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文言文从镇压天理教起义看清代地方行政组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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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镇压天理教起义看清代地方行政组织的作用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由林清、李文成等人领导的京畿和直、鲁、豫三省的天理教反清武装起义,给清廷造成了极大的震惊。清仁宗为此下了“罪己诏”,惊呼这次起义：“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 ……思及此,实不忍再言矣!”[1]他还深为痛惜地说：“我大清以前何等强盛,今乃致有此事!”[2]可见这次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然而,这次天理教起义仅仅坚持了三个多月(其中,林清直接指挥的攻打紫禁城的战斗当天即告失败),就失败了,这里原因固然很多,但清代地方行政组织在镇压起义中所起的作用颇值得重视。如所周知，清廷入关后,在全国和各地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统治机构，以稳固自己的统治。

在清代的地方行政系统中，县和散州、厅属于最基层政权组织。其中，因县一级的数目最多,被人们认为“天下之治始乎县”,[3]县官也被统治者看做“吏治之始基”。[4]县的正掌印官称知县或县令,虽为正七品,但却几乎掌握了其所辖地面的所有大权，赋税征解、审理狱案、治安联防、教育教化、防灾救荒、劝课农桑、兴修水利等事务，都属其职责。在县官的下属中，巡检、典史以及县衙门差役的地位也很重要，负有稽查奸宄、安定地方的重任。清代的县虽有大有小，但都不能仅靠县官等少数人去治理，这就需要有一套地方基层组织的存在。清初,因袭明制,地方实施里甲制。该制以纳税民户为单位，多110户编为一里，设有里长,里下为甲，每甲11户，设有甲长。雍正时推行以“摊丁入地”为主要内容的赋役制度改革后,里甲制逐渐失去了意义,终为保甲制所取代。保甲制在清初与里甲制并行,但其主旨只是治安保警,查察奸宄。顺治时以村庄(自然村)为基本单位,实施十户为甲、十甲为保的两级制。康熙后期又在甲之下加进了牌,成为牌、甲、保三级,仍属十进制,分别设有牌头、甲长和保长。每户都有印牌一份,上书户主及成员包括祖母、庶祖母、生母、庶母、子、媳、孙媳、孙女、曾孙、曾孙媳,以及兄弟之妻、妾、子、媳、女、孙、孙媳等人的姓名、年龄、职业,凡有出入,都要一一注明。从乾隆元年(1736年)起,清廷又不断颁布诏令,突出地强调要加强保甲组织。其中,尤以二十二年更定的保甲之法最为详尽、严密，该法说：　　

顺天府五城所属村庄,暨直省各州县城市、乡村,每户由该地方官发给门牌,书家长姓名、生业,附注丁男名数,出住所往,入稽所来,有不遵照编挂者治罪。十户为牌,立牌长;十牌为甲,立甲长;十甲为保,立保长。限年更代,以均劳逸。士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者,报官点充,地方官不得派办别差,以专责成。凡甲内有盗窃、邪教、赌博、窝逃、奸拐、私铸、私销、私盐、贩卖硝黄,并私立名色,敛钱聚会等事,及面生可疑、形迹诡秘之徒,责令专司查报;户口迁移登记,并责随时报明,于门牌内改填换给。牌、甲、保各长,果能稽查详慎,首报得实,酌量奖赏;傥应查不查,应报不报,按律分别治罪。邻省邻县差役,执持印票,到境拘拿盗贼及逃犯,保、甲长密同捕获,免其失察之罪;若差役诬执平民,许保、甲长赴本管官剖白候夺,傥系玩庇,按律究治。地方官奉行保甲,若虚交塞责, 及滥任匪人、藉端滋扰者,题参议处。[5] 由上述的更定保甲之法,可以看出:清代保甲组织结构是牌、甲、保三级制,都采用十进制;保甲组织的主要职能是稽查“邪教”及其他不法分子,但该法突出地将查拿“邪教”放在首位,反映了清廷对镇压民间秘密宗教的重视程度；在犯案发生时,本省本县的衙门、差役要和邻省邻县通力合作,以共同完成缉捕任务;对地方官、差役和牌、甲、保长的工作业绩实施奖惩相结合。经此次整顿,保甲制“为弭盗安民之良规”[6]的作用凸显出来;知县、巡检等官吏对地方的巡查与保甲制的实施,两者相辅相成,为清廷在地方上构筑了一条较为严密的防御线,有力地巩固和加强清朝的统治。这在嘉庆十八年清廷镇压天理教起义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

天理教反清起义,早在嘉庆十六年八月即由天理教首领林清、李文成确定。嘉庆十八年七月底、八月初,林清、李文成和天理教另一重要首领冯克善在河南道口召开了起义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林、李、冯于九月十五日举旗造反,林清占据京城,李文成攻克河南,冯克善夺取山东;然后,李文成和冯克善率领各自的徒弟于半个月内到京,和林清会合,协力将清朝皇帝赶往关外。会后,林、李、冯分别在京畿、河南、山东进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林清回到北京后,以自己所居地顺天府宋家庄为起义大本营,一方面组织起义队伍,联络宫中太监；另一方面又做舆论准备。此时,北京城里的王公大臣、各级官吏,由于长年囿于太平、舒适和安静的生活环境,对林清的举动竟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过,也有几个履行自己职责的官吏,如卢沟司管河巡检陈绍荣于九月初十日 “赴东南乡一带巡查,见该地不种麦子,传询乡民,俱云害怕,不敢种麦,再加诘问,辄纷纷躲避”,于是心生疑虑,票传各村庄保长查询缘由，又密派差役“察访情形”,得知宋家庄有“若要白面贱,除非林清坐了殿”的歌谣,感到事态严重,立即密报顺天府府尹,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总须访问确实,此时断不可混拿，恐轻举妄动，激变良民。”[7]而身为京城警备的最高长官步军统领吉伦在得到林清“谋逆”的消息后,竟训斥说:“近日太平乃尔，尔作此疯语耶!”[2]正是这些官吏的昏庸无能,遇事瞻前顾后,因循推诿,遂使林清从容地指挥天理教徒杀入紫禁城,严重地威胁了清朝的统治地位。

九月十五日 ,林清指挥的一百余名天理教徒在攻打紫禁城时,虽有二三十人攻进城内,但在清军的残酷镇压下,这场京畿地区的反清起义当天即告失败。清廷还从被俘的起义者口中,得知这次起义的首领是林清、起义的大本营为宋家庄,迅即令陈绍荣领兵前往搜捕林清及起义者。陈绍荣不敢怠慢,在宋家庄地保宋进荣的指引下,于十七日天未拂晓时出其不意地逮捕了林清及其家属10人、起义者近 20人。林清起义前用作舆论准备的宝卷《三教应劫书》,也被宛平县典史吴孝愉收获。[8]这就使清廷腾出手来,以专门对付李文成、冯克善领导的直、豫、鲁天理教起义。直、豫、鲁三省天理教起义,从一开始酝酿时即遭到了地方官吏和保甲制的围剿,处境十分困难。山东聚众反清的天理教徒以金乡县为活动中心。早在嘉庆十八年二月,金乡县的天理教首崔士俊就受命进行反清起义准备。七月,他公开在金乡城西茂林椎牛、设酒享客达八昼夜,直言不讳地宣传天理教的反清思想,以致过早地暴露了起义机密。金乡县诸生李九标迅即将崔士俊的不轨行为报告了知县吴,吴一方面密令刑房张自修、李为等带领兵丁和差役对当地天理教徒进行突然袭击,将崔士俊等人一网打尽;另一方面又发布《知县阳湖吴守城示》,该公告除了动员兵民稽查奸宄、备足武器和昼夜守城外,指出要“重在肃清教党”,为此,“惟实行保甲法,选乡民之精壮十丁为甲,甲长以勇力者；十甲为保,保长以能干者。时加训练,无以他役扰之。”[9]这些措施不仅使金乡县天理教徒的反清活动自此销声匿迹,而且也使曹县的天理教首李卓立等于九月十五日率众“分道入寇”金乡的举动遭到了失败,曹县的天理教起义随之招致毁灭性打击。[10]城武县本是八卦教的武卦———离卦教的一个活动中心,内中不乏有反清倾向的教徒,但因该县编查保甲，立法周密；使天理教“托足无地,无不敛迹远避, 不敢自投罗网”。[11]德州是天理教首领冯克善徒弟宋跃隆的活动地区。嘉庆十八年七八月间,冯克善指令宋跃隆组织当地天理教徒,以准备九月十五日的反清起义,但也因当地保甲组织严密,地方官吏稽查严酷,德州的天理教起义终被扼杀于襁褓之中。这样,冯克善自然地就没有完成先占据山东,随后率徒弟进京,与林清、李文成会合的任务。

李文成在河南的宣传鼓动工作及地方官的镇压,给这次反清起义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后果。嘉庆十八年八月底,李文成派徒弟牛亮臣在滑县大山组织教徒数百人加紧锻造兵器,自己则在谢家庄公开犒赏起义军,进行战前动员。但由于人多势众，机密泄漏,很快地为滑县巡检刘斌“密探侦之”,并报告了知县强克捷。强克捷密令刘斌于九月初二日率兵捕获李文成、牛亮臣,将李文成“严刑碎其两踝”,[12] 迫使冯克善等人于九月初七日提前举旗反清,以搭救李文成。这就割断了李文成和林清的联系,打乱了整个反清起义活动的战略部署和计划。

嘉庆十八年九月初七日 ,冯克善等人举旗反清, 迅即占据滑城,救出李文成、牛亮臣。第二天,李文成派天理教首领于克敬等人率领主力,强攻距滑县只有25里的浚县城。浚县城本来也是天理教的一个重要活动中心,林清徒弟秦学曾等人在城内招收教徒数百人,并制作了数十面“奉天开道”的小白布旗,准备响应滑城起义。不料,强克捷于九月初二日逮捕李文成后,立即移书浚县知县朱凤森,要其共同捕杀天理教徒。朱凤森接报后,立即捕杀了城内数十名天理教徒,并“传令闭门,集官吏、绅士议守”，“令民投充乡勇，每乡勇十人置长一人，火器随之；令绅士每一人率乡勇十人，日夜周巡城上，各街巷亦如之”，同时，又严令重新编查保甲，“尽杀城内贼”,[13] 从而割断了城内外天理教徒的联络。这样,于克敬率起义者攻城时，未能取胜。于是,他又转而猛攻县城西南浮邱山上的清军军营，不惜代价猛拼硬打，造成了极大的伤亡。滑县起义军也由此丧失了向外发展的大好时机，被迫困守滑县孤城，坐以待毙，静等失败的到来。

滑县起义后,直隶南部的开州、东明、长垣等县虽纷起响应，但因当地天理教徒分散活动,力量较弱，加之地方官预先都有察觉，加强实施保甲之法，所以均无所建树。例如长垣县，嘉庆十八年八月初，李文成就派滑县的几名天理教徒来到长垣县城，与当地天理教首领王士元等人“潜聚县内苇园村”，密谋起义。虽然他们的活动诡秘,邻里少有知者，但知县赵纶仍有所察觉,于是以查户口为名“觇其异”。 “比至(苇园村)则一无所见。盖贼闻公至,已鸟兽散”。然而赵纶“心终忧之”,“张谕编乡曲,而编查保甲之法日益严”。九月初,赵纶又来到苇园村,“召里长诘之，坚不服”,“以事未得实,未敢妄举动,思旋署再图之”。不想这位里长就是当地天理教的首领，见事已败露,急忙追杀赵纶,并将其尸体支解。县丞李友曾得知消息，急忙关闭城门,与属下及乡绅等分守四门，严密保甲制以清除天理教徒。待起义军来到长垣城下时,见“防御严密”,[14]只得放弃攻城计划，奔向河南道口,与当地起义军会合。

嘉庆十八年九月中下旬,清军开始集结兵力,逐一歼灭了分散在直鲁豫三省的小股起义队伍，起义军只剩下道口和滑城两个孤立的据点。十月下旬，清军猛攻道口,道口守将冯克善寡不敌众,被迫弃城奔往山东,图谋联络当地的天理教徒,以备东山再起。不料,当十一月十九日 ,冯克善走到直隶献县三角村时,因当地保甲制实施严密,村里骤来一生人, 立即引起了当地差役和保长的注意,报请知县张翔将其逮捕,审问中得知其人为天理教重要首领,于是解往北京凌迟处死。清军攻陷道口后,集中兵力围攻滑城,李文成兵败自焚而死,许多起义者壮烈牺牲。这场天理教起义终于被清廷彻底镇压了。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处于清中叶的嘉庆朝,此时清统治虽已走向下坡路,统治秩序有所松散,但其中央和地方的统治权力,地方的行政组织依然在正常运转,并发挥其统治效能,这就使得天理教起义在酝酿和起义初期,即遭到严重挫折；起义过程中,又被分割成许多孤立据点,各自为战,互不统属, 互不联络,直至被彻底镇压下去。

参考文献：

[1]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四[Z].嘉庆十八年九月庚辰.

[2]昭.啸亭杂录:卷六癸酉之变[M].

[3]张望.乡治[A].清朝经世文编:卷二十三[Z].

[4]清世宗实录:卷三[Z].雍正元年正月辛巳.

[5](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五八保甲[Z].

[6]清朝文献通考:卷二十一职役考一[Z].

[7]陈绍荣供词[J].故宫周刊,第二二六期.

[8]陈绍荣供词[J].故宫周刊,第二二六期；兰外史：靖逆记卷五牛亮臣[Z].

[9](同治)金乡县志:卷六兵防;卷九:列传二·李九标[Z].

[10]靖逆记:卷一金乡守城事[Z].

[11](道光)城武县志:卷七武备志·保甲[Z].

[12](同治)滑县志:卷十二,教匪纪事[Z].

[13]赵如椿.黎阳闻见录[M].

[14]以上引文均见(道光)续长垣县志:卷下[Z].

（资料来源：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