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年前的1771年1月，土尔扈特人在渥巴锡领导下破釜沉舟、义无反顾举族东归，离开生活了近一个半世纪的伏尔加河流域，历尽艰辛，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回到了被他们称之为“太阳升起的地方”。这场横跨欧亚大陆震撼中外的历史活剧，在血与火的搏击中启开序幕，在理想与信念、生与死的冲突中落下帷幕。土尔扈特人东归壮举，成了历史研究中一个永恒的命题。
随着研究成果走向大众，东归壮举也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绝好教材。今年适逢土尔扈特东归250周年，故特撰本文，对东归这一憾人心灵的历史场景进行再回顾，对东归缘由以及当代国人在继承先辈业绩、宣传东归精神上的责任担当进行再思考，名为《土尔扈特人东归壮举250年祭》。（2011年为纪念土尔扈特人东归240年，我曾撰写《东归精神不朽——土尔扈特东归240年祭》，刊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9月22日）
不忘历史、砥砺前行！
一、历史场景——难忘
公元1771年，这一年在欧亚大陆广袤大地上发生了一件值得国人铭记永远的激动人心的悲壮大事，那就是土尔扈特人举族东归的壮举。
有关土尔扈特人东归的三个历史场景值得存世永远！
历史场景之一：
公元1771年1月17日（农历清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初二日）。
这一天，是土尔扈特人历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光荣日子；这一天，在伏尔加河流域卡尔梅克草原上，土尔扈特人在渥巴锡统一指挥下举行了反抗沙俄压迫的武装起义，开始踏上举世闻名的重返祖邦故土的东归征程。
当日清晨，渥巴锡率先点燃了自己的牙帐，一霎间，无数村落也燃起了熊熊烈火，辽阔草原升起了滚滚浓烟。土尔扈特人异口同声高呼：“我们的子孙永远不当奴隶，让我们到太阳升起的地方去！”起义队伍破釜沉舟的悲壮义举，标志着土尔扈特人一去不复返，从此同俄国彻底决裂的决心。
伏尔加河下游1月初正是隆冬季节，寒风凛冽，阵阵劲吹，当旭日的阳光洒向大雪覆盖的卡尔梅克草原时，皑皑的白雪折射出耀眼夺目的光芒。就在这时，成千上万的土尔扈特妇孺老人乘上早已装备就绪的马车、骆驼和雪橇，在跃马横刀的骑士护卫下，一队接着一队陆续出发，彻底离开了他们游牧将近一个半世纪的异乡。
渥巴锡所率起义东归的全部队伍共有33360余户、16.8万余人。其中在千户以上的，有策伯克多尔济所属4000余户、2.1万余人，巴木巴尔所属2000余户、5000余人。此外，舍楞所属之500余户、2000余人，也加入了起义东归的洪流。
土尔扈特人东归的急风暴雨，使俄国在伏尔加河地区的统治秩序陷入瘫痪与瓦解。消息传到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娜女皇为“她的大臣们竟漫不经心到让整个部落在她信任的奴仆们鼻尖底下举行暴动，逃出了神圣的俄罗斯国境，从而使罗曼诺夫家族和头戴彼得大帝王冠的守护神鹰蒙受了永不磨灭的耻辱”而大发雷霆。
历史场景之二：
公元1771年7月8日（农历清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在策伯克多尔济率领下，东归故土的土尔扈特人前锋部队在西陲边地伊犁河流域的察林河畔与前来相迎的清军巡边部队相遇。六月初五日，清军总管伊昌阿、硕通在伊犁河畔会见了刚刚到达的渥巴锡、舍楞，以及土尔扈特东归主力部队和家属。
让我们把历史的镜头推向250年前的察林河畔。土尔扈特人经过长途跋涉，几乎丧失了所有牲畜。当他们回到祖邦故土怀抱时，很多人衣不遮体，靴鞋俱无，时虽夏季，但西陲晨夕的凉风依然袭人，面容枯槁、疲惫不堪的土尔扈特人仍处于饥寒交迫之中。
一则清代档案为我们再现了刚从异域他乡归来的土尔扈特首领与清朝官员初次会面的情景，生动而感人。伊昌阿和硕通在报告中描述：“渥巴锡派人来报，言已得暇，故我二人率领随从三十余人，前往渥巴锡住地观看。北面一个蒙古包，前面支起凉棚，渥巴锡坐在正中，巴木巴尔坐在一旁。我等到近前下马之后，渥巴锡、巴木巴尔同时离座而立。我等走进凉棚，伊等即跪下请大圣皇帝万安，继而便问将军大臣之安。我等走至跟前行抱见之礼，按其厄鲁特之例，坐于两边。”伊昌阿提出，希望渥巴锡早日到伊犁与参赞大臣舒赫德会见。渥巴锡在当天即派舍楞告知伊昌阿等，表示他与巴木巴尔、舍楞等可以随时动身前往伊犁会见舒赫德，并于次日即奔赴伊犁。
在伊犁期间，舒赫德向渥巴锡反复申述了乾隆帝的旨意：“闻厄鲁特等，受朕垂恩，带领妻子远来投顺，甚属可悯，理宜急加抚绥，遣大头人来京入觐，但念尔等均未出痘，京城暑热，甚不相宜，避暑山庄凉爽，如九月中旬可到彼处，即带领前来，否则俟明年临幸时，再来入觐。朕务于车凌、车凌乌巴什一例施恩。”（《满文月折档》，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折）舒赫德还将专门从北京“六百里加急驰递”的《乾隆谕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敕书》交给渥巴锡等人。值得一提的是，这件敕书渥巴锡和他的后人一直珍藏于王府，至今仍完好保存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属国家一级文物。
历史场景之三：
公元1771年10月15日（农历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初八日）。
当天傍晚，渥巴锡抵达承德后即赶往木兰围场伊绵峪觐见乾隆帝，进献礼品，乾隆帝以蒙古语垂询渥巴锡，在蒙古包里共进茶食。次日，即10月16日（九月初九日），乾隆帝在伊绵峪围猎营地设盛宴，参加筵宴的大臣权贵、内外蒙古王公和卫拉特诸部首领有86人。渥巴锡等东归首领在苍山滴翠、枫林似火的伊绵峪参加了规模盛大的一年一度的围猎，正好与先期来归的杜尔伯特部车凌乌巴什相见，舍楞与车凌乌巴什是老相识，二人握手欢语，“誓世为天朝臣仆”。十天之后，乾隆帝又在承德避暑山庄澹泊敬诚殿（俗称楠木殿）接见渥巴锡一行，之后又在四知书屋和卷阿胜境召见渥巴锡并与之长谈，渥巴锡向乾隆帝面述悲壮的东归征程和祖辈的光荣历史。
三个历史场景，是这场横跨欧亚大陆、震撼中外的历史活剧的三个重要时间节点，它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思索。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指出：“土尔扈特人的悲壮之举不是消失在历史上的传奇交界地区的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人类永恒地追求自由与和平的一个真实范例，是值得我们传颂的一篇伟大的叙事史诗。”（【美】芮佛，凌颂纯、黄嘉琳译《东归——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
在探究土尔扈特人这一伟大壮举的时刻，我们深深感悟到的，是在这个飘落异域民族中蕴藏着的不自由、毋宁死的反抗精神，深埋心际的思乡情结和历久弥新的家国情怀！
二、东归缘由——追寻
任何一次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它的动因，“政治事变总是非常错综复杂的，它好比一条链子，你要抓住整条链子，就必须抓住主要环节，决不能挑选那个你自己想抓的环节”。（《列宁全集》第33卷）在追寻土尔扈特人东归原因时，也必须从土尔扈特历史发展的整个链条中抓住它的主要环节，才能看到问题的实质。
1771年渥巴锡领导下的土尔扈特人举族东归，其原因大体可从如下三个方面寻找答案：
一是直接动因。俄国沙皇政府的高压政策与不自由、毋宁死的蒙古族民族精神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土尔扈特人举族东归的直接动因。
17世纪30年代土尔扈特蒙古迁牧伏尔加河流域下游后，在那里生息繁衍一个多世纪，始终保持着自己民族固有的政治体制、经济、文化、语言、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这些势必与俄国沙皇政府力图控制和奴役土尔扈特的图谋发生愈来愈尖锐的冲突。特别是18世纪40年代后，俄国沙皇政府蛮横要求土尔扈特汗王敦罗布喇什交出自己的次子萨赖作为人质，并要求以后都要遵守这个制度。1744年萨赖在阿拉特拉罕死于幽禁之中。20年后，当俄国沙皇当局要求土尔扈特新汗王萨赖之弟渥巴锡交出“一个儿子作人质，同时还决定把他们最高门第的三百个青年带走”时，新仇旧恨使渥巴锡再也无法忍受。而哥萨克移民的大量涌入和东正教无孔不入的渗透，更使广大土尔扈特民众发出“土尔扈特人的末日到了”的哀叹！渥巴锡在率部东归征程中写给哈萨克小帐首领努尔阿里汗的信中说得十分清楚：“自古以来，土尔扈特人没有如今天这样负担过如此沉重的捐税，所有人民陷入动荡不安，这就是为什么不愿再受俄国统治的原因，而希望到与自己遵守共同法规的人那里和回到自己的故乡。”（帕里莫夫《留居俄国境内时期的卡尔梅克民族史纲》）可见土尔扈特东归直接动因是不堪沙俄残酷压迫。
二是有力诱因。与沙皇俄国高压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土尔扈特人深切感受到自己祖辈故土统治者清朝政府的关怀与礼遇，深深的思乡情结提升为浓烈的家国情怀，终至成了土尔扈特人东归的有力诱因。
清朝作为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主要采取“恩威并施”、“剿抚并用”的方针，即一方面对少数民族割据势力与反清力量实行武力镇压与军事统治，另一方面，对其上层人物则施以怀柔、拉拢措施。尽管清朝统治者实行这一政策时，带有明显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性质，但从当时国家日益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看，这一政策无疑是适宜的，是成功的。应该看到，清政府在对远处异域的土尔扈特人关系的处理上，正是其民族统治政策中的“恩”和“抚”方面的具体体现。自17世纪70年代以来，清政府对每次来朝的土尔扈特使者，无不热情接待，恩赏有加。特别是图理琛使团代表清政府远赴伏尔加河流域阿玉奇汗牙帐马奴托海探望，带给土尔扈特人民以家乡故土关怀的深情，大大激发了远方游子的家国情怀。面对俄国政府不断加强的政治、经济控制和民族歧视，富有反抗精神的土尔扈特人不愿任其宰割，又难以抵制俄国政治控制而维持其原有的独立地位，可行的选择是拿起武器发动武装起义，然后义无返顾东归故土。可以说，清政府的民族政策成了土尔扈特人东归的一个有力诱因。当然，这也并非当时清朝统治者主观上所能料到的，乾隆帝对土尔扈特部“弃俄罗斯，举属内附”，就感到“始念所不及”，他只好用封建观念加以解释说：“兹土尔扈特之归顺，实则天与人归，有不期然而是期然者。”殊不知，他制定的政策，极大激发了远方游子的家国情怀，终至成了土尔扈特人东归有力的诱因、强力的推手。
三是深层原因。促使土尔扈特人完成东归故土壮举最深层的原因是对祖邦故土的中华文化认同。
回顾土尔扈特蒙古与祖邦故土交往的历史，让人感慨深思之细节甚多，其中印象最强烈者当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由康熙帝派遣的图理琛使团到土尔扈特探望时，阿玉奇汗向使团询问故乡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情况，表示出对故乡的极大关心，他向来自故乡的亲人倾诉，“满洲蒙古大率相类，想初必系同源”，蒙古“衣服帽式略与中国相同，其俄罗斯乃衣服、语言不同之国，难以相比”（《异域录》卷下）。这一席出自肺腑的言辞，表露出土尔扈特人与祖邦故土息息相关的真挚情感。由此，引发人们进一步思考一个重大命题，即文化认同是政治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
文化具有超时空的稳定性和极强的凝聚力，文化认同始终是维系社会秩序的“黏合剂”，是培育社会成员国家统一意识的深层基础。国家统一固然取决于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但文化认同却是物质力量无法替代的“软实力”，是一种更为基础性、稳定性、深层次的战略要素。
文化认同在促进、推动国家认同上具有特殊的功能，简言之有三：其一，文化认同标识民族特性，塑造认同心理；其二，文化认同规范社会行为，培育统一意识；其三，文化认同凝聚民族精神，强化统一意识。文化认同上述功能，在由多民族构成的国家中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大国，文化认同始终是政治家维护国家统一的战略主题。《周易》早就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认知，南朝萧统提出过“文化内辑，武功外悠”的治国方略，龚自珍更发出“灭人之国者，必先去其史”的警告，都体现了中国政治家主张“文化立国”的历史传统。正是这种以文化认同作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基础的价值取向，为中国数千年来的政治统一奠定了坚实的信念和基础。纵观历史，当统一成为共识，然而阻力重重之时，文化认同的力量——软实力更能显示出“硬实力”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总之，从土尔扈特人东归祖邦壮举的历史案例中，可深深体悟到文化认同的深邃内涵，及其在促进和推动国家认同上具有的特殊功能。
这是我们追寻东归原因时的体悟，也是今天弘扬“东归精神”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可贵历史遗产。
三、责任担当——国人
土尔扈特人东归壮举所反映的“东归精神”的内涵，简言之，可做如下归纳：
一是，对奴役的反抗，对自由的追求；
二是，浓浓的思乡情结，深深的家国情怀；
三是，对祖邦故土朴素的情怀为核心积聚而成的对中华文明的文化认同，并升华为对中华故土的政治认同、国家认同。
“东归精神”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可以在平时的生产、生活中逐步丰满，但更能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彰显本色；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可以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显现，但在紧要关头、重大事件中，更容易瞬间爆发；中华民族的精神取向，可以从英雄人物、典型代表那里找到答案，但更应在广大群众的普遍行为和社会实践中得到张扬。
今天，在文化润疆全面推进，新疆历史已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重要战场之一的情况下，强化东归历史的研究与普及是弘扬“东归精神”的必要之举，应成为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担当！
面对新疆分裂、暴恐势力在历史领域的严峻挑战，我们应在正确阐明新疆历史上打一场主动仗。为此，应以我为主，发掘有利于“五观”（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民族观、宗教观、历史观和文化观）教育的生动历史素材，依托扎实的研究成果，展开有力的普及教育和宣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四个认同”教育，即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所谓以我为主，是指在新疆历史的研究与普及上抓住六大问题不放，即：1.历朝历代对新疆的治理；2.新疆是各民族共同生活的大家园；3.多种宗教在碰撞中并存；4.多元文化共存、交融与互补；5.屯垦戍边的历史与现实证明此乃治理新疆之“千古之策”；6.分裂思潮和分裂活动是20世纪新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一股浊流。以此为重点，主动出击，先声夺人，深化研究，普及知识，教育群众。
所谓发掘生动历史素材，是指要将新疆历史上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开疆拓土、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的事和人进行充分研究，大力普及。其中新疆各族人民（包括上层贵族）为保卫新疆和开发新疆所创立的丰功伟业，新疆各族人民源远流长、交往交流交融的民族关系均应成为研究热点和普及的重点。1771年土尔扈特人东归祖邦故土壮举理所应当成为今天研究和普及的一项重中之重的内容。
在深化研究的同时，还应下大力气让学术研究成果走向大众，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结合本地特色，弘扬土尔扈特人“东归”、察哈尔人“西进”的爱国主义精神，创办“东归节”、“西迁节”，是一项值得特别予以赞扬的让学术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学术的好举措，应将此项活动持之以恒地办下去，办得有声有色，并力争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其真正成为群众的节日，成为文化润疆一项永恒的主题。
适逢土尔扈特人东归250周年，谨写本文以为祭！
作者简介
马大正，男，1938年生于上海。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马大正文集》《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中国边疆研究论稿》《中国边疆治理通论》《中国边疆学构筑札记》《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9）》《新疆史鉴》，主编《中国边疆经略史》《卫拉特蒙古史纲》等70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