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6月4日至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吉林省委员会联合主持的“东北疆域历史与现状研究工作座谈会”在长春市隆重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吉林省委，中共辽宁、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国家文物局等部门的领导;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民族研究所、考古研究所、亚太研究所，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社会科学院、文博考古和民族研究部门，吉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延边大学、北华大学、通化师范学院等高等院校的领导和专家、学者等100余人出席了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洛林同志、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林炎志同志出席了会议开幕式，并做了重要讲话。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如何进一步深化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与会代表主要围绕:古代中国东北疆域理论、东北地方史、东北古代边疆民族史、古代朝鲜半岛的国和族、高句丽历史与考古、渤海历史与考古、19世纪朝鲜移民中国史、中朝边界沿革史、中朝关系史、中俄边界沿革史、维护吉林省稳定社情研究等11个方面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深入研讨。主要涉及了以下几个问题:已有研究成果的总结和存在的问题;深化研究的紧迫性与突破点;进一步解放思想，排除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干涉和影响;加大领导力度，协调、组织各方力量。

        会议认为，自19世纪中期清人研究东北疆域著述《朔方备乘》问世至今，东北疆域与地方史研究已有近150年的历史。新中国建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仅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版的相关研究专著即约有200多种、专题学术论文达数千篇。学者们的研究内容几乎涵盖了有关东北疆域与地方历史的所有领域，在地方史、边疆民族史、边界沿革史、朝鲜移民中国史、东北与周边国家地区关系史等方面则有较多的建树，形成了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建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形成了一支高水平的专业研究队伍。

现状研究是随着改革开放后东北边疆地区社会状况的日益复杂、境外相关国家和地区局势变化对东北边疆影响日益凸显的形势下开展起来的。目前的研究主要是以维护边疆稳定和促进边疆社会经济发展为切入点展开的社情调研，研究的重点是影响边疆社会稳定和边疆社会经济发展的内部与外部因素。与疆域历史研究相比，边疆现状的研究和调研在研究成果与研究力量上都相对薄弱。

        在肯定以往研究成就的同时，学者们也指出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挑战首先来自境外。多年来，某些境外研究机构和学者出于政治目的，在中朝关系历史的所谓研究中歪曲史实、制造混乱，而且相关国家都在不断加大这些所谓研究的投入。这些歪曲史实的所谓学术研究，已在朝鲜半岛内外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会议代表一致认为这些歪曲史实的所谓“研究”为我们的东北疆域历史与现状研究带来了严峻挑战。

挑战之二来自于东北疆域历史与现状研究本身，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未能将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置于中国边疆研究全局中来考察。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是中国边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既有不同点，也有共性。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讲，进行理论探讨的论著本就少见，从中国边疆研究的大背景下研究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的论著更是鲜见，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对一些理论问题的研究，诸如疆域理论、藩属问题、羁糜统治、边疆内地一体化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如果脱离了中国边疆研究的大背景，不和其他边疆地区进行对比研究，而仅仅局限于东北边疆地区，是难以正确探索其规律的。二是研究力量各自为“战”，缺乏系统协调的现象依然存在。各自为“战”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弊端，在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中这种状况也是存在的。研究力量分散，形不成攻关规模;互通信息欠缺，重复立项、重复撰著、缺乏协调、缺少创新。尽管近年出现了一些协调和组织机构，但面对挑战，尤其是国外一些谬论的挑战，学者之间的协作仍然需要进一步加强。三是研究经费投入严重不足。无论是国家社科研究部门或东北各省社会科学研究机构，都感到研究经费拮据。不少好的项目或课题因没有专项研究经费而不得不一推再推;疆域研究的实地调查、现实边疆问题的实地调研无法深入展开;研究成果的出版往往也因经费不到位而无法及时付梓。此外，研究经费的匾乏、出版困难等也使研究队伍陷入了人才外流、后继乏人的境地，而当前正是研究队伍处于新老交替的时期，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的发展必然会受到进一步影响。四是目前东北疆域历史与现状研究中“禁区”林立，非学术因素对研究的制约、干扰未得到根本性改变。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关系国家利益，涉及外交政策、民族政策、国际关系等敏感问题，受到历史和现实的影响，研究中“禁区”大量存在，制约了研究的正常开展。诸如课题立项困难，经费难以落实，成果发表受到限制等，严重挫伤了研究者的积极性。这种状况近20多年来虽然在逐步改善，但有些“禁区”及其所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

        面对挑战，会议认为对管理部门来说，当前解放思想更具有紧迫性。一是要充分信任中国学者的爱国主义传统精神和求实求真的治学风范;二是要相信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学者的声音可以弥补政府声音的欠缺与不足，起到互补的功能。果能如此，管理部门在维护国家外交大局的前提下做到以下几点也就顺理成章了。一是政府应保护中国学者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学术见解的不同，鼓励进行心平气和的讨论，认识不一致的可求同存异;凡有人想混淆研究与决策界限，应予澄清;有人若借学术见解的不同无理取闹，甚至制造事端，应予坚决驳斥。二是政府应采取有力措施鼓励学术界系统、全面地开展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要为学者出版相关专著、发表论文提供宽松环境，但应避免一哄而上，重复出版。三是应放手让中国学者参加相关国际学术讨论，鼓励和保护中国学者在国际学坛上为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学术发展所做的工作，要为让更多的学者的声音出现在国际学坛上创造条件。四是对一些遗址，特别是高句丽、渤海遗址加强管理并不是将有关遗址封闭，不让中国学者在研究工作中加以适当利用，而应该开放，加强高句丽文物遗址讲解、宣传的把关审定。
    迎接挑战，会议认为应启动“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将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研究纳入学术化轨道，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有机结合，深化研究，在3-5年时间里完成一批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3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