巫、秦巫、荆巫、河巫、南山巫等民族祠祀。汉武帝继位后，其宗教信仰的范围更加扩大，所有民间迷信及一切方土争奇斗胜的方术，都受汉武帝的崇信敬礼。汉武帝在位期间，造成了一个幼稚迷信的宫廷与幼稚迷信的社会[1]。
印度初期的佛教，其精义主要为四圣谛、五戒及八正道，教义简单切近，但佛教徒后来一面容纳古印度原有的多神教，一面又容纳轮回与果报的旧说。当阿育主（Asoka）皈依三宝，并派遣高僧四出传教后，佛法盛行，佛教遂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但佛教传播愈远，其流品愈杂，吸收的迷信成分也就愈多，佛教遂具有崇拜神像及咒术的倾向。东汉初年，佛教输入中土的初期，就曾经比附原有的道术，以求发展，其后取得帝王信仰以后，才逐渐扬弃道术[2]。
当佛教盛行于中土，道教创立后，道佛经过一段时间的冲突。自从北魏太武帝应崔浩之请，改信道教，并奉道士寇谦之为天师后，道教遂盛行于北方。嗣后佛教与道教都成了正信宗教，而隐藏在下层社会的民间秘密宗教，则籍民间流行的粗浅佛教传说及道教运气静坐诵习经咒的方术，窃取佛道经典，创立教门，收徒传教，倡言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思想，编造天堂地狱轮回劫数的故事，劝人持斋诵经，行善成佛。下层社会的善男信女，偶逢治病痊愈，即纷纷拜师入教，民间秘密宗教遂盛行于下层社会。明末清初，由于社会益趋动荡不安，人口与土地的分配失调，民生困苦，民间秘密宗教更趋活跃，各种教门，名目繁多，其中罗教就是明清时期盛行于直省的民间秘密宗教之一，本文撰写的目的即在就现存清代宫中档、军机处档督抚等奏折及其录副等原始资料，以探讨罗教的起源及清高宗查禁罗教的经过，俾有助于了解清代下层社会的民间秘密宗教活动。
二、罗教的起源
罗教是罗祖教的简称，源远流长，清世宗颁谕时已指出“罗教始于明代，流传已久，从其教者，人亦众多。”[3]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六月，礼部请旨查禁左道一疏，已开列罗祖教的名称，将罗祖教与涅磐、红封、老子、南无、净空、悟明、大成、无为等教并列，认为罗祖教也是“讳白莲之名，实演白莲之教。”[4]雍正年间，罗教信徒张维英亦称“我们是乡间人，此教是罗明忠的祖上罗成就在正德年间传下来的，封为无为教，诵的是一部苦心悟道经，吃斋点烛。”[5]因其教是由罗姓祖上所传，所以称为罗祖教，又称为无为教。在罗教信徒所收藏的《三世因由》一书亦记载“初世罗成，就生长山东，在古北口修道；二世殷继南，生长浙江缙云县；三世姚文宇，生长庆元县。”张维英所述罗祖姓名与“三世因由”所载相同，罗成就是罗教的创始人。
乾隆年间，觉罗雅尔哈善在浙江巡抚任内查办罗教案件，查阅“三世因由”一书，内称“一世罗因，二世殷继南，三世姚文宇，自称三祖。”[7]据近人的考证，“因”即“英”的音讹，罗英就是无为教祖罗清的化名，罗清是山东莱州府即墨县猪毛城城阳社牢山人，生于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十二月初一日子时，三岁失怙，七岁失恃，世宗嘉靖六年（1527）正月二十七日辰时坐化，行道十三年[8]，享年八十六岁。罗清创立教门，当在正德年间，与张维英所述，亦属相符，罗教始祖遂有罗成、罗因、罗英、罗清等不同的名字，而以悟空为法名，罗教、无为教俱尊为祖师。
罗教二世段继南是浙江处州府缙云县虎头山人，生于罗祖坐化后十五年，即明世宗嘉靖十九年（1540）二月二十八日，十五岁时信奉罗教，传习无为经卷，法号普能，自称是罗祖转世。神宗万历四年（1576），率弟子登天台山，宣扬教义，集众三千余人，地方官以其妖言惑众，捕送处州府监禁，万历十年（1582）八月初四日，伏诛，享年四十三岁。姚文宇，生于段继南死前四年，即神宗万历六年（1578）三月十九日，传说生后数年不言，至殷继南死后才开口说话，自称罗祖转世，清世祖顺治三年（1646）五月十九日，伏诛，享年六十九岁。但殷继南与姚文宇并非罗清正统的续灯弟子，罗教正统的续灯弟子，第一代是李必安，第二代是秦洞山，第三代是宋孤舟，第四代是孙真空，第五代是于昆岗，第六代是徐玄空，第七代是明空[9]。
乾隆十三年（1748），福建查办老官斋教案，所搜获的书籍内亦有“三世因由”一书，据载其祖堂在浙江处州庆元县及温州水嘉县，浙江巡抚觉罗雅尔哈共具折时指出“罗教龙华会即老官斋之别名。”[10]雍正年间，罗教已奉密谕查禁，老官齐查禁在后，觉罗雅尔哈善遂谓罗教为老官斋的别名。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事务新柱则据武弁禀报指出老官斋是罗教改名，传自浙江处州府庆元县姚姓远祖普善，还有“三世因由”一书，托言初世姓罗，二世姓殷，三世姓姚，现为天上弥勒，号无极圣祖[11]。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指出其入会吃斋之人，乡里皆称为老官，遂相传其教为老官斋。因在“三世因由”一书内有罗祖字样及无为宗师名号，所以喀尔吉善认为老官斋就是罗教的别名[12]。据江西所拿获的教犯严友辉供称因地方官查禁罗教，始改为一字教，又名老官斋[13]。在江西赣州府石城县高田地方拿获姚文字的子孙姚文谟，据供称“小的祖居浙江处州府庆元县，父亲姚焕一，乳名细妹，移住抚州府临川县，小的祖上原奉罗教，雍正七年奉文查拿，就改为一字教，又名老官斋。”[14]老官斋虽源出罗教，假藉罗祖转世及其经卷以煽惑乡民，但罗教依然流传，并未改称老官斋，仍称罗教。
雍正年间，直省督抚遵奉密谕查禁罗教，不遗余力，但乾隆年间罗教信徒众多，其势力仍极盛大，其有漕各省漕船水手崇奉罗教者尤夥。罗祖著有五部六册，罗教所习念的经卷，主要就是这五部经卷，即《苦功悟道经》、《叹世无为经》、《破邪显证钥匙经》、《正性除疑无修证自在宝经》、《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经》。其中《破邪显证钥匙经》分上下二册，其余各经为一册，合计五部六册。《苦功悟道经》为明正德四年（1509）原刻本，嘉靖二十八年（1549）、万历十四年（1586）、万历二十三年（1595）、万历二十四年（1596）等年有重刻本。《苦功悟道经》内所云“参道工夫，单念四字阿弥陀佛，念得慢了，又怕彼国天上，无生老母，不得听闻。”，此外反覆言及“真空家乡”，俱被指为妖妄不可信。后世所存《叹世无为经》有万历二十三年（1595）刻本，万历四十三年（1615）罗文举校正本及万历年间源静重集本等数种。《叹世无为经》内所云“护法人，功德大，千佛欢喜，胜似你，舍金银，积满乾坤。”又云“护法罪，无边际，实难解救，谤法罪，无边际，永下无间。”原卷末尾有骷髅儿叹你云云，反覆重叠，敷衍成篇，以罪为功，以功为罪，亦被指为谬妄可笑。《破邪显证钥匙经》上下二册二十四品，有万历二十三年（1595）、万历二十五年（1597）、万历四十年（1612）、康熙十四年（1675）、康熙三十七年（1698）等刻本及万历四十三（1615）罗文举校正本。《破邪显证钥匙经》内所云“执文字，自家病，不知不觉，大众闻，听字脚，成了病根。”被指为狂悖至极。经内又云“三宝者，自性开觉，名为佛宝，自性真正，名为法宝，目性清净，名为僧宝。”被指为不辨是非，不明祸福，心多诡诈，行多好私，三宝俱无，俱不可信。
《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经》，有正德四年（1509）“草木劫、芥子劫、斛麻劫、辗转劫，造孽之人，堕在地狱，恶趣受苦，经此劫数，无量百千，不求解脱，永不翻身。”被指为造罪邪经，控为草木劫等名，荒谬尤甚。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经，有正德四年（1509）原刻本，万历二十五年（1597）重刻本，万历四十年（1612）重刻本，万历四十三年（1615）罗文举校正本，崇祯二年（1629）王海潮会解本，康熙十四年（1675）重刻本，康熙三十七年（1698）重刻本。其经内所云“这里死，那里生，那里死，这里生，叫做流浪家乡，生死受苦不尽，既得高登本分家乡，永无生死。”其中“本分家乡，永无生死”，无人得见，被指为不可信[15]。罗教经卷，主要是杂引释道之言，凑集成书，但因刻本甚多，文字俚俗，流传甚广，成为下层社会的宗教读物。
乡民拜师入教有一定次第，雍正七年（1729）十月，据福建罗教信徒张维英指出初进罗教只要用六分银子，就传一乘经，是默念的，若交一钱二分，传他二乘，也是默念一百零八个字，若交银三钱三分三厘，就传三乘经[16]。乾隆十八年（1753）六月，浙江宁波府鄞县拿获传习罗教自称龙华会的曹进侯及掌教周喜吉等人，并搜出大小乘法引及护道榜文板片会簿愿单经卷，据供称周喜吉年七十二岁，罗教是由其妻父李必达传下，念罗教经卷，吃斋行善，浙江祖师姚文宇，法名普善，是罗祖转世，在处州庆元县松源东隅地方悟道，又悟坐功，头一层功夫叫做小乘，念二十八字谒语，第二层功夫叫做大乘，念一百八字谒语，上乘无谒语，单是坐功。学小乘，送香资三分三厘，大乘，送一钱二分，上乘，送一两，以六钱七分供佛，三钱三分送老祖堂，姚普善留下中左右三支，俱以礼义廉耻孝忠和七字为序，普善是中支，罗教不论男妇老幼，法名俱以普字为序[17]。
三、老官斋起事经过
老官斋源出罗教，其习念经卷及入教仪式多相近。老官斋习教次第分为十二步，凡入教之始，由小引入大引，再由大引进为四句，始入小乘，授以二十八字法，由四句进为传灯，发给教单，准许领寻常拜佛法事。由传灯进为号敕，准传大乘法，由号敕进为明谒，始可代三乘人取法名，由明局进为腊敕，许作腊会，领法事，由腊敕进为清虚，等于副掌教，腊敕以下皆听指挥。最尊者为总敕，即教主，由姚文宇子孙世代传袭[18]。
老官斋平素劝人吃斋从教，声称可以成佛，每月定期聚集吃斋一二次，率以为常，各处吃斋聚会，皆有齐堂，就闽省建安、瓯宁二县而言，其初仅有遗立（又作移立）地方斋头陈光耀即普照齐明堂一处，其后周地村立有千兴堂，斋头江华章即普才，芝田村立有得周堂，斋头魏华胜即普腾，七道桥立有兴发堂，斋头黄朝尊，又名黄朝庄，埂尾村立有纯仁堂，斋头王大伦，以上共为五堂，各堂入教男妇每逢朔望，各聚会一次，各人持香至斋堂，诵经礼佛，吃斋后散去，每次数十人或百余人不等。庆元姚姓后裔姚普益、姚正益每年前往闽省一次，各堂遇有入教命名者，每名各收银三钱三分，携回作香火之资。
乾隆十二年（1747）十一月间，道立斋明堂斋头陈光耀在街搭盖蓬厂，聚集多人念经点腊，被乡长陈瑞章禀报瓯宁县委县丞程述祖往查，拿获陈光耀、陈永发、李天意、李顺郎、黄成意等五名监禁[19]。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各堂斋头恐开印讯究株连众信徒。是时，有金山岗冯应汉案内逸犯葛竟仔及其妻舅魏现，与七道桥斋头黄朝尊及教内朱锦标之妻女巫严氏商谋聚众劫狱。为号召信徒，朱锟标称为朱弥勒，严氏称老官娘，又称朱小娘，法名普少，捏称坐功上天师父嘱咐，今应弥勒下降治世，以煽惑信徒，同往劫狱，救出陈光耀等人，并乘势抢掠富户，私造剳付 、会薄、旗帜，由参谋李潘书写元帅、总帅、总兵、副将、游击、守备、千总等职衔，各斋头手执大小蓝白旗帜，旗面或书“无为大道”，或书“代天行事”，或书“无极圣祖”，或书“劝富济贫”字样。其兵簿二本，开列副将吴月照、吴国用，参将葛亮志，守备饶志用，并书明择十四日会齐，十五日攻破建宁府带领兵丁，不得有误，依令施行等字样[20]。信徒们以绸布包头，盖用无极圣祖图记，各给一块，作为标记，并搜寻旧存鸟枪、火药、器械备用。
乾隆十三年（1748）正月十二日，严氏假托降神谶语，捏称弥勒佛要入城，各村乡民于十三、四日先已闻风躲匿，魏现、黄朝尊、官月照等分路纠约，定于十三、四日齐集，各堂散剳招兵，十五日，各执器械抬迎菩萨进城，先期将各处路口把守，只许进山，不许出山。信徒以包头为号，各有等次，青锻者为首领，绫绸者次之，青蓝布者司战斗，绿布者为胁勒随，以供使令。十五日晨，信徒们聚集于芝田祭旗，乡民无论老幼男妇俱胁令随行，分为三队，一队先行，欲攻府城，其二、三队在后，放火劫掠村庄，迫胁乡民随从助势。严氏坐轿张盖率众先行，令乡人扛抬神像，一路跳跃。魏现、黄朝尊、李潘、官月照、王大伦、葛竟仔等分起前进，沿途里胁村民，给与包头布，勒令随行，不从者即焚毁其房屋，沿途经过九村，共焚毁房屋五百一十四间，计一百九十三户，声势浩大。
建宁府文武衙门据报后即差遣把总吴雄带兵四十名，县丞程述祖、驿丞朱国相带民壮四十名往探虚实，又差把总卓士起带兵四十名接应。十五日未刻，官兵至单领头相遇，老官斋信徒为乌合之众，交战不久，第一队被官兵堵御不能前进，第二、三队又被受害村民抵御赶杀，不能接应，老官斋旋即四散奔逃。守备任琦、把总黄大捷带兵一百名至七道桥驻节，次日，入山搜捕。十七日，延协守备李玉堂带兵三百名到建安，分兵一百名贴防府城，其余二百名会同守备任琦在各处搜拿，统计先后拿获老官斋信徒三百余人。女巫严氏于十五日被受害村民打死，葛竟仔被乡民哄醉杀死，王大伦、林元清、江元郎亦被村人打死，其倡议主谋魏现等人藏匿于瓯宁顺昌交界的深山密菁之内，至五月十一日，始被兵役拿解省城。除被裹胁村民无罪释放外，其监禁案犯二百余名内分六等定罪，凌迟处死者二名，立斩者四十九名，正法者三十七名，已被村民打死及自缢饿毙监毙十二名，仍照例正法枭示，立绞候者一名，发遣乌喇者八十八名，枷责者九十九名[21]。
老官斋聚众起事，规模虽大，但事起仓卒，缺乏周密的计划与充足的准备，其信徒俱系乌合之众，未经训练，加以器械不精，以致起兵一日之内，即告瓦解。惟导致老官斋旋起旋灭的主要原因，实由于遭受乡民的反对，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事务新柱具折时奏称：
因此案贼犯与附近不吃斋村民素日原系交恶，及至贼后倡逆，沿村迫胁恐吓，恣意焚劫，其时何人指挥主使，乡民原所目击，始犹畏贼凶焰，未敢轻与对敌，后见贼势稍弱，各痛心疾首，一遇指挥主使之贼，无论男妇，一齐奋力赶杀，是以女巫朱雷氏即严氏法名普少、葛竟仔、王大伦、林元清、江元郎等均被乡民立时打死，魏现亦被房村街民砍伤左额颅一刀[22]。
老官斋信徒从下层社会游离出来，藉宗教上的共同信仰，加以组织，成为一个团体，未吃斋的乡民与老官斋之间形成了对立，在同一个社区里产生了矛盾，老官斋起事后遂遭受到对立团体的反对，老官斋在清军与村民双重压力下，其起事终告失败。
四、闽浙罗教经堂的拆毁
清代督抚认为老官斋是罗教的余孽，蛊惑诱胁，声势盛大，闽浙地方，罗教势力尤为猖炽，老官斋起事以后，地方文武严办教案，先后查出教案多起，其中闽省兴化府属莆田、仙游二县查获金童教，供奉观音大士，男妇聚会吃斋。邵武府属邵武县查出天主、大乘二教，各在家中吃斋。建宁县查出罗教斋堂二处，汀州府属长汀县查出罗教、大乘门、一字门斋堂十四处，宁化县查出改供观音的罗教斋堂十三处，清流县查出各教斋堂十三处，归化县查出大乘门斋堂十三处，连城县查出观音教、大乘门斋堂二处，武平县查出观音教斋堂六处，延平府属南平县查出罗教斋堂一处，福宁府属霞浦县查出罗教斋堂一处，建宁府属建安县查出 罗教斋堂四处，松溪查出罗教斋堂一处，崇安县查出观音斋堂一处，台湾府诺罗县查出罗教斋堂二处，各斋堂吃斋者自二三十人至十余人不等，其中多为废疾衰老无所依倚之人，藉斋堂居住诵经礼谶。
老官斋起事以后，浙江庆元县姚姓子孙姚必起等俱照例定拟，分别治罪，并令各属凡系姚姓子孙居住的地方，严行稽查管束，不许复出传教。乾隆十八年（1753）六月，浙江宁波府查获曹进侯、周喜吉等传习罗教案内，除漕船水手外，营兵亦有入会诵经者。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初三日，据浙江仁和县知县王庄禀称访闻杭州北新关外拱宸桥地方有不僧不俗庙宇十余处，俱系供奉罗教经卷之所，通称为庵。王庄旋在李庵内杳获罗像二轴，罗经三箱，并于刘庵内查获罗经七部。其余各庵呈出罗经共计五十余卷。其中朱光辉所住老庵本为钱庵，因年代久远，故称老庵，唐潮所住万庵，原是翁庵，因万姓改建，所以称为万庵，此外刘庵、陆云庵、八仙珠庵、滚盘珠庵、周庵、间庵、石庵等，俱由钱庵分出。至于杨钦所住刘庵，李应选所住李庵，周成龙所住王庵及章庵、黄庵、虞庵、彭庵等则自翁庵分出。又高万成所住清凉庵、丁文学所住王庵、张国柱所住刘庵，是由潘庵分出。其中除清凉庵传习大乘教外，其余各庵俱传习罗教。钱、翁、潘三庵原为粮船水手由空居住之所，因粮船水手俱系山东、直隶各处人氏，回空之时，无处住歇，疾病身故，亦无处掩埋，所以设立各庵，以便生者可以托足，死者有地掩埋，平素习念罗敦经卷。闽浙总督崔应阶具折指出杭州各庵的由来，其原折略谓：
杭州府北新关外拱宸桥地方，向为粮船停泊之所，明季时有密云人钱姓、翁姓、松江潘姓三人流寓杭州，共兴罗教，即于该地各建一庵，供奉佛像，吃素念经，于是有钱庵、翁庵、潘庵之名。因该处逼近粮船水次，有水手人等借居其中，以致日久相率皈教，该庵遂为水手己业，复因不敷居住，酿资分建至数十庵之外，庵外各置余地，以资守庵人日用，并为水手身故义冢，每年粮船回空，其闲散水手皆寄寓各庵，积习相沿，视为常事，此水手皈教之由来也[23]。
其后因水手众多，而增设为七十余庵，雍正五年（1727），浙江巡抚李卫曾访闽浙帮水手皆信奉罗教，在杭州新关外，有庵堂三十余处，各船水手于冬月回空时在各庵内安歇。各船水手是各省异籍之人，因恐尽尽行拆毁后，回空之日，无所依归，所以仅毁去经像，不许仍称罗教，仅剩庵堂二十余处，其余各庵俱经拆毁。
漕般水手于每年回空到庵居住后，每日付给饭食银四分，崇奉罗教之人，有吃素念经者，亦有不吃素念经者。在各罗教庵内起出经卷共一百二十七卷，除苦工、破邪、正信等经卷外，尚有金刚经，其长期住庵者为年老或有病不能充任水手之人，住庵管理。清凉庵传习大乘教，据高万成供称大乘教是王师傅从前在北京盘山修行时倡立的，其主要经卷有还源、开心、明证、报恩等项。在罗敦与大乘教庵堂内所起出的经卷内大率为轮回地狱劝人修行的鄙俚之语，并无悖逆之处，亦无不法邪术。但浙江巡抚觉罗永德等认为邪教最易惑众，况粮船水手甚多，都是好勇斗狠之徒，声应气从，尤易齐心生事，故从严查禁，奏请毁去庵名，改为公所，以为水手托足容留之处[24]。但清高宗认为所办未尽妥协，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九月十七日命军机大臣寄信觉罗永德从严办理，其谕旨略谓：
据永德奏北新关外查出庵堂十余处，庵内收藏经卷，供奉罗像，每年粮船回空水手容留托足，请将皈教之人从重处治，毁其经像，革除庵名，改为公所，仍许水手回空时栖止等语，所办尚未尽妥协。杭州各处经堂，向系粮船水手所设，借栖止为名，信奉罗教，本应严禁，从前虽经李卫查毁经像，而房屋尚存，以致故智复萌，各庵内仍藏罗经罗像，是其恶习难返，非彻底毁禁，不能尽绝根株。若仅如该抚所奏，将庵堂改为公所，数年之后，查察稍疏，伊等势必又将公所变为庵堂，总非正本清源之道。至水手接止之所，原不必官为筹画，此辈皆旗丁临时雇募应用，更非官丁可比，即或散居各处，至期自能赴帮应雇，何必为之鳃鳃过计。况有漕之处，不止浙江一省，即如江南、湖广、河南、山东均有粮船，均需水手，并不闻皆有栖止公所，何独浙江为然，况此等游手好闲之人，群居一处，必至滋生事端，于地方又有何益，著俾谕永德，除将本案从重办理外，所有各庵堂概行拆毁，毋得仍前留存，复贻后患，钦此[24]。
浙江巡抚觉罗永德即遵旨檄行藩臬两司将北新关外查出庵堂二十三所概行拆毁，不使留存，其拆下各物料及地基逐一估计，变价造册报部，留充地方公用。案《大清律例》载一应左道异端之术，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纹监候，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朱光辉等九人看守各庵，收藏罗教经卷，又于庵内念经，均照为从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其中朱光辉、曹天章、王世洪三人看守老庵，刘天元除收藏罗教经卷外，另有罗教图像，情节较重，从重发往乌鲁木齐等处，给披甲人为奴，陈起凤等三人，看守各庵，但未习念经卷，宋起文等十人，并未收藏经卷，仅看管庵堂，容留水手，此外曾经皈教习念罗教经卷的水手姚文放等合计十八名，均照为从流罪减一等杖一百徒三年，水手林士富虽曾万滚珠庵吃素念经，惟未皈依罗教，照违制律杖一百，未经入教，亦未吃素念经的水手陶盛等十五人在庵往来寓歇，各照不应重律杖八十折三十板递籍安插，其余讯明与教案无干的水手李三等俱行释放[25]。
五、江西罗教案件的破获
江西宁都州所属怀德乡地方，万山错杂，地形隐蔽，内有河树庵古庙一所，僻在山隅，经斋工朱文瑞及其徒孙先懋、黄安康修茸居住，私奉罗教。乾隆二十六年（1761），朱文瑞身故。乾隆三十年（1765），孙先懋、黄安康各藉祈福消灾为名，收徒传教，分为二支：一支自孙先懋传给罗奕祥、谢志会、李维也、王志福四人，罗奕祥传徒廖廷瞻、曾廷华、王万传三人，廖廷瞻传徒张焕彩、罗林秀及福建沈本源三人，谢志会等亦辗转传徒；一支自黄安康传给刘开兰、吴兰生、陈承辉、张式先、詹志清、张利人六人，各人又辗转传徒。另有江西石城县民詹明空，幼失怙恃，飘荡外省，乾隆二十七年（1762），詹明空回籍，信奉罗教。因宁都州狮子严地方幽静，潜住焚修，后以山路艰于行走，随在山下盖屋居住。乾隆三十年（1765），其表弟陈必先来自石城，相依种地，并拜詹明空为师。其后詹明空陆续传徒谢云章等人，提出阿弥陀佛四字分贴性命心意之说，以传授其徒众。孙先懋素好经卷，因其师朱文瑞早故，又闻詹明空议论新奇，倾心佩服，前往拜谒讨论，自愿退居弟子之位。沈本源本名沈广泌，原籍福建连城县，迁居长汀县，自幼卜卦为生，乾隆三十七年（1772）二月，沈本源到江西宁都州黄坡地方从廖廷瞻学医，并拜廖廷瞻为师。同年八月，沈本源随廖廷胆、罗奕祥往见詹明空。詹明空见沈本源年少心灵，颇为称赏，沈本源遂拜詹明空为师。乾隆三十八年（1773）五月，詹明空将护道真言一本及各经给与沈本源抄写。沈本源将经卷抄竣后，即将旧本带回福建。地方官先后起出《西来法宝经》、《明宗孝义经》抄本共三册，旋于吴慕周家起出《红炉接续》抄本，经文内有“大地山河”之句，与闽省搜获的护道真言相同。
罗奕祥为宁都州人，向开点心店生理。罗奕祥被拿获后供称：乾隆三十年二月，有素识的河树庵齐工孙先懋私奉罗教，说可消灾祈福，劝小的入教，小的就拜他为师，听受五戒：一不许宰生，二不许偷盗，三不许邪淫，四不许诳言，五不许饮酒吃荤。他取小的法名智贤。小的同教的有谢志会、李维也、王志福，是小的师弟，还有黄慧达是谢志会徒弟，骆三牛子是黄慧远徒弟。三十一年，小的收徒曾廷华。三十二年，收徒廖廷瞻，师父孙先懋代取法名慧恩[26]。
廖廷瞻也是宁都州人，平日行医生理，乾隆三十二年（1767）六月，拜罗奕祥为师，入罗教，听受五戒。乾隆三十六年（1771），廖廷瞻闻罗教信徒曾廷华藏有罗教经卷，即借抄经卷，内含《苦功悟道经》一卷、《巍巍不动泰山经》一卷、《破邪显证钥匙经》上下两卷、《叹世无为经》一卷、《正心除疑经》一卷，共计六本，俱是前明万历十二年（1584）刊本。
沈本源随处招徒传教，乾隆四十一年（1776），廖廷瞻病故，沈本源仍往各处卜卦度日，乾隆四十四年（1779）九月，沈本源在建阳地方与邹来鹏相遇，同到建宁卜卦。同年十二月，与揭士珍闲谈罗教吃斋念经之事，揭土珍、揭德盛父子即将书屋借给沈本源住宿，沈本源告以崇奉罗祖大乘教可以获福消灾延年增寿，其信徒颇众。乾隆四十五年（1780）
六、湖北罗教案件的破获
楚习信巫，秘密宗教盛行，乾隆二十年（1755），湖北应城县人陈其才拜同县人杨日纬为师，入大乘教，持奉五报五戒。乾隆四十六年（1781）五月，应城县知县王嵩高会同营弁唐文彬等拿获陈其才等十人，并在陈辅相家搜获图像经卷，其中画像四张，背后写注罗祖、赵祖、李祖、华祖字样。据陈其才供称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同陈佑相赴汉川县周圆如家一并取回，罗祖即罗教之祖。其经卷除大乘教所诵习的经卷外，同时起出罗教抄本经卷，内含《雾灵山人天眼目》及《扶教明宗》各一本。据湖广总督舒常指出《人天眼目》原系宗门语录之名，罗教窃取后冠以“雾灵”两字，以明宗派的由来。在序文内记载罗教始祖罗孟浩是山东即墨县人，宋淳熙年间，纂集《人天眼目》。舒常等查阅《人天眼目》是叙述罗道霞始末，与序文不符。书内又称罗道霞是罗孟浩之孙，生于明英宗正统年间，从军密云。成化时，参罗孟浩开示受记。正德年间，封为国师云云。舒常指出淳熙至成化相隔约三百年，安得有受记之事？又查《巍巍不动太山深根结果经》内载罗道霞自述里居与叙略同，又载“祖培当军密云，卫悟灵山，居住雾灵”字样，应系传写错讹。舒常等查阅宋、明两史方伎列传及明武宗本纪，并无罗孟浩、罗道霞姓名，所称封为国师之说，事属无稽，显系夸诞，冀图惑众。舒常检查案卷，查出乾隆十五年（1750）内两广总督硕色移送审题罗教犯人杜清谟等一案，其疏稿供单内有《人天眼目》经卷，内有《罗祖修行得道》之语。易言之，《雾灵山人天眼目》经卷抄本就是从前查办罗教审追未尽的经卷，与《扶教明宗》抄本俱系罗教经卷［27］。
自明季以来，罗教传布已广，雍正年间至乾隆年间，直省督抚查禁罗教不遗余力，但嗣后罗教案件，仍屡经破获。乾隆末年，湖北德安府又破获传习罗教案件。隋州人王士廉平素种田度日，乾隆四十九年（1784），有州属寇家店民赵士成至王士廉家中告以其家藏有罗祖真经，如能持研念诵，便可消灾获福，王士廉即送给香钱三百文，拜赵士成为师，入教吃斋。同年十月内，赵士成因老病无子，寄信王士廉，旋将经卷交付王士廉收藏。隋州知州张璇访知王士廉等传习罗教，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五月，拿获王士廉等人，搜出《破邪显证钥匙卷）、《叹世无为卷》、《泰山深根结果宝卷》、《正性除疑自在宝卷》、《苦功悟道卷》等项，俱系罗教经卷。湖广总督毕沅莅位后，细查各经卷，虽止剿集释宗语句，尚无显然悖逆情事，但各经卷既属罗教案内邪经，故一体查禁，所有王土廉等要犯亦照律例从严惩办。
七、结语
秘密宗教是释道以外的各种教门，罗教就是明清时期盛行于下层社会的一种秘密宗教，源远流长。罗教吸取禅宗、道家的空无观念及净土宗的彼岸思想，以无生父母为救世主，以真空家乡为人类最后的归宿，是永无生死的境界。但罗教缺乏独立的宗教思想，其教义宗旨皆剿袭释家之语，杂凑而成，故仅能依附佛道二教而隐藏在下层社会里，始终不能发展成为公开的信仰。由于其经卷刻本流传普遍，俚俗浅显，不失为下层社会的重要宗教读物。天堂地狱生死轮回行善成佛的观念，深入民间，家喻户晓，罗教的教义颇适合下层社会的宗教需求。罗教吃素念经之所，称为经堂，多为民房，间亦另立庵堂，既可供寓居饮食，亦为信徒定期聚会诵经之所，聚散容易，地方隐密，经堂林立，此即罗教盛行的主要原因。
清初漕运制度是仿行明代的官运，民之隶卫籍者称为运丁，又名旗丁，是专为转运漕粮而设，每船运丁数目，从十名至十—、二名不等。康熙二十五年（1686），议定每船十名，康熙三十五年（1696），更定每船监军一名，其余水手九名，监军即旗丁。因各卫所旗丁人数过少，且不谙水性，只得雇募水手，由千总保结，然后呈报各卫守备及府厅等官。嗣后由船只体积日增，水手人数亦增加，每船旗丁、舵工、水手不下三、四十人[28]。向来粮船径行，随处雇觅水手，其素质低劣，水手的来源多为下层社会的游手好闲之徒，各帮水手拜师授徒，联结党夥，杀伤劫夺行旅之事，旁见叠出[29]。
罗教的信徒，主要为漕船水手，清代有漕省分即直隶、山东、河南、江西、江南、浙江、湖广等七省，其漕船水手，年老无依者，多以各庵堂为托足栖身之所，皈依罗教，吃斋念经，以求精神寄托。其中浙江各庵堂的罗教信徒，籍隶山东、直隶者颇多。乾隆三十三年（1788）九月，浙江杭州查出二十余处的庵堂，其各庵看守之人均系漕船水手，向来皈依罗教，后因年老有病，各进庵看守，相沿收藏经卷，其未识字不能念经者，则赖耕种余地，以资饥口，每年粮船回空水手，其无处佣趁者，即赴各庵寓歇，守庵之人垫给饭食，俟重运将开，水手得有佳价时，即计日偿钱，守庵之人可以藉沾微利。罗教庵堂的设立，确实解决了流寓外地的粮船水手年老退休、疾病相扶、意外相助及在异地寓歇的切身问题[34]。
各省的漕船，都有船帮的组织，漕船不得单独行动。就江浙而言，其运白粮船，规定苏州太仓为一帮，松江口常州各为一帮，嘉兴、湖州各为一帮，金衢所为一帮，其余各省卫所船帮亦夥。各帮粮船舵工、水手，好勇斗狠，各立教门，多收门徒，饮生鸡血酒，入名册籍，结为死党，一切听其教主指使，捆缚烧炙，截耳割筋，擅用私刑，毫无忌惮。例如康熙五十七年（1718），浙江帮与湖广帮粮船在河北武清县地方相遇，两帮水手争斗，杀伤多人。康熙六十一年（1722），严州、庐州等帮在山东地方有行劫盐店，大夥劫杀等案，后来秘密社会的帮派如青帮、红帮等名词的由来，与漕运船帮的组织，实有密切的关系。清季的青帮、红帮其党夥皆以运漕为业，岁居粮船，以致漕船所至之处皆有其党夥，罗教势力之盛，已可窥其梗概。
【注释】
[1]胡适手稿<中国中古思想小史>，第三讲（台北，胡适纪念馆，页13 ）。
[2]宋光宇撰<一贯道的民族学探讨——一个实例的研究>，第十一卷，第6期<中华文化复兴月刊>，页69 。
[3]《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十四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页674。雍正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内阁寄字。
[4]《明神宗实录》，卷五三三，页18。万历四十三年六月庚子，获部疏。
[5]《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十四辑，页698。雍正七年十月十三日，刘世明奏折。
[6]《军机处档·月折包》（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第2772箱， 15包， 2042号。乾隆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喀尔吉善奏折录副。
[7]《史料旬刊），第24期（台北，国风出版社），天八六一。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九日，雅尔哈善奏折。
[8]泽田瑞穗著《校注破邪详辩》（日本，日本道教刊行会，昭和四十七年三月），页222。
[9]戴玄之撰<老官斋教>，第54卷，第6期《大陆杂志），页7。
[10]《史料旬刊》，第24期，天八六二。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九日，雅尔哈善奏折。
[11]《史料旬刊》，第27期，天九六五。乾隆十三年三月十四日，新柱奏折。
[12]《军机处档·月折包》（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第2772箱， 15包， 2042号。乾隆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喀尔吉善奏折录副。
[13]《军机处档·月折包》，第2740箱， 30包， 4341号。乾隆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武进升奏折录副。
[14]《军机处档·月折包》，第2772箱， 25包， 3733号。乾隆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开泰奏折录副。
[15]《校注破邪详辩》，页52。
[16]《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十四辑，页698。雍正七年十月十三日，刘世明奏折。
[17]同注[7]。
[18]戴玄之撰<老官斋教>，第五十四卷，第6期《大陆杂志》，页9。
教民每年盛大聚会，点腊一次，称为腊会。作腊会时，上设无极老祖位，旁列文殊、普贤，中设香斗，建布旗，焚旅擅，旁燃巨烛十六枝或十二枝，昼夜诵经不辍。
[19]《史料旬刊》，第二十七期，天九六四，谓前任福建学政吴嗣爵自福建赴京，路过杭州至督署，喀尔吉善询问老官斋一案，据吴嗣爵称乾隆十二年十一月内因访拿延平府顺昌县何老妹一案，闻有逸犯在建宁藏匿著，曾经差人缉访，适值老官斋信徒在建安县离城五六十里北坪地方聚集多人念经吃财，将其法师三人拘禁，老官斋信徒于乾隆十三年正月初四等起意劫狱云云，其所述略异。
[20]《军机处档·月折包》，第2772箱，14包，1968号。乾隆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武进升奏折录副。
[21]《史料旬刊》，第29期，地六六。乾隆十三年六月初九日，喀尔吉善等奏折。
[22]《史料旬刊》，第28期，地三三。乾隆十三年四月初二日，新柱奏折。
[23]《史料旬刊》，第12期，天四○八。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崔应阶奏折。
[24]《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卷八一九，页3。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壬寅，寄信上谕。
[25]《史料旬刊》，天四一○。乾隆三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崔应阶奏折。
[26]《军机处档·月折包》，第2705箱， 128包， 29530号。罗奕祥供单。
[27]《军机处档·月折包》，第2705箱， 135包， 31665号。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初八日，咨呈。同档， 136包， 32025号，舒常折稿。
[28]《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四五三，页10。乾隆五十九年五月丙午上谕。
[29]张哲郎著《清代的漕运》（台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民国五十八年六月），页12。
[30]叶文心撰<人“神”之间——浅论十八世纪的罗教>，第2期《史学评论》（台北，华世出版社，民国六十九年七月，页71。
（资料来源：清史论集 九 中华文史网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