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诸要素的分析，认为有必要引入一种内亚路径，从而更好地认识与分析中亚地区、中国西北和中原地区生态环境与文化方面的彼此互动问题。
关键词：中国；历史地理；内亚路径
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地理环境常常是一大要素；当这一要素本身频繁出现时，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会产生多种影响。有一种假设认为，地理环境对于社会产生的影响常常会使历史的解释发生偏差。比如说，在中亚的绿洲环境中，一旦我们认定绿洲环境与绿洲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恒定的话，那么，假如我们发现，在一段时期内，农业生机勃勃，绿洲都市一派繁荣景象，而在另一段时期，大片农田废弃，城市也破败下来，对于这些现象，又该如何解释呢？
亨廷顿[1]曾提出假设，认为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恒定不变的，他并进一步总结指出，这种历史变迁可以通过气候变化来加以解释，这是因为只有环境本身之外出现的变化才能改变环境与社会之间的平衡。这种解释是没有充分说服力的。不可否认，气候和其他自然因素确实导致了环境的变迁，但是，自然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就需要考虑其他的因素。
在中亚绿洲，以及中国西北部类似的绿洲当中，农业都要依赖灌溉。这些灌溉水源大都来自高山上的冰雪融水。在这些绿洲地区，随着水利控制技术的逐步改进，原始社会也日益繁荣兴盛起来。然而，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这些主要区域，灌溉的作用并不是整齐划一的。要是灌溉的时间过长，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一个是力学方面的，另一个则是化学方面的。淤塞属于力学方面的问题，它似乎超出了一个尚无相关机械技术的社会的控制能力。此外，淤塞也是中原黄河下游地区的一个周期性问题。
化学问题则是在利用那些水渠进行灌溉的过程中相伴而生的。那些冰川融水在流经山脉和沙漠抵达农田之前，携带了溶解在其中的化学物质——雨水中不存在这些化学物质。这种水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被利用并蒸发，在那些干旱地区，化学沉淀物无法从土壤中冲刷走，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对作物生长有害的化学沉积。
此外，还需要考虑到另一种因素。在那些由草原包围而不是被沙漠环绕的绿洲地区，绿洲社会与草原社会必然有所接触。绿洲人口的增长受到供水量以及灌溉能力的限制。当这种类型的绿洲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与人口增长和对草原及草原社会进行军事控制所带来的收益相比，草原方面的进攻所造成的危害变得更大。草原征服者对这些绿洲的劫掠导致灌溉体系维护工作出现间歇性的衰落；随着灌溉系统的荒废，造成了淤塞与洪涝，由此导致的管理问题甚至要比最初建造灌溉工程时遇到的问题大得多。
正因如此，我们就必须考虑到，在历史过程中，某些东西要比任何物理力量，对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影响要更为复杂。比如，我们可能发现现实中的气候变迁——那些足以对社会产生影响的某些巨大变化，但从后果上来看，这些变化却没有那些社会自身对环境所产生的影响来得大。
对于那些确实改变了环境的社会来说，就像美国风沙侵蚀区的人为变化一样，中亚环境中的那些人为因素导致的变化，比如说向干旱的边缘地带大力推广农业，或者因过度放牧而使环境发生改变，这些在数百年之后，可能会被当成是气候变迁的产物。
因此，我们必须对历史记载加以详尽探究，既要关注环境本身的变化，同时也要关注社会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变化。我们可以推测，中亚的气候事实上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或“波动”（pulsations）。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推测，俄属中亚地区绿洲的气候和其他环境因素，随着当地俄国人进行大规模的水电和灌溉工程建设，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跟几百年前出现过的景象十分相似，当时这个曾经繁荣兴盛的绿洲，最终被人们遗弃。不管是对古代的遗弃行为，还是二十世纪新的盈利产业来说，都可以做出如下几个方面的回答：
（1）在一开始，水文平衡完全是自然形成的，并没有人为因素介入其中。而随着干旱程度的日益加深，当时的那些工程设施逐渐陷于瘫痪，而同等程度的干旱对于今天的工程师来说却不是个大问题。
（2）在早期，干旱程度只是稍微增加，没有什么变化，在水资源总量供应方面甚至还有所增长，当时灌溉系统已经淤塞，要么被淹没，要么形成了严重削弱土地肥力的化学沉积。这是因为人们自身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环境，使当时的社会再也无法维系下去，那个时代可资利用的施工技术无法有效地修复这些损伤，而当代社会在技术层面上已经能够对相同的环境进行开发。
（3）在草原游牧力量的劫掠下，早期的绿洲社会常常危在旦夕；而在二十世纪的社会中，不管是草原还是绿洲，都能够维持安全与秩序，并能进行开发活动。
对这些可能性的探究表明，我们应该考虑到环境和不同社会（不管是早期的、原始的社会还是晚期的、成熟的社会）之间关系的广泛多样性。一种环境对于一个社会的早期发展阶段来说也许十分“有利”，但却严重缺乏后续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反之，原始社会面对这样一种环境可能束手无策，但当这一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却很容易对此加以开发利用。
因此，我们就必须在下面的规则中，对社会所能施加给环境的活动中的那些变化加以考虑：
（a）一个原始社会，在其栖息地当中，有一些能够从事的活动，而其他的一些活动，在这个社会早期发展阶段的人看来，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b）随着人口与生产活动的逐步增长与发展，社会开始逐步改变环境；例如，它耗尽了猎物资源；或者在之前只采集野生果实的基础上开始种植作物；要么开始饲养动物；亦或毁林开荒，而所有这些活动，改变了动植物的生态。
（c）因此，被社会所改变的环境就提供了其他的机会与可能。
（d）社会通过自身转变来应对环境的变化；它如今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个新的社会，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它不仅限制或者扩大了自身活动的范围，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用新的方式作出回应。
（e）交互过程持续进行，同时伴随着进一步分化的无限可能性。一个社会可能会将熟知环境下的资源消耗殆尽。要真是这样的话，这个社会就可能抛弃这一环境，或者转而对同一环境加以新的开发。为了能在一种环境中发展到特定阶段，就需要将一个社会提升到这样的转折点上，此时，它开始对与之毗邻或者易于接近的一种不同环境加以开发，而在这之前，这个社会是无法适应这种环境的。要么，一个社会可能会将适于某种生活方式的环境资源消耗殆尽，并最终将其遗弃；要么，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能以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来更好地适应某一不同的社会。
这类现象可以从内陆亚洲那些相对而言较小、界限更为明显的聚居地中发现，也可以从靠近内陆亚洲的更大范围的中原地带找到。因此，用内陆亚洲[2]路径来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就具有明显的优势。中原文化的黄河“摇篮”跟蒙古和中亚地区的草原、荒漠彼此紧挨在一起。早期的移民与文化传播在这些地区的历史中无疑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思考另一种现象：在一个大体类似的旧石器时代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更为专业化的文化彼此之间有着不同的源头。
中原文化的黄河摇篮跟北部及西北草原游牧力量的故乡之间的地理分隔，并不像这两种社会之间的分隔那样明显。它们之间的过渡是渐进的。中原的集约农业经济、定居社会与草原游牧民的粗放农业经济、移动社会同时崛起，彼此之间的互动交往不断。但是，与农耕社会相比，草原社会实现完全分化的时间要晚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在草原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着三大源头：（1）在中原农业向日渐干旱的边缘地区推进的过程中，当地部众逐渐放弃了收成可怜的农业生产，转而进行有利可图的畜牧生产，并投身草原生活当中；（2）在那些被草原而非沙漠包围的中亚绿洲，位于绿洲边缘的偏远群体也同样会进行畜牧活动，并逐步适应草原生活；（3）在那些靠近蒙古和中亚草原的西伯利亚森林地区，森林狩猎部族也放弃了森林和狩猎生活，移居草原，并以畜牧为生。
在历史上，从黄河核心地带一直到草原，我们可以发现，社会分化的过程与各种不同的地理条件相契合。从这一核心区域一直到南部、西南部，我们能够发现涵化和分化的过程。我们同时可以发现社会与文化特性的历史持久性，而主要的趋势则是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大的中国（Chinese state），这个国家的领土单元在文化上能够彼此契合，在政治上也能够协调一致，尽管其间会断断续续发生政治敌对行为。
随着原始的中原社会最早在黄河中游地区逐渐成型，“中国”就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逐步拓展，但这并不是汉人对之前荒无人烟地区的殖民。恰恰相反，在这块地区到处都生活着原始部众。早期汉人社会的形态首次从黄河河套地区的社会分化出来。汉人社会的后续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对那些“非汉”族众或者“尚未汉化”族众的驱逐，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对这些人的征服。当时，总的来说，汉人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伴随着对那些同类族众的同化与融合，这些族众一旦接受了那些使其成为汉人的文化特征的话，即便他们在社会层面上还没有汉化，他们也已经变成了汉人。
这种过程尚未完成。不管体质人类学家如何看待中国西南地区的部落民，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人与其说是“非汉人”，不如说是“尚未汉化的人”。只有在当地势向青藏高原方向陡增的时候，这种在变化阶段与完备程度方面各不相同的涵化（assimilation）过程才会再次让位给分化（differentiation）过程，而相比之下，农耕的中原地区和游牧草原之间则是一种地理上的社会分化。
在中国的大规模发展过程中，为什么我们称之为特殊的“汉人”（Chinese）文化与社会复合体会在黄河“摇篮”而不是其他地方生根发芽？而在历史趋势的决定因素方面，社会分化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由适应不同环境的必要性所决定，而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实现的？
魏特夫在阐明这一问题的时候，强调了社会与环境之间的调节视角。[3]希腊文化在尼罗河三角洲日臻成熟；但其源头却在尼罗河上游。尼罗河三角洲对于初民来说过于肥沃了；他们既没有办法在沼泽密林中生活，也没办法控制住洪水。只有当原始埃及社会在尼罗河上游更为蛮荒的环境下发展出必要的工程技术的时候，一个得到充分装备的后起社会才能控制整个尼罗河三角洲。
中国的情况也比较类似。后起的社会在长江下游的南京-杭州地区达到最为成熟、精致和复杂的状态；但恰恰在原初时期，这一地区丛林密布，阻碍了早期工程技术的发展。正因如此，只有原始汉人社会在黄河中游更简单的环境下开始发展出必要技术的前提下，长江下游地区才能得到后续开发。
位于黄土高原边缘的黄河“摇篮”是一块降雨量多变的地区。我们尚不清楚我们究竟是否需要了解黄土高原的原始植被情况。可能在一些海拔更高的黄土地带，由于降雨量更有规律，因此覆盖着茂密的森林；而在大多数地势较低的地区，以及那些因高海拔而阻滞雨水的地区，由于降雨量不规则，因此林木稀疏。
黄土土质松软、不含岩石、易于耕种。要是有灌溉水源的话，就会相当肥沃。黄土因此就非常适合早期农耕的简单劳作。而且，即使降雨量不规则，早期的灌溉手段也足以应付。小范围的灌溉，再配上相当原始的工具，使得这一黄河“摇篮”生机勃勃。而一旦技术发展起来之后，随着对劳动力流动性的社会控制越来越精细，技术也在更大范围内得以发展。这些技术既能用来灌溉，也能进行防洪，因此逐步推广到黄河下游地区，因为这一地区的防洪和排水问题更严峻，但如果能够有效利用技术和人力，这些问题就能解决，而要是在中国长江和跨江地区修建这些工程的话，农业回报会更大。
在我最初的《地理因素在中国社会形成过程中的影响》（influence of geography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ety）一文中，将其归纳为以下两点：
（1）农耕中原地区、游牧草原地区和青藏高原地区之间的分化。
（2）在中原地区内部，随着专业分工的发展，集约农业最大限度地投入劳力，并采用灌溉技术。而相反，混合农业的发展比较缓慢，农业活动中对畜力的使用也维持在最低限度。由于多种农耕类型没有得到竞争性的发展，“标准化”农业正变得越来越整齐划一，虽然南北方的主食各不相同，南方是大米，北方则是小麦和小米，整个社会还是因此得以统一。人口集聚在三角洲、盆地及河谷地带，这些地方的“标准化”农业兴旺发达，而在那些人口压力还不那么严峻的地区，混合农业跟之前相比大有发展。社会机构在这些“标准化”地区建立起来，它们推动着周边其他地区的发展。
对于之后环境对社会和社会对环境形成的交互行为，应该将关注重点进一步转移到对社会结构和地理单元幅员大小之间关系的研究上来。
这至少涉及两个层级。村庄那般规模的属于小单元。比村庄大的单位，我在有些地方称之为“细胞”（cellular）或“舱隔”（compartment）单元，这是有城墙的城市，周围环绕着精耕细作的农田。[4]这类单元的大小由城市之间的距离来衡量，根据各个地区的肥沃程度而多有不同。在土质肥沃的地区，每隔20到30英里就有一座城市，这段距离相当于成年男性一天所走的路程，或者送粮马车一天的旅程。其中的限制因素之一则是农产品能够有效地运送到城市的距离，此外，在利润率中还要扣除拉车的牲畜或车推肩扛的劳力消耗。
主要单元被冀朝鼎定义为“基本经济区”（key economic area）[5]——在中国历代王朝兴衰更替的过程中，这一区域（随着中国版图的扩大而发生变化）提供了足量的剩余谷物，使朝廷能够给士兵发放粮饷，以维系军队。跟基本经济区有所区别的基本战略区，主要位于北方，这是因为在中原农耕社会与草原游牧社会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内在互动，其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一劳永逸地同化另一方。基本经济区最初也位于北方，但随着中国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发展繁荣而发生了转变。将长江下游地区与北京连接起来的大运河，将基本经济区和基本战略区结合到了一起。大运河提供了运输粮食的便捷水上通道，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在灌溉和防洪上十分重要的相同工程技术在中国社会中的影响力。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种技术或者技术复合体只有通过大规模的劳役才可能实现。它支撑起了一个庞大的官僚结构，这一官僚机构促进了社会习俗和技术的发展，也正是在这些发展过程中，官僚结构自身得以长期维系下来。
然而，基本战略区并不与基本经济区完全等同的事实，表明中原社会那些跟灌溉联系最紧密的部分地区在军事上是最容易受到攻击的。来自北方的征服王朝力图对依赖灌溉的南部地区加以开发。大运河本身并不是由“灌溉社会”（irrigation society）兴建的，而是由北方人构筑的，最早是隋朝，之后则是蒙古-元朝，其目的在于从灌溉区域征收贡赋。
跟基本经济区一样，其他主要经济区也往往通过对能够抽取剩余粮食以作贡赋，并进而通过河道和运河系统而在地理上聚合的集群来加以界定。除了粮食的剩余之外，各个区域都倾向于在粮食供给以及在为粮食生产者提供消费品方面自给自足。一个王朝的政治特征是由这些同类单元所构成的，在政局稳定的时候，所有单元都会在王朝官僚机构的控制下各司其职，而在政局飘摇之际，各个单元自身都会潜在地成为，有时候真正成为一个跟王朝类似的，但在地理范围上更小的国家。
刚刚所说的情况就形成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在探讨基本经济区和基本战略区观念的时候，我们必须根据一种类似的、同质的或者具有典型性的地理单元的群集加以思考；而在任何既定的历史时期，我们必须对这些单元所作出的贡献加以全面考察，同时也必须将中原社会的重心看成一个整体。通过冀朝鼎先生对于基本经济区变迁史的梳理，我们可以就中原社会地理重心的变化情况画出一张图表。
如果这张图表放到一张标明等高线的地图上，就可以将那些跟人口集聚重心紧密关联的重心地带凸显出来，而且，从历史上看，这一重心已经从西部转到东南部，这些地区通常都毗邻可提供灌溉水源的河流下游河谷地带，这些地区占了中国东部的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地区则海拔更高、河流更小或者更窄，人口也更为稀少。当然，这张图片只是大体的示意图；人口密集的四川成都盆地就远处西部。但总的原则仍然有效，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在未来必然会出现的发展过程中，将过去的众多明显特征区分开来，就变得十分关键。像诸如水力资源、石油、煤炭这类中国工业化必需资源的某些储量丰富地带，恰恰就位于海拔更高的地区，跟过去沿袭下来的经济重心距离甚远。对跟这些资源发展相符的经济重心的重新定位将会打破许多惯例，这些惯例几乎被看成是米堤亚人和波斯人在处理产粮地区人口过剩这类问题时采取的法则。人们当然很乐见农业生产中的这些变化，这些变化打破了小片地区精耕细作的传统类型，进而可以灌溉更多地区。
在对中原社会所控制的整个地区的发展以及这一社会自身在不同阶段演化过程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地理单元的大小和控制并开发这一地理单元的社会体系的结构和功能之间，经常会存在一种平衡局面。对原始部落单位、封建单位以及那些官僚化管理的历代王朝的州、郡和细胞式的有城墙环绕的城市单元的地理重心变迁的研究，能够更为清楚地阐明中国历史的变化，以及社会结构和政治组织的变迁过程。
更进一步来说，这种研究路径将会使对于中原社会、日本和其他农耕为基础的亚细亚社会以及草原游牧社会、欧洲社会的新的比较研究成为可能。
这里只举一个例子，跟之前的游牧单元相比，每个社会中封建单元重心的地理范围有多大？我们将会发现，在一种地理类型能够跟一个社会的历史协同一致的区域当中，那些一开始就发展出封建形态的社会能够将农业人口与军事人口区分开来，进而跟那些仍然维持部落形态、并依靠征服获取战利品从而保持活力的社会相对抗。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能会在封建社会与行政单元的大小与提供足够剩余物资以供养封建贵族及其士兵的地域单元的大小之间找到明确的关联。与此相类似，我们可能会发现，在从封建国家向帝国转变的过程中，社会、行政单元的重心和地理、经济单元的重心之间存在着一种新的关联。
[作者简介]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美国著名汉学家、边疆学家和蒙古学家。代表作为《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An Inner Asian Approach to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a
written by Owen Lattimore, translated by Yuan Jian
Abstract: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lated elements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a,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Inner Asian approach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analysis methods, in order to recognize and analysis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and cultures of the Central Asia, China’s northwestern and Central China.
Key words: China; Historical Geography; Inner Asian Approach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8至20世纪初北部蒙古地区土地利用方式与游牧经济”（批准号：11CZS052）的阶段性成果。这篇论文原名“An Inner Asian Approach to the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China”，曾在1947年4月举行的普林斯顿大学远东文化与社会研究年会上宣读，并刊发于《地理学杂志》（The Geographical Journal）[M]. 伦敦：1957，180-187；后被作者编入《边疆史研究论文集：1928-1958》（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M], 492-500。
[1] 艾尔斯沃思·亨廷顿. 亚洲的脉动（Ellsworth Huntington, The Pulse of Asia）[M]（波士顿，1907）。亨廷顿教授在这本如今声名大噪的著作中所提出的环境型塑社会的“唯物”（materialistic）观，在他后来的一些著作中更是在诸多细节方面得以进一步深化。（艾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1876-1947），美国著名地理学家，曾任美国生态学会会长、美国地理学会会长和美国优生学会会长。他曾考察过西南亚、中亚等地，曾在1902年随庞伯理、戴维斯来中国新疆进行地理、气象等方面的考察，1905年再次与巴雷特一起在新疆进行地理、地质方面的考察活动。他主张地理学研究地理环境诸因素对人类的影响和人类对地理环境的适应、利用和改变。他主要研究气候与地貌、人类文明的关系，把气候视为社会发展、国家强弱、种族差异、经济盛衰的决定性因素。晚年提出食物在影响人类活动方面与气候同样重要。著有《亚洲的脉动》、《文明与气候》和《文明的主要动力》等。——译者注）
[2] “内陆亚洲”（Inner Asia）这一术语既适用于中亚（Central Asia），也适用于比中亚范围更大的区域。“大体来说，内陆亚洲国家（地区）可以被定义为是那些没有海岸线的亚洲国家（地区）。其中包括中国西藏、蒙古人民共和国（今蒙古国——译者注）、阿富汗以及苏联一些位于亚洲的加盟共和国”。此外，还可能加上中国西北部的甘肃和宁夏。参见拉铁摩尔. 近期的内陆亚洲研究状况（Owen Lattimore, “Some Recent Inner Asian Studies”）[J]，《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XX, No. 3（1947年9月）。
[3] 卡尔·魏特夫. 中国的经济与社会（K. A. Wittfogel,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M]，I（莱比锡，1931），第42页。
[4] 欧文·拉铁摩尔.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M]. （纽约，1940），尤其是第3和4章。
[5] 冀朝鼎.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Ch’ao-ting Chi, 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M].（伦敦，1936）。（冀朝鼎在该书中通过对中国古代水利事业发展过程的相关阐述，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重要概念。他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最初是由千百万个在不同程度上能自给自足的村落所组成，这些村落一般都是为了行政管理与军事行动上的需要而编制成的一种较大的组织形式。相当于现今‘省’一级的较大的行政管辖单位，从汉朝就出现了。……而这些省一级的单位，根据地形与经济因素，又组成了一些地理区划。这些地理区划的轮廓，在动乱与分裂时期显得很重要。……中国商业发展的水平，从来都没有达到能克服农业经济的地方性和狭隘的闭关状态的程度。这些地区性的组织是高度自给自足的，且彼此间又互不依赖；在缺乏机械工业、现代运输与通讯设备和先进经济组织的条件下，要实现现代意义上中央集权的国家则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个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参见冀朝鼎著，朱诗鳌译. 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9-10。——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