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是袁世凯统治中华民国的时期。这一时期，国内政治斗争错综复杂，社会矛盾尖锐。如何对待秘密社会是袁世凯治理国家时无法回避的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袁世凯对秘密社会的政策关系到秘密社会各个分支在民国社会中的定位，在某种程上影响了新生的中华民国的发展方向。
一
中华国民共进会是于
可能是为了摆脱干系以示清白，也可能是真的对国民共进会失去希望和控制，陈其美回沪后“与应（桂馨）亦不相往来”[4]。但浙江都督朱瑞最先开始对国民共进会下手了。他“连日召集政军两界密筹对付办法”，定出了一些限制性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全浙新旧军官无论官弁兵丁一律不得入共进会，先入者限期出会，缴销党证”。根据这一规定，杭州机关部会长、洪帮首领阙麟书和总务、青帮通字辈杭辛斋等人纷纷辞职。朱瑞还极力扩大事态，“电呈中央请示办法”[5]。
袁世凯以此为契机，于
朱瑞在浙江对共进会的镇压得到了袁世凯的大力支持。
另一方面，袁世凯暗中于1912年10月派内务部秘书、密探头目洪述祖南下，收买了走投无路的应桂馨。
1913年春，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在全国各地演说，鼓吹实行民主政治，大有出任下一届内阁总理之势。袁世凯拉拢宋教仁不成，便下令应桂馨刺杀宋教仁。应桂馨一面利用与革命党上层人物的老关系刺探机密，一面将山西人武士英拉入共进会中，用请客嫖妓等手法使其为己效力卖命。
二
1913年3月，驻扎湖北麻城县米埠陆军第二师第八团中哥老会员、三营司务长张军和司书生刘某“受纯粹社会党煽动，暗中勾结该营一、三、四连兵士约于某日起事抢劫该埠绅富，为实行均贫富之计”，并称“黄州一带戍兵及驻扎襄河各营均已联盟同时起事”。后因消息泄露，张、刘及“授有伪职”的三连士兵胡某等人被处死，“抄出证据名册一概焚毁”[11]。
中国社会党是1911年11月由江亢虎发起成立的，其“赞成共和，融化种界；改良法律，尊重个人；破除世袭遗产制度；组织公共机关，普及平民教育；振兴直接生利之事业，奖励劳动家；专征地税，罢免一切税；限制军备，并力军备以外之竞争”[15]。该纲领吸引了一些游民会党。该党成立后在一些地方建立了支部，“有若干会党是集体参加的”[16](P499)。如1912年8月江亢虎和陈翼龙共同发起中国社会党北京部，陈翼龙“似乎加入过洪门之类的会党，所以他很能接近下层群众，也有一班‘三教九流’的朋友”[16](P500)。该党四川支部于
三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下令通缉参与起事的张尧卿、韩恢、陈犹龙、王金发、吕东升、阙麟书等帮会首领，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被迫逃亡日本。袁世凯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接连下令严禁秘密结社。
1913年9月底，大总统秘书厅致函内务部查询谭人凤在湖南设立的社团改进会是否报部立案，旋得内务部否定的回答。
一年前当革命党人、长江巡阅使谭人凤和他的部下陈犹龙联合第二军军长徐宝山发起筹组社团改进会时就遭到了内务部的刁难和阻挠。谭人凤等为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秩序，试图对帮会组织进行取名去实、釜底抽薪的试验，在致内务部警政司的呈文中称，“吾国社会夙称复杂，而纠结蟠踞足以为国家和平之障碍者，尤莫如会党。……人凤等奔走国事十有余年，深知此辈性质，刀锯所不能威吓者，可动之感情；法律所不能防维者，可化之以道德。诚使纳之正轨，导以生计，以联络为同化之具，富解散于归并之中，不特可祛隐患于将来，且可慰遗民于地下。用是不自揣量，发起一会，定名曰社团改进会，拟暂时就上海地方设立事务所，并次第于各省设立分会，专为化除固有秘密会党”[18](PP77-78)，并就会员、职业培训、兴办社会生计事业以及安置无业的会党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方法。但袁世凯控制的内务部警政司认为，“此项社团系集合哥弟、天地、三合、大刀等会而成，旧日徒党，品类太杂……倘办理不当，恐不免别生枝节”，于是将社团改进会章程详细推敲，找出“稍有未妥之处，酌拟数条，于质问之中隐寓限制之意”，交参事孙培等人前去与谭人凤等接洽[19]。警政司共向谭人凤等提出10条意见。
四
但袁世凯审时度势，权衡利弊得失，决定在严禁国内帮会的同时，内紧外松，对于海外致公堂网开一面，批准其在国内的立案请求。
从历史上看，袁世凯对美洲致公堂素无关系，谈不上对此有何好感。相反他的政敌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同美洲致公堂倒是有过一段精诚合作，共筹革命军费的佳话。正因为如此，加拿大维多利亚致公总堂在
但此时的孙中山已是南京临时政府的大总统，从建设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考虑，他不愿再做致公堂的“大哥”，也不支持致公堂在国内立案活动。他认为包括致公堂在内的洪门在清王朝被推翻后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如其犯法，则政府不得不以法惩治之”[23](P359)。因此，孙中山对加拿大致公堂的函电置之不理，对旧友黄三德的面请则虚予委蛇。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约黄三德在广州会见，虽然口头上同意致公堂立案，但仍要求黄三德按正常途径向广东都督胡汉民具呈请其批准。胡汉民对孙中山的真实意图自然心领神会，再加上其副手陈炯明为了维持广东全省秩序，“握兵权，锐意办匪，而彼并嫉会党，力沮其事”[24](P368)，于是胡汉民采取了拖延不办的态度。
加拿大温哥华《大汉公报》主笔冯自由在民国政府成立后，被征召返国担任稽勋局局长，于
致公堂获悉领事的肯定态度后，为参与祖国政治，组织政党铺路，由陈扳崇、黄派贤、许济栋、黄介石具名，于1913年分呈驻加拿大总领事卢炳田、驻温哥华领事林锡垣及北京国务院，请批准致公堂立案为正式社会。同年
袁世凯就是在加拿大致公堂对孙中山心存误解和怨恨的情况下作出上述批示的。这无疑使他在海外致公堂和华侨中赢得了好感，为他在海外捞到了一些政治资本，同时也扩大了孙中山和加拿大致公堂之间的政治距离，给革命党的海外工作造成了新的困难。
五
1914年2月初，袁世凯又在四川民政长陈廷杰呈明解散中华国民社会党善后办法上批示，“所呈各节，尚属委协，仰即认真督饬办理，以靖地方”[14](P322)，企图借查办以哥老会为主体的中华国民社会党之际，彻底根除四川哥老会。
这里有一点是耐人寻味的，与革命党合作为辛亥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包括哥老会在内的洪门遭到严禁，被认定为非法组织，而与革命党基本上没什么关系的青帮倒是安然无恙，悠哉悠哉。这种刻意的安排对革命党看来是咄咄怪事，但在袁世凯看来理应如此。从长时段来看，民国时期青帮势力的猖獗与袁世凯的这纸只针对洪门的禁令有很大的关系。
六
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袁世凯在与革命党人的较量中，为了战胜对手，增强自己的实力，也在查禁帮会的同时一再利用帮会。民国初年，他除了拉青帮大字辈应桂馨之外，还有意笼络扬州军政分府都督、第二军军长徐宝山。袁向徐赠款25万元，“并送其子往北京为质”[27](P7)，在袁的总统府内担任侍卫武官。徐宝山虽是南京临时政府的官员，但并不听从南京临时政府的调遣，在政治上有时甚至公然唱反调。
原广东民军首领、帮会头领王和顺在二次革命爆发后为了发泄对陈炯明的愤懑，竟从香港跟随黄土龙进京投靠袁世凯。“袁氏皆收为党羽，助以巨资”[30]，并派陈宦在北京参谋本部和他们密商分化瓦解广东陆军之策。
王金发则于1914年6月中旬变节投袁，带领密探连夜捉拿正在上海从事讨袁活动的蒋介石，迫使蒋介石逃亡日本。1915年1月，袁世凯政府陆军部向王金发之母下达批示称：“据禀已悉，尔子王逸既未附和乱党，已准免缉，嘱其安分读书，养才待用可也。”[31](P54)王金发在通缉令正式取消后虽然花了二万多元疏通陆军总长段祺瑞等人，但终未取得袁世凯的信任。1915年6月，陆军部以王金发投诚后“延宕数月之久，迄未捕获一匪”为由，批准督理浙江军务朱瑞之请，“依法处决死刑，用为图乱者戒”[32]。
1915年初，袁世凯为了搞垮中华革命党，有意分化、收买该党中的某些帮会人物。他通过驻日使馆放出风声，应先解决二十一条交涉，然后再着手改革内政，拉拢、收买在日本生计窘迫的张尧卿和何海鸣。张、何二人被拉下水后于2月间多次密会中国驻日陆公使，成为为袁政府收买在日革命党暗中奔走的主要人物[33](P718)。张尧卿变节后还利用原有的帮会关系“充恶政府侦探，倾害同志”。直至1916年张尧卿仍在假借黄兴名义“欲在宝庆一带招兵”。黄兴接到谭人凤报告后，立即致电谭延ｋǎｉ＠①要求将张尧卿“拿捕讯实，拟军法惩治”[34](P141)。
招降纳叛，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是袁世凯与革命党进行斗争的重要手段，也使他尝到了一些甜头，占了一些便宜。同样一件事情，革命党做了就是违法，他自己干了就不要紧。堂堂一个国家元首，将国家的法律、法令（有些还是他亲自制定的）玩弄于股掌之间，如此行事给民国的统治者不遵法纪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流毒甚广。
七
如果说，袁世凯在民国以前对秘密帮会接触不多，知之不详的话，那么他在担任晚清山东巡抚血腥镇压义和团时，对于当时极为流行的秘密教门至少是有一定了解的。
但由于北洋军阀政府内部的一些军阀政客实力人物出于政治的需要，拉拢利用会道门，北京政府对会道门采取的查禁政策并没有全面落实。
例如，1913年李毓如、苑文鉴等人联合北京各理门领众，组织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并获北京政府内务部准予立案。李毓如被推为总会会长，会址设在京西挂甲屯。总会成立后湖北、天津和东北各省市分会相继建立，总分各会积极参加了一些慈善救济活动。总会还办有《理铎》杂志，向全国发行，另外印行《理门须知》一书分发全国各分支机构。
要说袁世凯对上述会道门在北京的活动一无所知是解释不过去的，但以他为首的北京政府与这些会道门究竟是什么关系，目前由于史料的缺乏，尚须进一步的探索研究。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由于袁世凯对会道门总体上采取了明禁暗纵，小禁大纵的暖昧态度，给相当一部分的会道门以改头换面取得合法地位的机会。民国时期，会道门的空前发展与袁世凯的放纵政策有着直接的关系。
中华民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秘密社会是袁世凯夺取国家最高权力后治理国家时无法回避的老大难问题。袁世凯对秘密社会查禁的重点是与革命党合作为辛亥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包括哥老会在内的洪门帮会，同时为了战胜革命党人，他也在查禁帮会的同时一再利用帮会。对于已经和孙中山产生隔阂与怨恨的海外致公堂，袁世凯也是网开一面，批准其在国内的立案请求。袁世凯对秘密社会的政策导向决定了秘密社会各个分支在民国社会中的发展与不发展。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给中国带来了建设民主政治、法制国家的极好机会，南京临时政府作为一个良好的开端，昙花一现，为时过短。袁世凯担任国家元首后就着手破坏民主政治，根本不愿严格立法、执法、守法，人们从他对秘密社会采取的随意性很强的政策举措中就可看出这一点。袁世凯在民国初年的统治，使中国失去了好不容易得来的历史机遇，建设民主政治、法治国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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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门内加岂
＠②原字火加享
（资料来源：《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中华文史网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