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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的民间教门与拜上帝会看中国的“新兴宗教”
从历史上的民间教门与拜上帝会看中国的“新兴宗教”

19世纪中叶以降,在世界各国陆续出现了一些带有宗教特征的社会组织,它们虽然具有宗教性,但又不同于正宗宗教,故学术界将其界定为“新兴宗教”。“新兴宗教”的特点之一是把教主奉为现实世界的救世主,对之顶礼膜拜,因此又被称作“膜拜团体”(CULT)。特点之二是追求在人间建立一个神权统治的“天国”。比照这两大特点,中国历史上的民间教门,如明代的罗教、闻香教等,清代的八卦教、青莲教等民间秘密教门和“拜上帝会”,均可列入“新兴宗教”的范畴。因为它们均把自己的教主说成是转世到人间的弥勒佛或基督耶稣;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在人间建立一个“天国”:民间教门称之为“白阳世界”,拜上帝会称之为“小天堂”,(起义成功后称作“太平天国”)。新兴宗教(无论是民间教门还是拜上帝会)为了实现其最高理想——建立人间天国,势必要求推翻世俗政权。中国历史上的民间教门不断起来造反,企图推翻世俗政权,就是很好的证明。不过由于这些造反活动皆以失败告终,其理想的人间天国——“白阳世界”还仅仅是个粗略的轮廓,尚未付诸实现;而拜上帝会却实实在在地把他们的理想——“小天堂”付诸实现,建立了神权统治的太平天国。拜上帝会不仅把“新兴宗教”的政治和经济理想加以实践,而且把它发展到了极致。从新兴宗教的视角对民间秘密教门和拜上帝会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太平天国,而且可以更好地理解新兴宗教的本质。

当然,对于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本身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客观、全面的评价。既要避免以往一味歌颂,无限拔高,也不应把它妖魔化地贬为“邪教”。洪秀全和拜上帝会同明清时期的秘密教门一样,都是打着宗教旗帜的民间秘密结社,既有光明面,也有阴暗面。民间教门和太平天国暴露出来的阴暗面,无非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原理:农民阶级在得不到先进阶级领导的情况下,只能以失败告终(这里不仅指造反行动的失败,也指政治和经济理想的失败)。

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的新兴宗教已经发生明显的分化,有的逐渐向正宗宗教和主流社会教靠拢,有的则走向极端,发展成当代邪教。因此,研究“新兴宗教”的历史,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历史上的民间教门和拜上帝会均属中国“新兴宗教”

 

中国明清时期的民间教门,如罗教、闻香教、弘阳教等(以往统称白莲教)和晚清时期的拜上帝会,都是创教人杂糅正宗宗教的某些教义和经典,再按照自己的需要加以改造和附会,创造出一套新的教义,让信徒们对自己顶礼膜拜,从而形成了一种有别于正宗宗教的“新兴宗教”。所以,“新兴宗教”的概念,并非意味着该教乃是“新兴”的“宗教”,而是带有宗教性的民间秘密结社。

中国最早的民间教门罗教,其创始人罗梦鸿就是利用道教有关宇宙缘起的说法,和佛教有关虚无的观念,创造出一套新的说教,并且倡立了“罗教”这个秘密教门。他通过对宇宙缘起的解释,创造出“无生老母”这个女神,把她作为宇宙的创造者和人类的始祖。又他借用老子有关“道”乃是“万物之宗”之说,把道家关于世界万物的创造者“道”,改换成“虚空”。他提出“未曾有天地,先有不动虚空。”此虚空“无边无际,不动不摇,是诸佛法身。”他又进一步把“虚空”变成人格化的神“太虚空”,说“太虚空,无名号,神通广大;太虚空,生男女,能治乾坤。”他又利用道教称“道”为“无极大道”,又提出“无极圣祖”这位人格化神,把他作为宇宙万物和人类的始祖。鉴于“圣祖”是男性,无法生育而提出“母即是祖,祖即是母”的说法。这样,“无极圣祖”也就是“无极圣母”或“无生父母”。罗梦鸿有关宇宙缘起的说法,也融入了儒家的思想,他直接从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中汲取营养,利用周敦颐《太极图说》中的说法,提出:“无极是太极,太极是无极,无极是鸡子,鸡子是太极。无极、鸡子都是假名,假名叫做无极、太极、鸡子。即是无边太虚空。天地日月,森罗万物,五谷田苗,春秋四季,一切万物,三教牛马,天堂地狱,一切文字,都是无极,虚空变化。”。[1]
    
罗梦鸿的弟子们又把“无生父母”信仰进一步发展完备。罗梦鸿弟子大宁和尚把无生父母尊为天下的主宰:“阿难问佛云:‘何是无生父母?’世尊答曰:‘无生者,乃诸佛之本源也,万物之根基也,人人之家乡也,乃无极之法体业,谓天下之主宰也。”[2]罗教第四代传人孙真空更把“无生父母”说成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人类的始祖,并因东土无人住世,而将自己的儿女打发到尘世。众儿女降于东土,化作众生后,因为“只贪红尘,男女配合,华花世界,饮酒食肉,贪欢作乐,各赌刚强,认定聪明,夸会夸能,专习琴棋书画,再不思本来家乡,也不肯思想无生的父母,”[3]于是无法再回到无生父母身边。在《销释真空扫心宝卷》的下册,他又把“无生父母”说成是“无生老母”,成为无所不能的女神和宇宙的创造者,使罗教的这一教义更加完备。[4]

民间教门为了神化教主,又提出所谓“天盘三副”说,即宇宙从被无生老母创造出来直到最终毁灭,要经历“青阳”、“红阳”和“白阳”三个劫期,现世已经处于红阳劫期之末,人类将遭受最大一次劫难。劫难过后,无生老母将派遣弥勒佛来到人间,建立一个理想的人间天国——“白阳世界”,凡是信徒都可以生活在这个人间天国里,而降生在尘世的弥勒佛,也就是他们的教主,因此,民间教门都把教主当作救世主加以顶礼膜拜。于是提出:天上换盘,人间也要换世界的说法,这个说教,也就成了教主们发动信徒们起来造反的神学依据。

洪秀全和冯云山创建的“拜上帝会”,其主要教义则来源于对基督教教义的改造和附会,同时杂糅了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和皇权主义思想以及民间巫术。其有关宇宙缘起的说法,就来源于基督教《圣经》中的《创世记》:“上帝开始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混混沌沌的还没有成形,”“上帝说‘应该有光,就有了光”。上帝又说“水与水之间要有苍穹,把水上下分开,上帝就开辟苍穹。”上帝“在天以下的水要聚在一起,使干地出现。”于是出现了陆地和海洋。以后又创造出各种生物,并且“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洪秀全则对《圣经》的上述内容加以附会和改造,提出“天父皇上帝大开天恩,大展权能,六日造成天地山海人物,于是乾坤定焉,日月生焉,星辰布焉。”[5]他在《原道醒世训》中说:“天下凡间人民虽众,总为皇上帝所化[]所生,生于皇上帝,长亦皇上帝,一衣一食并赖皇上帝,皇上帝天下凡间大共父也。死生祸福由其主宰,服食器用皆其造成。仰观呼天,一切日月星辰,雷风云雨,莫非皇上帝之灵妙,俯察夫地,一切山原川泽,飞潜动植,莫非皇上帝之功能。”[6]但是,洪秀全所说的“皇上帝”已经具有中国传统的民间信仰特色,他说:“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民一体敬拜皇上帝也。”[7]他又利用《圣经》中有关“天国”、“世界末日”等教义,神化自己及“太平天国”政权,把自己说成是上帝的次子,是降凡人间的“救世主”,把太平天国说成是“新耶路撒冷”:“天朝有天父上帝真神殿,又有太兄基督殿,既刻上帝之名与基督之名也,由天父上帝自天降下之新耶路撒冷,今天京是也。”[8]《圣经》《约翰启示录》第1115节提到:“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远永远。”洪秀全则说:“今天父上帝太兄基督下凡,带朕暨幼主作主,万郭已归上帝,基督带朕及幼主管理世世靡暨矣。”《约翰启示录》第2123节说:“我看见一个‘新天’和‘新地’。”“我约翰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上降下。”洪秀全便附会说:新耶路撒冷就是“天京”,“在地如在天,约翰所见是天上大天堂,天上地下一样新也[]路撒冷。今天京是上帝基督下凡,带朕暨幼主创开天朝天堂,上帝天堂在人间。”于是把太平天国说成是“人间”的“天朝天堂”。“主创开天朝天堂,上帝天堂在人间。”[9]《圣经》《马太福音》讲到基督再次来临时,将会出现诸多的征兆:日月无光,星体陨落。而洪秀全对此则解释说:“朕是太阳,降世为人,则变暗矣。朕妻太阴,降世为人,则不发光矣。”[10]洪秀全看到《约翰福音》里讲耶稣是“阳光”,于是也多次把自己神化为“太阳”和“阳光”。他在《马太传福音书卷一》里说:“上帝是炎,故有神光,太兄是炎,故有大光,朕是太阳,故亦是光。”[11]如此,洪秀全就成了信徒们顶礼膜拜的救世主。洪秀全还把中国传统的皇权主义思想纳入拜上帝会的教义,宣扬“天朝严肃地,咫尺凛天威,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一人首出正,万国定咸宁,王独操威柄,谗邪遁九渊”。[12]“普天大[]下,莫非帝民。民分以四,各居其艺”。[13]洪秀全在《御诏》中说“太平真主是朕的,朕睡紧都作得江山”。又说“朕是真命天子”,“朕用手比写朕乃太平天子,左手拿日头,右手拿月亮”。[14]“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15]要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6]拜上帝会还利用中国传统的巫术,由杨秀清假扮天父附体下凡发号施令,洪秀全假作上帝的二儿子下跪聆听。“东王蒙上帝降托,能知过去未来,令人钦服之至。且东王能代人赎病”,“每有所言即应验”。[17]这种传统巫术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提高洪秀全等首领的威望,也可以成为破坏领导集团内部团结的工具,后来终于发展到杨秀清利用天父附体,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从而导致太平天国内部的大动乱和大屠杀。

秘密教门宣称,无生老母看到东土即尘世的人们,道德沦丧,人心狡诈,于是派遣她所生育的96亿皇胎儿女来到东土,度化“群迷”。洪秀全也提出类似的说法,他说:“救世主耶稣基督,是上帝太子,前一千八百余年,上帝因世人信邪魔,行邪事,背逆罪大,欲尽灭世人则又不忍于心,欲尽赦世人则有碍于义。因于无可如何中基督降世,替人赎罪。”[18]在《天情道理书》中说:“维世道日非,人心不古,真道之不明于天下也亦已久矣。今仰蒙天父皇上帝暨救世主天兄基督大恩,亲命天王下凡救世。”[19]又编造出人类受到“妖惑”和“不拜真神拜邪神”而三次发大怒,而“欲灭凡间获罪人”。只是由于“天兄来恳奏”,下凡人间“代赎世人罪”,人类才免于毁灭的故事。

总之,拜上帝会同民间教门无论创教过程,还是教义内容,都极为相似,实质上都是具有宗教性的秘密结社组织,可以归入“新兴宗教”之中。

 

二、太平天国实现了中国“新兴宗教”的政治理想

 

中国新兴宗教(包括民间秘密教门和拜上帝会)最高的政治理想就是建立一个以教主为主宰的神权国家。按照秘密教门的说法,“现世”乃是释迦佛掌教的红阳劫期,尘世充满了黑暗与痛苦。如今已经是红阳劫的末期,世界即将毁灭,弥勒佛已经诞生在尘世,将在人间建立理想的人间天国“白阳世界”。只有加入该教,才能免于劫难并进入“白阳世界”,过上幸福生活。明清时期秘密教门正是在上述说教鼓动下不断起来造反的。不过,他们的造反活动皆以失败告终,尚未能把这种理想付诸实现,所谓“白阳世界”尚处于朦胧的幻想之中。而洪秀全和拜上帝会却实现了中国“新兴宗教”的政治理想。洪秀全也以类似民间教门的说教号召信徒和群众起来造反。他声称自己得到上帝的启示:“在道光三十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将得救,其不信者将有瘟疫。过了八月之后,有田不能耕,有屋没人住”,[20]以此威吓、鼓惑人们参加起义。又说:“敬拜皇上帝则为皇上帝子女,生前皇上帝看顾,死后魂升天堂,永远在天上享福,何等快活威风?”[21]为了造反,洪秀全于1850年夏通知各地的拜上帝会教徒集中起来,并且把房屋田产变卖,所得现金一律上缴给“公库”,全体教徒的衣食皆由公款开支。大家都认为洪秀全乃上帝“特选”而拥护他为首领,远近之人纷纷加入洪秀全的起义队伍,终于酿成了著名的金田起义。经过几年的征战,于1853年在南京建都,正式建立了太平天国,实现了秘密教门几百年来一直期盼的政治理想。

对于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起义,也如同对明清时期秘密教门一样,既要肯定其积极意义,如打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和外国侵略势力;但也要看到其消极影响,如建立封建神权统治,施行低水平的绝对平均主义等。

马克思最初曾对太平天国满腔热情地加以赞颂,他说:“可以大胆预言,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1853)可是,随着他对太平天国有更多的了解,则认为这个神权王国的建立,“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马克思:《中国记事》1862年,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45547页。)以往学术界为了歌颂太平天国的“革命”,仅仅引用马克思对太平天国初期的评价,而回避马克思在了解更多情况后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如果仅从农民起义的视角研究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确实也很难理解马克思后来对太平天国的这个评价。如果我们把拜上帝会也看作明清时期民间教门同样的社会组织即“新兴宗教”,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后来对太平天国的评价了。

太平天国的建立,实现了中国新兴宗教的政治理想,也就是建立一个“人间天国”,这个“人间天国”实际上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神权专制国家。

首先,实行神权统治的君主专制政体和严格的封建等级制

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后立即自称“天王”,在攻占湖南长沙时就制造玉玺,要求臣下对他呼称“万岁”。[22]建都南京后又在檄文中说:“蒙天父上帝、天兄基督大开天恩,恩命我真圣主暨救世幼主下凡御世,宰治山河。”[23]他自称是受皇上帝差遣下凡的“天下万国真主”,[24]确立了封建等级制与君主世袭制。早在太平军占领永安后,就建立起严格的封建等级制,洪秀全封杨秀清以下为东、南、西、北、翼王。并在天王和诸王之间设立了严格的等级,其中天王称万岁,其妻为“娘娘”,天王之子称“幼主万岁”,其他诸王依次递减为九千岁至千岁。明确规定“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严”,对 君臣上下之间称呼、服饰、舆马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违者要受到严惩。[25]
太平军攻占南京后,东王率领官员们迎接洪秀全入城时,通赞官高呼:“天王有旨:诏众官珠贯而入,各肃班联,趋跄起跪,不得嚣喧。三呼万岁,听旨传宣。朝觐已毕,站立两旁。”[26]定都天京后,又颁布《太平礼制》,确定了一套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从天王到两司马共分为16个等级,朝仪、称谓、冠服、旗帜、仪仗等,都有严格的规定。[27]为了显示森严的等级和宏大的仪规,规定出行时天王的骄夫为64人,东王为48人,其余各王依次递减。甚至还规定,各王驾出,大小官员士兵,如不回避跪道,一律斩首不留。为了显示威严,洪秀全和诸王皆配备了大量的“执事官”,其中洪秀全拥有1659人,降至石达开还有1044人。各王巡时,必有众多的人打着各式灯笼、旗帜、衔牌、遮伞、扇饰等,而且一路铮鼓齐鸣,前呼后拥。洪秀全还发布《天王诏旨》,以严格后宫的秩序,以免天王及后宫的权威受到侵犯,规定:“继自今,外言永不准入,内言不准出。今凡后宫,臣下宜谨慎,总称娘娘。后宫姓名次位不准臣称及谈及,臣下有称及谈及后宫姓各[]次位次者斩不赦也。后宫而[]永不准臣下见,臣下宜低头垂眼,臣下有敢起眼窥看后宫面者斩不赦也。后宫声永不准臣下传,臣下女官有敢传后宫言语出外者斩不赦也。”而且表示“自今朕既诏明,不独眼前臣下宜尊,天朝天国万万年,子子孙孙暨所有臣下俱宜遵循今日朕语也。”[28]

洪秀全为了达到由他的子孙永远承袭太 平天国 君主的目的,下令实行世袭制。在《天王诏西洋番弟》中说:“朕立幼主继耶稣,双承哥朕坐天都,幼主一半耶稣子,一半朕子迓天庥。代代幼主上帝子,双承哥朕一统书。”[29]不仅“真命天子”洪秀全,各王也都是世袭的,甚至从高级官员到最抵一级官员两司马也世袭,“世食天禄”,“累代世袭”,超越了以往封建世袭制的惯例。

洪秀全还继承了封建帝王的后妃制度。在金田起义不久,洪秀全就拥有了15位娘娘,永安时增至36[30]。咸丰二年太平军进入武昌后,杨秀清“选十余龄有殊色者六十人”,其中有些进贡给洪秀全。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洪秀全的娘娘增至40余人,到太平天国后期,洪秀全的娘娘更增至88人。[31]据被俘的幼天王说:“老天王是我父亲,他有八十八母后,我是第二个赖氏所生,九岁就给我四个妻子。”[32]杨秀清则假托天父下凡,诏命诸王多纳女子,使多妻制成为奉上帝之命而设立的神圣制度。此后,多妻制便成了太平天国高级文武官员普遍实行的制度。据外国人记载,“天王诏定东西王各娶十一人,南王至豫王个六人,高级官三人,中级二人,低级一人。”[33]

第二,实行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34]

太平天国存在期间发布的官方文件,大多具有浓厚的神权色彩。如 宣扬 君权神授的《太平天日》、《王长次兄亲目亲耳共证福音书》、《天父上帝言题皇诏》、《天情道理书》等,规定了“天国”官员、百姓必须遵守的宗教礼仪和制度。咸丰三年元月(18532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便开始实行政教合一的神权统治,颁布了一系列带有神权色彩的政令。建都后称国号为“天父天兄太平天国”,1860年,洪秀全在重新刊印的《钦定旧遗诏圣书》里说:“改太平天国为上帝天国,更合真理。”把玉玺内“太平天国”四字改刻为“上帝天国”,使太平天国的神权统治更加鲜明,突出“敬拜天父上帝造化万物大主宰”的政治理念。

反对世俗文化,推行神权统治的文化教育政策

太平天国为了独尊“拜上帝”的教义,大力摧残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世俗文化。在《太平天日》中提到“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35]在众臣所写的《诏书盖玺颁行论》中,副丞相黄再兴提出:“当今真道书者三,无他,《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真天命诏书》也。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36]他所呈报的可以流通阅读之书仅有28种,其中除了《圣经》中的《新约》、《旧约》外,就是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的言论集和有关典章制度及儿童教材,其中包括:《天父上帝言题皇诏》、《天父下凡诏书》、《天命诏旨录》、《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天条书》、《太平诏书》、《太平礼制》、《太平军目》、《太平条规》、《颁行诏书》、《颁行历书》、《三字经》、《幼学诗》等。与此同时,便大量印行《圣经》和《天命诏旨书》(诸王言论集)。其他诸子百家的典籍,皆加以摧毁。“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用火烧,烧之不及用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37] 在教育方面,也充满了宗教色彩,在儿童教材《三字经》里,也大肆宣扬“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等。要求儿童信奉上帝,“小孩子,拜上帝。守天条,莫放肆。”[38]在《幼学诗》里也如此:“真神皇上帝,万国尽尊崇;世上多男女,朝朝夕拜同。”[39]在《幼学诗》、《三字经》、《御制千字诏》、《钦定士阶条例》里,所宣扬的无非是神权、迷信、盲从和愚昧,充斥着浓厚的神权色彩。对于中国传统的世俗文化则大加挞伐,洪秀全旨准盖玺的诏书《盖玺颁行论》颁行后,在天京大肆焚烧孔孟和诸子百家的典籍,使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极大的摧残。

太平天国的神权统治还渗透到每个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每逢礼拜之日,百姓必须前往参加,闻锣不至或稍涉嬉戏者,则予以杖责。三次无故不到者,则斩首示众。[40]规定凡不拜皇上帝、崇拜“邪神”以及每七天不能虔诚礼拜、颂扬皇上帝恩德者,均属违犯“天条”。而犯天条者,轻则杖枷,重则斩首,甚至处以诸如“点天灯”、“五马分尸”等酷刑。[41]“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听讲道理,赞颂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凡内外诸官及民,每礼拜日听讲圣书,虔诚祭奠,礼拜天父上主皇上帝。凡天下诸官,每礼拜日依职分虔诚设馔,祭奠礼拜天父上主皇上帝,讲圣书。有敢怠慢者,黜为农”。[42]

第三、实行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经济政策。

中国的秘密教门经济上的平均主义要求,在嘉庆年间川楚陕白莲教起义中曾有过明确表述:凡加入其教,“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43]“从教者先送供米若干,入教之后,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44]“习教之人,入彼伙党,不携资粮,穿衣吃饭,不分尔我。”[45]洪秀全和他所创建的太平天国,则把中国秘密教门的上述经济纲领进一步发展到极致。洪秀全为这个神权王国设计了一幅理想的蓝图,即1853年底公布的《天朝田亩制度》。这是一个典型的平均主义乌托邦,企图在低水平上实现财产共有和绝对平均主义发分配制度,并且对太平天国的社会生活、政治组织,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做了具体的规定。该制度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超越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废除私有财产,实行以一切归“圣库”的公有制(实际上是一切归天王的天王所有制)。早在太平军攻占永安时,洪秀全就发布命令:“各军各营众兵将,各宜为公莫为私,总要一条草,对紧天父、天兄及朕也。继自今,其令众兵将,凡一切杀妖取城,所得金宝绸帛宝物等项,不得私藏,尽缴归天朝圣库,逆者议罪。”[46]这个办法在战争时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供给制,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而在建都南京后,继续推行这项办法就不适宜了。《天朝田亩制度》曾向农民许诺,实行此办法将会达到“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帝大福,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境界。《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每军、每家设一人为伍卒,有警则首领统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首领督之为农,耕田奉尚。”其具体办法是把所有土地划分成九等,“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并要求达到“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47]《天朝田亩制度》虽然许诺用平均主义来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但是,这个制度所承诺的仅仅是个无法实现的空想。为了实施这项制度而把战争时期推行的“圣库制度”推向太平天国控制的地区,并建立“百宫衙”和诸匠营,试图取消商品流通,回归自然经济,这无疑是有违历史发展进程的。结果导致生产遭到破怀,造成粮食大幅度减产。圣库拥有的财富,也不断减少,从初建时的一千八百万两,一年不到,仅剩下不满百万两[48] 。最初,人们吃粮不限,来取即。不久,由于粮食减产,则按人分发,男子一人一日发米一斤,每十天领一次,“贼初入城,发粮无数,来取者即与之,既有名数可始议每日发米数。男馆如泥水木匠一斤半,各伪一斤四两,各一斤,牌尾(老弱病残者―引者)半斤。女馆湖南以前,每名一斤,湖北以前每名六两。[49] 后来,米不够发放,又改发一斤稻谷,再后来,“稻亦不足,止给半斤”[50]。最后,连发放半斤稻也困难了,洪秀全只好命令臣民喝稀粥,不准吃干饭,“犯者立杀”[51]。虽然《天朝田亩制度》规定把土地分给农民,而“圣库制度”的实行,却又不仅把农民的土地重新加以剥夺,而且要求把土地上的一切收获也全部上缴圣库,即收归天王所有,“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在百姓中实行低水平的平均主义。《百姓条例》规定:“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收取子粒,全归天王,每年给米一石,小口减半,以作养生。所生男女,亦选择归天王。店铺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52]甚至规定“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钱粮亦然。”[53]这样,便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力遭严重破坏,根本无法实现让百姓“无人不饱暖”的承诺。

太平天国的上述制度,体现了几千年中国农民要求实现平均主义的愿望,也是秘密教门在经济方面的最高理想。可是,这种平均主义的愿望和理想一旦付诸实现,立刻显出它的局限性。由于它违反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不仅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阻碍了商品流通,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所以,这种乌托邦的实验,很快就以失败告终。

 

(资料来源: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1] 《五部六册》之《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第十七品。

[2]  大宁和尚:《明宗孝义达本宝卷》,下,光绪刻本。

[3] 《销释真空扫心宝卷》上卷,载《宝卷初集》第18册,第15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

[4] 《销释印空实际宝卷》,下卷,载《宝卷初集》第18册,第15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

[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239页。

[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94页。

[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96页。

[8] 金毓黻、田余庆等编《太平天国史料》,第86页。

[9] 金毓黻、田余庆等编《太平天国史料》,第86——87页。

[10] 金毓黻、田余庆等编《太平天国史料》,第78页。

[11] 金毓黻、田余庆等编《太平天国史料》,第77页。

[12] 《幼学诗》,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232页。

[13] 《太平救世歌》,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247页。

[14] 《福音敬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514页。

[15] 《福音敬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515页。

[16] 《天父下凡诏书》(二),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34页。

[17] 《诸王自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850页。

[18] 《太平天日》,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639页。

[1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355页。

[20] 洪秀全的这个说法,非常接近于民间教门的经卷《五公经》,亦成称《五公末劫经》。

[2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97页。

[22] 《诸王自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790页。

[2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621页。

[24] 《天父下凡诏书二》,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47页。

[25] 《文书》载《文书》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700——701页。

[2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176页。

[27] 《太平礼制》,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111——118页;《太平天国》(二)第700

——701页。

[2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69页。

[29] 金毓黻、天余庆编《太平天国史料》,第98页,中华书局,1955年。

[30] 咸丰二年洪大全在永安被俘后供称“洪秀全躭于女色,有三十六个女人”,《洪大全供词》,载《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三),第60页。

[31] 简又文:《太平天国典志通考》,地1255页。

[3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二),第855页。

[33] 郭廷以:《太平天国日志》,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条。

[34] 详见拙著《拜上帝会和太平天国的神权统治》,载社会问题研究丛书《宗教、教派与邪教》,第90——116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35] 金毓黻、田余庆等编:《太平天国史料》,第10页,中华书局,1955年。

[3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312页。

[37]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735页。

[3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225页。

[39]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231页。

[40]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262页。

[41]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三)第265——266页。

[42] []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170页。

[43] 周凯《内自讼斋文钞》,卷一,《记齐二寡妇之乱》。

[44]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平定教区总论》。

[45] 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

[46] 洪秀全《天命诏旨书》,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65页。

[4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321——322页。

[48] 张继庚:《张继庚遗稿》,上向帅书一、七,《太平天国》,四,第764774页。

[49] 鹤:《金陵癸甲纪事略》,《太平天国》,四,第656页。

[50]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四,第711页。

[51]] 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太平天国》,四,第715页。

[52] 清佚名:《金陵被难记》,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四),第750页。

[53] 《天朝田亩制度》,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321——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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