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9月，上海及附近地区发生了近代史上首次规模巨大的反清武装起义。发动这场轰轰烈烈斗争的上海小刀会已为大家所熟悉。这个秘密会党的一些问题，如它起于何时、其成员的社会阶层等，史学界已经作过探讨；而“三刀会”的问题，除台湾学者卢耀华先生提出自己的见解外，尚未讨论过。本文试图对此谈些粗浅的意见，向卢先生和其他先生请教。
卢先生在其大作《上海小刀会的源流》一文（以下简称卢文）(卢耀华：《上海小刀会的源流》，台湾《食货》月刊第3卷第5期（1973年8月）。以下有关引文均见于此。)中提出，“三刀会”系在咸丰三年七月即1853年8月杪起义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一个新的秘密结社”；“三刀会虽有上海小刀会的成员参加，两党的关系也很密切，但是两者之间的独立性是保持着的”；三刀会的命名，是由以周立春为首的嘉定农民、以陈木金为首的罗汉党、上海小刀会的李少卿和王国初等“三股势力汇合而成，每一刀即代表一股势力”；“三刀会”的出现，“是上海小刀会由筹备阶段跳跃到发动阶段的一种标志。在这以前，七帮的联合组织，虽然把散漫的上海秘密结社归为七个，但从地域而言，主要是上海会党的团结；从成员而言，他们属于城市的游民阶层，面没有与周围庞大的农民阶层联系，易于形成孤掌难鸣的局势；要打破这两种局限，必须从扩大势力与联合周围的农民下手。同时，由七帮组织所努力推行的各种计划，已把革命形势推进到一个成熟的阶段。三刀会的成立，就是由于上述各种需要而产生的。”这些关于“三刀会”的见解，发他人所未发，反映出卢先生对此的精细研究。不过，有无“三刀会”这个秘密结社，它是否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颇有疑窦；至于它成立的意义，也有商榷的地方。
卢文之所以认为有“三刀会”这个新的秘密结社，系根据当时镇洋知县兼理嘉定知县郑扬旌的两个禀告和《平粤纪闻》中的《嘉定紧报》。郑扬旌的禀告说，“敬禀者：窃卑职于七月二十七日到任后，探得南翔乡民于前月十三日拥至县署，放出押犯，内有陈木金一名，系事主举人王荣禀报被抢要犯，经冯前令获案，供认不讳，并吊起原赃四件。该犯自知身犯重罪，即逃至南翔，口称此番打抢，必有大兵前来会拿，非鸠集多人帮助，断无生理。遂串通该处地棍王姓、孙姓等，四处纠合，约有一千余人之多。该犯陈木金复往上海，求闽、广人前来入会。即于七月二十四、五、六等日，在南翔庙中宰杀猪羊，祭旆宴饮，歃血为盟，名为‘齐心酒’，亦称三刀会。”(佚名：《平粤纪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7月第2版（下同）第1115页。)又道，“陈木金遂与周立春勾结闽、广二千余人，头扎红巾，于七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等日，在南翔镇庙内举事。”(静吾等：《吴煦档案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选辑》，《汇编》第1124页。)《嘉定紧报》云：“现在乡人虽散，而罗汉会未消，竟通青浦周立春、上海小刀会。前日在南翔庙内斋星宿，并祭大旆，刀枪器械，谋为不轨。”(佚名：《平粤纪闻》，《汇编》第1118页。)这些记载，出自有关人物和当地的报告，可靠程度很大，似无置疑之处。当然，陈木金、周立春与小刀会成员等于咸丰三年七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等日即阳历1853年8月28、29、30等日在嘉定南翔镇大庙中“宰杀猪羊，祭旆宴饮，歃血为盟，名为‘齐心酒’”，确系事实。但这是否就是成立“三刀会”，却有疑问，因为三处史料中，仅有一处提及“亦称三刀会”一语，属于孤证，而从《嘉定紧报》来看，却只能认为是罗汉会的一次祭旗动员活动，并不是另行组织一个秘密团体的会议。而且“三刀会”成立一事，目前也还没有其它史料足以证实。
1987年12月，我赴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有关上海小刀会档案，见到《两江总督怡良奏周立春解省审明凌迟处死折》一折，虽然作为附件的关于审讯周立春的笔录供词与起义军告示两件，已于1953年整理档案时发现遗失无从查看，但在奏折中对此还是有所记载的，其中谈到，“据周立春供称，系青浦县已革地保。咸丰二年五月间，该犯纠约邻图地保李章等，带同乡民赴县求缓钱漕，閧堂殴官拒捕，旋即外出逃避，至本年（指咸丰三年）七月回家，因署嘉定县冯翰拿获抢匪陈木金等羁押木笼，该犯教令封洪（一作洪封）、李章等将陈木金等抢出，后闻查拿严紧，该犯探知苏、松、太仓官兵调出防剿，本地空虚，起意谋逆，纠同宁波人王帼初、广东人李少卿、宝山人杜成斋及王小山等，借宽免钱漕为名，煽惑附近土匪，并勾结闽、广人数千，倡立三合会名目，封王帼初为大元帅，杜成斋为军师，并嘱杜成斋书写伪示，刊刻木印，盖用张贴。”又说：“该犯周立春前因负罪潜逃，屡拿未获，复敢起意谋逆，勾结多人，倡立三合会名目，封给伪官，张贴印示”(《两江总督怡良奏周立春解省审明凌迟处死折》（咸丰三年九月初一日），军机处录副奏折。)。这里所述固然不能说全都完整准确，如未提及上海小刀会与嘉定罗汉党的活动，王帼初也非大元帅，而在叙述周立春“倡立三合会”一事，却与上述成立“三刀会”一事，无论是时间还是人物均完全一致，并且一再表明周立春倡立的这个团体的名称是“三合会”，不是“三刀会”，“三刀会”可能系佚名《平粤纪闻》（钞本）在抄录郑扬旌禀告时的误写。怡良的另一份奏折说：“郑扬旌于七月二十七日到任，查知陈木金已纠集五百人，倡立罗汉会名目，勾结闽、广匪徒，歃血宴饮，欲图起事。”(《两江总督怡良等奏查明嘉定等县小刀会起事缘由并督办上海情形折》（咸丰三年十月初九日），军机处录副奏折。)这也只提陈木金“倡立罗汉会”，没有组织过“三刀会”。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呈报镇压陈木金等起事经过（底稿）》写道：“窃查嘉定县地方有盗犯陈木金，勾串匪徒徐耀等家属，纠约数百人，于七月十三等日节次进城夺犯、抢署，并向富户勒供。又于是月二十四等日，纠集数千人，头扎红巾，在南翔镇大庙祭旗晏会，插（歃）血为盟。其时逆萌已露，势已不可终日。”(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吴煦档案选编》第4辑第62页。)这份呈报在谈到南翔镇上这次活动时同样未曾说明藉此成立“三刀会”，若有此事，想必不会遗漏。
不仅如此，从实际情况考察，“三刀会”之事更属可疑。先来看看其首领人物。卢文说，“三刀会”的“创始人是周立春、陈木金，其他的首领尚有李少卿、王国初（宁波人）、杜成斋（宝山人）、王小山等”。这些人物分别代表上述三股势力。作为创始人的周立春，除以上怡良的奏折外，其他材料也说他加入的是“天地会”即“三合会”。他系青浦县四十五保八十九图塘湾村人，世代务农，充当本图地保。1852年7月，由于青浦知县余龙光在旱灾严重的局面下，不顾百姓死活，下令并征1851年钱粮，限期交纳，非常严酷，他遂聚集邻近农民，进行抗粮斗争，并击退清军的镇压（卢文说周立春系嘉定农民首领，不够贴切）。当时，他尚未参加秘密结社。后来，他才被刘丽川吸收加入天地会。刘丽川，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本系农民，“力耕乡落”(魏建猷：《上海小刀会文献的新发现》，《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第81页。)，1845年于香港参加天地会，暗中开展反清活动。1849年抵沪后，积极从事天地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发展广东、福建籍的船上水手入会，被推为首领。1853年7月中，李少卿即李绍熙（原名）因事与周立春有交往，于是“导立春赴沪，与刘丽川相结纳”(章圭瑑等：《黄渡续志》，《汇编》第1087页。)，在刘丽川的动员下，周立春“亦附名添弟会（即天地会）”(博润、姚光发等：《松江府续志》第19卷第3页。)。9月5日，他们树旗起义，占领嘉定，继克青浦，因为太仓之战失利，清军反扑，嘉定失守，周立春被俘殉难。9月27日（一作9月28日），刑部主事刘存厚率领所部清军前往周立春家乡逮捕其家属，“在其家搜出私供逆位六个，一系黄色，伪书‘明帝朱洪竹’等字五个，系红色。”(佚名：《忆昭楼洪杨奏稿》，《汇编》第1103页。)这些红色字据，显系天地会“反清复明”宗旨的映证，此外并没有查出周立春另行创立“三刀会”的材料。
陈木金，嘉定县人。同上述怡良奏折所说“倡立罗汉会名目“一样，其他材料也载，1852年7月，他与徐濯、胜传等集合二百多人在嘉定南翔镇上成立罗汉党，又称罗汉会。随后，罗汉党向嘉定、青浦两县近邻的地区彭安庙、陈典、真如一带扩展，会众也增至五、六百人。这个团体是否亦名“三刀会”，未见记载。1853年春，陈木金因劫夺举人王荣家产而被捕，8月为同党救出，即积极开展活动，筹划起义。9月4日深夜，也就是嘉定起义前夕，他在县城南门外五里地方的家里为郑扬旌亲带兵勇所捕，立即惨遭杀害。次日，郑扬旌在禀报捕杀陈木金的经过中，也没有述及陈木金倡立“三刀会”及其有关材料。
李绍熙，广东嘉应州（治今梅县）人，出身士族，起初到江南一带经商，亏丧其资，落魄沪上，得妓女资助，作小运贩，获利颇饶，乃设茶栈，援例捐纳县丞，充任嘉应公所董事，参加天地会，后并入上海小刀会，是其重要成员，曾投入起义行列，不久叛变降清，反戈相向，充当敌人鹰犬(李绍熙参加镇压上海小刀会后，随江苏巡抚吉尔杭阿赴镇江攻打太平军，升为候补道。1860年，太平军向苏州进军，他奉命防守苏州，开门投诚，遂被太平天国封为江南文将帅，管理昆山县事。可是，他暗通清军，密谋叛乱，约于1862年5月，为忠王李秀成所处决。)，也未发现他参与组织“三刀会”的其他记载。王国初，浙江宁波人，可能属于宁波帮，后入上海小刀会，也系其重要成员。他与周立春一道，领导1853年9月5日嘉定起义，占领县城，称元帅，旋率起义军进攻太仓，失利退回。清军来犯嘉定时，他对周立春说：“势急矣，请赴上海取救兵，”(诸成琮：《桑梓闻见录》，《汇编》第1057页。)后参加太平军，在苏州一带继续斗争（一说遇害或说不知所终）(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吴煦档案选编》第4辑第114—115页；佚名：《忆昭楼洪杨奏稿》，《汇编》第1102页；诸成琮：《桑梓闻见录》，《汇编》第1057页。)，同样没有其他材料证明他是“三刀会”领导人之一。杜成斋即杜文藻，宝山县罗店镇人，系已革诸生，极力筹划嘉定起义，夺取县城时任军师，县城陷后牺牲。王小山，宝山县人，参与领导嘉定起义。1853年9月9日，他从嘉定率领起义军进占宝山县城，9月22日县城失守后，撤至上海，坚持战斗。杜成斋和王小山两人系“三刀会”领导人之事，都无材料可供佐证。
上述情况表明，周立春等人没有组织过“三刀会”，也未见到有关“三刀会”宗旨、主张和组织活动的记载。还应指出，当时上海众多的会党与帮派已经联合起来，似无另立秘密团体的必要。在清朝政府的残暴专制统治下，南方各地早已出现以秘密形式组成的反抗团体，上海及其附近地区也不例外。由于上海系五方杂处的地方，民间的秘密结社也就显得比较复杂，其中主要有刘丽川为首的天地会和李仙云、李咸池为首的小刀会，还有百龙党、罗汉党等一些组织。1853年春，太平军进向江南；接着，闽南小刀会起义爆发，占领厦门。消息传来，这些会党和帮派的数千群众深受鼓舞，跃跃欲试决心奋起反清。于是他们采取行动，组织一个统一的秘密团体上海小刀会。关于上海小刀会成立的时间，史学界有两种看法：一为太平军攻克南京之后至闽南小刀会取得厦门之前，即1853年3月下旬至5月中旬；一为闽南小刀会占领厦门之后至上海道台吴健彰出示解散会党之前，即5月下旬至7月底，这两种看法均有所据。《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说：“今（指1853年）春粤西之兵（指太平军），猝犯金陵（今南京），上海为江浙门户，羽檄交驰，观察吴〔健彰〕募闽、粤流民作壮勇，以为猛鸷可用，日须军饷倍常额，及事稍纾革去，乃思为变。”“近闻厦门之变，仓猝起事，又闻西兵将南下，人心益摇，遂思作乱，聚众数千，各（名）曰小刀会。“(佚名：《上海小刀会起事本末》，《汇编》第35—38页。)《随园琐记》也道：“是年（指1853年）春，粤匪（指太平军）犯金陵，全省震动。苏松提镇兵半调防京口，沿海戍守单弱，奸民益肆然无顾忌。于是粤人刘丽川、闽人林阿福（林福源）勾结土匪，私立小刀会名目。”(袁祖志：《随园琐记》，《汇编》第1122页。)相比之下，我倾向于卢文所持的后一种看法。这不仅由于史料记载较为翔实，而且从参加的各个会党帮派赞同把“小刀会”作为它们统一的秘密结社的名称也可得到证明。因为当时沪上小刀会的实力并不见得比天地会大，而包括天地会在内的这些会党帮派决定其统一组织仍用小刀会的名称，显然是期望能像闽南小刀会取得厦门那样，取得上海这个重要通商口岸，反映出闽南小刀会发动的起义在沪上所引起的强烈影响。然而，无论那种看法都认为，在约7月底之前，即所谓的“三刀会”成立之前，统一的上海小刀会已经组成（卢文也持此见）。这样，上述三股势力难道还需要多此一举，马上再成立一个新的具有独立性的联合组织吗？
再来看看其活动方式。它们这种“名为‘齐心酒’”的活动，尽管其具体情况可能各有不同，但作为一种方式，在当时社会上还是比较普遍的。例如，皖北一位总捻首邓天王即邓大俊，在发动新的斗争之前，就曾纠合捻首邓天儿等三十余人，在标里铺“沥血为盟，约定每人招集一百人，誓与官兵（指清军）死斗”，且“饮酒齐心”(《项城袁氏家集》，《端敏公集·奏议》第2卷，清芬阁刊本第39页。)。不但皖北农民在起义之前有这种活动，上海近郊地主团练在采取行动之前也有这种活动。例如，上海小刀会起义不久，在县城西门外二十四里虹桥乡，就发生“人吃齐心酒御贼（指对抗起义军）等情”(佚名：《忆昭楼洪杨奏稿》，《汇编》第149页。)。不但当时有这种活动，后来也有这种活动。例如，辛亥革命时《民立报》有过以下的报道：“青浦县光复后，民政部酌定业户租籽收取八成，乡民借口松城（指松江）仅收六成，共结团体，饮齐心酒，力图霸抗。”(《民立报》1912年1月8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705页。)说明青浦县农民在抗租之前为了聚集力量也举行这种活动。显然，这种活动是人们在集体行动之前进行动员的一种方式，并非“三刀会”所特有，因而不能以此作为其组织活动的表征是很清楚的事情。
至于其意义，也应给予恰当的评论。南翔镇上这次名为“齐心酒”的活动，对于发动各方力量举行嘉定起义无疑是重要的，但能不能认为，在此以前，“从地域而言，主要是上海会党的团结；从成员而言，他们属于城市的游民阶层，而没有与周围庞大的农民阶层联系”，也就是城市与乡村、游民与农民还没有联系呢？可不可说，“三刀会”的成立，是为了“打破这两种局限”，实现“由七帮组织所努力推行的各种计划”，适应“上述各种需要而产生”呢？似乎尚不能这样看待。
如上所述，在约7月底之前，统一的上海小刀会已经出现，代表上海附近乡村的秘密团体如青浦周立春等的天地会、南汇的百龙党和嘉定的罗汉党等已经同上海的会党帮派取得联系，并且成为上海小刀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上海的城市与乡村、游民与农民之间的联系已经开始建立起来了。因此，南翔镇上的这次活动，不能认为是打破了上海的城市与乡村、游民与农民两者之间缺乏联系的局限，开创了两者之间联系的局面。
同时，上海小刀会所订的各种计划，也已在着手实施之中。根据记载，他们派人“制旗帜，造刀械”(袁祖志：《随园琐记》，《汇编》第1022页。)；而且深入了解敌情，夺走分守城门清军的器械以试探其强弱；还研究起义的具体方案，初拟于是年冬天夺取北运漕粮的船只而举事，又打算在苏、松、太仓等地一齐行动，还因避免敌人的破坏而密约9月18日（八月十六日）“由上海发端”(袁祖志：《随园琐记》，《汇编》第1019页。)，复为取得道库银两而定于9月3日（八月初一日）吴健彰照例要往福建会馆去祭天后娘娘时中途进行袭击，乘势“推翻政府，然后建立像厦门方面过去三月所实施的社会秩序”(《北华捷报》第163期（1853年9月10日），《汇编》第53页。)，只是由于吴健彰预先作了防备而未下手。这样，他们才变动计划，改为由嘉定先行发动而后上海继起的方针，并不是一开始就决定由“三刀会”在嘉定首先发难然后上海跟着起义。南翔镇上这次活动在嘉定起义中所起的作用当然不应忽略，但也不宜估计过高，它在上海小刀会整个起义过程中，并未起到主导的作用。
总之，周立春、陈木金等人并无成立过“三刀会”这个新的秘密结社，所谓的“三刀会”更没有发展成为与上海小刀会彼此保持着独立的团体，那种“名为‘齐心酒’”的活动也非“三刀会”所具有的独特活动。南翔镇上的这次活动，是上海小刀会在发动嘉定起义过程中所采用的一个步骤，起过重要的作用，但不是上海小刀会打破地域和成员两种局限，实现城市与乡村、游民与农民之间联系的纫带，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资料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