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嘉庆之际，清皇朝的“鼎盛”局面已近尾声，各种衰败的征候日益显露出来，社会动荡不安，人民揭竿而起，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斗争此伏彼起，方兴未艾。继苗民起义和白莲教起义之后，嘉庆十八年（1813）爆发了又一次重要的农民起义，这就是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
过去史学界对这次起义进行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但由于所根据的历史资料大都仅限于官私著述，而对大量的、内容丰富的清朝档案却未加利用，这就不能不影响对问题的深人探讨。笔者在阅读官私著述的同时，查阅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许多档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这次起义进行一些新的探讨和论述。
一、 天理教是具有鲜明的反清政治目的的秘密宗教组织
乾隆、嘉庆之际，京畿和直隶、山东、河南三省交界地区存在着许多白莲教系统的教派，如荣华会、八卦教、红阳教、大乘教、白阳教等，它们往往自成系统，互不相属。
嘉庆初年，在清统治者日益腐朽、社会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形势下，京畿大兴县人林清决心利用民间秘密宗教的组织形式来发动群众，进行反清斗争。经过七八年的努力，林清首先联合京畿地区一部分白莲教支派的成员，组成了白阳教；同时，他又多次到河南，与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以震、离二卦为核心的八卦教首领、滑县人李文成和冯克善等人进行联络。推翻清朝统治的共同愿望，迅速促成了林、李、冯三股势力的大联合，联合后的教派即定名为天理教。
天理教的性质是什么？以往有的论著仅仅根据其教徒诵习的“八字真经”，断言它完全是一个宗教迷信的组织。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如前所述，天理教是清代中叶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的产物。组成天理教的各教派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反清思想，如红阳教在京畿马驹桥一带流传的。“先平通州城，后平顺天府” [1］的歌谣即是证明。在天理教创立和酝酿起义的时期，的确是以“真空家乡，无生父母”为八字真诀，命其教徒日夕拜诵；林清还打起弥勒佛的旗号，宣扬“红阳劫尽，白阳当兴”。但是，这些表面现象，远不足说明天理教的本质。我们从林清自命“掌理天盘八卦开法后天祖师”、“文圣人”、“就同孔圣人一般”［2］来看，很明显，他是把弥勒佛的作用和自己联系在一起的；他就是指路贤人般的佛。与此同时，林清等人又用白莲教经典《三佛应劫统观通书》里“十八子明道”的话比附李文成，并在教内宣告“李文成即明朝李自成也”［3］。李文成此后号“严霜十八子”［4］，称“李自成转世”［5］。与此同时，天理教首领在传教过程中提出了土地问题：入教者“俱输以钱”，“每钱百文，许地一顷；粮食数石，许给官职。填注号簿，并开写合同、纸片，交与本人作据。”[6]这样做的目的，自然是既让更多的人信奉天理教，又号召他们加人反清斗争。其结果，确实是把不少农民发动起来了。例如，滑县一带就有“男妇大小三千八百余名”，在嘉庆十八年九月跟着李文成“闹事”[7]也正因为如此，在天理教起义前夕，直鲁豫三省广大地区流传着一首政治预言诗：“单等北水归汉帝，大地乾坤只一传”[8]。这就说明，天理教是一个以反清为宗旨的秘密宗教组织，与白莲教的其他教派有着本质的区别。所以，天理教也就能够成为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战斗的旗帜。正是在这一旗帜的指引下，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在短时期内爆发了一场暴风雨般的反清斗争，给了清统治者和封建地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
二、天理教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
天理教起义主要集中在两个战场上，一个是京畿，另一个是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这里先谈林清领导的攻打紫禁城的战斗。
（一）紫禁城之变
林清在起义前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如锻制大刀；集合了一支一百多人的起义队伍；秘密联络宫中太监刘得财、刘金等人，作为起义军进攻紫禁城的向导等等。
嘉庆十八年八月初，林清着手计划。组织进攻紫禁城的行动。他将一百人的队伍分成若干小分队，每一小分队由一个小头目带队，打一杆白旗。他还把起义军的路线分为东、西两路，计划分别由东、西华门攻人紫禁城：东路由陈爽带头，刘呈祥押后，太监刘得财、刘金引路；西路由陈文魁带头，刘永泰押后，太监杨进忠、高广福引路。太监间进喜等则在中间接应。起义战士每人得到白布两块，分别用来缠头、系腰，作为识别标志。有的白布上还写着“同心合我，永不分离”、“四季平安”等字样。
九月初，河南李文成因起义机密失泄被捕，部下提前起义。但林清不知这一消息，仍按原计划进行起义。
西华门，太监杨进忠在门口迎候，全队四五十人即刻冲进，经过尚衣监、文颖馆，向皇帝居住的养心殿进发，很快打到隆宗门一带。皇次子旻宁（即后来的道光帝）与几个亲王匆忙集合了百余名清军，又临时将准备去滑县镇压李文成的火器营官军千余人调人宫内，才在隆宗门下把起义者击败。接着，清军连日大索宫中，搜捕起义者，并于十七日将坐镇黄村的林清逮捕。
嘉庆在听到紫禁城之变的消息后，惊恐万状，立刻中断了在热河的“秋弥行围”，“即命回銮”，他一方面故作姿态，十八日还未回到紫禁城即下“罪己诏”[9]，惊呼此次事变“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10]；一方面又发出指令，要把起义参加者斩尽杀绝，并于二十三日下令处决林清和太监刘得财等。至此，京畿地区的天理教起义基本结束。
（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天理教起义
三省交界地区的起义，是在李文成领导下进行的。起义行动按地区大致可分三个部分：西面是河南的滑、浚二县。这里是起义的中心，也是起义主力所在。
嘉庆十八年八月，天理教首领牛亮臣在滑县大任山加紧锻造兵器，被知县强克捷侦知。
起义军占据沿城后，李文成“开帅府，设羽帐”，帐后竖“大明天顺李真主”[13]的大旗，以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秦学曾为提调兵马总先锋。接着，起义军攻占了滑县附近的道口、桃源，与滑城共立三个据点，形成犄角之势，北攻浚县。
起义军从
这次起义行动的第二部分，是在三省交界的中间地带，即直隶南部的开州、东明、长垣。这里的起义队伍分散行动，每支几百人，其中一支曾攻人长垣县。
第三部分在东面，即山东西南的曹县、定陶、金乡等县。这里起义的最高领导人是天理教首领徐安国。
嘉庆十七年八月，徐安国将起义的预定计划通知了他在这一带的徒弟。十八年七月，由于他的一个徒弟、金乡头目崔士俊被捕，激怒了山东的天理教徒，起义准备遂进人高潮。
直鲁豫三省起义的消息一传到北京，嘉庆在军事上立即采取应急措施：派直隶总督温承惠为钦差大臣，带兵由北面包抄，山东巡抚同兴在东面堵截；令河南巡抚高杞紧防西南两路，“勿使渡河南窜，亦勿令窜人（太行）山谷”[18]。不久，又令大同镇总兵张绩“前往山外扼要处所驻扎”[19]；令徐州镇总兵沈洪带兵“迅速由东南迎头北上，正可并力兜围”[20]；命两江总督百龄带兵驻扎徐州，防止起义军向江南逃跑。
九月下旬，清军开始向直鲁两省的起义军发起进攻。十月上旬，先后攻下了山东起义军的主要据点定陶、扈家集和曹县。[23]同时，各地官吏勾结地主编查保甲，选乡勇、办团练，坚壁清野，配合官军将分散在山东各地的许多小股起义军击破。在直隶的开州、东明、长垣，由于起义队伍过于分散，又不懂得集中兵力对付敌人，结果从十月初至十一月初，在清军三次攻势下，丢失了一个又一个据点。至此，山东、直隶地区的起义军主力基本被消灭，只剩下河南滑城。道口、桃源三个据点。双方最后决战的时刻即将来临了。
还在
冯克善出走山东后，清军于
在滑城岌岌可危之际，十月三十日黑夜，天理教的一个首领刘国明潜入滑城，与李文成等人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由刘国明护送李文成出往山东，与直鲁起义军余部会合；留徐安国、牛亮臣等人在滑城抵抗清军。
十一月初，李文成等人在直隶长垣为清军所阻。他意识到往山东之路已被断绝，遂当机立断，往西、往北经河南奔向直隶。途中再次受到清军的围追堵截，进退无路，被迫从林县临淇镇回到辉县北部的侯兆川，占领了这里的险要据点司寨。
（三）惊心动魄的滑城保卫战
李文成是领导这次天理教起义的农民革命英雄和领袖，他那不屈不挠的顽强战斗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当十月下旬那彦成等进攻道口、围困滑城，起义军面临危急之际，李文成丝毫没有丧失革命信心，积极率领滑城军民全力准备守城，誓与清军决一死战。他领导滑城军民采取了下列措施：把道口屯粮运往滑城内，“足支一载”；清除清军奸细，使城内“无敢内应”[28]；训练士卒，加强军事力量。
十一月初，按照起义领导集团的战略决策，李文成率领部分军队出往山东，防守沿城的重要任务交给了大元帅宋元成、军师牛亮臣和天理教首领徐安国。
这时，清军一方面在城外建立炮台，“掘地道”；一方面为了瓦解起义军的军心，将林清首级悬挂于营帐外，敦促起义者投降。但是，起义军无人理睬，继续凭靠每人“每日八合粮两”牢守城池。为了加强防守力量，他们又加紧赶制了四门大炮、十一杆大鸟枪，还从地下刨出六百斤硝磺制造弹药[29]，同时不断抛下断碑巨石，压塌了清军暗中挖的地道，使清军千总任起凤等数人毙命。
清军屡攻滑城不下，那彦成等又“于城西南角挖掘明暗二道，使贼匪不能知觉。（十二月）初九日晚间工竣，其暗道已越城根”，其西门地道“亦已刨挖进城”[30]。初十日，清军发动了凶猛的攻击，在起义军“枪石如雨”的痛击下，几次均狼狈窜回。守城的一名起义战士轻蔑地向敌人喊道：“欲破我城，须精兵二十万！”“官兵射之，中其左臂，拔矢以射官军；官军又射之，赋以手接矢，左右驰突。”[31]
正当起义军集中全力抗击扑城之敌时，一声巨响，西南和西面的城墙被清军轰坍了一大段，清军从缺口抢人城内，起义者“复在垛口拼命抵敌”，牺牲了三四千人。[32]接着，起义军在街头巷尾和清军展开肉搏战，“自卯至酉”，“阅七时之久”[33]。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起义军中的女英雄、李文成妻子张氏，表现得十分英勇。她不仅参加了保卫沿城的指挥工作，而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白天和起义战士登城防守，夜晚率兵“潜出烧炮台、劫营，无夜不扰”[34]。直至滑城被攻破的前一天晚上，张氏还由“数千（起义军）拥护出城，扑卡数次”[35]。城破时，牛亮臣、徐安国劝张氏“诡作被难妇女出城”，张氏坚定地回答：“城亡与亡，不死者非英雄！”她挥刀巷战，击杀多名清兵，力竭后和女儿自缢。[36]作为封建社会里被压在最底层的青年妇女，张氏不畏强暴、坚决与封建统治进行斗争的革命精神，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上是十分难能可贵的。[37]
就这样，起义军英勇顽强，前仆后继，与清军浴血奋战了40天之久，谱写了一曲抗清斗争的壮歌！
起义军终因寡不敌众而丢失滑城。清军人城后就对起义者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展开了血腥的大屠杀。
滑城的陷落，标志着这次天理教起义的最后失败。
三、 天理教起义是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的的农民起义
天理教起义的性质是什么？我认为，它是林清、李文成等人领导的一次农民起义。
第一，天理教起义有深刻的社会背景。
这次天理教起义的主力军，是京畿和直鲁豫三省的广大农民群众。嘉庆在回顾这次天理教之“谋反作乱”时，“几暇静思其故”，不得不承认“总由穷困而起”[38]。这确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京畿和三省交界地区的农民，清初以来就负担着沉重的赋税和各种徭役，这一带的阶级矛盾始终尖锐存在。早在雍正年间，世宗就密谕三省督抚：“（三省）接壤之区，人民杂？，最易藏奸。已令直省督抚清理疆界外，曹州西南桃源集地方界联三省，接壤七县，而离州县皆辽远，文武兵役巡察难周，此处尤为紧要。尔等可各差干员会勘。应如何委专员、拨兵弹压，应归某省管辖处，尔等会同详议具奏。”[39]乾隆中叶以来，地主阶级的抢夺、兼并土地，官吏的贪污、营私舞弊之风，逐渐成为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这一带的阶级矛盾也进一步激化。到嘉庆时期，直鲁豫三省占有数百、千、万亩土地的地主比比皆是；而终岁辛劳的广大农民，“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季啼饥号寒，几于无生”[40]。三省官吏几乎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暴。更可恶的是，各地地主利用各种特权，年年不完成国家的丁赋钱粮任务，使三省的“积欠”越来越多，地方官吏就伺机将亏空加在广大农民的头上，敲诈勒索，中饱私囊。天理教起义前夕在各处发展教民时，“所言皆系地方文武贪酷不仁等弊”[41]，当然是深得民心的。
嘉庆十七、十八年，直鲁豫三省连遭自然灾害，到处都是“歉收处所”，京畿有的县一亩地只打一二斗粮食。广大农民衣食无着，“皆以草根树皮糊口度日”，“（道路）两旁柳叶采食殆尽”[42]。地方官吏还趁机催科、派差，更加重了农民身上的负担。以致三省“游民往来如织”[43]，“思乱者众”[44]，更加促进了阶级矛盾的爆发。至天理教起义时，“愚民苦胥吏者争与焉”[45]，就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了。
第二，天理教起义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
天理教首领林清、李文成、冯克善、徐安国等，基本上都属于饱受封建压迫的劳动人民。以往有的论著认为，林清在传教中收了教徒的“根基钱”后，家境日益富裕，俨然成为当地的财主。而实际上，根据清廷官吏的报告，林清只有二亩零六厘土地和九间瓦土房[46]，根本够不上财主。再从清人的“有告贷者，（林清）辄给之，乡村仰食者万余家”[47]等记载来看，林清显然是把收来的相当一部分“根基钱”都用来赈济饥民了。也正因为如此，天理教起义前夕，京畿地区流传着“若要白面贱，除非林清坐了殿”[48]的歌谣。可见，天理教起义是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要求的。
三省交界地区的天理教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起义发生后，许多地主、豪绅的土地、房屋被没收，逼使他们沦于“风栖露处，甑釜毁残，饔餐何自”[49]的境地。河南滑县起义后，起义者“将该县库贮征粮花户底册焚毁，民粮逆产无凭”[50]。这些行动从客观上说，既是对当时农村大搞土地兼并的一种愤怒回答，也是对整个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冲击，具有进步意义。因此，天理教起义始终得到农民的支持。如起义者攻占滑城后，在北门外挂起招军旗，“不时有人投伙”[51]；李文成等人从滑城出走时，“一呼四应，贼势复合”[52]，出发时仅有千余人，不数日即激增至4000余人。可见，天理教起义是代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的。
第三，天理教起义的政治目的是要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农民政权。
天理教起义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还在天理教创立和酝酿起义时期，李文成就自称“李自成转世”，这充分反映了农民阶级的政治愿望，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清代前期的农民起义大多是打着“复明”的旗号，而无理教起义则前进了二大步，即从“复明”进而为复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这表明，天理教的首领们是把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作为自己的战斗旗帜的，就是说，要发扬他反明斗争的革命传统，领导农民起来革命。起义前夕，天理教内普遍传诵着“要改天换地了”[53]的歌谣，实际上也是起义的一种舆论准备。起义之前一个月（嘉庆十八年八月），天理教首领们在河南道口会议上明确规定：嘉庆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天理教和白莲教的其他教派一样，都是秘密宗教。由它组织的起义军，在思想、行动、组织等方面都不免深深打上秘密宗教的印记。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林清、李文成等人以劫变思想（“劫运将到”）对将士们阐述起义目的。李文成对其部下说：“汝曹善自用功，一劫能造万劫之苦，一劫也能修万劫之福。”[55]这种宗教迷信色彩十分浓厚的语句，显然是不可能把农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不可能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激励他们的斗争意志的。另外，随着起义形势的发展，一些流氓、人口贩子、财主、差役等也卷人进来，以致鱼目混珠，使起义队伍的成分严重不纯。因此，一些人在战争中缺乏斗志、束手被擒等现象的发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但是，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在起义队伍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除了前面所述李文成、张氏等许多将士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外，在攻打紫禁城的战斗中，绝大多数的起义战士也是十分勇敢的。
据史载，当攻人紫禁城的起义队伍被打散之后，有的起义者跳城突围，有的分别潜伏于慈宁宫、五风楼、南薰殿等处，顽强地继续坚持战斗。有一名起义战士后来回忆当年在皇宫内的战斗情形时说：“‘我藏在夹道子里，只见一个头戴水晶顶大花翎子的官员，向一个白布缠头拿刀的追赶，那官员赶上，踢掉刀子，就用腰刀将他杀了。我因同教的人被杀，就上前拾起刀子，把他砍倒。…………我是习教弟子，一秉至诚，死而无怨。”[56]在清军搜捕起义战士时，他们有的纵火抵拒，有的挺刃“出与斗”。其中，天理教首领李五“甚狡捷，与官兵格杀，被伤甚重，是夜毙焉”[57]广大起义将士这种浴血奋战的壮举，充分说明这次起义的正义性质和政治目的。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6期，收入本文集时略有删节）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录》，嘉庆二十年十二月十九日，大学士刘镮之奏折。
[2]《故宫周刊》第202期，《林清供词》。
[3]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五。
[4]《靖逆记》卷五，《李文成》。
[5]《军录》，《秦理供词》。
[6]《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五。
[7]《军录》，《刘宗林供》。
[8]《靖逆记》卷五，《刘国明》。
[9]《嘉庆汉文起居注册》，嘉庆十八年九月十八日。
[10]《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四，嘉庆十八年九月。
[11]魏源：《圣武记》卷十，《嘉庆畿辅靖贼记》。
[12]民国《滑县志》卷十四，《宦绩·强克捷》。
[13]《靖逆记》卷五，《李文成》。
[14]赵怀玉：《亦有生斋集文》卷十二。
[15]光绪《续浚县志》卷三，《方域·兵燹》。
[16]《靖边记》卷二，《长垣、定陶之变》。
[17]道光《续长垣县志》卷六，《人物·郭有成》。
[18]《清仁宗实录》卷二七三，嘉庆十八年九月了丑。
[19]《清仁宗实录》卷二七五，嘉庆十八年九月辛卯。
[20]《清仁宗实录》卷二七三，嘉庆十八年九月戊寅。
[21]《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四，嘉庆十八年九月庚辰。
[22]清军各路兵员数目大致如下：河南高杞兵近2000名，山东同兴派兵1200名（分见《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七、卷八），健锐营和火器营兵共3000名（《清仁宗实剥卷二七四、二七五），杨遇音带固原、甘肃兵共4500见名（辉剥，陕西巡抚朱勋奏折），那彦成带兵1500名，吉林、黑龙江马队官兵共2000 名，徐州镇总兵沈洪带兵1000名赴同兴军营助战，副都统富僧德带西安马队1000名赴高杞军营（《清仁宗实录》卷二七五），直隶兵6000余名（《清仁宗实录》卷二七九），兖州镇总兵陈广宁带往山东曹 州之兵800名（《军录》，陈广宁奏折），总计23000余人。
[23]《清仁宗实录》卷二八0，嘉庆十八年十二月甲辰。
[24]《清史稿》卷三六一，《刘清传》。
[25]《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十三。
[26]《七经楼文钞》卷五。
[27]《靖逆记》卷三，《司寨之捷》。
[28]《圣武记》卷十，《嘉庆畿辅靖贼记》。
[29]《军录》，《徐安国供词》。
[30]《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五。
[31]《靖逆记》卷三八平定滑县》。
[32]《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五。
[33]《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五。
[34]《七经楼文钞》卷五。
[35]《军录》，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那彦成片。
[36]《靖逆记》卷五，《李文成》。
[37]在天理教起义的过程中，还有不少妇女和男子一样投身于反清斗争的行列。如山东定陶等地的天理教 女教徒组成了“红衣健妇营”，她们“窄袖短衣，挥刀善斗”（《靖逆记》卷二，长垣、定陶之变》），给了清统治者以沉重打击。
[38]《清仁宗实剥卷二八一，嘉庆十八年十二月。
[3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雍正朱谕》。
[40]道光《辉县志》卷十八，《艺文志》。
[41]《军录》，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二日，庆陞奏折。
[42]《清仁宗实录》卷二六三，嘉庆十八年三月乙未。
[43]《军录》，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和宁奏折。
[44]同治《滑县志》卷十二，《杂志》。
[45]《清仁宗实录》卷二七七，嘉庆十八年十月辛西。
[46]《军录》，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刘镮之奏折。
[47]《靖逆记》卷五，《林清》。
[48]《故宫周刊》第226期，《陈绍荣供词》。
[49]民国《定陶县志》卷十二。
[50]《军录》，嘉庆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方受畴奏折。
[51]《军录》，卢荫溥奏折。
[52]赵如椿：《黎阳闻见录》。
[53]《军录》，《王有大供词》。
[54]《军录》，《冯克善供词》。
[55]《靖逆记》卷五，《崔士俊》。
[56]《军录》，《张文得供词》。
[57]《啸亭杂录》卷六，《癸酉之变》。
（文章来源：《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李尚英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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