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革命救亡回存
清代会党的起源，与闽粤地区的社会经济及地理背景，有极密切的关系。闽粤地区聚族而居，异姓结拜或金兰结义的活动，蔚为风气，会党就是由闽粤地区的异姓结拜团体发展而来的各种秘密组织，会中成员，彼此以兄弟相称，藉盟书相约束，强调义气千秋，患难相助。各会党初起时，规模很小，并未含有政治意味，或狭隘的种族意识。其后由于社会经济的变迁，人口压迫日趋严重，人口流动，更加频繁，各省会党传布益广。但因清廷制订律例，取缔会党，不遗馀力，地方大吏办理过激，会党起事案件，层见叠出。各会党首领为号召成员，激发忠义，于是标榜种族意识，以反清复明为宗旨。林爽文之役、太平军之役以后，各会党受到种族意识的激励，使向来组织散漫各不相统属的会党群众，终于汇聚成为澎湃的民族革命洪流。清朝末造，国势陵夷，内忧外患，政权岌岌不保，汉人排满之风日盛，反满革命遂成为中国救亡图存的一种运动。孙中山先生领导革命运动，其主要步骤，包括立党、宣传及起义三项。为求天下仁人志士，同趋于革命主义之下共同致力，于是有立党：为求举国人民，共喻革命主义，以身体而力行之，于是有宣传；为求革命主义的实现，先破坏而后有建说，于是有起义。孙中山先生对建党及联络会党的重要意义，有一段叙述：
乙酉之后，余所持革命主义，能相喻者，不过亲友数人而已。士大夫方醉心功名利录，唯所称下流社会，反有三合会之组织，寓反清复明之思想于其中，虽时代湮达，几于数典忘祖，然苟与之言，犹较缙绅为易入，故余先从联络会党入手。甲午以后，赴檀岛美洲，纠合华侨，创立兴中会，此为以革命主义立党之始，然同志犹不过数十人耳。迄于庚子，以同志之努力，长江会党及两广福建会党，始并合于与中会，会员稍稍众，然士林中人，为数犹寥寥焉（1）。
会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思想，与反满革命主义相近，孙中山先生倡导革命之初，即先从联络会党入手。在兴中会、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先生直接领导的十次革命军事行动，两广会党都提供最基本的武力。本文撰写的旨趣，即在就国立故宫博物院现存清宫档案，分析两广会党响应革命，参加历次战役的经过及其意义。
义结金兰 反清复明
清代会党是由下层社会的异姓结拜团体发展而来的多元性秘密组织，其起源及发展，一方面与闽粤地区宗族制度的发达有密切关系；一方面与闽粤地区人口流动的频繁有密切关系。明清时期，闽粤地区的社会是一种聚族而居的宗族社会，各宗族由于长久以来定居于一地，其宗族的血缘社会，与村落的地缘社会，彼此是一致的。各宗族因人丁的蕃滋盛衰，逐渐出现了人多势众的强宗大姓与丁少力单的弱族小姓。明代万历年间（1573－1620）以来，闽粤地区随着宗族势力的不断加强，人口压力的急剧增加，社会经济的重大变迁，以致强宗大姓得以武断乡曲，粮多通欠。乡绅大姓，强横肆虐，以众暴寡，欺压小姓。各小姓为求自保，往往纠邀数姓，彼此联合，以抵制大姓。各小姓联合时，模仿桃园结义及梁山泊英雄聚义的故事，举行异姓兄弟结拜仪式，跪拜天地，歃血盟誓。同时吸收佛家破除俗姓以“释”为僧侣共同姓氏的传统，藉以发扬四海皆兄弟的精神。异姓结拜时，除了本姓外，另以象徽吉祥意义的文字为义姓，于是化异姓为同姓，以打破各家族的本位主义，消除内部的矛盾。明季崇祯年间（1628－1643），福建漳州平和县乡绅大姓恃强凌弱，百姓不堪其苦，各小姓谋结同心，联合抵制，以“万”为义姓，象征万众一心，公推平和县小溪人张要为首。张耍改姓名为万礼（2）。晚明以“万”为姓的集团，就是漳什呼和县小姓联合抵制大姓的一个异姓结拜组织。
清初顺治年间（1644-1661），闽粤地区由于连年战祸，造成人口下降，宗族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并不十分尖锐。康熙中叶平定三藩之乱以后，闽粤地区的经济逐渐复苏，宗族经济迅速成长，生齿日繁，宗族之间的关系，日益尖锐化，宗族械斗，层见叠出，异姓结拜的风气，又再度盛行。除了以“万”为姓集团外，又有以“齐”为义姓、以“同”为义姓、以“海”为义姓等异姓结拜集团，分别象征齐心协力、共结同心、四海一家等意义。大姓因小姓联合抵制而感受威胁，大姓之间亦举行异姓结拜，以“包”为义姓，象征包罗万民。闽粤地区模拟血缘兄弟关系的异姓结拜团体，已经具备会党的雏形。闽浙总督王懿德具摺时曾指出福建会党的起源。与大姓欺压小姓有密切的关系。其原摺略谓：
伏查闽省地势，里延二千馀里，负山面海，外控台湾、澎湖，实为滨海岩疆，故兵额之多，较他省为最。乃地多斤卤，民事畋渔，户鲜盖藏，力尤拮担，亦较他省为甚。且上游则山深箐密，村落零星；下游则聚族而居，民贫俗悍，往往以大姓而欺小姓，强房而凌弱房，纠众结会，持械互斗之风，久成锢习（3）。
引文中已指出福建下游即漳州、泉州地区的纠众拜会，与当地大姓欺压小姓，强房凌虐弱房的风气有密切的关系。
排比闽粤地区的会党案件，可以说明会党的出现时间及其地理分布。检查现存档案，可知顺治、康熙年间（1644－1722），并未破获会党案件，所谓辅佐郑成功的陈永华创立天地会，或火烧少林寺影射河南总兵蔡禄馀党创立天地会，天地会在康熙年间已经成立的说法，都是应该抛弃的陈说，不足采信。会党案件的出现是始于雍正年间（1723－1735），闽粤内地先后查禁铁鞭会、桃园会、一钱会、父母会，江南霍邱县查获铁尺会，台湾查获父母会、子龙会等。铁鞭会、铁尺会是因会中成员执持铁鞭或铁尺等器械而得名；一钱会是因入会者须出银一两而得名。桃园会是因桃园三结义而得名；子龙会是因赵云字子龙而得名，会党以刘备、关羽、张飞举行金兰结义的桃园，或赵云的字号子龙而命名，充分显示了义气千秋的忠义精神。台湾父母会，入会者每人出银一两，其宗旨，主要是为父母年老身故筹措互助费用，父母会中某一成员的父母去世时，彼此互助丧葬费用，是属于地方性的民间互助团体。但父母会的组织方式，是属于异姓兄弟拜把结盟，歃血沥酒。在性质上而言，就是一种异姓结拜组织。台湾会党是闽粤内地会党的派生现象，随着闽粤先民的移殖台湾，逐渐形成早期的移垦社会，泉州庄、漳州庄、广东庄，以地缘为分界，彼此之间，各分气类，互相凌压，分类械斗，结盟拜会的风气，极为盛行。
乾隆年间（1736-1795），会党较活跃的地区，仍限于福建、广东两省，包括关圣会、子龙小刀会、边钱会、父母会、北帝会、铁尺会、天地会、■■会，台湾破获小刀会、漆弟会、雷公会、天地会、游会，两广地区破获天地会、牙签会。此外，江西破获关帝会。三国名将关羽在会党中的地位，非常崇高。关羽忠义凛然，各会党举行盟誓的地点，多选择在关帝庙，或设立关帝牌位，关圣会、关帝会等会党，就是因崇拜关羽而得名。小刀会是因会内成员携带小刀自卫而得名，添弟会是取弟兄日添争斗必胜之义，雷公会是取不肖之人必被雷神击毙之义，天地会是取跪拜天地敬重天地之义。■■会是以青气为天，黑气为地，暗代天地字样。游会是因结盟拜会以后，可以任从出入游戏而得名，牙签会是因会中成员身佩银牙签一副作为暗号而得名。天地会成立的时间，最早只能追溯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倡立人洪二和尚万提书往返于福建、广东秘密传会，次年，洪二和尚又在福建漳浦县原籍传徒结会，发展会众（4）。因供二和尚倡立天地会，所以入会者，皆为其门徒，故称洪门（5）。会中传授开口不离本，出手不离三：拿烟吃茶俱用三指；路遇抢夺之人则用三指按住胸膛；以大指为天，以小指为地；以五点二十一或三八二十一暗喻洪门（6）。乾隆二十七年（1762），陈彪等人在福建漳浦县观音庙加入天地会。福建平和县人严烟，向来卖布为生。乾隆四十七年（1782），陈彪至平和县行医，并招人入会，严烟拜陈彪为师，加入天地会。次年，严烟渡海入台，在彰化开设布店，时常引人入会。乾隆四十九年（1784），林爽文加入天地会。台湾天地会就是闽粤内地天地会的延伸，所谓天地会起源于台湾，再由台湾而转入福建、广东云云，是倒果为因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
嘉庆、道光时期（1796－1820），南方各省的会党活动，更加频繁，会党林立，名目繁多。福建省破获的会党包括：小刀会、天地会、添地会、和义会、双刀会、仁义会、百子会、花子会、江湖串子会、仁义三仙会、仁义双刀会、拜香会、洪钱会、父母会、明灯会、平头会、三点会、保家会、江湖会、红钱会、兄弟会等二十馀种会党名称；广东省破获的会党包括：共和义会、天地会、牛头会、添地会、三合会、双刀会、三点会、■■会、隆兴会、卧龙会等十馀种会党名称；广西省破获的会党包括：天地会、添弟会、忠义会、老人会、棒棒会、靶子会、拜上帝会等：江西省破获的会党包括：天地会、三点会、洪莲会、边钱会、添弟会、忠义会、五显会、太平会、添刀会、铁尺会、天罡会、长江会、■巴会、关爷会等；湖南省破获的会党包括：孝义会、忠义会、公义会、添弟会、担子会、情义会、仁义会、三合会、棒棒会、认异会、靶子会等；云南省破获添弟会、良民会、三合会等；贵州省破获添弟会、孝义会、三合会、边钱会、老人会等；四川省破获双刀会等：浙江省破获钩刀会等。从嘉庆初年以来，广东惠州、潮州一带，逐渐成为天地会或添弟会的重要地盘。两广总督觉罗吉庆于密奏时指出惠州归善、博罗等县天地会即添弟会共有一、二万人，其中博罗县羊屎山地方，四面环山，地形险要，为会党藏匿之所。嘉庆七年（1802）四月十一日，归善县民陈亚本，与寄居归善县的福建漳浦县人蔡步云相商邀人结拜天地会。四月十五日，歃血沥酒，书写五色旗，上书“顺天行道”等字，陈亚本自称大王，蔡步云自称大元帅，许荣珠为军师，此外有各路元帅、先锋等组织。各头目分往稔山、白芒花等处纠人入会，因官兵滥杀无辜，遂聚众起事。各种会党是属于多元性的异姓结拜组织，各不相统属，其宗旨主要是强调内部的互助作用。而其性质则彼此不同，有的是民间互助团体，有的是自卫组织，有的是分类械斗团体，有的是窃盗集团，大致而言，多属于自力救济的秘密组织。各会党的成员，其经济地位都较低下，除了少数开山种地的小农外，大部分是家无恒产的贩夫走卒，或佣工度日，或堪舆算命，或肩挑负贩，多为生计所迫离乡背井的出外人。清代中叶以来，会党的盛行，与社会经济的变迁，确有密切关系。道光元年（1821）二月，两广总督阮元接奉朱谕，略谓：
朕闻粤西界达湖南、广东、云南等省，陆路则深林密箐，山岭崎岖；水路则汉港繁多，四通八达，易藏奸宄，难净根株，推其由实因结会之风，迄今未熄。又各处名目不一，盖仍系天地会耳。匪党纠约多人，到处抢掠，甚有明目张胆，自起名号，积年煽诱者。有懦弱无能被其■引者，并有殷实之户希图一经人会，可免劫掠甘心人教者，此中胥投兵丁皆不能免，故党结日众，包庇日深，盗案充炽矣！卿在两广有年，岂无见闻，或因匪党众多，碍难办理，抑或竟置之度外耶？卿受皇考倚任深恩，膺兹重寄，若不能辑暴安良，殷甚代卿忧惧，且卿之名望早达朕听，必当始终如一，蝉心报国，朕有厚望焉（7）。
所谓“名目不一，盖仍系天地会耳”，说明会党林立，名目繁多，而以天地会为各种会党的通称。两广总督阮元覆奏时指出广西会党节次学办未能尽绝的原因，与外省流动人口进入广西有密切关系，其原奏略谓：
查粤西民情本属淳朴，因该省与广东、湖南、云南等省连界，外省游民多来种地，良莠不齐，以致引诱结拜添弟等会，遂有乡民因势孤力弱，被诱人会，希图遇事帮护。又或有殷实之户，恐被抢劫，从而结拜弟兄，以卫身家。其初该匪等不过诓骗敛钱，沿袭百馀年前旧破书本，设立会簿腰凭，传授口号，或称大哥，或称师傅，或知天地会罪重，改称老人等会名号，每起或—、二千人，或数十人不等，并无数百人同结一会之案，间有一人而结拜—、三会者，夥宏淅多，旋即恃众劫掠。又复勾结书役兵了同入会内，冀其包庇，幸免破获，其意往在得财花用，尚无谋为不法情事，但球诱良民，纠众劫扰，实为地方大害（8）。
广西地方，外来人口众多，出外人互道孤身无靠，为遇事相助，免受他人欺侮，遂起意结盟拜会。当地多山陬僻壤，查擎不易。原奏指出不仅广西会党盛行，广东会党亦复不少。给事中刘光三具摺指出广东小刀会、三点会、三合会等都是从前添弟会的遗种，所谓开口不离本，举手不离三等暗号，广东士民莫不周知，虽素不谋面，而猝然相遇，见手口之号，无不呼为兄弟（9）。拜上帝会既承袭天地会的势力，并标榜种族意识，以倒满兴汉相号召，故当太平军起事以后，向来组织散漫各不相抗统属的各地会党，在民族意识的激荡下，遂同时并起纷纷响应，推波助澜，为太平军作前驱。
太平天国的政权结束以后，散兵游勇的肆行抢夺，攻城掠地，地方动乱更加扩大，同治、光绪时期（1862－1908），结盟拜会，蔚为风气，各地会党，蔓延益广，据各省督抚奏报，会党几乎遍布全国。湖南伏莽遍地，会党充斥；湖北哥老会开立山堂，散放飘布：安徽散勇纷至杳来，哥老会靡地蔑有；江苏盐枭会党，党羽众多：浙江会党猖獗，啸众成群：江西游民，无不勾引入会：广东拜会结党，任意横行；广西会盗，犷悍成风。四川会党，实繁有徒，游勇散练，动多勾聚；云贵地区，会党处处纠合，蔓延殆遍。北方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各省老哥等会，亦极活跃。其中两广地区的会党尤其盛行，两广总督张之洞具摺时指出：
窃维广东莠民为害地方者，约有三类：一日盗劫；一日拜会；一曰械斗。盗以抢掠，会以纠党，斗以焚杀，三者互相出入，统名曰匪。会多则为盗，盗强则助门，门久则招募会盗，各匪皆入其中，习俗相沿，蘖芽日盛，扰害农商，挽乱法纪。盗以广州府而沿海各县，肇庆、韶州两府沿江各县及廉州、琼州两府洋面为最多2会以惠州府属及毗连香港之九龙司等处为最多，高、廉所属亦渐蔓街：斗以惠、潮、广三府为最多，廉、琼次之。广、惠、潮匪徒则以香港、澳门为窟宏，廉、琼匪徒则以越南为逃薮。溯查同治以前，潮州府属分号难治，焚杀相寻，田地荒芜，商旅裹足，钱粮抗完，民不畏官，几同化外（10）。
两广总督张之洞已指出广东会党以惠州府境内为最多，高州、廉仲愕府次之，分别以香港、澳门、越南为隐藏活动的地点。署理两广总督袁树勋对光绪末年以来的广东会党作了进一步的描述，其原奏称：
粤东会党向止三点会，系于洪逆乱平之后，其遗党暗用洪字偏旁，互相勾结，踪迹甚为诡秘。近年此风日炽，胆敢设立堂名，分派头目，到处纠邀，不从者肆行逼■，开台拜会，夜聚晓散，习以为常。为首坐台者日东主，日老母：转纠夥鱼者田保母，日保舅：赞助谋画者日白扇；供奔走者回铁棍，日草鞋：其资格较深者回金花，日双金花，名目不—。大抵初则惑众敛钱，继则纠党抢劫，劫财不足，复掳人勒迹。计一省之中，勾结日广，几于无处蔑有，而以惠、潮、高、廉各届为最多。近来附省之顺德、东莞、新会等县，亦蔓延遍地。此外有小刀会、创仔会诸名目，皆与三点会联成一气。小刀会系各携一小刀以为记号，十馀年前，惟惠、潮等府有之。剑仔会系以东洋小剑为记，于近数年始行发现。并有革党从中勾串，恃港、澳为逋逃薮，一经劫得巨资，购买洋枪，甚为便捷。是以粤中盗匪，无不身藏利器。徒党日繁，一呼■集，从前劫案夥党，不过—、二十人，近年劫匪动遗数百。缉捕之难，已较他省迥别，捕获之后，迅辨稍迟，往往乘机纠党越狱。盖别省之盗，不过劫财，粤东之盗，多属会匪，实有滋蔓难圆之忧（11）。
署理两广总督袁树勋原奏指出广东会党的盛行，是以惠州句潮州戈高州t廉州各属为最多，省城附近的顺德、东莞、新会等县，亦蔓延遍地。袁树勋认为三点会的得名，是平定洪秀全以后，其馀党暗用洪字偏旁而倡立三点会。三点会与小刀会、剑仔会等会党联成一气，而且有革命党从中联络。孙中山先生进一步指出“当洪秀全起义之时，洪门会党多来响应，民族主义就复兴起来了。大家须注意洪门不是由洪秀全而得此称，当是由朱洪武或由朱洪祝（康熙时有人奉朱洪祝起义）而得此称谓，或未可定。”（12）谭人凤草拟的“社团改进会意见书”对洪门的由来，曾提出说明，其原文有一段话说：“洪门者，盖取洪武反元，重光汉业，以为纪念也。洪字偏旁从水，洪与清对，示明未亡之义也。”（13）洪门原来的含义是指乾隆中叶大地会倡立者洪二和尚的门徒而言，光绪年间三点会取洪秀全的洪字偏旁而命名，革命无知识分子进一步诠释洪门的由来，是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取以为名，（14）藉以激发反抗异族统治的革命思想。各种会党受到种族意识的激荡，逐渐汇聚成为反满的民族革命洪流。各地会党既成燎原之势，进行革命的军事行动，主要就是从联络会党着手。
再接再厉 前仆后继
光绪十年（1884），中法之役，清廷和战乏策，丧师失地，孙中山先生立志推翻清朝，是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发端。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孙中山先生为救亡图存，即赴檀香山，以组织革命团体相号召。同年十月二十七日（1894年11月24日），兴中会正式成立。甲午战争，清朝海陆军队相继失败，清廷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人心愤激。孙中山先生即与邓荫南等人返国，策画军事行动。光绪二十一年（1895），岁次乙末，是年正月二十四日（1895年2月18日），在香港开设乾亨行，香港兴中会总会正式成立，并在广州设立农学会，作为革命机关。三月十六日，香港总部决定在广州发难，以会党分子为基本队伍，计画袭取广州，作为革命根据地，订于九月初九日粤人扫墓节，分路发动。革命党认为广东民俗，每逢扫墓之期，无论何人都要回乡，来往的人很多，香港有三点会员数千人，届期混入省城，不易被注意到（15）。九月初，革命党人四百馀名乘坐保安轮从香港开赴广州。九月初八日，会党志士均集中广州机关待命发动。香港一路因运械不慎，致被海关搜获手枪六百馀杆，清军千总邓惠良等带领兵役，破获广州革命机关。“清德宗实录”有一段记载说：
九月间，香港保安轮船抵省，附有匪徒四百馀名，潜谋不轨，经千总邓惠良等探悉，前往截捕，仅获四十馀人。讯据供称为首孙文、杨衢云，共约—、五万人，潜来省城，克期起事，现在孙文首逆远扬，党类尚多，窃恐酿成巨患（16）。
引文内所称会党志士参加起事者约四戈五万人潜往广州，虽然是夸大之词，但已说明会党声势的浩大。广州革命机关被破获后，会党志士朱贵全、丘四及党人陆皓东等四十馀人被捕殉难，乙未广州之役就是孙中山先生亲自领导的第一次革命军事行动。
乙未广州之役失败以后，孙中山先生命陈少白等回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以鼓吹革命；命史坚如等入长江，以联络会党；命郑士良在香港设立机关，以招待会党（17），计画再举，据署两广总督德寿奏报，革命党设在香港租界的机关称为“同义兴松柏公司”，其任务主要是购备洋枪、铅药、马匹、干粮、旗帜、号衣，召集各路会党（18）。光绪二十六年（1900），岁次庚子，是年夏初，拳变发生，八国联军入京，清朝政权，岌岌不保，孙中山先生以时机不可失，于是从日本前往香港，筹画起事工作。会议于是年五月二十一日在香港海面法轮烟狄斯号船旁的小舟进行，议定由郑士良率黄盲福、黄耀庭等赴惠州，召集会党六百人，准备起事；史坚如等赴广州，谋刺署两广总督德寿，以资策应。杨衢云、陈少白等留在香港，负责接济饷械。因香港政府监视，孙中山先生不能登岸，而折返日本，转游台湾，以谋军火接济。
庚子惠州之役是选在广东归善县境内的三洲田地方作为大本营。据《归善县志》记载，归善县东至海丰县界一百七十里，东南至平海所二百里，南至海港一百二十里，西南至广州新安界一百七十里，西至广州东莞界一百里，北至博罗界二十里，东北至永安界二百里（19）。署两广总督德寿奏摺，对三洲田的地理有一段描述，“查三洲田地方，山深林密，路径迂迴，南抵新安，紧逼九龙租界，西北与东莞县接攘，北通府县二城，均可窜出东江，直达省会，东南与海丰毗连，亦系会匪出没之处。”（20）三洲田拔海千馀尺，群山环绕，形势险要，颇具战略价值。其左近地方，荒远僻静，清军向不驻兵，会党志士聚散容易；其东南濒海，逼近租界，便于接济。陈少白讲述惠州之役的经过有一段话说：
等到各方面都布置好了，就约定在惠州归善县与新安县交界的三洲田会齐听候郑士良来做总指挥。在英国首次割据香港的时候，只有香港一岛与对岸些小之地，其馀还是归新安县管治。后来英国人又说香港是一个海岛，四面受敌，不易保护，并且对岸若用大碍发射，也可以达到岛上，就要求清政府把新安县治割给他一半，当时清政府是有求必应的，就割给他们。至于这个三洲田就在新安县之西南，仅在割去的新界界外，我们总机关在香港，要起事，这个地点自是最属相宜。所以惠州之役，以三洲田为起事的出发点，就是这个缘故（21）。
三洲田聚集的会党志士六百人，洋枪三百枝，子弹每枝三十发。宫崎滔天著《三十三年之梦》有一段记载说：
数月以来，邻近村民有误入山寨内者，皆被拘留不许走出，以防泄露机密。因此，附近村民看见凡入山寨者有进无出，渐生疑念，谣言亦因之而起。说“三洲田山寨中有人谋反。”一传十，十传百，渲染夸大，终于说成有数万人马。于是两广总督命水师提督何长清率虎门防军四千人驻进深州，又命提督邓万林率惠州府城防军进驻淡水、镇隆，以扼三洲田之出路（22）。
庚子惠仲佗役正式发难的日期，诸书记载，颇不一致，或谓在庚子年闰八月十五日，或请在是年闽八月十三日。据署两广总督德寿奏称：“闰八月初间，奴才访闻归善县属三洲田地方有孙、康逆党句结土匪起事，并在外洋私运军火至隐僻海滩，转入内地，当以逆党主谋，意图大举，实非寻常土匪可比。”原摺又说：“莫善积喜勇于闰八月初十日驰抵归善，维持匪党未齐，摔闻兵到，遂定于十三日竖旗起事。先以数百人猛扑新安沙湾墟，欲优租界。幸何长清靖勇已抵深圳，乃回攻横冈，进踞龙冈。”（23）闰八月初间，会党志士在三洲田山寨的活动，消息已经泄漏，闰八月初十日，清军摔至，遂提前于闰八月十三日发难，旗帜上书写“大秦国”、“日月”等字样。会党志士头缠红巾，身穿白布镶红号挂。以郑士良、刘运荣充军师，何崇飘、黄盲福、黄耀庭充元帅，黄杨充副元帅，蔡景福、陈亚怡充先锋。因邹士良尚在香港，暂由黄盲福指挥，率领数百人猛攻沙湾墟。闰八月十四日黎明，欲乘胜直逼新安县城。会党志士在三洲田起事后两天，其消息始为外界所知，遂谓庚子惠州之役发难于闰八月十五日。但会党志士之所以回攻横冈，并非如署两广总督德寿原奏所称清军水师提督何长清所率靖勇已抵深圳。孙中山先生曾说过，是因“改原定计画，不直逼省城，而先占领沿海一带地点。”（24）宫崎滔天著《三十三年之梦》有一段记载说：
孙先生的命令尚未到达山寨，水师提督何长清已调动前队二百人进驻沙湾，欲进横冈以探三洲田。我军早已探知此事，坐以持敌则不利，不如先发制人，以丧敌胆，用振军心。领袖黄（福）率山内八十名壮士，夜袭沙湾，杀敌四十馀人，馀敌完全溃逃。虏获洋枪四十馀枝，弹药数箱。于是我军大振，天明乘胜追击，欲直道新安县城。这时刚巧郑将军从香港带来孙先生的电令，乃改变军令，取路东北前往厦门。这时我军已行至中途，开今折回，在横冈与日前在三州田之壮士六百人会合。而大股的同志五、六千人则多聚集于新安虎门之间。这些同志本来计画同三洲田的壮士合力攻下新安。因中速改变命令，本队取路东北，以致未攻新安（25）。
闰八月二十一日，会党志士由横冈进占龙冈，转图惠州府城。次日，博罗县的会党首领梁慕光等率众响应，围攻县城，另以小队进攻惠忖防城。《清议报》记载惠什库情颇详，其原文说：
会党于二十二日在距法梅湖四英里之三角湖地方与官兵相遇，将官兵击退，杀去官兵约二百人，伤者不计其数。该地居民因协助官兵，被会党将村庄焚毁数间，村民之被害者，约三十人。二十二、三日，会党率众逼近惠州府城，在距城约二十里之马鞍墟。该处遍野蔗林，会党乃虚竖红旗数面，飘拂林中。时提督邓万林株守城中，见党势逼近，乃率各营男望蔗林进发，遥枪击之。不料会党分其党羽，两翼抱抄而至，所用多无烟新枪，锐不可当，官军抵御不住，而各勇又皆新募，未经战阵，枪硬器械亦鲜精良，相率弃械逃溃（26）。
会党志士多用无烟新枪，锐不可当。归善县丞杜凤梧、补用都司严宝泰等被擒。闰八月二十四日，会党志士约二千人由永福出发，击退清军大队，陆路提督邓万林中抢堕马窜逸，俘清军数百人，会党副元帅黄杨殉难。闰八月二十五日，会党志士进攻河源县城，不克。次日，转往崩岗墟，扎营于雷公岭，因弹药不继，谋出东江，为清军所阻，乃折而东走，转攻三多祝。闰八月二十七日黎明，清军都司吴祥达等率各营兵勇抵达，会党志士分路抵抗，双方损失惨重，会党志士刘运荣、何崇飘等五百馀人阵殁，三多祝、黄沙洋等处得而复失，会党志士退往平政墟。当会党志士与清军在三多祝激战时，海丰大幛山，河源及和平等县会党亦响应，其中会党首领曾金养一路进攻和平县城，毁南门城楼，城内广毅军营勇倾巢而出，会党寡不敌众，曾金养等阵亡。九月初五日，会党志士由平政墟向黄埠转进。因通往厦门之路被阻，会党志士由黄埠分道南走，在滨海的巽寮集结，谋攻平海所城。清军水师提督何长清急调副将张邦福督率靖勇矶队由海上驰援。九月初八日，清军抵御平海所，会党志士乃向赤岸转进。郑士良等见事已无可为，于解散会党后，与黄盲福、黄耀庭诸人从问道返回香港。
当邹士良等人在惠州苦战之际，为策应惠州的军事行动，乃有史坚如谋炸德寿之举。德寿是广东巡抚，署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衙门后方空地，向有红黑门楼之分，原属官荒，后经民人缴租，建屋居住，渐趋繁庶。史坚如以宋少东夫妇之名在抚辖花园后墙外偏僻曲巷后楼房内租赁房屋一间，炸药的运送，是由邓荫南、黎礼二人从澳门购买西洋炸药二百磅及药线等件，初运交西关荣华东街办事处，由练达成密交五仙门福音堂黄守南代贮。租赁后楼房后，由温玉山乘肩舆将炸药暗运入屋（27），由史坚如等人锄开坑坎，以大铁桶理放炸药。九月初六日黎明，巡抚衙门墙外，炸药轰发，屋瓦宙飞，衙署后墙被冲塌二丈馀，但德寿并未受伤。九月初七日，清军统领介字营总兵马维驳督率再线在省港轮船码头将史坚如逮捕，九月十八日，史坚如遇害。孙中山先生回忆说史坚如聪明好学，真挚诚恳，与陆皓东相若：其才貌英姿，亦与陆皓东相若。陆皓东沉勇，史坚如果壳，都是命世之才。乙未广州之役，陆皓东殉难，是为共和革命牺牲的第一健将；史坚如遇害，是为共和革命牺牲的第二健将，庚于惠州之役就是孙中山先生亲自领导的第二次革命军事行动。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中国同盟会成立后，革命风潮已遍及全国，清廷屡向日本政府交涉，将孙中山先生逐出日本境外。孙中山先生离开日本后，与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前往越南，在河内设立机关总部，以策画革命行动，不久就有广东潮州黄冈之役。黄冈位于饶平县境内，在东江上游，明代因防海盗，曾设寨城一座。清初曾派驻副将、都司、同知、巡检等官，后来裁撤副将缺，兵额亦减少。黄冈寨城距潮州府城及饶平县城各九十里，与福建诏安县连界，向来为会党活动较频繁的地区，地方大吏视为难治之地。革命党人陈芸生等奉命联络黄冈三点会首领余丑、曾金全、余锡天及诏安县白石乡会党首领沈牛屎，后岭乡会党首领沈家塔等人，先在诏安县属乌山、饶平县属浮山、拓林等处结盟拜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沈牛屎将鹰球票布等散发给会党弟兄，并刊刻告示，计画夺取已裁黄冈协署旧存枪械起事。同年四月十一日，警兵拘捕会党弟兄邱保、张善二人，三点会首领余丑据报后，即纠党劫狱。十一日夜九时，余丑率众围攻协署，次日辰刻，巡防营兵弹尽援绝，城守把总许登科、署拓林司巡检王绳武等伏诛，守备蔡阿宗投降，三点会遂占领衙署，拆毁关厂局所，夺取副将、都司两个衙门的枪械。余丑等布告安民，免除一切苛捐，人民悦服。管潮州知府李象辰、铙平县知县郑世璘等困守府县城池。署潮州镇总兵黄金福督兵驰赴钜黄冈三十里的井洲驻扎，惠潮嘉道沈传义驰往汕头驻扎，四月十三日，潮州府城巡警管带宫外委邱掉、五品军功林清带员四名前往黄冈寨侦探，俱被会党擒杀。四月十四日，陈芸生等率领会党志士进占黄冈寨城，组织军政府，标明“大明军政都督府孙”等字样，并分发谕帖，殷富捐办银米。下寮、东灶各处会党亦乘船而来，分为水、陆两路，水路占领古楼山，陆路占领寨城。同日夜间，会党志士进扑井洲守军，总兵官黄金福率队出战，双方各有伤亡。是夜五鼓，会党数千人，分路包抄，巡防各营分头接仗，据黄金福禀报会党伤亡百馀人。四月十五日黎明，会党分为五路，水陆并进。适因巡防第九营管带官赵祖泽援兵抵达，会党志士退守大澳山脚。
是夜五鼓，巡防营夺占古楼山。十六日夜，惠潮嘉道沈传义运到开花瞰弹，会党志士弃寨退走，巡防营兵进取东灶，夺回黄冈（28）。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开列参加黄冈之役革命志士的姓名、籍贯、结果等项，共四十三人，除日籍萱野长知、池亨吉二人外，其馀四十一人，籍隶广东省共三十八人，约占百分之九十三，江西、山西、安徽三省各一人，约占百分之七（29）。据两广总督周馥指出黄冈会党起事，是陈芸生、余丑等听从孙中山先生策画发难。是役，会党与清军接仗七次，阵亡五、六百人，会党头目余升第被捕殉难，曾金全阵亡，陈芸生、余锡天、余丑等脱逃，黄冈之役就是孙中山先生亲自领导的第三次革命军事行动。
邓子瑜是广东惠州人，加入兴中会，庚子惠州之役，郑士良倚为左右手，事败后走新加坡。黄耀庭是庚子惠州三洲田战役的元帅，以勇敢善战闻名。黄冈之役，原定惠州、潮州两府三路同时并举，以分清军之势。邓子瑜、黄耀庭先后返回香港策画军事行动。黄冈之役发难后，只有七女湖一路发动。七女湖在惠州府境内，是归善县属著名墟场。光绪三十三年（1907），岁次丁未，是年四月二十二日，会党首领陈纯等集合会中弟兄在惠州七女湖正式起事。四月二十五日，进攻泰尾。四月二十七日，进兵柏塘。清军管带由柏塘拔队跟追，午刻至八子爷地方，会党志士百馀人，各持枪枝，先登埋伏，清军四面围攻，双战至酉刻，会党志士寡不敌众，乃由山仔一带沿山退走，阵亡数十名，石亚佛等被俘。清军拾获快枪七技，小枪六枝，大小旗帜各一面，上书“革命军都督朱令”字样。罗浮山附近会党首领黄宁瑞等人亦率众响应，四月三十日，清军中路巡防第十营管带锺子才督队捕擎党人。五月初九日，邓子瑜被兵役押赴鸭家轮船，引往新加坡（30）。惠州七女湖之役，就是孙中山先生亲自领导的第四次革命军事行动。
广东钦州、廉州两属周围约二千馀里，北接广西，南邻越南，中间乱山丛菁，地势险要，向来为会党活动的大本营。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二月间，距钦州一百五十里的犀牛脚、岭门等处，有黄梦、麻六、林中月等纠党拜会，密谋起事，经龙门协副将傅建勋督带团细师船前往捕学，傅建勋、团绅吴振英及具练等十八人中枪阵亡（31）。为策画革命军事行动，孙中山先生即遣党人王和顺等人进入钦州，招集会党志士。钦州所属三那墟即那思、那丽、那彭三邑，出产蔗糖。光绪三十二年（1906），钦州官绅抽收糖捐，以办理学堂、工艺等事。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中旬，各墟民因糖捐繁重，聚众抗捐，成立万人会，共推刘思裕为首（32）。钦廉道王秉恩等出示劝谕解散，并派分统宋安枢率勇弹压，墟民抗拒，官兵开枪，击毙墟民数十人。四月初旬，廉州府因谷贵，乡民要求定价值，饬查各富绅存谷，除留食外，馀谷出帼。乡绅王师浚积谷颇多，却隐匿少报，群情愤恨，聚众千馀，群拥知府诣王宅验谷，饥民乘机强抢王宅积谷（33）。刘思裕等率领二、三千人，竖旗起事，攻占三那。两广总督周馥因署北海镇何长清兵力单薄，即增派已革陕西补用道郭人漳带领一营，并派新军统带赵声带领一营，加派炮队，乘轮驰赴廉州，向钦州进发。五月初一日，清军进攻那思，会党四千馀人坚强抵抗，鏖战自辰至申，不支败退。刘思裕调集大队万馀人来黑夜攻扑，喊声动地，郭人漳、赵声分兵接战。五月初三日天明时，清军冲锋。刘思裕且战且走，郭人漳由小路攻下米仔村，赵声由大路攻下木兰塘。刘思裕退守那彭，架破列枪，踞险坚守，郭人漳等督发猛攻，驱兵攻下那彭（34）。同日，署北海镇何长清派分统宋安枢攻下平吉村。五月初四日，击退广平墟等处会党。五月初八日，攻破梁屋，起出告示，书明“总统汉军大元帅黄”等字样（35）。王和顺是广西人，同盟会成立后，其主要活动地点是在广东钦州、廉州等地。刘思裕起事后，王和顺即奉孙中山先生之命联络会党，接济饷粮。孙中山先生又追党人暗通营队，因驻防城的衡字军及县署亲兵愿为内应，王和顺等即于七月二十七日攻陷防城，又攻扑东兴，进取钦州，围攻灵山。会党志士所经各处，都出示安民，倡言革命，以排满兴汉相号召，称为革命南军，设有统领、都督、元帅、管带等组织，其柜台称为经费部，得局细李汉才等相助，并由日本振武学生黎光汉教操。革命南军计画袭取南宁，以便牵动两广，声势浩大。但因接济困难，弹药不继，防城于八月初一日被清军夺回（36），会党志士退入十万大山，黄世钦、李汉才等人先后殉难。两广总督张人骏具摺时指出，会党志士与清军战斗激烈，其原奏略谓：
廉、软地近越边，民倩犷悍，伏莽滋多，素称难治，故频年用兵，终难平靖。近者逆首孙汶以边地为可困，以越南为遗薮，多方编感，遣其悍党王和顺、农二十四等入内地勾结，而内匪刘思裕等本系革党，遂于上年春问籍口抗捐，先在三罗倡乱，一时游勇土匪群起响应，先后两扑钦州，一攻东兴，一国灵山，一陷防域，如火燎原，凶焰鹏张，人心大震，两省戒严，虽经统带郭人漳、标统赵声、分统宋安枢攻克三那，收复防城，解困灵山，保全钦城，然匪势浩大，股数不一，首要众多，以致官军防剿，疲于奔命（37）。
两广总督张人骏指出，“此次钦廉之乱，实系逆首孙汶为主谋。”（38）张人骏对清军用兵困难，疲于奔命的原因归纳为五点：
—、追剿为难。革命大本营在越南，以迅持劳，革命军能来，而清军不能往。
二、侦探为难。越南布满革命党，屡遗党人所杀。
三、电报为难。军倩瞬息万变，全恃消息灵通，革命党拆毁电线电杆，破坏清军机关。
四、转运为难。清军主客部队多至数十营，而廉、钦距省城二千馀里，水陆并进，补给困难，饷械欠缺。
五、交涉为难。此疆彼界，外人乘隙要挟，提犯追人，稍不详慎，动生枝节。
有此五难，以致清军糜饷老师，疲于奔命。革命军与清军交战于密菁深山，或搏命于枪林弹雨寒暑瘴疠之中，革命军事行动的艰难，会党志士赴汤蹈火的勇敢，可想而知，防城之役，就是孙中山先生亲自领导的第五次革命军事行动。
镇南关在广西凭祥县西南，历代以来，有鸡陵关、大南关、界首关等不同名称，清初改称镇南关。镇南、平而、水口三关，原为安南人出入广西的关口，清初以来，平而、水口两关，久经封闭。镇南关是安南进贡正道，峻崖夹峙，中建关城，关外即属安南谅山地界，坡垒驿就是东汉马援立铜柱处。镇南关是广西边防要隘，也是越南出入广西内地的要道。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二十六日，革命党人黄明堂率领志士由越南潜袭镇南关，占领镇南、镇中、镇北三处炮台。孙中山先生率领黄兴、胡汉民、法国军官及越南革命党百馀人亲往镇南关指挥。孙中山先生计画由镇南关集合十万大山会党志士，会师进攻龙州。十万大山一路，因道远不能抵达，遂以越南一路志士，与清军数千人激战，以寡击众，连战七昼夜。据两广地方大吏奏报，广西革命军由越南进攻镇南关，夺据炮台后，竖立青天白日旗。十一月初三日夜间二鼓，清军观察龙济光、参将陆荣廷分派各队，周密布置，先派队猛进，直扑北台，各队同时猛攻，接连使用巨瞰轰击，革命军点燃“大电灯”自照，抵御有方，相持至第二天晚上，清军抢占四方岭、小尖山（39）。革命军无险可凭，退入垒中坚守，清军层层包围，攀登垒房高阜，枪皱密集射击，革命党不支，乘夜退回越南燕子大山。当孙中山先生经过谅山时，被清军侦探查知，清廷即照会法国政府将孙中山先生逐出越南。镇南关之役，就是孙中山先生亲自领导的第六次革命军事行动。
为禁止革命党在越南边境的活动，外务部与驻京法使订定“中越交界禁止革命党章程”，后来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正式签字，其章程条文如下：
第一条：法国官员如查知有中因叛臣在越境成股，即当随时实力解散。如有前项情事，由中因官员李出，一经知会法汛，或由领事转达越督，亦当照办。
第二条：如有匪党在越境，或用报章，或用他项宣布之法传播悖逆之论说，均由法国官员禁止，并将为首之人，或驱逐出境，或按法日律例惩治，若有越文报纸干犯前项，亦随时停禁。
第三条：凡携带军械单行，或成股之匪，业经与中国官军抗敌，或在中国地方扰乱治安，逃匿在法界考，当将军械索扣，匪人拘管，由法国政府酌定拘管期限，俟限满后将该匪驱逐出境，并一面知会中日政府，其所有一切拘管费用，由法官知照中国官方担承拨还。又或将该匪党逐出境外，亦可永远不准在越南，或越属来往，并设法使其人不能再入中国边界。
第四条：凡曾在中国抢劫，或犯私罪人犯，中国有请解交者，应由中因官照会越督，并将其人犯罪案由全卷随文附送，以便核办，如有可以允交之处，一经交犯，案件应行各事均皆办妥后，即照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二日商约第十七款将该犯解交中国官办理。如其人犯供称系国事犯，或与国事犯有涉者，应将所犯罪案切实根究，毋任朦脱。
第五条：如有匪徒私运军火，两国边界官员，应均设法实力查禁，以杜偷漏接济等弊（40）。
孙中山先生被迫离开越南河内之前，一面令黄兴筹备再入钦州元廉州，以图集合当地革命志士：一面令黄明堂进窥河口，以图取道云南，作为革命党的根据地，孙中山先生离开越南后，前往南洋，河内革命机关，由胡汉民负责。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二十五日，黄兴率领干部及革命志士二百馀人，组织“中华国民军南路军”，出越南，自广西边境攻入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前，屡挫清军，黄兴威名因此大著。后因弹尽援绝，于四月初四日自动退回越南。钦、廉、上思之役，就是孙中山先生亲自领导的第七次革命军事行动。
云南思茅、蒙自关外，山水险恶，瘴疠盛行。清代地方大吏只在沿边各隘，设市埠，派兵防守，其馀关外地界，俱弃置不顾。革命党即于关隘市埠要地以外红河对岸越南境内的老街地方为大本营，招集志士，进入云南，纠邀沿铁路散处工人，并结合关隘内地会党，约期举事。广西镇南关之役失败后，党人王和顺、关仁甫、梁金秀等先后进入云南，暗中运输饷械，以图再举。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二十九日夜间，党人黄明堂率领百数十人由越南保胜境内暗渡河口，攻破营垒，占领河口城，击毙警察委员蔡正钧及其巡目。城内管带官岑得贵退守山半炮台。四月初一日下午六时，黄明堂攻陷副督办营垒，河口副督办兼南防营务处会办王镇邦亦被击毙（41），王镇邦次子王由森亦阵殁，管带岑得贵被革命党俘掳，十营管带黄体良率兵千馀名归顺。黄明堂即以河口为根据地，斫毁电线，以阻清军救援。广纳溃卒游民，以充实战力；散发信函，张贴告示，以倡言排满革命。是时，孙中山先生在南洋，因不能再入越南境内，所以电令黄兴前往指挥。因蒙自为中外通商之所，个旧锡厂为财富之区，四月初四日，黄明堂分兵三路：西路溯红河进攻蛮耗。四月初六日，清军管带柯树勋迎战不利，革命军克新街，攻扑蛮耗，霸洒管带李美率全营兵弁下河口，缴枪归顺。四月初八日，新军管带周国祥率兵增援，鏖战获胜，清军渐有起色；东路军攻古林膂，趋开化：中路由南溪进取白河地方，四月初八日，破南溪，清军管带胡华甫率全营降。黄明堂于四月初六日，又分兵由河口趋蒙自，革命军深入云南境内三百里。四月十二日，黄兴路过老街时，被法国警察疑为日本人，拘遣河内，革命军因指挥无人，战局逆转。云贵总督锡良驻扎通海县，并派总兵白金柱暂兼提督，督办全滇军务，前后添令统带共十馀营，分兵两路：一由蒙自大路推进；一由开化四南出墨湾之后，两路抵达接近河口二十馀里的黄柯地方，与清军主力会合，对革命军形成三面合围的形势。四月十二日，清军中路统领普洱府知府王正雄夺回三星河险要，进踞老范寨，革命军退保泥巴黑地方。四月十七日，清军中路与东路会师攻泥巴黑，革命志士黄东成等阵亡。清军西路从霸酒西南村的上村进逼河口，攻下新街、龙膊等处。四月二十三日，进攻田房。四月二十四日，清军中路、东路攻下泥巴黑，然后合力敢取东河地。次日，攻取大小南溪。四月二十六日，清军进攻霸洒，革命党撤退。四月二十七日，河口被清军夺回。云贵总督锡良具摺指出革命军沿蛮河进兵，数日之间，即由霸洒、田房、新街直入蛮耗，入边已三百馀里。在各战役之中，中路老范寨，最称善守，西路田房一役，最为恶战（42）。黄明堂率六百馀人退入越南，后来由法国政府遣送出境，然后转往新加坡。河口之役，就是孙中山先生亲自领导的第八次革命军事行动。
孙中山先生自从历次战役失败后，越南、日本、香港等地，都不能自由居留，于是将国内一切革命计画，都委托于黄兴、胡汉民等人，而孙中山先生本人则漫游各地，专任筹款，以接济革命工作的进行。黄兴、胡汉民回香港设南方统筹机关，朱执信、邹鲁等人则进入广州，联络广州新军，新军加入同盟会者，与日俱增，同时接受革命思想，排满思想，日益浓厚。由于革命党人进行工作的结果，在新军和巡防营内部，已经积聚了相当强大的革命力量，朱执信与倪映典、赵声等于是密谋运动广州新军举事。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间，广州督练公所参议道员吴锡永向署理两广总督袁树勋面禀新军标营统领在营房内拾获票纸一张，票面刊有“同盟会”、“天运年号”等字样。衮树勋为先事预防计，曾将形迹可疑的新军陆续开除多名，新军内部人心不安。袁树勋又访闻革命党人倡言革命，勾结港、澳三点会，计画起事。袁树勋即密饬管县捕学可疑党人李洪、卢子卿即黄子卿二名。审讯时，李洪等供认为三点会头目，聚众拜会，购运军火，约期举事，且涉及新军。十二月二十八日，李洪、卢子卿二人殉难。十二月二十九日，新军统带又在营内查获革命党票据数张，亦有“同盟会”字样。同时访闻二标一营后队二排三棚正兵刘茂昌有联络会党情事，将刘茂昌解送督练公所发县审讯，以致密谋泄露。新军各营在事人员防范更加严密，因虑及新军放假，而各营所的枪弹基多，于是藉口营库潮湿，恐损药力，饬令将各标营所存枪弹运送城内军械局收存，正拟陆续搬运，但在十二月三十日却发生兵警冲突事件。是日除夕夜，新军步队二标二营新军吴英元在城内刻字铺订刻名戳名片，托同营兵士华宸衷代取，兵士六人，与店夥争论价值，彼此龃龉。老城巡警第一分局警兵上前干涉，新军不服，适放假外出目兵王冠文等经过，帮同理论，警兵遂呜哨集众，当时新军有未穿军服者，亦被一并拘入警局。新军二标统带闻信率员驰往弹压。三标管带亲到一局作保，警官不允，更将被拘新军加销拘禁，包围哗闹者千馀人。经巡警道及广州协到局劝谕，始将新军释回，二、三标新军回营后，以巡警欺凌为言激动全体新军。次日即正月初一日，各营照例放假，新军各执木器出营入城，声称向警局复仇，于是拆毁警局门窗，殴伤警兵。是时，东门第五分局亦被新军冲毁，殴毙警兵一名，并殴伤警官，警官传令将大东门、小北门，暂行关闭，并由文武各官，分往各局弹压。二标、三标密派人员将枪械拆卸子码，暗运城内。二标、三标各兵出营后，多有离营不归者，袁树勋传谕初二、三两日暂不放假，即使请假，亦须由官长率领，不准穿着便服。新军一标标统刘雨沛，与协统张哲培商议将初二、三两日假期改为运动会，以防范各兵出营滋事。正月初二日，一标及发工辎各营闻而大哗，认为二标滋事，与一标何干？遂抗违不服，哄闹出营，各营新军，亦多随行。标统刘雨沛弹压不止，内有已撤取营排长倪映典及正目黄洪昆为革命党，乘新军滋事之际，藉口为二标兵士向巡警复仇，而激励众兵，于是一标各兵齐赴破工辎营纠众同行，兵中有人提议，须携枪自卫，各兵复入一标取枪，吸工辎兵亦各携械出营，齐赴司令部，冲毁屋宇，劫取讲武堂枪械。协统张哲培在二标闲变，仓皇离营入城，起事的新军逼胁二、三标。袁树勋与将军增祺商议下令闭城，并决议镇压。
正月初三日，炮队第一营管带齐汝汉方集众劝解，倪映典突出短枪，自后猛击，连开数枪，齐汝汉当场毙命。新军占据东明寺、牛王厂、茶亭各要隘，水师提督李准督率新军统领保升、道员候补知府吴宗禹等带队出城，协统张哲培亦尾随至麻疯院地方，倪映典率领新军，分三路进扑清军。侯补知府吴宗禹等指挥队伍抵抗，使用退管■还击，新军被轰毙数十人，倪映典等为首五人骑马指军，亦俱阵亡，黄洪昆等四十馀人被俘，新军败退。正月初四日，清军向白云山、瘦狗岭等处搜捕，逮捕新军司务长王占魁、江运春、目兵尤龙标等二百馀人，夺回快枪二百馀杆。王占魁被捕后供认参加革命，并有运动章程十条。袁树勋原奏指出革命当运动各界，尤以各省军界为最多，并有新军为革命出力，非为清朝出力等语（43）。倪映典等人原来计画等候军械到齐后约期举事，适值二标新军与警兵冲突，认为有机可乘，迫不及待而起事，倪映典等中弹阵亡后，新军指挥乏人，遂致功败垂成。广州新军之役，就是孙中山先生亲自领导的第九次革命军事行动。
宣统三年（1911）三月初旬，广州将军增祺奉召入京，副都统孚琦署理广州将军。三月初十日，飞机师冯如在广州城近郊燕塘试演飞行，孚琦亲往参观，革命列士温生才预伏要路枪杀孚琦。《收电档》有一段记载说：
获犯温生才讯供大概情形，于初十日会同电奏，十三日钦奉电传谕旨，均切实研讯，务得实情，严行惩办等因，钦此，遵即督饬缉捕总局司道提犯复审。据该犯温生才供，年四十二岁，实保嘉应州丙村人，前供名生财，顺德县人，均系混供，素元长随，后因出洋学习工艺，投入孙汶革命党，回华后，专持暗杀主义。本月初十日，在燕塘看演飞机，闯将军亦到观看，独自一人在东门外道旁拔枪向轿达轰四响，不知中伤何处，跑逃被获不讳。诘以革党内容，据称孙汶革命如何布置，伊实茫然无所知，惟自在南洋开
其演说革命宗旨，甚为信服，情愿牺牲性命，并非与将军挟有私仇，亦非有人指使，及另有知情同谋之人等语（44）。
温生才信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宗旨，所以情愿牺牲性命。孚琦被刺杀后，广东各地纷纷相传革命党即将大规模起事，水师提督李准芳等加强戒备，查获私运军火案件多起。两广总督致军机处请代奏电文中称：
伏查此次粤省乱党起事，蓄谋已非一日，纠合均系各省死党，并准外务部电称，接代办驻日公使来电，与留学生之国民军确有关系，其勾结之广，概可想见，春获军火，皆精利无匹。至匪党之凶悍，尤为罕见，托据获匪供称，仍保孙汶主动，军火皆在外洋购买。党中分广东、广西、湖南、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河南、四川、云南、福建十一部分，人数多寡不一，各部均举有代表。因广东密通港澳，易于偷运军火，是以定在广东起事，原议四月初间发难，志在先将昔署焚毁，次及水提衙署，破坏军事机关，占领省会，再号召各省同时大举，并在香港设有总司令部，归该党首领黄兴、赵声、胡汉民主持，黄兴来省举事，赵、胡在港接应。因党众约会未齐，信息先已泄漏，官军防查严紧，同党中多主张暂先退回香港，黄兴恐为同党取笑，二十九日，临时决定即行起事等语。查黄兴又名劲武，为该党着名凶悍首领，前此钦廉及广西、云南边界肇乱，均系该匪倡首（45）。
黄兴等人原订四月初起事，因信息拽漏，临时决定提前发难。宣统三年（1911）三月二十九日申初，即下午三点，署巡警道王秉恩逮捕革命党九人。下午五时三十分，黄兴率所部一百七十馀人进攻两广总督衙门，总督张呜岐闻风逃遁，水师提督李准率大队抵抗，清军管带金振邦中弹阵亡，广州发难后，佛山、顺德、潮州、惠州等地会党，亦起而响应。《东方杂志》有一段记载说：
省外革党知事泄，束窜顺德县之乐从墟。午刻，有革命党数人，在该处演说，初聚数十人，约数分钟时，已有数百人，各销户纷纷闭门，党人愈聚愈多，遂四处竖旗，其旗四面皆红，角蓝色，中作白圆形。占固练分局为大营，夺局中枪械，声言接济省城，日夜煽惑乡人入党，乐从巡警，以众寡不敌，匿不过问，革党不扰居人，且出安民示（46）。
引文中所谓“其旗四面皆红，角蓝色，中作白圆形”，就是革命党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党旗，广州省城及省外顺德县的起事，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是役，革命党精英战殁及被执遇害的烈士，后来丛葬于黄花冈。广州黄花冈之役，就是孙中山先生亲自领导的第十次革命军事行动。黄花冈之役虽然失败，但革命精神却磅砖全国，所以武昌义旗一举，各省响应，终于推翻清朝，建立民国，有志意成。
会党响应 慷慨成仁
辛亥革命期间，是会党运动史上的极盛时期，会党在历次革命军事行动中，可以说是赴汤蹈火，无役不与。虽然有一些学者在肯定会党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指出它的消极作用，不赞成将会党的积极作用估价过高。但会党对辛亥革命确实曾经贡献过最大的力量，舍身取义，前仆后继。在辛亥革命期间，会党并未独树旗帜，另组军队，而是在兴中会、同盟会的统一领导下积极参与历次军事行动，对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确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谭人凤草拟“社会改进会意见书”已指出革命之成，“实种因于二百年以前之洪门会党。”（47）光绪十二年（1886）夏间，孙中山先生转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院学堂学习，在学校中，结识了会党首领郑士良和尤列等人。光绪十四年（1888），邹士良辍学返回归善县原籍，在县境淡水墟开设同生药房，同时从事联络三合会党，以为举事的预备（48）。光绪十九年（1893）冬，尤列提供广雅书局抗风轩作为秘密聚会所，孙中山先生曾邀郑士良等人召开兴中会筹备会，这是次年檀香山兴中会正式成立的先声。从光绪十二年（1886）到光绪十九年（1893）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前夕，是酝酿革命的时期，陈少白、杨鹤龄、陆皓东等人都曾联络会党，孙中山先生对会党已有较深刻的认识，为以后进一步联络两广会党起而革命，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在辛亥革命期间，两广会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陈剑安撰（广东会党与辛亥革命）一文指出广东会党经常在得风气之先的沿海和珠江三角洲一带活动，因而广东会党与内地其他省分的会党不同。广东会党的首领有不少是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华侨加入广东会党的亦不乏其人。例如颇习外情的尤列，早年曾加入天地会，后来成为中和堂大佬。惠州三合会首领邹士良接受了不少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来往于潮州和新加坡的华侨三合会首领许雪秋，既是华侨，又是会党，饱览了海外新鲜事物。此外，如郑荫南、邓子瑜、李纪堂、谢续泰、王和顺等人，都常活跃于广东和海外，都是具有新思想的会党首领。因此，革命党联络广东会党，不仅易于争取那些具有新思想的会党首领，而且易于使他们把传统的反清意识和新鲜的民主革命意识结合起来，进而通过他们调动广大会党群众接受革命党的领导（49）。革命党联络会党的具体表现，就是两广会党参加多次的革命军事行动。
两广地区的地理条件和人文背景，特别是当地的革命风气的盛行，有利于革命活动。孙中山先生亲自领导的十次革命军事行动，主要在两广地区，就是由于两广会党、人民群众和革命党三方面因素结合的结果。冯自由著《革命逸史》一书所载（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列举历次参加起事的兴中会成员中，会党分子所占比例较高，例如参加乙未广州之役的未全贵、丘四等人都是会党，他们从香港率领会党志士二百馀人进入广州起事，事泄后在广州码头被捕，与陆皓东同日殉难。清远县人朱浩、刘秉祥、黄丽彬，花县人汤才，南海县人陈焕洲、李芝，香山县人李举，潮州府人吴子材，顺德县人莫亭等九人在乙未广州之役分任城内城外起事职务，失败后逃匿。清远县人梁大炮也是会党，乙未广州之役时担任江北一带发难事宜（50）。乙未广什忙役虽然失败，但会党志士慷慨赴义，追随革命的事实，更坚定了孙中山先生继续联络会党的信心。
兴中会时期，革命党对会党进行了三项工作：—、大量吸收会党分子加入兴中会：二、依赖会党发动军事行动；三、与广东三合会、长江哥老会进行联合（51）。光绪二十五年（1899）冬，孙中山先生派史坚如、毕永年返回内地，访问各会党首领。毕永年是哥老会会首，黄明堂是三合会会首，郑士良是三合会首领，也是兴中会干部。是年年底，各首领共十二人在香港举行联合会议，欢血为盟，议定将兴中会、三合会、哥老会三会合组兴汉会，推孙中山先生为总会长。由于革命党积极结合各会党，因此加入兴中会的会党分子，与日俱增。（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列举参加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惠州之役的会员计五十二人，就其出身背景而言，会党共二十二人，占百分之四十二，知识分子十八人，占百分之十五，其馀商人、工人、传教士、船户等所占比例甚低（52）。会党分子的加入革命，成为庚子惠州之役的主力军。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一书中曾说道：
三合会的会员，散处四方，不容易号召，有一个人名黄福者，在三合会领袖中最得人望，他和郑士良甚相得。其时正在南洋婆罗洲谋生，我们就派人去请他回来。说也奇怪，他一回来，各处堂号的草鞋都会围集拢来，只要黄福发一个令，真是如响斯应，无不唯唯照办的（53）。
由于会党成员多属于流动人口，浪迹江湖，散处四方，全靠其首领号召纠邀。黄福，即黄盲福，在三合会中资望极高，他久在南洋婆罗洲谋生，庚子惠州之役，应郑士良之邀回国，惠州境内各处会党都听从号令。三洲田发难时，邹士良在香港未到，众人公推黄福为革命军大元帅。黄耀庭是新安县人，在三洲田之役，担任先锋，以勇敢闻名。黄阁官、江公喜也是新安县人，新安县的会党，多受他们的节制。庚子惠州之役，江公喜担任攻取新安及虎门的任务。曾捷夫、曾仪卿叔侄是归善县人，曾捷夫是三合会首领，庚子惠州之役，协助郑士良联络会党，颇为得力。曾仪卿也是三合会重要头目，在惠州平海所一带党夥颇多，三洲田战役，曾号召平海所会党响应。林海山是博罗县人，惠州三合会首领之一，曾协助郑士良，甚为得力。罗生是归善县马栏头人，住屋宽广，三洲田大营就是设在罗生住家。归善县人林侠琴、廖和、唐皮，博罗县人何松，新安县人卢灶娘，以上五人均与黄福等驻·扎三洲田大营，发难时分任军中职务。归善县人蔡景福、陈怡，博罗县人刘运荣，新安县人蔡生、何崇飘，河源县人陈福，归善县人黄扬等人都是三洲田战役的将校，身先士卒，沿途血战阵亡。河源县人曾金养是惠州之役的别动队司令，于庚子年闰八月二十五日夜间率众攻打和平县城时阵亡。庚子惠州之役虽然又遭败绩，但革命党联络会党的工作，却未停顿。庚子惠州之役，会党志士与清军激战凡十馀住，以寡击众，屡获大捷，纪律严明。闰八月二十三日，当会党大队向永明推进时，所向披靡。宫崎滔天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先是郑曾命令全军秋毫无犯。因此，沿路乡民，箪食壶桨，夹路欢迎。战斗枪声一停，则爆竹之声随之而起，贡献财帛，赠送牛羊，不可胜计。父老赞叹道：革命军兵从来没有这样严肃的，实在是仁义之师。同志来投者多至数千人（54）。
孙中山先生认识到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坚决响应革命的，多为会党中人士。庚子惠州之役，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寡不敌众，补给困难，清军兵力众多，布署周密。孙中山先生对庚子惠州之役的评价说：
经此失败而后，回顾中国之人心，已觉与前有别矣。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子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闯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吴。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帝后之出走，议和之赔款四万万两而后，则清帝之威信已扫地无馀，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55）。
庚子惠州之役是国民革命的转捩点，此后，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加入革命行列者，与日俱增，即旧日保皇党人，亦多易帜改变宗旨，革命风潮更加汹涌澎湃。
庚子惠州之役失败后，革命党策动会党首领洪全福在广州起事。洪全福原名洪春魁，字其元，又号梅生，是洪秀全之侄，起事时改名洪全福，藉托洪秀全福荫之意（56）。洪全福向在外洋，因赌致富。光绪二十七年（1901），潜回香港，纠邀广州元惠州会党，约期大举，计画先攻省城，并占领惠州，由梁慕光在省城招人从香港运送枪械，由刘玉岐等十馀人纠邀会党。省城北路会党首领刘大婶允招三千人，先攻城外制造局，抢取军火，约定于十二月三十日夜间在城门放火为号，齐攻省城，会党所运军械，都是记名货物进口，由德商布士兜洋行代报完税，运至番禺县属芳村德教堂左近收藏。十二月二十八日，香港巡捕查出会党窝聚之所，并起获会党簿据。次日，由英国驻广州口岸总领事送交会党刊刻告示多张，内有“大明顺天国南粤兴汉大将军”字样，另有会党与广州其昌街德商布土兜洋行买办及同兴街德教民梁慕光所开信义店往来书信多件，署两广总督德寿接获密报后，即派干员，并照会德国领事，会同前往搜查，在教堂通连的和记公司起出旗帜、衣裤共四千三百馀件，响角、铁斧、刀剪、草鞋、九龙袋五千馀件。水陆营员先后逮捕梁慕光之胞兄梁幕信及会党头目刘玉岐、苏亚居等人，洪全福等逃出洋界。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二十六日，洪全福潜回内地，被兵役格毙，搜出“全福之宝”金牌一面。光绪二十九年（1903）元月，清军在归善县学获会党首领黄谭福等四十馀名，在番禺县大墩头乡查获洋枪百馀枝，在增城县新塘河面截获枪弹万馀粒（57）。洪全福起事计画布置周密，惟因事机泄漏，终遭败绩。但同年八月间，惠州会党首领戴梅香、陈马王海、徐大等人又开台拜会，密谋攻城，亦因事泄，裁梅香等被捕，陈马王海则在东莞县石陂村坚强抵抗，经营勇四面围攻，退守两头塘村后兵败被捕。广东南海县西樵等乡会党首领区新等人也响应革命，以英义堂为聚会中心。区新曾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入京谋刺满洲大臣，失败后改易洋装，返回广东，组织会党，成立“新广东志气军”，枪械精良，声势浩大。区新往来于香港、澳门等地，与革命党密切联系，进行反满活动。清军水师提督李准密调水陆各军，驻扎西樵一带，光绪二十九（1903）十一月十六日，李准调齐粤义、靖勇、安勇、喜字、顺字等营，分六路进攻区村，次日黎明，清军进入区村，区新率众抵坑，相持三日，会党不支，区新、区湛兄弟及会党成员潘亚佑等二十三人被俘（58），新广东志气军是由会党成员组成的革命队伍，但在起事前即遭清单镇压而告失败。
广东潮州饶平县属黄冈等地是三点会最盛的地区，广东饶平县人余丑、陈涌波、余通等人都是三点会的重要首领，与革命党人许雪秋常有联络。光绪三十二年（1906），岁次丙午，孙中山先生委任许雪秋为国民军东军都督。是年冬，许雪秋与余丑、余通、陈涌波赴香港谒冯自由，经冯自由介绍加入同盟会。黄冈之役，起事仓促，许雪秋虽挂衔东军都督，但因远在香港，黄冈起事后，即由余丑暂主其事，黄冈之役就是以三点会成员为基础的革命队伍。
经过多次失败后，革命党有感于会党的散漫，聚散靡常，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河口之役失败后，革命党加紧联络新军及防营。革命党认为新军有训练，器械精良。训练新军的教官，许多是从日本回来的新知识分子，有的是直接策动革命之士，新军的思想，比较新颖，为争取实力，希望将革命势力打入新军（59）。运动军界，起事时既不虞军火的缺乏，而于平日又可避人耳目，稍免官方的怀疑，策反新军，相信可以事半功倍。因此，对新军寄以厚望。邹鲁、朱执信在广什顺极联络新军，颇有成效，宣统元年（1909），广州新军之役，就是革命党计画以新军为主力的一次革命军事行动，林增平撰（会党与辛亥革命）一文已指出，光绪三十四年（1908）以前革命派借助会党轮番起事，确曾鼓荡起一次又一次的反清浪潮。但是，如果他们不将活动重点转向策反新军，那就不可能获得推翻清王朝的胜利（60）。陈剑安撰（广东会党与辛亥革命）一文则指出同盟会时期，从1905年八月同盟会成立开始，到1911年十一月广东独立为止，前后共六年，其间可以1908年云南河口之役失败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革命党大力运动会党的阶段，也是广东会党在革命党策动下武装起事最多的阶段；后一阶段革命党虽然把活动的重心移向防营、新军，但并未放弃对所党的工作，会党的积极作用，仍然得到进一步发挥，广东独立正是在革命党人策动会党群众大起事的形势下促成的（61）。诚然，革命党历次起事，合与会党紧密联系在一起。河口之役，与越南的华侨会党也有密切关系。越南河内等地，以两广侨民居多数，会党山头主义很显著，革命党特设卫生社、日新楼等，一方面使越南洪门联为一体，听命于革命党，积极参加内地的革命军事行动。一方面充作招纳会党亡命之所，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等会党首领，多流寓于此。河口之役失败以后，会党仍然前仆后继的参加革命军事行动，在新军、防营内部，也是会党充斥。宣统三年（1911），黄花冈之役为配合起事，朱执信等人加紧联络会党，发动广州附近会党分子，并使南海、番禺两县各路会党分子连为一气，直到起事前一日，联络会党的工作仍在进行中。黄花冈之役发难后，南海、番禺会党立即响应，进入杏市、乐从、占鳖溪公司，取道烂石湾，进窥佛山。黄花冈之役失败后，经过革命党长期联络发动的会党群众，仍然不断地进行小规模的起事活动。
百折不挠有志竟成
清朝末造，国势陵夷，内忧方殷，外患日亟。孙中山先生于（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宣言）中已指出清廷的丧权辱国，其原文说：
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强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夫以四百兆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因可发愤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庸奴误国，茶毒苍生，一蹶不兴，如斯之极。方今强邻环列，虎视膺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仰诸同，恙，盍自勉旎（62）。
自从清廷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以来，中国便开始遭受帝国主义的外交、经济及军事等力量的压迫。中日甲午一役，更引出列强瓜分中国的论调，后来德祖胶州湾，俄租旅顺口大连，英租威海卫，法租广州湾。又纷纷画分势力范围，如德之于山东，俄之于东北，英之于长江流域，法之于西南各省，日之于福建等省，瓜分豆割，中国遂沦于次殖民地。全国有志之土，为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纷纷提出救国救民的方案，君主立宪与国民革命就是两种救亡运动，也就是晚清在野思潮中的两股主流，为使其方案付诸实施，都注意到下层社会的广大民众，尝试联络会党，号召群众，以期达到救亡图存的目标。因此，会党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运动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
革命党是直接倒满主义者，孙中山先生提倡民族主义，相信 “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63）他认为到了清朝中叶以后，有民族思想的，只有洪门会党。清代后期，会党仍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具有浓厚的反满意识，所以响应革命党的号召。洪门会党的反满思想，与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党格格不入，自立军起事是保皇党利用会党，计画以武力保皇的最初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洪门会党接受革命党的领导，前仆后继，慷慨赴义，对国民革命运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中两广洪门会党因地理背景较特殊，对外接触较频繁，接受革命思想较先进，在历次军事行动中提供了最基本的武力，对推翻清朝的革命运动过程中扮演更特殊的角色。在兴中会时期，孙中山先生直接领导的革命军事行动，共计二次，都在广东境内。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广州之役，被捕殉难的朱贵全、丘四等人，都是广东三点会的首领。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惠州之役，充当总指挥的郑士良、元帅黄福等人都是三合会的首领。在同盟会时期，孙中山先生直接领导的革命军事行动，共计八次，除河口之役在云南外，其馀七次都在广东和广西境内，例如黄冈之役率众起事的余丑等人，七女湖之役在香港策画起事的邓子瑜，防城之役的领导人王和顺，镇南关及钦、廉之役的黄明堂等等，都是会党首领，他们都富于号召力。其实，云南河口之役、广州新军之役、黄花冈之役，都有两广会党参加，可以说同盟会时期在华南策动的八次起事，都和两广会党有直接的关系。总之，两广会党与革命党联系最早，表现最为突出，提供最基本的武力，参加历次战役的人数最多，可以说是无役不与，再接再厉，百折不挠，有助于革命主义的实现，两广会党对推翻清朝，建立民国的贡献，是可以肯定的。
【注释】
（1）《国父全书）（台北，国防研究院），中国国民党时代，专论，页1044。
（2）江日升著《台湾外记》（台北，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第一册，页112。
（3）《月摺档》（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咸丰五年二月初一日，闽浙总督王懿德奏摺。
（4）秦宝琦撰，（天地会起源“乾隆说”新证——伍拉纳、徐嗣曾关于天地会起源的奏摺被发现），《明清史月刊》， 1986年，第四期（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1986年），页43。
（5）戴玄之撰，（略论清帮与洪门的起源），《星洲日报》，1973年元旦新年特刊，第三十四版。
（6）《宫中档乾隆朝奏摺》，第六十三辑（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页89、456：《宫中档乾隆朝奏摺》，第六十七辑，页472；蔡少卿著，《中国秘密社会》（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页24。
（7）《宫中档》（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第2726箱，1包，013号，道光元年二月初二日，两广总督阮元奏摺。
（8）同注（6）。
（9）《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一八○，贝17，道光十年十一月乙亥，寄信上谕。
（10）《张文襄公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卷一四，页5，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查办匪乡摺。
（11）《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2月），下册，页478。
（12）《国父全集》，民族主义，第三讲，页147。
（13）谭人凤草拟，（社团改进会意见书），转引自陈浴新撰，（湖南会党与辛亥革命），《文史资料选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6年），第三十四辑，页136。
（14）陶成章撰，（教会源流考），《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台北，文海出版社），卷二，页4。
（15）陈少白讲述，许师慎笔录，《兴中会革命史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页9。
（16）《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页1，光绪二十一年十月癸未，寄信上谕。
（17）《国父全书》，（孙文学说·有志竟成），页34。
（18）《宫中档》（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2711箱，18包，3348号，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一日，署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德寿奏摺。
（19）章寿彭等纂修，《归善县志》（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乾隆四十八年刊本），卷二，页4。
（20）《宫中档》，第2711箱，18包， 3340号，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四日，德寿奏摺。
（21）《兴中会革命史要》，页47。
（22）宫崎滔天著，启彦译《三十三年之梦》，（台北，帕米尔书店），页222。
（23）《宫中档》，第2711箱，18包，3340号，德寿奏摺。
（24）《国父全书》，（孙文学说），页34。
（26）《清议报》，第六十四册，页8，惠事略纪，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初一日。
（27）冯自由著，《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台北，世界书局），第一册，页106。
（28）《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双档案史料》，下册，页459，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两广总督周馥奏摺录副：《东方杂志》，光绪三十三年，第七期，页74。
（29）《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二册，页157。
（30）冯自由著，《革命逸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第五集，页115。
（31）《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页442，光绪三十年三月十二日，署两广总督岑春煊奏摺。
（32）《东方杂志》，光绪三十三年，第七期（上海，东方杂志社，光绪三十三年七月），页83。
（33）《辛亥革命前十年闲民变档案史料》，下册，页456，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军机处收电档。
（34）《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页462，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初六日，军机处收电档。
（35）《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页466。按王和顺，清朝文书多作黄和顺。三那抗捐，会党首领黄世钦与刘思裕率众起事。告示中“总统汉军大元帅黄”，或指黄和顺，或指黄世钦，军机处收电档。
（36）《东方杂志》，第四年，第十期（光绪三十三年十月），页118。
（37）《军机处档·月摺包》（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第2730箱，145包， 169116号，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两广总督张人骏奏摺录副。
（38）《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页471，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两广总督张人骏奏摺。
（39）《东方杂志》，第五年，第一期（光绪三十四年一月），军事，页24。
（40）《外交报》，已酉三月二十五日，第二四一期，页5，见《外交报汇编》，（台北，广文书局），第二十七册，页185。
（41）《东方杂志》，第五年，第五期（光绪三十四年五月），杂俎，页13。
（42）《军机处档·月摺包》，第2746箱，1包，174902号，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云贵总督兼管云南巡抚锡良奏摺；《东方杂志》：第五年，第七期（光绪三十四年七月），记载，页14。
（43）《收电档》（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宣统二年正月初三日，收署理两广总督致军机处请代奏电：《军机处档·月摺包》第2777箱，32包，186363号，宣统二年正二十六日，袁树勋奏摺；《东方杂志》，第七年，第五期（宣纸二年五月），奏牍，页72，宣统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两广总督张人骏奏摺。《东方杂志》，第七年，第二期（宣统二年二月），记载，页16。
（44）《收电档》，宣统三年三月十五日，页405。
（45）《收电档》，宣统三年四月初八日，页133。
（46）《东方杂志》，第八卷，第三号（宣统三年四月），中国大事记，页8。
（47）《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四辑，页136。
（48）《革命逸史》，初集，页34。
（49）陈剑安撰，（广东会党与辛亥革命），《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北京，中华书局， 1983年8月），页30。
（50）《革命逸史》，第四集，页38。
（51）蔡少卿著，《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0月），页300。
（52）《革命进史》，第四集，页51。
（53）《兴中会革命史要》，页47。
（54）《三十三年之梦》，页323。
（55）《国父全书》，（孙文学说），页34。
（56）庄政著，《国父革命与洪门会党》（台北，正中书局），页103。
（57）《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页435。
（58）《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页441。
（59）张玉法撰，（清季革命运动的背景），《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台北，页93。
（60）林增平撰，（会党与辛亥革命），《会党史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 1987年1月），页172。
（61）《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页44。
（62）《国父全书》，乙编，兴中会时代，页351。
（63）《国父全书》，民族主义，第三讲，页196。
（文章来源：庄吉发《清史论集》（五），文史哲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