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主要以民国时期国内对拉铁摩尔及其学说的介绍与评价入手，通过对这时期相关报刊对拉铁摩尔的记载及其报道的分析，从小见大，以之来观察20世纪上半叶内亚研究与当时国际地缘政治之间所存在的微妙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对当代内亚研究的地缘政治新意义作出某些展望。

Abstract:

From the introduction and evaluation of Owen Lattimore and his theory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paper try to through the analysis the related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reports of Owen Lattimore, to explore the delicat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ner Asia studies and the international geopolitics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then from this analysis to make some prospects for the new geopolitical meanings of contemporary Inner Asia studies.

Keywords: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Owen Lattimore; Inner Asia Studies; geopolitics

一. “内亚”与近代以来的“内亚研究”：总体的考察

“内亚”是“内陆亚洲”（Inner Asia）的简称。对于其具体的地域范围，国内外学术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2]实际上，“内亚”这一名称与历史科学文献中所使用的“中亚”（Central Asia）、“高地亚洲”（la Haute Tartarie或l’ Asia intérieure）、“中部亚洲”（Middle Asia）、“内陆欧亚”（Inner Eurasia）等词汇有密切的关联，在具体内涵方面也有所重叠，同时也经常受到外部地缘力量的影响而导致定义上的波动变化。在德国地理学家、汉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Richthofen）所写的《中国》一书中，他从地理学的角度界定了“内亚”：它是指亚洲内陆地带没有河流注入外海的所有地区，其地理范围北起阿尔泰山，南抵青藏高原、西至帕米尔高原，东临大兴安岭。而从社会和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内亚”的范围更为复杂多样。笔者所采纳的“内亚”范围即为197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会议对“中亚”范围定义：包括今位于阿富汗、中国西部、印度北部、东北伊朗、蒙古、巴基斯坦以及苏联诸中亚共和国[3]境内的各个地区。[4]

20世纪上半叶的整个亚洲，革命与保守的交织纷扰，西方的各种压力如影随形。如霍布斯鲍姆所言：“在名义上，亚洲伟大的传统帝国大致仍保持独立，不过西方列强已在其领土内割划出一块块‘势力范围’，乃至直接管辖区；这样的区域有时甚至可涵盖其所有领土（如在1907年英、俄、波斯协议中所规定的）。事实上，这些国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无能，使这种变相占领的方式被视为理所当然。它们之所以还能维系名义上的独立，或是因为它们是方便的缓冲国，或是因为敌对的帝国强权无法对分割的方式达成协议；或是只因为它们的面积太大”。[5]确实，回观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清朝覆灭和民国肇建的政治纷扰与社会动荡之中，内亚成为英、俄等列强彼此竞逐瓜分的对象与舞台，中国自身对于内亚的考察与研究基本上处于失语状态，作为广义上的内亚范畴的中国新疆、西藏、内外蒙古和东北等地区，仍然笼罩在西方考察者与探险家的相关叙述话语当中。

近代意义上的内亚研究始于十九世纪末，斯文·赫定的考古探险将原本已经没有什么新意的内亚探险带进了一个新的天地。[6]他率考察团成功穿越“死亡之海”并发现了史籍所载的楼兰古城遗址，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巨大轰动。而从1927年开始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则成为中国学者与西方探险家进行的第一次平等的内亚合作考察活动。斯文·赫定曾这样回忆他与中国学者的合作时光：“我们与中国朋友的合作是最完美的。我们在一起情同手足地工作，没有丝毫嫉妒、龃龉或误会。我们没有介意国籍或民族，唯一目的是为国际的科学服务。……就我个人所经历而言，我将永远不忘记这六年的愉快时光，我能有这种殊荣去与新中国的一些最杰出的学者在野外及北平共事。我抱着友情和感谢，将终身记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7]这句话既可以被解读为是对跟中国同行愉快合作经历的回忆，也可以被看成是一个来自非内亚地区的学者从他者视野对这段内亚经历的回顾。正是在中西方这种内亚研究话语的交织中，中国自身对于内亚的研究逐步向前推进。在20世纪上半叶的内亚研究历程中，尽管时代大潮汹涌不断，但有一个身影却不应被忘却，他就是拉铁摩尔。

二. 个案分析：国内学术与舆论话语中的拉铁摩尔及其事业

拉铁摩尔早年时代的生活并不为当时的中国学界所知，关于他的童年故事，很多都是在他出版相关作品和回忆录后，才被学界所重新发现和回溯的。作为一个保守的美国家庭的孩子，他不满周岁便随父母来到了中国，但他父亲不希望年幼的拉铁摩尔学讲中国话，正如拉铁摩尔所提到的，“他说他的原则是，等我们长大时，如果想回到中国，我们可以替自己作出学习汉语的决定；但同时我们应该得到一种使我们适应美国生活的教育，如果我们想在美国生活的话”。[8]在拉铁摩尔十二岁的时候，第一次离开中国，到欧洲读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拉铁摩尔谋划着进牛津，但没有成功。之后他不得不回到中国，失望之情无法言表：“当我在十九岁整回到中国时，我是一个极度沮丧的青年知识分子，这是20世纪20年代纽约、巴黎、伦敦知识分子的典型”。[9]心灰意冷的他不得不在租界的一家洋行谋一份差事。命运的转折总在不经意之间。拉铁摩尔21岁的时候，他在天津遇到了时任《京津泰晤士报》编辑的伍德海（H.G.W. Woodhead），两人一见如故，拉铁摩尔遂在这家华北最具影响的英文报纸工作，这份工作维持了一年左右。在这段时间里，他曾将一些关于蒙古革命的文章译为英文发表。但正如其所言，“那时我从未见到过蒙古人，也从未想到自己会对蒙古和蒙古人产生任何兴趣”，[10]可以说，那时的拉铁摩尔对于蒙古研究等事务还没有初步的认识，他还没有真正进入内亚研究的圈子。

拉铁摩尔在天津跟当地中国人交往的经历与实际体验，尤其是在他1925年与埃诺莉·霍尔盖特（Eleanor Holgte）相识、结婚，使其终于“能够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并从事一种新的职业，但是在这方面竞争很少”。[11]这段自述表明，当时拉铁摩尔所进行的对于内亚的近现代社会研究还刚刚起步，具体而又深入的实地研究几近于无，他自己独特的经历和深刻洞察力为这一研究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从1926年到1927年，拉铁摩尔夫妇在内亚进行了广泛的游历，最终在1928年和1930年分别出版了《通往突厥斯坦的荒漠之路》（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高地鞑靼》（High Tartary）。前一本书出版之后广受学界好评，拉铁摩尔并因此获得在哈佛进修学习的奖学金。这两部书的出版，标志着拉铁摩尔的内亚研究（尤其是边疆研究）开始结出硕果。[12]

1929-1930年，拉铁摩尔和妻子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实地考察，[13]他也因此“成为唯一一位曾在蒙古、新疆和东三省这些中苏之间的边境地区广泛游历的美国人”。[14]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国际范围内的内亚研究更多侧重于内亚语文与历史研究（尤其是历史语言学研究），其学术代表人物对于这一地区的地缘政治并不关心。拉铁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在他去巴黎拜访伯希和（Paul Pelliot）的时候，这位大学者对这位曾在内亚广泛游历的年轻人态度冷淡。[15]而在中国国内，在30年代上半期，拉铁摩尔跟学界、知识界的接触也较少。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状态：“当我正在学习蒙古语并在内蒙古频繁地游历时，我实际上同北京大学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教授还是学生，都没有接触，在那些执教于中国各大学的外国人中朋友也较少。我对偏僻的乡村感兴趣，在内地旅行结识那些不掌握政治权力的人，但是这些人正试图通过钻权力机构及其他一切空子致富或脱贫。”但在另一方面，拉铁摩尔跟媒体界的关系保持得还不错，“我实际上认识所有在京的外国记者。我常常在俱乐部的酒吧间遇到他们，向他们打听有什么新闻。……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尤其是北大教授和学生中间的辩论正在形成一种新的中国舆论，但是我没有充分的准备去理解这一点”。[16]可以说，尽管他错过了亲自观察1919年“五四运动”、1925年上海“五卅运动”等近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机会，但拉铁摩尔与媒体界的交情和他本人对实地调查的推崇使他始终能保持学术和思想的敏锐性。在北京居住的那段日子里，拉铁摩尔和他妻子跟西方汉学家和其他西方中国通之间的交往极少，他们专注于学习蒙古语并了解有关蒙古的情况。[17]这种经历，尽管让拉铁摩尔无法迅速进入学术圈子，却使他能够有更多地时间和机会去观察和体验边疆地区的历史与现实，进而更多地从细节和底层的角度对相关问题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从而避免在这些问题上泛泛空谈。

在20世纪40年代，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随着国内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及拉铁摩尔本人被聘为蒋介石的政治顾问，他个人的政治和学术声望日隆，国内对于拉铁摩尔的介绍也较为集中，他本人所进行的内亚研究也逐渐被人所提及，并被纳入当时的抗日战争和国际地缘政治语境中加以解读。

1940年，拉铁摩尔本人的代表作《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在美国出版，[18]次年，赵敏求[19]即将之译成中文，以《中国的边疆》为名在中国国内出版。[20]该书译介之所以如此迅速，笔者以为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二战正酣的国内、国际背景有关。该书以“长城的历史地理”、“传说时代”、“列国时代”、“帝国时代”各卷分别论述了长城作为边疆标志的重要性、各个边疆区域的特征以及中国历史上游牧与农耕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等问题。在这一中译本引言中，赵敏求概述了美国历史边疆学派的理念，指出：“第一次欧战之后，美国历史界形成了一个新的风气，以‘边疆’为历史现象的典型，用‘边疆’现象去解释整个历史过程”，而“所谓‘边疆’，是两个不相等形式的文化，互相接触，因而产生相互的影响，造成许多行动及反动，形成特殊的势力，并从其中发展出新的观点来。美国最后的一个地理边疆于一八九八年左右消灭，但是美国人民的边疆心理至今仍然存在”，他进而又联系到中国的情况，“在某一种意义上，中华民族也是一个深具边疆心理的民族。每一个边疆社会——两个文化的接触——必然有其力求本身发展，超越另一种文化的企图，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就发生中国的边疆问题——也就是本书作者所说的‘次帝国主义’，虽然他所说的‘帝国主义’至今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解释，在应用这个名辞时他也具有若干成见”。[21]接下来，译者介绍了本书的主要内容和作者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判断，同时又强调了本书对于国内相关研究的重要价值：“赖德懋尔（即拉铁摩尔）写作这一本书，就是企图以‘边疆观’来解释中国历史。由于‘边疆’的存在，赖氏用边疆现象作根源，以经济社会的观点，去解释中国边疆问题的历史的形成。以经济社会的观点去解释历史，这原是近代史家的一种风气，显然受有‘唯物史观’的影响。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以经济社会观点去解释历史，远胜于把历史写成英雄传奇。但在事实上，历史现象的形成，‘人’的成分也占极重要的地位。赖氏是属于经济社会学派的历史家，忽视历史的‘人’的条件，在他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他在本书中却有极重要的贡献，最少对中国历史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视的新解释。例如他坚持一个史前原始中华民族的存在。其后因为环境不同，文化的发展因之发生差异，于是又因之而分别成‘汉族’及‘野蛮民族’。事实上，这许多‘民族’仍然是整个的中华民族。这一点在今日特别重要，一般坐在亭子间或四合院中的朋友，看了几本外国‘作家’别有用心或者根据欧洲民族问题论而产生的偏见而写的著作，高谈中国民族主义者，都可以把赖氏所提出的‘原始中华民族’问题，切实研究一下——如果不愿意自囿于‘大纲’或‘教程’之中的话”。[22]译者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当时国内对于边疆研究的薄弱以及诸多门外汉对于边疆问题不负责任的夸夸其谈，进而不无感慨地指出，“对整个中国边疆历史的研究，我们自己作得很少。有的也多半根据历代官书，以汉族的观点去研究。外国作家们又因对中国的了解不够，每作偏论，赖氏此书虽不能称十全十美之作，但是由于其亲身经历之广（他是国际上有数的中国通，特别是蒙古通），用功之勤，所以材料极其丰富；处理的手法就整个而论，也相当适当，他在本书中极力地作客观的讨论，虽然由于其个人的人生观的原因，有若干人的见解。但是就大体说来，这是近代论中国边疆问题的有数巨著，值得我们详加研究的。”[23]在此，赵敏求强调了拉铁摩尔数十年中国边疆生活、游历经历对其敏锐学术视野的助益，并提醒国内学界关注他的研究，并从中借鉴学习他思考问题的方法。可以说，本书所展现出的内亚研究的问题意识与实践路径成为吸引中国学界的魅力与驱动力所在。当然，专就这本著作的中译而言，赵敏求并没有全译，而是根据内容的重要与否有所详略，这固然能让读者抓住该书的精华和要点，但难免割裂了全书作为一个整体的完整性。[24]

《青年时代》1941年创刊号曾简要介绍了即将来华担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拉铁摩尔的个人情况：“奥文·拉铁摩尔（即欧文·拉铁摩尔）已经是过了四十岁的人了。他的父亲大卫·拉铁摩尔在清末民初在天津北洋大学教书。奥文大约十七岁时候才回到美国读书。在哈佛大学毕业后，再来中国，甚时为上海《字林西报》的伍德海所赏识，得到一位有钱的美国女人的资助，考察中国西北。在一九二〇—一九二六年间，他已经先后深入蒙古新疆三次。在游历中国西北中，他不断给《字林西报》写通讯，陆续出版过几本蒙古问题专著，渐渐被誉为蒙古问题专家。一九三三年他得到美国地理学会奖章，加入太平洋学会，主编《太平洋季刊》，直到被聘为政治顾问。一九三六年他任约翰·霍浦金斯大学教授和这个大学附设的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院长。此外，并且是《美亚》杂志的特约编辑。且曾经环游苏联三次。事实上在当政治顾问以前，他是一个新闻记者。”[25]这些介绍，特别强调了拉铁摩尔的传媒从业经历，以及他在地缘政治关系方面的独特位置，与当时的特殊政治背景相契合。《国讯》也作了类似的背景介绍，并专门指出，他“对于中国西北的情形，有深刻的了解，也就在这时，不仅学会了汉文，而且学会了北京话、山西话、陕西话和蒙古话，蒙文俄文也能谈能写能用，甚至还唱得一口好‘秦腔’”。[26]

当时的《国防周报》则介绍了拉铁摩尔来重庆的事情，言词间充溢着期待之情：“罗斯福总统推荐的蒋委员长的政治顾问拉铁摩尔氏，自七月十九日远道来渝后，匆匆已逾一月，这个曾经在中国生长了三十多年的美国友人，此次被任为我国最高领袖的政治顾问，实为中美邦交前途之幸。……拉氏过港对记者谈话时，关于他此次的任务，引为无上之荣幸。而在抗战的中国能得到这样一个深刻同情而有理解的友人，恐怕还不只是荣幸吧。我们相信他不仅能在自己岗位的范围以内，积极增进中美邦交，而且还必然能在文章与著述上能够深刻地表现中华民族的精神，使全世界人士对于中国得有正确的理解，因为拉氏现在虽然负有重大的政治任务，过去却是一位很有声望的学者。……他平素的生活，最主要的是阅读中国报纸，每一份报拿在他的手里，几乎每一行每一句都要详细读过的。余暇的时间，他便搜集中国的书籍，据说已有相当的成绩了。拉氏留华的时间暂定六个月，但以目前的融洽与愉快的情形来看，也许不只六个月。拉氏自己说，他生活在抗战中国的这一部分岁月，将会形成他一生最可宝贵的历史。”[27]《时与潮》更是以《所望于拉铁摩尔先生者》为题，对拉铁摩尔来华之后的中国地缘政治选择寄予厚望：“拜读拉氏关于中日战争的论著，和报载来任途中的谈话，对其远见卓识，我们真是万分钦佩！但明白的说，美国各界领袖及一般民众，至少有一部分人士，对中国抗战还抱有谬误见解，致援华政策不能顺利进行，甚而仍以军需品如钢铁石油等资助日本，作为残杀中国人民的工具。所以，我们希望拉氏，于筹谋擘画之暇，尽量以最近在我国身历目观的事实，向美国人士广为报导，纠正他们的错误观念，并使其认清中国地位的重要，以便中美两国的全体国民切实携手，来对世界和平秩序有所贡献。……当德国忙于对英苏两国作战的时候，美国所感到由大西洋来的威胁，确已较小；真正的危机，则是来自太平洋方面的日本。基于战略的理由，美国应先制裁暴日；为了先发制人，美国应于此时打击日本，这又是拉氏所深切认识的。我们希望拉氏把此点向美国朝野指出，使其知所抉择。拉氏在美国是有数的舆论界名士，更是罗斯福总统所信任的学者。这位供职中国之美国‘智囊’的言论主张，对美国的舆论和决策定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除钦佩拉氏对我们抗建大业的襄助外，更希望对其祖国尽些指迷的责任。”[28]同一期《时与潮》还刊载了拉铁摩尔在《外交政策》（Foreign Affairs）上关于中日时局的文章，并在译者按语中说得很明白：“我们的老友‘中国通’拉铁摩尔先生，刻已光临我们的战时首都。‘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今天我们的确感到这句话的真味了。拉氏此次荣任蒋委员长的政治顾问，所负使命，至重且大。以拉氏的学识经历，来负运筹帷幄的大任，对我们的抗战前途，对中美两国的友谊，及对世界的和平秩序，一定是有伟大贡献的。拉氏对中日战局，素有深刻的认识、精辟的论断，于其下‘机’伊始，本刊特将其名著《论中日战局》编译出，以飨读者。”在这篇译文中，拉铁摩尔指出：“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抗战满了四个整年，因而推断中日战局不仅陷入僵局，而且是要永远的陷入僵局。我们的种种推断也许是错误的，因为亚洲的潜力是正在发展着，中日两国自身皆已感觉到这种潜力，而这一潜力，可能的在欧战结束前，打开远东的僵局”，他并指出了中日两国各自的经济、地理的优劣势，并指出：“因为中国是个变化很快的国家，因为这种变化将要打破军事上的僵局而击败日本，更因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天天的重要起来，所以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强中国以利己为目的的政策，一切应该以中国自身的利益为利益，这不仅是与中国毗邻的苏联对中国应该如此，就是远在太平洋对岸的美国亦应如此。……将来能在中国获得利益的国家，一定不是那以自私自利为目的的国家，或者专为走其路线的党派谋利益的国家，而必定是与整个蜕变的新中国站在同一立场的国家。”[29]对于当时国内所关注的工业合作发展问题，国内也专门转述了拉铁摩尔的一些看法：“蒋委员长私人顾问拉铁摩尔先生，已于七月二十日抵渝。”《东北》以《欢迎拉铁摩尔》为题，对拉铁摩尔作为美国政治顾问来华深表欢迎，称“罗斯福总统为蒋委员长推荐拉铁摩尔为其个人之政治顾问，并称其即将离美来华，这实在是中美两国将更密切合作的有力表现。按拉氏自一九三四年已任《太平洋问题》季刊编辑，对于太平洋问题，当然有深切的认识。并因其曾在中国住了十二年之久，故对于中国情形极为熟悉，同时，他著有《满洲——国际斗争的发源地》等书，在美国尤以‘满蒙’问题国际评论家著名。这次来华，使命重大……拉氏既为‘满蒙’问题国际评论家，那么他自然能知道日本的侵占东北为太平洋问题恶化的开始。自一九三一年日本对我东北实行军事侵略以后，太平洋上就呈现出没有国际秩序的状态，而且美国已渐渐的受到直接的威胁，日本强盗对于美国的真实政策当为拉氏所深知。现在太平洋问题就是反侵略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制裁日本的问题，它必然以中美两国积极合作的基础，而太平洋问题之能彻底解决，又必然需要中国收复东北失地，使东北人民恢复独立与自由。”[30]而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共方面所主办的《解放日报》也多次报道拉铁摩尔来华担任蒋介石私人顾问的新闻。[31]

1942年，拉铁摩尔返回美国，对此，国内报章也多有报道。[32]在之后，由于拉铁摩尔转到战时新闻局这一美国本土的宣传机构工作，不再跟中国有直接的接触，因此国内舆论基本上不再有关于他的报道。就笔者所见，直到抗战胜利的1945年，《民宪》上才发表《赫尔利与拉铁摩尔最近有关中国的言论》的报导，[33]此外，《自由世界》1945年第1卷第2期也发表了拉铁摩尔《新疆问题的症结》的译文。而在这一时期，国内考古界对于拉铁摩尔也开始有所关注。夏鼐在1944年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下午阅拉铁摩尔《亚洲内陆的中国边境》[34]。这部书是以地理环境来解释经济状况及社会组织，更以经济社会情形来解释中国与边疆的关系史，从史前一直到汉代，颇值得一读。虽其解释有时不免勉强一点”[35]对于拉铁摩尔的理论颇表关注，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946年，国共两党关系处于微妙关头，当时的报章直接以《听听拉铁摩尔的话》为题，指出当时某些人正在挑拨离间中苏的关系，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36]当时出版的《读书与出版》还专门介绍了拉铁摩尔所著的《亚洲的决策》一书，并认为这是研究远东局势与美苏关系的一本必备参考书，“他这本近作之所以有价值，则更因为他的重心，是放在‘人民’身上，他认为只有远东的人民能够生活在民主的环境中，东方才会有持久的和平。他抨击美国过去的远东政策，认为那是只企图与远东各地的统治者妥协，而不顾及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因此忽略人民的力量，甚至企图孤立苏联。这是错误的政策，这种政策一定惨败的。……全书的重心是放在中日问题上，尤其是中国，因此东南亚的许多殖民地并没有讲得很充分，而印度在未来远东扮演的重要角色，也没有评论；这是遗憾的一点”。[37]同时，在这一年，南京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当年的国内报章也刊登了拉铁摩尔关于蒙古问题的诸多评论。[38]

1947年，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对拉铁摩尔蒙古地缘研究的文章开始被国内相关刊物介绍。如《边政公论》（1947年第4期）即以《拉铁摩尔论蒙古史之地理因素》问题介绍了他的相关研究。[39]该文译者按语称：“拉铁摩尔教授，近年以来，致力于蒙古史地之研究，成绩粲然，已为举世所公认之权威。本篇对于蒙古史之地理背景，颇有新见解，不落前人窠臼，且对于人生地理原理上贡献一新观点，殊可注意。”该文“以为史地关系实际上尚较为复杂，草原社会受进化之影响，亦受退化之影响，并受间于极端粗放经济及集约经济二者之活动之影响。环境固可以影响原始社会，但并不使其进化停滞。社会当进化时对于环境，且有选择与创轫之作用，因此之故，容许此种创轫性之边际环境及边际社会。对于历史变动起源之研究，实居于特别重要之地位。……作者认为社会之经济组织差异之标准，非进化的，而为经济的。其间并无历史程序之存在，即所谓由狩猎游牧经济以至农业。但三者之经济关系，确有不同之处：狩猎之经济为粗放的，狩猎之人民需要广大之土地，居住单位小，星散在各地之家庭属于同族，然不能使之集合长久。人口如此散开，部落组织基础即不能坚固，政治行动更不能一致矣。……故草原之环境，极为复杂，其中包括仅可以游牧之地、可以狩猎游牧之地、可以游牧兼农业之地，及奖励离开游牧而趋向狩猎、农耕或商业城居生活之地。其中人民，或保持游牧者之特性，或倾向于接受外来之新生活，寻求新环境，而将旧住之地让于后来者。因草原之地，适于游牧生活者面积广大，去者自去，来者仍源源不绝，故能维持历史上不断之活动而不停止。而边缘地带则不啻为游牧民族志集散及定居民族兴亡之发源地，因此此地带，政治常须求适应于经济及由经济所产生之社会结构也。例如成吉斯汗及其父，又如女真、契丹及满清，皆曾跨有此边缘地带。此种混合社会之不安定状态，往往被误认为游牧民族之迁徙也。至于此种循环变化之机械作用，亦殊值得注意，气候可以催促或加强集中或散开，但并非唯一的或独立的必要因素。以唐朝外蒙古西北部突厥之农业而言，何以当时有此农业，且颇有灌溉技术，以后又何以全部消灭，岂气候可以解释耶？实际则在此等地方，其酋长颇有与外界接触，而营商业农业者，一旦获利，则每不能不分心于新利益，而不能眷注游牧。在此种情形之下，则其部下必有反对之而与其分离以返草原者。如此则争端必起，而酋长在定居之地方，必不能与草原之来攻者匹敌，终必受其蹂躏毁灭，而新酋长代兴。凡愈无外来利益之顾虑者，生活愈近于纯粹之草原游牧生活者，愈有战斗之决心与胜利之把握也。从此可以说明蒙古有若干定居地方之兴发（此种地方其有沙漠水草地之特征，而缺乏其隔离之地理位置）。但此种历史上之循环，已因现代工业之文明而告终止，因工业文明之工矿及交通，能融合沙漠、草地、田园、城市，为以前所不能者，过去之部落斗争，对于定居民族之征伐，朝代之因跨于草原及定居二方面而灭亡之故事，已不能再发生矣。然而历史之教训，即在现代亦不无价值，如改革太急烈，牲口被屠过多，对于其社会之财产破坏过甚，一部人民乃逃避至最穷荒之地，度其最简单之游牧生活，此种人民能度过去蒙古人之生活，即近于纯粹之草原生活，仍为蒙古族之根源，现外蒙政府正设法吸引之使其拥护革命云。”[40]这篇文章，是笔者所能查见的20世纪上半叶国内报刊详细介绍拉铁摩尔及其学说的最后文献，而这一文献，恰恰就是拉铁摩尔倾注毕生精力的内亚研究中的蒙古研究部分。

此外，拉铁摩尔与其夫人合著的《中国简史》也在这一年被国内报刊所介绍，并认为，“这是几年前他们合著的小书《现代中国的建立》的改订本。欧文·拉铁摩尔是远东问题权威，对于中国问题认识最清楚、最透彻。想从一个外国学者兼友人的解释和叙述中间来了解自己的切身痛痒的读者，拉铁摩尔夫妇的客观的立场，富于远见的观察，一定有极大的帮助”。[41]

进入1948年，随着中国内战中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逆转，拉铁摩尔对于中国问题的一些深入的、具有前瞻性的论述，尤其是关于援华问题的看法也重新进入国内一些报刊杂志的视野。如《观察》就专门刊发拉铁摩尔曾于本年12月12日在美国发表的《中国的危机及其将来》中译文，意在对美国对华政策进行检讨，以重新面对当时的中国国内政治军事局面。文中颇有预见性地指出：“差不多在一百多年以来，中国政府的构成第一次将要脱离了列强的操纵。美国和苏联将要发现：中国政府性质的演变是基于中国自身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因素的变化，美国将不可能再支配着这些因素了，即使取得了苏联的同意，美国仍不能如此。中国的将来并非走向‘美国的世纪’，也不是走向‘苏联的世纪’，而是在基本上走向‘亚洲的世纪’”。[42]后来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走向，正印证着拉铁摩尔的预测。

三. 意义与展望

尽管拉铁摩尔本人所处的时代对我们而言已经属于近代史了，但他的研究路径本身却始终具有现代意义，并日益彰显出新的启发力。

如论者所言，拉铁摩尔“具有很强的语言学习能力，精通汉语、蒙语等多种外语，他的思想方法是自由奔放型的，在他的众多的论文中，他把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国际政治学等诸种学科的治学方法融会贯通浑然一体，并且能运用自如。他没有受过正规理论教育，这反而使他具有独特的思想方法，与他在实地生活、考察中积累起来的经验相辅相成，在他认识亚洲、认识中国的过程中起了促进作用”。[43]而他所开创的内亚研究方式，一方面，使这一地区的研究具有了一种跨国视野和比较史的思路，[44]超脱了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叙述对象主体的研究取向，从而以“边疆”为切入点，将西藏、新疆、蒙古、东北放到一个更为广阔的内亚范围内加以思考，而不是仅仅将之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进行论述。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使其研究能够从地理和地缘政治的层面上来分析这些地区的社会发展与近现代变迁问题，从而避免在单一的民族国家框架下认识这些地区所可能造成的偏见与误解。[45]在另一方面，由于拉铁摩尔本人在中国的多年生活经历，他对中国所抱持的“同情之理解”态度使他在考虑国际问题时不忘中国历史的内在理论，而在论述中国历史的时候又具有国际视野。因此，他的这种内亚研究实际上就贯穿了中国史与世界史，成为中国视角与全球视野相互交融的绝佳范例。钱穆先生曾说：“西洋历史如一本剧，中国历史像一首诗。诗之衔接，一句句地连续下去，中间并非没有变，但一首诗总是混涵一气，和戏剧有不同”，[46]但在拉铁摩尔这里，“剧”和“诗”在特定的视角下成为了一个统一体，世界视角与中国认识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彼此衔接互动，进而厘清了在传统中原视角和西方本位研究方面所存在的重大缺陷。

20世纪上半叶国内对于拉铁摩尔及其学说的介绍与评价，尽管并不系统，且时常受到政局变动的影响，但不管怎么样，在对拉铁摩尔及其研究成果加以译介的过程中，还是向当时的国内读者介绍了拉铁摩尔思考蒙古、新疆等内亚问题时的整体性思路与处理方式，并强调了地缘政治和社会生态在拉铁摩尔分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国内的读者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解和知晓这位曾长期住在中国，以“边疆”作为分析中国历史与社会的“关键词”的美国学者，并从他的作品中知道了当时中国的内亚地缘态势与未来发展的可能走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国内学界重新面向世界，在对于拉铁摩尔学说与内亚研究方式的“重新发现”过程中，20世纪上半叶的引介成果为学界重获世界眼光提供了最初和最基本的资料，使我们能够在这些既有译介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而不必再从头开始去填补知识的断层。而同时，我们回过头来重新看待20世纪上半叶对于拉铁摩尔及其著述的引介工作，不仅能够体会到国难当头之时中国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对于知识救国的良苦用心，更能够感受到国内读者对在国际地缘背景下重新认识中国当前地位和未来角色的迫切要求。可以说，“学术”与“地缘”成为20世纪上半叶国内引介拉铁摩尔及其著述的重心所在。

与以往相比，当代的内亚研究与边疆研究已经超越了单一的历史与语言研究，而开始在多学科参与下展开。而在当今的国际环境下，地缘政治因素也成为重新认识内亚研究与边疆研究的一把量尺。在20世纪上半叶国内学界对于拉铁摩尔及其学说的引介与评述，跟当时的国内、国际环境息息相关，可以说，由于拉铁摩尔本人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学院派学者，要是离开当时的政治与地缘契机，且鉴于当时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版图中的弱势地位，作为与之相对应的知识生产界的被动地位，国人对于拉铁摩尔的认知可能依然会相当有限，从而无法了解他的学术与思想。正是由于拉铁摩尔对现实地缘政治的介入与对中国这一“第二故乡”命运的“同情之理解”，使他逐渐为学界所知。而在当代对于拉铁摩尔内亚研究的重新发现与阐释过程中，新的国际地缘态势与新的国家力量为这些新话语提供了契机与舞台。在如今的国际舞台上，中国自身的经济与政治地位较一个世纪以前已经大为提升，在内亚地域范围内所处的角色位置也在发生转变，逐渐从一个被动的观察者转变为一个主动的观察者，国家话语的力量正在增强。因此，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重新发现拉铁摩尔，重新阐释拉铁摩尔的理论，也就成为一个具有全新意义的、值得加以深化的任务。

[作者简介]袁剑，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讲师，主要研究领域为内陆亚洲边疆史、跨界民族问题以及海外民族志（侧重内陆亚洲地区）。联系方式：rucyuanjian@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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