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张世明教授新近出版的《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第二卷《边疆民族》一书进行了系统解读，分别从中国边疆理论话语的“范式”构建、海外边疆理论话语转译的前提与可能、边疆理论的“关键词”研究以及人类学田野方法对边疆研究的助益等方面作了梳理与评议，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批评意见，力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于本书及本书所提问题的讨论。

 

关键词：边疆理论话语  边疆学  可能路径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阔的疆域，但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大片国土陷于敌手，令当时身怀家国之情的学者多有感慨：“吾人处于今世，深感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衷心忡忡，无任忧惧！窃不自量，思欲检讨历代疆域之盈亏，使知先民扩土之不易，虽一寸山河，亦不当轻轻付诸敌人”，[1]在当时这种特殊的政治军事环境之下，出现了一大批边疆研究著作，如苏演存的《中国境界变迁大势考》（1916年）、葛绥成的《中国边疆沿革考》（1926年）、顾颉刚、史念海的《中国疆域沿革史》（1938年）等，[2]这些著作着力于对中国疆域发展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与总结，进而确立起对于中国广袤版图的共同体认。

尽管如此，从中国历代政治发展过程来看，在同样作为“国之要务”的国家统一与边疆发展相互关系方面，却始终存在着某种内在紧张。钱穆先生曾言：“国家统一是我们政治上应该绝对争取的。但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事”。[3]而如何更好地处理好国家统一与边疆发展之间的关系，使两者能够彼此互相促进、协调发展，这是任何研究边疆问题的中国学者所应该秉持的一大目标。

中国固然有自身独特的边疆态势，但对边疆的思考以及由此形成的边疆话语则是世界的，并形成当今各国之间边疆话语领域的竞逐态势。与古代世界各国相对不受约束的边疆争夺相比，近现代的国际地缘政治在某种程度上限定并固化了当今世界各国的边疆，而强势的边疆话语又在观念层面上对边疆进行定义，进而形成对于后发型国家的理论话语优势。这一层的关系，是我们在探讨边疆问题时不得不注意的。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如民国时期的学者所指出的，当时的西方（包括日本）对华边疆研究中，“东西学者考证中国边疆史地，有易犯之错误三：一为帝国主义的惰性所笼罩，动辄谓中国人势力之到达边疆，宛如蛮人入寇，毫无建设，文化力量，尤不足以影响异民族。二为历史的传统观念所蒙蔽，以近代欧洲殖民政策之演变过程，来理解中国历代之经营边疆。（日本为随声附和者）三，中国史料之认识，并未深细，歧误滋多；即法国有名汉学家，亦不能免”。[4]有鉴于此，如何历时性和共时性思考的基础上，建立起一种具有活力与阐释力的中国边疆理论话语，就成为建构当代中国在国际话语中的主体性的一个重要前提。[5]张世明教授《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第二卷《边疆民族》部分，正是在某种学术自觉下构建中国自身主体性边疆理论话语的一种初步尝试。

• 当代中国边疆理论话语重构的困境：“范式”空间的瓜分殆尽

 

姚大力先生曾言：“古代中国所存在的各种‘内部边界’及其历史影响雄辩地表明，我们不能将两千多年以来的中国历史，看作仅仅是从某个中心越来越远地向外辐射其政治——文化支配力的单向‘熔化’或‘融合’的过程”。[6]而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适当的边疆理论话语来进行整体性的叙述和阐释。但要确立当代中国自身的边疆理论话语，又不得不面对一个“范式”的问题。

“范式”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和新问题，但却值得加以新的探讨。张世明教授在文中指出：“所谓‘范式’这一概念问题，与其说是在说明科学革命，不如说是为给正常的常规研究（normal research）以特征而设想的概念工具”。[7]他进而区分了库恩所指涉的“范式”（Paradigm）与福柯的“知识型”（法文：L’épistémè，英文：episteme）之间的异同，指出，在不同学科领域内，尽管各自所面对的问题千差万别，但彼此之间存在学理、知识构成等方面的共通之处，[8]这就为我们从多学科视角来分析一个共同的基本问题提供了一种内在可能。

作者在对相应经典文本的细致阅读基础上，对于国际学界的宏观性边疆理论作了细致的梳理。作者将既有的国际边疆理论分为三大类型：自然疆界论、科学疆界论和互相边疆论。[9]其中，自然边疆论以法国为代表，作者尤其强调十八世纪之前的法国启蒙运动这一历史背景。[10]在某种程度上，法国学派所引领的这种自然疆界论也跟法国的“公民民族主义”（civic nationalism）观念相应成趣，而与德国的地缘政治论及其“族类民族主义”（ethnic nationalism）主张形成鲜明对比。[11]

科学疆界论则更多地与英帝国殖民扩张时期的特质与需求联系在一起。由于大英帝国的海外扩张是全球性的，它超出了诸如山脉、河流、森林等自然地理界线的范围，而实现了对具有不同地理和气候特征的世界各地区的占领与控制，并在此基础上试图确立起帝国疆界的合法性。作者在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科学疆界论’的产生既是科学宗教化的产物，亦是为疆界合理化所涂彩施绘的话语建构”，[12]他并以曾任英国驻印度总督的寇松对现代边疆“科学划分”的实践为例，梳理了寇松在现代边疆确立方面的相关观点。[13]尽管“科学疆界论”确实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用科学方法和程序加以划界的可能，但本质上却是一种霸权的体现。[14]

在自然化的疆界观和科学疆界观之外，则是对于边疆的相对化认识。作者以美国学者拉铁摩尔作为代表人物加以论述。拉铁摩尔的“徒步历史学家”经历与“内陆亚洲”的广阔视野使其能够充分发挥学术想象力，写出《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这样的边疆研究体系性巨著，并以极少数研究非西方世界的历史学家之一的身份有力地重塑了西方史学界的内亚研究传统。[15]正如作者在书中所指出的，拉铁摩尔学术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是政治地理学上的“心脏地带理论”（Heartland Theory），[16]在拉铁摩尔的笔下，更强调历史背景中的陆权因素，尤其是内陆亚洲这一广阔区域在历史中的特殊重要性，在这个大区域内，各个王朝与帝国走过了各自的兴衰岁月。这种兴盛衰亡的历程，一方面会出现如美国历史学家特纳所提出的美国西进式的“边疆”，但基于欧陆不同的历史与社会环境，具有更为古老和持久的“边疆”，[17]同时也是一种更具影响力的“大边疆”，[18]而这种边疆又随着历史上各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出现变动，并在现当代国际地缘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有一点值得商榷的是，作者在本书中提到，尽管拉铁摩尔的研究并没有因为北方情节而着重于长城地区以致忽视了云南、贵州等地区，但拉铁摩尔对南方地区确实不大了解，而作者还是力图将拉氏的云贵叙述话语放到“内陆亚洲”范式中加以讨论。[19]但是，作为一个体系性叙述来说，这样的畸重畸轻局面无疑会成为导致体系不稳固的重要因素。笔者更倾向于弱化拉铁摩尔的南方论述，而重新寻找一种新的关于中国西南的范式性论述。笔者以为，在中国研究领域内，从历史研究层面来看，在西方对华边疆研究中，以拉铁摩尔为代表的“内陆亚洲”范式、以施坚雅为代表的中国西南研究范式以及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冲击-回应”范式分别构成了西北-内亚、西南、东南面向的边疆研究范式。

正因如此，他们就形成了从各个方向对于中国边疆的解构与阐释，并形成了相应的叙述与解释传统，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中国本位的边疆理论话语的遮蔽。而在考古研究层面上，西方也提出了自身视角下的边疆观，并以此作为对考古学研究的指导。斯坦顿·W·格林和斯蒂芬·M·佩尔曼指出，边疆与边界研究意识到社会是开放的，而宏大的历史类型已经告诉我们，在社会体系的边缘地带所发生的社会变革经常是最为明显的，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也是最为剧烈的。对于长时段的时空过程的研究而言，边疆研究是一种自然的、必要的因素。[20]可以说，这鲜明地提出了边疆研究在考古学中重要性问题，并以此确立起考古学中边疆研究的相关方法与范式。[21]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对于边疆理论话语的叙述方面，在世界范围内，自然疆界论、科学疆界论和互相边疆论占据了基本的话语空间；而在中国研究范围内，上文所提到的西北-内亚、西南、东南面向的边疆研究范式又基本上囊括了中国研究的基本范式。而在学科领域内，考古学也已经确立起自身的边疆研究方法。这样一来我们自己在确立自身边疆理论话语上就显得相当被动，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该怎么办？

 

 

二．海外边疆理论话语转译的前提与可能

 

早在上世纪90年代，邢玉林先生就指出，西方一些国家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比较广泛地探讨了边疆问题，其内容既包括边疆的类型及分类，又包括边疆的历史作用，有的著作还从国际法的角度论述边疆问题。而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又从边疆理论研究转向边疆实际研究，在相关研究深度和广度上都有进一步的创新。[22]这种态势，也使我们自身的边疆理论在自我积累的同时，也有了吸收和借鉴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但如何实现海外边疆理论话语的有效转译？这存在一个前提，即，这些话语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可译性。本雅明曾提醒我们要注意文本的可译性问题，只有具有原创性问题域的文本在社会科学领域才是可译的。[23]这就是说，简单的翻译并不是实现相关作品有效转译的关键，具体联系到海外边疆理论话语，就必须考虑到海外边疆理论话语所涉及的内容是否会跟中国过去、当代和未来所要面对的边疆问题有所关联，这些海外边疆理论话语中的内在视角和操作手段，是否能够有助于思考和处理中国边疆与边疆史的相关问题。

在当代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下，尽管各国地缘状况各不相同，但西方（尤以美国为代表）边疆话语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强势的边疆话语，它们所提供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国际学界的话语公约数。但是，我们也必须注意到，西方的边疆理论话语尽管强势，但并不能概括全部，除此之外，还存在着诸如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拉丁美洲文明甚至非洲文明等的文明类型，具有自身的文化与秩序逻辑。[24]因此，对于诸如“边疆”这类概念流变情况的分析与梳理就成为进行海外边疆理论话语转译的前提。

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罗马法系、伊斯兰法系等诸法系内部“边疆”概念的探究，[25]为我们细致梳理了相关文明语境下“边疆”概念所具有的内涵与外延，这就使我们能够在此基础上对海外边疆理论话语是否值得加以转译作出判断。作者在相关的论述中，既有英文文本，又有一定量的日文、德文、法文等文本，在多语种资料占有与解读方面体现出独特优势与国际视野，但同时也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于与中国边疆概念形成关系密切的俄国的相关文本（尤其是俄文文本）的解读与梳理不足，同时也缺乏对于各文明“边疆”概念间关联性的分析。此外，对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内亚游牧文明中“边疆”概念的认识与论述也还有所欠缺。这些都是值得在后续研究中深化和强化的地方。

 

 

• 中国传统边疆话语的接入与契合：“关键词”指引下的联系与互动

 

文化研究的开创者雷蒙·威廉斯在其代表作《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为我们指明了作为跨学科的“关键词”在梳理学术脉络与文化互动中的重要意义，[26]而在具体的学术操作方面，则强调“关键词”所具有的关联性。[27]“边疆”一词尽管没有收在他的这部著作中，但却同样足以成为一个社会关注、意义多样、影响广泛的“关键词”。

作为中国研究领域中亟待与西方话语对话与交流的领域，边疆研究日益需要在“关键词”

方面加以推进，其中，“边疆”一词首当其冲。从总体上看，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边疆”的研究大体上以两条路径展开，即“边疆”理论与具体的“边疆”问题。国内目前对边疆理论的研究一方面是对美国历史学家特纳等所开创的“边疆学派”以及美国之后所展开的对于边疆的理论探索进行梳理，在另一方面，则从中国历史上对于边疆地区的相关文献记载加以归纳总结以及将其以西方意义上的“边疆”概念加以复述，而欠缺一种基于自身场域对“边疆”的阐述，这样的状况就造成了我们似乎对于西方的“边疆”理论很熟捻，并貌似可以将这些理论用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边疆”现象，但是，当将这种解释用以阐述当代中国的边疆问题时，则往往缺乏说服力。

笔者以为，作者在书中就“边疆”这一“关键词”在法史、地理学史和世界史层面所作探究应该是本书最为出彩的部分，这既是作者“总体历史”的具体阐释，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对“边疆”这一关键词在意义转变史、复杂性和不同用法层面所作的具体分析实践。作者指出，国际法学作为一种话语的建构，凝聚着一代代学者的心力，而在国际法学发展之初，边疆问题并没有成为关注的重点，当时像贞提利、格劳秀斯等古典法学家所关注的更多的是民族国家的主体，而非民族国家的边界。[28]自伯伦知理开始，拉普拉德尔（P.、马克斯·胡伯等接踵其后，在国际法领域为边疆问题做出了相当可观的知识贡献，逐渐形成了关于某种意义上的“国际边疆”（the international frontier）的相关论述。[29]而在这一过程中，关于国际边界争端等的具体案例所起的作用非常显著。[30]

在地理学方面，尤其是随着政治地理学的兴起，时空因素（the Spatial Tradition）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具有了更为宏观和持久的意义。在这过程中，建立在环境决定论基础上的地缘政治学（英文：geopolitics，德文：Geopolitik）占据了一个重要角色。地缘政治学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瑞典政治学家鲁道夫·契伦和德国博物学家、地理学家弗里德里希·拉策尔，而在契伦的定义中，地缘政治学“是关于地理的有机体的国家，或者空间现象和国家的学问。因此，国家是国土、版图、领土，或者最具有特征的领域的具体地域”。[31]以此为基础，他和拉策尔提出了关于国家、空间与边疆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论阐述。这些核心论述进而通过森普尔在英文世界中的阐发得以进一步拓展。而与此同时，作为另一个欧陆强国，法国学界在边疆问题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传统。以维达尔-布拉什为核心所形成的维达尔学派并不认同德国地缘政治学所秉持的地缘决定论，而主张人与地理因素的互动。而卡尔·豪斯浩弗则以其独特的地缘时空世界观（Weltanschaunung）助推了德国20世纪20-30年代的地缘政治学，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纳粹德国扩张思想的源泉。[32]

在世界史层面上，最有代表性的则是美国学者特纳所开创的边疆历史学派。当时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学派（亦称“制度史学派”）所提出的“生源论”兴盛一时，而特纳“与‘生源论’外烁式解释美国历史的欧洲中心论范式分道扬镳，认为美国制度不是从日耳曼的‘特征’，也不是从黑森林中来的，而是从美国的荒野来的”。[33]正如特纳所言，只有将目光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广阔的西部大地，才能真正地理解美国的历史。[34]而在对“边疆”一词的内涵方面，特纳所作的定义也跟欧洲的观念大有不同。对此，作者认为，随着近代以来地缘政治边界的重新划定和经济、文化、宗教等其他边界形式的确立，使得“边疆”概念本身出现了层位和指向上的不同性。而这，也是历史与现实政治中关于“边疆”的诸多误解的一大原因所在。

 

 

• 比较研究与田野实践：新的契机

 

在当代，由于多重视野的存在，“边疆”作为一个意义多元的文化关键词，固然具有不同的面相。但就“边疆”本身而言，可以说，“任何一条边疆实际上都有两条：一条是推进方的边疆，另一条则是被推进一方的边疆”，[35]因此，在对边疆及其背后的边疆理论话语加以阐释方面，也存在一个如何表达推进方的边疆和被推进一方的边疆的问题，这就需要一种有效的解释力，从而使边疆的内外两方都能加以沟通与理解。这无疑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

我们注意到，现代民族国家在稳固对自身边疆的控制力方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杜赞奇曾鲜明地指出了各民族（及其所在的民族国家）空间只有在不断地发出自己声音的过程中才能维系自身的主体性。[36]不可否认，中国边疆史有自身特殊的历史背景与传统，但这种特殊性在某种程度上无法完全被海外学界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就有必要通过相应的比较研究，实现中国与海外学界在边疆研究方面在一定层次上的互相理解。迪特里希·格哈德（Dietrich Gerhard）曾分析了俄国、德国以及在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非洲的英国殖民地社会形成过程中边疆所扮演的角色问题，进而指出，我们不应该将将边疆孤立起来看待，而应该注意到正在同时发生作用的其他力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弄清楚在其他国家的情况中，边疆是否跟特纳所说的美国西部的那样，发挥着相似的作用。[37]而要“研究‘边疆’、‘边界’的概念问题，只有不断扩展我们头脑中的文化背景的边界线，尽可能突破‘地方性知识’的局限，具有一种‘地球村’的眼光”。[38]笔者以为，只有通过中国边疆与其他国家和社会边疆的比较研究，才能避免在同一种话语内部自说自话、同时却缺少接受者与倾听者的局面，从而使中国之外的研究者能够了解并理解中国边疆自身的所包含的一般边疆共性以及自身的特殊性，从而使我们自身对边疆的情况有更深刻、更清晰的认识。

除此之外，社会田野实践也是成功确立起中国边疆理论话语的关键所在。凌纯声先生曾提醒我们：“我希望热心研究边疆问题的同志们，我们如果真正研究边疆，并不是集几个同志，结合一个团体，出版一种杂志，写几篇人云亦云、辗转抄袭，甚至虚造事实来充塞篇幅的文章，就算了事……要研究边疆，第一要有可靠的现实的材料作为研究的凭藉……有了可靠的材料，再谈得研究”。[39]而这些可靠材料的获得，有待于我们像凌先生本人那样，去亲身去体会与记录，唯此方能有第一手最直观的素材，进而实现从对二手资料的“编译”到现场书写的转变，使表达主体体现出自身在场的新意义。而这种研究路径，在美国边疆史研究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正如杰克·福布斯对于当时美国边疆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所指出的，边疆史研究不仅仅局限在纯粹的历史研究领域，他并进一步指出，边疆史学家对于其他社会科学家的相关作品缺乏相应了解，不管这些作品涉及的是美洲、非洲还是欧亚的边疆，此外，还有必要关注那些对非北美边疆进行研究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相关作品。[40]其中就列举出了拉铁摩尔的《边疆史研究》（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以及希拉里•康罗伊（Hilary Conroy）的《夏威夷的日本边疆，1868-1898》（The Japanese Frontier in Hawaii, 1868-1898）。而这些作品，都是在进行艰苦、深入的实地调查和田野工作之后写成的。在这过程中，研究者对于所研究的地域都具有深厚体验，这种体验本身，也成为他们成功进行理论概括奠定了坚实的接触。

总体而言，张教授此书体现了个人独著作品在系统思考某个整体性问题方面的优势与特色，能够以多学科的视角对“边疆理论”与“边疆”概念的流变发展问题进行深入而细致的解读，在诸多方面推进了边疆理论与相关概念的研究，同时在保持对于不同文明与语言中“边疆”问题关联性的关注之上，将“边疆”纳入到法律、历史与经济空间中加以观察与分析，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边疆叙述话语，使之受到不同学科的关注，为国内学界相关问题的研究确立了一个较有意义的参照系。而在对中外既有的历史文本的解读与梳理之上，如何通过区域研究和比较研究清晰提炼出自己的观点，如何更好地理解各大文明、各个国家在认识与表达自身边疆概念时的具体语境与方式，如何通过扎实深入、亲临其境的人类学田野研究和民族志来推进边疆理论研究，或许是我们有必要在张世明教授此书基础上进一步加以推进和完善的地方。此外，一个好的研究作品首先应该是一个具有可读性的文本和“故事”，艰涩不应该成为学术深度的代名词。本书文字甚为晦涩，影响到阅读感受，这也是在本书后续版本中需要改进的地方。概言之，理论研究固然需要文本材料的熟读与梳理，但是一种真正具有国家主体性的边疆理论话语的建立，必须对外围国家的边疆研究有充分的比较性认知，并建立在迈向田野的众多研究者的深度细描基础之上。“向外看”与“向下看”兼顾，“远见”与“洞见”并行，或许是我们确立自身边疆理论话语的新契机所在，同时，也是笔者在解读本书的基础上所期望进一步认识和实践的目标。

---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