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
一
1689年（康熙二十八年）末，准噶尔汗国噶尔丹博硕克图汗率兵2万余人离开科布多营地，开始他第二次东征喀尔喀。准噶尔军于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6月中旬南下内蒙古，试图搜捕宿敌喀尔喀土谢图汗和哲布尊丹巴。
噶尔丹为什么要进入乌兰布通？这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中福全致济隆的信中写道：“今因博硕克图汗索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之故，圣上特遣我等来议，永定和好。博硕克图汗既近我地，乞近至乌兰布通，应以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畀汝与否，各遣显贵大臣定议。”[2](卷七)据此人们推定噶尔丹是应福全之约进入乌兰布通的。兹拉特金就持这种观点，他说：“在这封信里他（指福全——笔者注）邀请噶尔丹再靠近些，可以住在乌兰布通地区，噶尔丹接受了这一建议，毫不怀疑这是给他设下的圈套。”[3](p280)
笔者首先对这条史料本身持怀疑态度，因为它与当时的实际有不合之处：其一，乌兰布通距京师仅700里，噶尔丹进入乌兰布通后，引起清廷慌乱，“京师戒严，每牛录下枪手派至八名，几于倾国矣。城内外典廨尽闭，米价至三两余”。[4](p24)福全为约见噶尔丹，何必冒此危险呢？既然有把握在乌兰布通歼灭噶尔丹，又何必戒严呢？看来噶尔丹进至乌兰布通，是清廷所始料未及的。其二，如果福全引诱噶尔丹进入乌兰布通，那么他应该首先赶到乌兰布通，选择有利地形等待敌人的到来。事实却恰好相反，噶尔丹先进乌兰布通，选择战场后，福全才赶来，因而处于不利境地。噶尔丹如果接受福全的建议而误入圈套，结局肯定不会是这样的。
可以说，噶尔丹是按着既定的行军计划进入乌兰布通的，原因有三。
第一，噶尔丹南下内蒙古的目的是为了缓解眼前窘境，并迫使清朝遣返喀尔喀部众，从而解决部族的长远生计。噶尔丹尽管在乌尔会河打败了清军，但仍未捕到土、哲二敌，从而在解决喀尔喀问题上取得进展。所以，噶尔丹在继续追寻土、哲二人的同时，不断寻找战机，试图再打一场胜战，迫使清廷在喀尔喀问题上做出让步。因为，噶尔丹的基本领地是准噶尔，此时却被策妄阿喇布坦占领，使之失去后方；新占领的喀尔喀一片废墟，人畜逃入清朝境内，只留下一片荒漠；俄罗斯虽答应支援，却不派一兵一卒，使噶尔丹希望落空。实际上，噶尔丹清楚清廷将派大军北征，他非但不撤退，反而主动靠近目标，就是有意与清军展开决战。
第二，在乌尔会河与清军首战，准噶尔军获得胜利，使准噶尔军士气大振，增强了他们必胜信念。
第三，噶尔丹同清朝在乌兰布通会战，有它具体的战术方面的原因。鉴于清军人多势众和严加防备，噶尔丹特别注意沿着有利地形行军扎营。准噶尔军来到弼劳口后，如继续向东前进，就势必与事先在巴林占据要地等待已久的清朝大军发生正面交锋，从而有可能陷入不利境地。所以，噶尔丹有意避开清军堵截，挥兵南下，一路“覔山林深堑，依险结营”。[2](卷八)等清军尾随而来时，噶尔丹已经到达乌兰布通，并占据最有利的地形，做好了迎战准备。可以说，清军是被噶尔丹引诱到乌兰布通的。
二
乌尔会河交战之后，清政府调集大军准备征伐噶尔丹。
此时，清廷最担心噶尔丹闻风而逃，从而避开清军围歼。为了麻痹和稳住噶尔丹，乌尔会河战事一结束，康熙便遣使致歉：“阿尔尼不请旨而击汝，非本朝意也。”[2](卷七)
噶尔丹也看出清廷假谈真打之用意，于是将计就计，欺骗对方，遣使清廷再次申明入边之原因：“喀尔喀吾仇也，因追彼阑入边汛。向在中华皇帝道法之中，不敢妄行。”康熙复函噶尔丹，说明清廷并没有许诺交出土、哲二人，“岂有正事尚未议定，即可言执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以畀汝乎。此皆使臣设计脱身而为此言也”，[2](卷七)并重申派少量军队前去和谈之事。7月末，当清军接近噶尔丹时，康熙命福全曰：“噶尔丹处应作何羁縻以待盛京、乌喇、科尔沁之兵王等，其遗之牛羊以老其锐气，疑其士卒。”[2](卷七)福全奉命立即遣人送去100只羊和20头牛，并致函希望共同约定地点进行和谈，彻底解决喀尔喀问题。然而，此举并没有奏效，噶尔丹接受其礼品，却不透露半点口风，弄得清军不知所措。福全无奈地向皇帝奏报：“臣思大兵既出，彼必知之。臣等今往克一奔，而噶尔丹又驻弼劳口。欲回趋拜察以御之，又恐彼向西而往。噶尔丹狡诈多端，踪迹难定。大兵迂回猝难，调遣不若，暂驻哈卜他海海他哈地方，再定所向。”[2](卷七)尽管准噶尔和清廷之间使者往来频繁，相互多次表示友好，但双方已经箭在弦上，缺乏诚意，和谈的种种努力均告失败。
1690年（康熙二十九年）
这是激战结束的当天晚上形成的最初战报，也是研究这次战斗的第一手资料。福全的战报夸大了噶尔丹的损失，掩饰了清军的重创。康熙收到战报后，极为兴奋地说：“览王等所奏，统领大军进讨厄鲁特至乌兰布通，大败贼众，斩杀甚多。王等调度有方，官兵奋勇可嘉，在事有功人员，著议叙具奏。”然而，仔细研究福全战报，就会发现有不少疑点和自相矛盾之处。战报显示，清军用一下午的时间，从山下正面进攻山上敌军阵地，无果，转而从两翼进攻。但右翼完全为天然屏障所阻，退回原处，而左翼虽一度冲入敌阵，却很快就退出了战斗。上述过程根本没有反映清军“大败贼众，斩杀甚多”，留下少量“余贼”，甚至噶尔丹有可能死于战乱等情况。
那么，实际情况是如何呢？我们从中外史料中可以找到足以说明问题的答案。当时在清廷供职的法国传教士白晋在给法国路易十四国王的报告中曾提到这次战斗。他说：“在反击厄鲁特汗的一次战役(指乌兰布通之战――笔者注)中，皇帝（指康熙帝——笔者注）知道他的军队所以蒙受重大损失而未能将敌军彻底击溃，是因为厄鲁特人仗着良好的排枪的强大火力，迫使皇帝的骑兵退出战线。”[7](p237)福全的战报隐瞒了清军遭到准噶尔军的猛烈射击而被迫撤出战斗这个重要情节。白晋还写道：“此后，皇帝就命令他的骑兵，甚至侍卫中的精骑兵，练习在骑马跑动时，或者勒马站停时使用火器和弓箭。”[7](p237)关于这一点，清官方文献的记载尤为具体。《亲征平定朔漠方略》记载：“上谕大学士伊桑阿等，我军近与厄鲁特战，排列太密，为贼人乱枪所中，且进退不鸣笳，此皆不习战阵之故也。自古兵法无不预加训练。前者，八旗之兵，春秋校猎，即训练武备之意。但校猎恐疲兵丁之马，今既停止校猎。其令八旗兵丁，春秋二季集于旷阔之地，布阵鸣笳，教练步伐。”[2](卷八)康熙承认在乌兰布通之战中，清军队形过于密集，再加上指挥不当，行动混乱，因而遭到准噶尔军的严重杀伤，所以他才极力主张加强军队训练。这说明白晋的说法是有事实根据的。后来康熙更为明确地指出：“左翼军虽能胜敌，而右翼军不能制胜，大臣而下，以至军士阵亡、被创者甚众。”[8](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癸卯)连康熙的舅舅佟国纲，在撤退时被滑膛枪子弹打死。[9](p110)这些情况在福全的战报中均未提到。
再看准噶尔军的伤亡情况。据福全的另一份战报：“
那么，清军大败噶尔丹之说流行已久的原因是什么？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清代著述的影响。《清实录》、《东华录》、《东华续录》等官方文献和马思喀《塞北纪程》、魏源《圣武记》、张穆《蒙古游牧记》等官方及私人著述中，清军乌兰布通之战“大败噶尔丹”之说相当普遍。后人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些史书的观点。如，吴曾祺《清史纲要》、萧一山《清代全史》、孟森《明清史讲义》、稻
第二，著名史学家的影响。魏源是清代著名史学家，其说多为后来史家所本。他在《圣武记》卷三中，详细描绘了乌兰布通之战，有一段记载是这样的：“（清军）步骑争先陷阵，左翼兵又绕山横击，遂破其垒。贼乘夜走保高险。翌日，遣西藏喇嘛济隆来军，卑词乞和。”[10]魏源的记述不像福全的战报，逻辑上显然没有大问题，但把事实完全给歪曲了。魏源的记述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偏颇，是因为他的依据基本来自于马思喀的《塞北纪程》一文。马思喀的原文写道：“我兵奋勇先登，无不踊跃递进，炮火齐发，自未至戌，声震天地，驼毙于火，颓且仆，阵断为二。我师乘势，无不以一当十。贼惊溃不支，遂破贼垒，大败之。噶尔丹乘夜遁去，我师乃还营。庚申黎明，复整兵追击。贼噶尔丹遣大喇嘛诣军前卑辞乞降，乃班师回营。”[10]马思喀这些说法显系夸大之辞，与其他很多史料的记载大相径庭，是不符合事实的。但由于马思喀是乌兰布通之战清军炮兵统领，曾亲自参加战斗，所以魏源就把马思喀的记述信以为真，作为立论的依据，并为后来诸史家所继承。魏源的失误在于采用孤证，没有掌握大量史料。魏源在《圣武记》中曾尖锐地指出清代史书对清军“言胜不言败，书功不书罪”的弊病，主张“纪事之文，贵从实”。[10]遗憾的是，魏源《圣武记》关于乌兰布通之战的记述，却未加怀疑地转录马思喀《塞北纪程》的文字，从而使他在这个问题上背离了自己的正确主张。
三
噶尔丹在
其实，噶尔丹在乌兰布通尚未被清军所包围，后退之路依然敞开。但他担心一旦离开阵地就会遭到清军的围追堵截。所以，噶尔丹用讲和稳住清军，以便乘机逃脱。有意思的是，清军统帅福全等非常痛快地答应了噶尔丹的撤军要求，并许诺令诸军停止进攻：“我军遇厄鲁特即行掩击，必然之势也。我等仰体皇上好生，许汝所请，当各发印文一道，与各路领军诸王大臣。汝执此往，不论遇何路军兵，既令送本路王及大臣，即止不击也。”[2](卷八)福全确实把发往清军各路统帅的印文交给了济隆。福全认为这样做是因为噶尔丹“战之次日，屡遣人来，必多窘迫”。
上述情节不能不使人产生很多疑问，福全率军北征的惟一目的是剿灭噶尔丹军队，而此时他为什么为噶尔丹着想，帮助他逃脱呢？如噶尔丹“必多窘迫”，更易于剿灭，福全为什么不趁机进攻，却高抬贵手呢？或许福全的奏疏能帮助我们找到问题的答案。福全奏曰：“臣等欲即进剿，则厄鲁特据险坚拒，且圣谕屡行诫饬，务期兵卒不致太劳计一举灭之。假其往来讲解之间，俟盛京、乌喇、科尔沁诸军之至，齐行夹击，灭此狡寇。如有可除之机，断不误也。”[2](卷八)可见，福全有自己的考虑。他认为只要噶尔丹“据险坚拒”，清军就难以强取，
噶尔丹似乎对福全的用意有所察觉，在4日谈判当天夜里，便率部迅速撤离乌兰布通，“自什拉磨楞河载水横度大碛山，连夜遁走刚阿脑儿”。[2](卷八)这样，噶尔丹主动遣使讲和，争取三天休整后，乘清军不备，急速撤退，成功地甩开清军，奔向边外。福全的失误是，过于把延缓噶尔丹撤退的希望寄托于和谈，而没有做好防范噶尔丹突围的军事部署。当噶尔丹撤离时，他没有及时有效地组织追击，没有严令各军沿途拦截准噶尔军，从而使噶尔丹得以逃脱。当福全等醒悟到被噶尔丹愚弄之后，“欲追，而马力不能前进”。[2](卷八)为了挽回自己的失误，他派侍卫吴丹、护军参领色尔济偕济隆往噶尔丹处，说服噶尔丹在近处停留，“以定礼好”。吴、色二人竟然向噶尔丹表示“使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七旗一同遣驻故地”。[①]对此，噶尔丹做出积极回应，“跪于威灵佛前”，发誓“自此不敢犯中华皇帝所属之众”，[②]并“上书请罪”，承认“深入边汛”之错，表示“凡有谕旨，谨遵行之。今往界上，视水草善地无人之处驻扎，候旨”。[2](卷八)他以此进一步麻痹清军统帅，为撤退赢得了充裕的时间，非但没有片刻停留，却越走越远。
当时，康熙等对战局的认识无疑是正确的，指出：“明知济隆行说，以误我军，而故听之，岂不坐失时机。请敕大将军、王等作速追剿即可也。”[2](卷八)然而，这道命令发出时，噶尔丹已经远走高飞。同年11月，清廷追究福全等诸将“不行追杀，纵敌远遁”之罪，做降职、罚俸等处理。[2](卷八)对乌兰布通之战，康熙皇帝时常表示遗憾，事过6年后，依然怀着沉痛之心向臣僚们说：“向年乌阑布通之役，……乃竟中贼计，致噶尔丹遁走。彼时因朕躬违和，未得亲至其地，失此机会，至今犹以为憾”，[8](康熙三十五年正月甲戌)直率地承认了中计之事。康熙的英明之处，正在于能够从失误中接受教训，不断完善自己，从而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
乌兰布通之战后，噶尔丹军队继续向科布多撤退，队伍大量减员，2万余人仅剩数千。据此，很多史学家论定清军大败噶尔丹。其实，在乌兰布通会战中，准噶尔军伤亡并不严重，后来的大量减员与这次战斗没有直接关系。还有不少史学家把减员归结为“饥踣”。[③]噶尔丹在北撤途中，曾掠夺克什克腾旗三佐领，“抢去羊二万余，牛马一千余”，获得大量物资，因而造成“饥踣”的可能性不大。人员锐减的真正原因应当是瘟疫的蔓延。战后第二年（1691年）春，康熙给噶尔丹的敕书中提到此事：“汝厄鲁特牲畜已尽，无以为食，极其穷困。人被疾疫，死亡相继。”[2](卷九) 1693年5月（康熙三十二年），康熙致噶尔丹的信中说：“前者，尔败于乌兰布通，归时人畜多死，极其窘迫”，[2](卷十三)进一步证实噶尔丹的人多死于归途中。1697年（康熙三十六年），康熙重提乌兰布通之战时，又说：“（噶尔丹——笔者注）归路遭罹瘟疫，得还科布多者，不过数千人耳。”[8](康熙三十六年五月癸卯)清代官方史料一再提此事，说明瘟疫蔓延较为严重。1691年（康熙三十年）6月末，清廷收到噶尔丹来信，信中说：“前遇大疫，今已愈矣。”[2](卷十)可知这次瘟疫持续时间几近一年。托忒文文献《咱雅班第达传》也记载了这次瘟疫的蔓延。[11](p308)从此，噶尔丹失去染指清朝的能力，只有在漠北活动。
康熙则认真总结乌兰布通之战的经验教训，经过6年的周密筹划和精心准备后，从1696年到1697年两年期间，连续三次亲征噶尔丹，最终摧毁他的基本势力。为此，清朝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三次亲征动用近20万军队、战马约30万以及相应的巨额银两和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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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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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邢玉林.乌兰布通之战[J].民族研究，19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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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清圣祖实录[Z].北京：中华书局，1985.
［9］[法]张诚.对大鞑靼的历史考察概述[A].清代西人见闻录[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
［10］魏源.圣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1］西·诺尔布校注.咱雅班第达传[M].呼和浩特市：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内阁蒙古堂档，康熙三十三年档，全宗号2，编号43，第0056—0058页。噶尔丹以此为据，与清廷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直到去世。由于清廷屡次失言，所以在论战中未能取得主动。
[②]《清初五世达赖喇嘛档案史料选编》，《内阁蒙古堂满文档》，第164页。《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八，癸酉项和《清圣祖朝实录》，康熙二十九年八月癸酉项，把原文篡改为：“自此不敢犯喀尔喀”。
[③] 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萧一山《清代通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676页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