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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
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

 

19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以后,清政府陆续向国外派遣使团、外交官、留学生的历史,已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然而,对于1887年清政府派遣12名游历使同时分赴世界四大洲二十多个国家考察之事,国内却至今尚未见到专门的研究。不仅各种中国近代史、外交史、中外关系史论著中均无记载,甚至各种研究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与对外认识的专著和资料集中也很少涉及。(注:笔者曾在拙著《近代中日启示录》、《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及拙文《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初探》中提及此事,但着重谈的是傅云龙的日本游历和日本研究。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中只收录了笔者标点解说的傅云龙《游历日本图经余记》。外国学者的有关论述,仅见日本学者佐佐木扬的《洋务运动时期清朝的外国事情调查》一文)。

笔者认为,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之举,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打破了历史记录。首先,中国政府破天荒第一次为中央各部保举的出国官员举行了别开生面的选拔考试。其次,清政府第一次同时派遣12位官员分别前往亚洲、欧洲、南北美洲的二十多个国家进行为期两年的游历考察。其路程之远及所到国家之多,都是史无前例的。第三,这次游历考察所取得的外国调查研究成果也是空前的。游历使们共撰写了几十种对外国调查研究的著作、考察报告及海外游记、日记和诗集。其中仅傅龙云一人就撰写了游历日本、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等六国的调查报告(《游历图经》)、游记(《游历图经余记》)和记游诗共110卷之多。因此,笔者认为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可以称得上是19世纪80年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它对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了解外国、学习西方、推动改革以及加强中外关系、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等,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和影响。

本文试图根据游历使们的大量著述和各种档案、报刊、地方志及文集、笔记、日记、诗稿、书信等原始资料,对1887年清政府派遣游历使的由来,举行选拔考试与录取、派遣的经过,游历使在各国考察活动的实况及其调查研究的成果等问题,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探讨。

一、清政府派遣游历使的由来

自从鸦片战争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中国大门以后,西方国家逐渐取得五口通商、公使驻京、内地游历传教等特权。西方的外交官、军官、商人、传教士、学者等不断以游历为名来中国沿海和内地活动,共收集中国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情报。清政府内一些开明之士痛感中国对外情的隔膜和无知,也开始主张鼓励国人出洋游历。 1866220,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奕在上奏中指出:“查自各国换约以来,洋人往来中国,于各省一切情形日臻熟悉。而外国情形,中国未能周知,于办理交涉事件,终虞隔膜”,因此,“臣等久拟奏请派员前往各国探其利弊,以期稍识端倪,借资筹计”。正巧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要请假回国,总理衙门便派知县斌椿父子与三个同文馆学生随其赴欧洲游历,“即令其沿途留心,将该国一切山川形势、风土人情随时记载,带回中国、以资印证”。[1]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官派海外游历。1868年,清政府又派刚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率总理衙门章京志刚、孙家谷等组成近代中国第一个外交使团出访欧美十一国。1870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奉命出使法国,就天津教案向法国道歉,这是清政府第一次派大臣出洋。1876年,清廷派郭嵩焘出使英国,就马嘉里案件向英国致歉,并出任驻英使臣,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位驻外使臣。清廷以后又陆续派出驻美国、日本等国使臣。1878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曾派遣江西贡生黄楙材赴缅甸、印度等国游历,这是地方大吏首次派员出国游历。

追溯1887年派遣游历使之由来,则缘起于光绪十年(1884年)御史谢祖源的一个奏折,名为《时局多艰,请广收奇杰之士游历外洋》。他建议“今翰詹部属中不无抱负非常者,可否令出使大臣,每国酌带二员,给以护照,俾资游历。一年后许其更替,愿留者听,其才识出众者,由出使大臣密保,既备他日使臣之选,亦可多数员熟悉洋务之人”。光绪 十一年二月十一日 1885327),总理衙门大臣奕劻等在议复谢祖源奏疏中,也指出“今外务日繁,诚宜广为储材,以收群策群力之效”。“是以欲周知中外之情,势必自游历始。”针对谢祖源的奏议,总理衙门认为“查出使各国大臣不乏差遣之员”,可以“随时分饬属员游历境内,考核记载”。同时提议“翰詹部属中,如实有制器、通算、测地、知兵之选,坚朴耐劳、志节超迈,可备出洋游历者,可否请旨饬下翰林院六部,核实保荐,并资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核,再行奏请发往各国游历,由出使大臣就近照料”。(注:奕劻等《议复谢祖源奏请练习洋务人才疏》,见葛士濬编:《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一二○,谢祖源原奏内容是该疏第一段所引。)这个意见虽然得到皇帝批准,并通知了翰林院、六部及驻外使馆,但具体实施却一直拖了下来。直到光绪 十二年十二月初十 188713),光绪皇帝下旨:“前据谢祖源奏请饬保荐出洋人员,经总理衙门议覆,请由翰林院六部核实保荐。现在几及两年,尚未据保荐有人。着该衙门传知翰林院六部迅即查明有无可以保荐之员,限三个月内咨覆该衙门,勿再迟延,钦此。”[2]

在皇帝严旨催促下,六部开始陆续保荐本部官员,总理衙门也于光绪 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1887518),特别拟定了《出洋游历章程》,“缮呈御览”。这个章程共十四条,是一份派遣游历使的具体计划。章程第一条规定派遣游历官员人数,因受经费限制,只能以10-12人为定额。第二条规定采取考试选拔方式,由各衙门先推荐保举,然后由总理衙门“定期传集考试,以定去取。其考试所取专以长于记载叙事有条理者入选”。第三条规定游历期限,“以二年为限,往来路程均在限内”。逾期停发薪水,改作自费游历。第四条规定游历使的薪水待遇,“每月银200两,伙食僕役一概在内”。另外,“每员准雇请翻译生一名,月薪50两”,可在同文馆等处选择。第五条规定往返船票及在各国游历火车票,准其开支公项报销,但是只能坐二等舱。第六条规定各游历使可以预支六个月薪水和公费银一千两,以备应用。如果途中不够,“准在各使署暂行借支”。第七条规定旅差费报销细则,“均须逐日细载,无许含混以杜浮冒”。第八条建议游历使在确定各国“可游之处”时,预先询问驻外使领馆,“以免虚糜”。第九条规定调查考察的任务。“游历之时应将各处地形之要隘、防守之大势,以及远近里数、风俗、政治、水师、炮台、制造厂局、火轮舟车、水雷炮弹,详细记载,以备考查”。第十条鼓励游历使学习西学,对“各国语言文字、天文算学、化学、重学、光学及一切测量之学、格致之学”,如果曾经留意或选择学习,“亦可以所写手册录交臣衙门以备参考”。第十一条规定游历使回国后应向总理衙门汇报“学习何业,所精何器,所著何书”,并由总理衙门“择其才识卓著人员,奏请给奖”。第十二条规定出洋游历人员由总理衙门发给文牍护照,“写明由驻扎各国出使大臣领事官随时照料”。第十三条规定各游历使领到文牍护照后,“即行出洋,不必齐帮同行”,以免耽误公事。第十四条规定了请假制度。如有保送后因父母老病不愿出洋者,仍准呈明,“免其成行”。[3](总理各国事务庆亲王奕劻等遵拟游历人员章程事)这份规定相当周密的《出洋游历章程》,经光绪皇帝硃批“依议”之后,派遣游历使计划正式进入考试与派遣的实施阶段。

二、别开生面的选拔考试

光绪十三年闰 四月二十一日 至二十二日( 188761213日),在北京总理衙门所属的同文馆内,举行了两场别开生面的考试,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选拔出国游历官员的考试。与传统的科举考试科目不同,这次既不考四书五经,也不试八股诗文,而只做关于边防、史地、外交、洋务的策论。由总理衙门大臣曾纪泽等亲自出题、阅卷。曾纪泽在日记中有如下具体记载: 612(闰 四月二十一日 ),他先到总理衙门“将所拟之题付印字房摆印”,然后与总署大臣沈秉成(字仲复)、续昌(字彦甫)“同往同文馆厅,试吏、户、礼三部保送之游历之员,送32人,到者20人,点名散卷,发题纸”。“申初阅卷,申正二刻毕”。次日,又“至同文馆厅,试兵、刑、工三部游历人员,保送44人,到者34人,点名、散卷,发题纸”。下午同总署大臣福锟(字珍亭)、廖寿恒(字仲山)一起“阅卷,批定甲乙”。[4](P1597)至于考试题目,据应试的傅云龙记载第一天的试题是“海防边防论”与“通商口岸记”。第二天的试题则是“铁道论”和“记明代以来与西洋各国交涉大略”。这次考试,六部共保举了76人,应考者为54人。考试结果,初步录取28人,其中兵部郎中傅云龙名列第一,户部主事缪祐孙第二。光绪 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18871028)的《申报》,特地把“状元”傅云龙的试卷“照登报首”,“愿与留心时事者共击节赏之”。傅云龙在这篇《记中国自明代以来与西洋交涉大略》的试卷中,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古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及鸦片战争后中西交涉订约的历史。文章谈到明末以来的西学东渐,但同时又认为西洋科技有不少源于中学。关于近代中外关系,他指出“道光间林则徐禁鸦片”而局面一变,“咸丰间与英法交兵,而局又一变。为通商计,于是乎有约立约”。[5]还列举了与各国订约的时间。

对于这次游历使选拔考试与派遣,社会上有着不同的反应。晚清著名学者李慈铭在其《越缦堂日记》光绪十三年闰 四月二十四日 曾记载道:“近日通商衙门分日考试六部所举游历人员,闻取者28人,兵部傅懋元(傅云龙字懋元)第一。”但他认为以往中国士大夫以出洋为苦差使,不屑为之。而现在出洋游历居然成了热门,需要考试竞争入选,连傅云龙那样钻研经学考据学颇有建树的饱学之士也来应试。思想较为保守的李慈铭不禁感慨社会风气的变化,“国家考试,至有出洋游历一途,而应之者不乏考据之才,亦近日风尚使然也!”不过使他聊感安慰的是,“又闻懋元此次试自明代以来中外交涉论,引证甚博,推原化学、重学、汽学之法,实本于墨子”。[6]

而《申报》却十分重视这次游历使的考试和派遣,除了全文刊登傅云龙的试卷和考试录取人员名单外,在 18871110(光绪 十三年九月二十五日 )头版还专门发表评论《论游历人员之责重》,对派遣游历使的意义加以阐发。评论首先认为,“泰西各国之开疆拓土日致富强,大都其先皆得益于游历”,而中国“历来不欲驰域外之观”。开埠以来,“中国敢于不畏风涛远出重洋者”,多为贫民,“出洋打工糊口而已”。“而知大局读书明理之人,则又不肯轻出。”文章强调“外洋各国皆与中国通商,泰西诸人至中国游历者皆得窥见中国之情形而去。而中国之人乃于外洋之山川风土地理人情懵然不知,亦一大可耻之事”。评论指出现在朝廷开始对此有所觉悟,“因命京中各衙门举荐游历之员,既举之后,又一再考试,计得一十二员,皆由正途出身,使之游历外洋,以资识见”。因此社会上对此举期望甚殷,希望“将来中国悉知外洋各国之山川风土人情而纤悉靡遗,胥由于此矣”。文章还批评以往中国的洋务措施只知学习西方之皮毛,因而“全赖 游历诸 君,广咨博访,详识约记,力破从前之积习,以为国家著洋务之效”。[5]

考试录取的28名六部官员,先由总理衙门大臣接见,面试以“观其器识”。然后再向皇帝引见,最后由光绪皇帝亲自用朱笔圈定傅云龙等12人为正式游历使,派遣他们分别游历亚洲、欧洲与南北美洲各国。当时中国虽然从70年代起已经派出使臣长驻日本与欧美重要国家,但一下子派遣这么多官员分赴这么多国家游历考察,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根据《申报》光绪 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公布的名单,这12名游历使的姓名、籍贯、出身、职务和年龄状况如下:

傅云龙,浙江监生,兵部候补郎中,46岁。

缪祐孙,江苏进士,户部学习主事,33岁。

顾厚焜,江苏进士,刑部学习主事,44岁。

刘启彤,江苏进士,兵部学习主事,33岁。

程绍祖,江西监生,兵部候补主事,38岁。

李秉瑞,广西进士,礼部学习主事,32岁。

李瀛瑞,山东进士,刑部候补主事,40岁。

孔昭乾,江苏进士,刑部候补主事,31岁。

陈燨唐,江苏进士,工部学习主事,31岁。

洪勋,浙江进士,户部学习主事,32岁。

徐宗培,顺天监生,户部候补员外郎,32岁。

金鹏,广西进士,户部学习主事,32岁。

如果我们对以上名单作一个计量统计分析的话,可以发现这批游历使的特点。首先,他们都是科举正途出身,其中进士9名,监生3名。而当时中国驻外使领馆的外交官中正途出身者却不多。其次,他们基本上都是中央六部衙门五六品中级官员,如郎中、员外郎(五品)和主事(六品)。其中有郎中1名,员外郎1名,主事10名。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又都是候补遇缺外放实职的候补郎中、候补员外郎、候补主事和学习主事。其中任职于户部4名,兵部3名,刑部3名,工部1名,礼部1名。第三,其籍贯以江浙籍居多。其分布省份为江苏5名,浙江2名,广西2名,江西1名,山东1名,顺天1名。江浙籍官员占比例大的原因大概与江浙文化较为发达思想较为开放有关。第四,这批游历使的年龄均为三四十岁,正是思想较敏锐、精力较充沛之时。其中31-38岁年龄组有9人,40-46岁年龄组有3人。可见1887年游历使选拔录取的原则基本上是选择文化素养较高、有进取心而又年富力强的中央机关中青年官员。

三、分组出洋游历之实况

1887 724 (光绪 十三年六月初四 ),光绪皇帝钦定派遣12名游历使分赴欧亚和南北美洲各国考察。那么这12名游历使究竟如何分组派往哪些国家呢?笔者从《光绪朝硃批奏折》中查到了确切的分组派遣名单。据 1887828(光绪 十三年七月十日 )总理衙门奏报如下:12人共分5组派出,其中傅云龙、顾厚焜两人派往日本、美国、加拿大、秘鲁、古巴、巴西六国游历。刘启彤、李瀛瑞、孔昭乾、陈燨唐四人派往英国、法国及英法所属殖民地印度等国游历。李秉瑞、程绍祖两人前往德国、奥地利、荷兰、比利时、丹麦等国游历。缪祐孙、金鹏两人前往俄国游历。洪勋、徐宗培两人派往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瑞典、挪威等国游历。[7](第112P692)以上已经指明游历任务国的已有亚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的21个国家。而实际上根据游历使们的行程、游记,他们游历的国家以及途中顺道考察的国家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下面以两组游历使的游历路线为例作具体介绍。

傅云龙、顾厚焜一组从上海出发乘船先到日本,在日本游历考察六个多月后,再乘船横渡太平洋到美国西海岸旧金山。然后坐美国南太平洋铁道公司的火车横穿美国到首都华盛顿。以后又从美国东北部乘火车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和首都渥太华游历。然后再回到美国游历,并从南部佛罗里达州乘船赴古巴。在古巴游历后,又乘船经加勒比海的海地、多米尼加和中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巴拿马、厄瓜多尔到秘鲁首都利马。在秘鲁游历后,绕道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到达巴西。在巴西游历后,经西印度群岛又回到美国。在美国作第三度考察,又从东部乘火车横贯美国到西部旧金山。然后搭轮船再次横渡太平洋到日本。在日本又作五个月考察后才坐船回到上海。据傅云龙自己统计,这次游历自 188792从北京启程,至18891120 日回到北京销差,总共26个月,770天。总行程120844华里,其中海路81549里,陆路38264里。重点游历6国,顺途考察5国,往返共经11国。[8](《游历图经余记》卷一、卷二)

另一组洪勋、徐宗培从上海出发乘德国商船赴意大利。途中曾停泊香港、新加坡和锡兰的科伦坡,经印度洋、阿拉伯海至亚丁,渡红海、苏伊士运河,入地中海。在游历了意大利之后,经奥地利至德国首都柏林,再北行游历瑞典、挪威,然后经丹麦、德国到比利时,再至法国首都巴黎,然后渡英吉利海峡到英国首都伦敦。以后又游历西班牙、葡萄牙,再从里斯本乘船到意大利,最后仍乘德国商船回中国。据洪勋统计行程包括船路六万余里,铁路约四万余里,此外马车、步行等约数千里,“总计何止10万里”。[9](《游历闻见总略》游历国家也超过指定的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瑞典、挪威五国,沿途还考察了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丹麦等国。

游历使们在国外游历的情况也可作概略描述。他们在出国前一般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如傅云龙在出洋前为了解各国情况曾拜访美国、日本、西班牙等国驻华使领馆,请教过同文馆总教习美国人丁韪良、英国医学教习德贞、日本人岸田吟香等。为了与国内洋务企业比较,特地考察了天津北洋机器局、电报局、海关、开平煤矿、武备学堂和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公和缫丝局等。还草拟了编写《游历图经》的体例,雇了翻译、僕役,印了中西合璧的名刺(即名片)。

游历使们到欧美各国游历,路途漫长艰辛,在海上常常遇到狂风骇浪,往往晕船不能进食。有的路段十分险恶,如傅云龙等经过南美洲南端麦哲伦海峡时,“狂风迅烈,昏雾迷漫,涛浪猛恶”,轮船驶过后,大家不禁“额手喜若更生”。有的地方正值瘟疫流行,如傅云龙等到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时,当时正流行霍乱,“死者日二百有奇”,旅行过境者“皆弗登岸”。[8](《游历图经余记》)但他们坚持登岸实地考察。有的游历使在途中劳累致病,甚至在海外病故身亡。如与傅云龙同行的顾厚焜在美洲游历时“抱病多日”,“咳疾不已”,最后不得不提前回国。另外两位游历使孔昭乾与李瀛瑞竟然在国外游历期间病故,以身殉职。(注:《申报》光绪 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报道:“奉派游历英法两国之工部主事孔主政昭乾,近在外洋身故,刻由刘艺田星使奏报九重,并恳赐恤”。《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二八六,光绪十六年六月戊申,“予游历南洋病故刑部主事李瀛瑞议卹”。)

游历使们在国外进行了不少外交活动,会见各国总统、国王及部长等官员,虽然大多属于礼节性拜访,但毕竟加强了中外联系和友谊。如傅云龙在游历期间曾会见了美国总统、加拿大总督、秘鲁总统、智利总统、巴西国王等各国元首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政府首脑。美国总统称傅来自“文物大国”,并询问其“来程去路”,还说“你官兵部,可惜敞国兵无奇制堪供游目”。[8](《游历关利加图经余记》)洪勋在意大利参加宫廷舞会并见到意大利国王,国王说:“与先生相见,孤之幸也。愿永敦相好,商务繁兴,国之福也。”[9](《游历意大利闻见略》)

游历使们在各国还进行了一些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如傅云龙曾和许多日本文人学者交往、唱和诗文,并为他们题字、作诗、写序,还在日本寻访中国古典珍籍佚书。赴欧游历使参观了各国的博物馆、美术馆,往往签名题词留念。他们通过交流还看到了西方文化的长处,如洪勋说“游历所至与各国士大夫往还,察其行习,不乏可取之处”[9](《游历闻见总略》)。游历使在海外还特别注意与侨居各国的华商、华工接触,调查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疾苦要求,有时还应邀为当地华侨会馆题写匾额和楹联。

当然,游历使们在海外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在各国游历考察调查研究并撰写调查考察报告。他们访问各国政府机关、议会团体,参观各类工矿企业、各级学校,考察港口、铁路、邮政,调查兵营、炮台、监狱,游览各地博物馆、动植物园、教堂寺庙等等。游历使们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感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一批有分量的游历考察报告。

四、调查研究之丰硕成果

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取得的一大收获是游历使们撰写的几十种对外国调查研究的著述,其数量在近代中国人介绍研究外国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其内容和影响也值得深入研究。

总理衙门在制订《出洋游历章程》时就规定了游历使的调查任务和考察内容,而且要求回国后必须向总理衙门呈明所著书并择优请奖。一些胸怀大志有抱负的游历使也不愿把这次出洋游历仅仅当作一般例行公事去应付差使,或只是以游山玩水了解异国风情为满足,而是把这次出洋游历看成观察世界施展抱负的好机会,并把它作为调查研究,著书立说,以帮助国人认识世界借鉴外国的千秋大业。正如当时的驻日公使黎庶昌赞扬傅云龙时所指出的:“夫游历,官事也,懋元不肯视为官事,直以千秋著书为业,寓乎其间。”[8](《游历日本图经》卷末题识)

12名游历使中,以选拔考试第一名傅云龙最为勤奋,成果也最为卓著。他每到一国,即努力收集该国地理、历史、政治、经济、民俗等各方面资料,并亲自察访、实地踏勘,还绘制各种地图、统计表。仅仅他一个人在游历期间就撰写了对外国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考察报告《游历图经》共686卷。其中包括《游历日本图经》30卷,《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32卷,《游历英属加纳大图经》8卷,《游历古巴图经》2卷,《游历秘鲁图经》4卷,《游历巴西图经》10卷。傅云龙在海外游历期间还写了大量外国游记,称为《游历图经余纪》共15卷。其中包括《游历地球图》1卷,《游历天时地理合表》1卷,《游历日本图经余纪》3卷,《游历美利加图经余纪》4卷,《游历加纳大图经余纪》1卷,《游历古巴图经余纪》1卷。这些日记体游记详细记录了游历路程、见闻、中外交流及随感。此外,他在海外游历过程中还写了不少纪游诗篇,集为《不介集诗稿》共有9卷。其中包括《游古巴诗董》1卷,《游秘鲁诗鉴》1卷,《游巴西诗志》1卷,《游日本诗变》4卷,《游美利加诗权》1卷,《游加纳大诗隅》1卷。以上傅云龙所写游历各国的图经、游记、纪游诗总数竟达110卷之巨。

与傅云龙一起游历日本和南北美洲的顾厚焜则着重调查考察外国的政治和地理。他撰写了《日本新政考》、《美利坚合众国地理兵要》、《巴西政治考》、《巴西国地理兵要》、《英属加拿大政治考》、《秘鲁政治考》、《古巴政治考》等著述。

奉派游历英国、法国及其殖民地的刘启彤也撰写了不少关于欧洲政治的调查考察报告,如《英政概》、《法政概》、《英藩政概》等。另外他对各国铁路建设也非常关心,专门撰写了《欧洲各国火轮车道纪略》、《英国火轮车道编年纪略》、《英国各属地车道纪略》、《印度车道纪略》等文。

派遣游历西欧、南欧、北欧的洪勋也是一位著述甚丰的游历使。他撰写了《游历意大利闻见录》、《游历瑞典挪威见录》、《游历西班牙闻见录》、《游历葡萄牙闻见录》、《游历闻见总略》、《游历闻见拾遗》等著述。

奉派游历俄国的缪祐孙是选拔考试第二名。他对俄罗斯调查研究的成果是《俄游汇编》,共12卷。其中包括《俄罗斯源流考》、《译俄人自记取悉毕尔(即西伯利亚)始末》、《译俄人自记取中亚细亚始末》、《疆域表》、《铁路表》、《通俄道里表》、《山形表》、《水道记》、《舟师实》、《陆军制》、《户口略》、《俄游日记》等部分。

游历使们的这些著述尽管重点、详略、体裁、文笔各有特色,但毕竟都是对世界各国进行实地考察调查的成果。比起那些仅仅靠翻译外国地理书或依据道听途说传闻写成的所谓研究外国的著作来说价值要高得多。对于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了解外国、借鉴国外经验都有一定意义。如傅云龙的游历各国图经,以大量精确清晰的地图,具体详实的统计表和简明扼要的文字叙述,介绍游历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风俗、文化艺术、文字语言等方面情况,向中国人提供了当时日本、美国、加拿大、古巴、秘鲁、巴西六国的真实具体的国情资料。

游历使们亲历亲闻欧美各国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工业文明,对其立宪政体和议会政治等,都作了不少介绍和评论,对于当时正在探索改革道路的中国人士也有一定的启发。洪勋在《游历闻见总略》里曾概括介绍欧洲国家的三种政体,“曰君主,曰民主,曰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并解释道:“君主者,君有权,位传子,事无钜细君得而主之。”“民主者,位传贤,由国人公举于议院。”“而君民共主者政事由上下议院政府拟定, 君画诺如守府焉。”[9]刘启彤则在《英政略》和《法政略》中进一步对英 国的 君主立宪制和法国的民主共和制作具体的介绍分析。傅云龙在《游历美利加合众国图经》中则论述美国是“民主之国,与君主之国之制异,厥制以公议为法,以齐民为政,以上下无隔阂为权利”。并指出其政治体制是三权分立。“一曰立法之权,国会是也;一曰行法之权(即行政权),伯理玺天德(即总统)是也;一曰定法之权亦曰执法(即司法权),律政官(即法官)是也。”[8]

游历使们对日本和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政制度、经济管理、工矿企业、铁路航运、财政贸易、海陆军制、学校教育、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考察和介绍。如顾厚焜的《日本新政考》着重介绍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制度和改革措施,下分洋务、财用、陆军、海军、考工、治法等部分。这些调查考察报告对中国的改革和近代化建设都很有参考借鉴价值。

游历使们为撰写这些调查研究外国的著述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他们经常是在游历旅途中进行写作,“以行路之岁月倍于闭户著书,汽船才泊,笔不得停,一纸未终,火车复上”。[8](《游历日本图经》卷30)而且是在异国他乡,还要克服语言不通、风俗不同、资料难寻等种种困难。必须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顽强的毅力,才能坚持下去。如傅云龙自述:“每至墨枯笔秃,力难可支,辄自责曰‘期近矣’,自是四鼓辄起伏案。”[8](《游历日本图经余记》)为此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废寝忘食。以至驻日公使黎庶昌盛赞“勤亦至矣!”并感叹道:“推是以治天下事,则亦何适而不办哉?”[8](《游历日本图经》卷末题识)

游历使回国后,各有调查考察报告与“剳记及翻译编选之册”上交,总理衙门大臣审阅后,于光绪 十六年六月十日 1890726)向皇帝上奏拟请对游历使分别给奖,其中特别表扬“傅云龙所著游历日本等国图经86卷,纂述较多,徵引尚博,实属留心蒐辑,坚忍耐劳。缪祐孙、刘启彤亦能探访精详,有裨时务”[5]。一些大臣与士大夫们也对傅云龙等的著述加以赞赏。如翁同龢在日记中记载傅云龙“从日本游历归,所著书甚多”,又称赞“此人笔下极好”。[10](P23262651)

结论

1887年清政府通过考试选拔了12名素质较好的中青年官员,分五组派赴欧亚、南北美洲二十余国游历考察,时间长达两年,各组旅程几乎均在十万里以上。游历使们在各国除了开展外交与文化交流活动外,着重进行调查研究,编写了几十种外国调查研究著述和资料。他们的活动和著作对于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走向世界和学习西方、借鉴外国,推动中国的改革、近代化和对外研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清政府对1887年派遣游历使的动机和目标立意不高,仅以考察外情为主,缺乏借他山之石推动中国改革与近代化的明确意图,也没有以此培养锻炼外交人才的长远目标。因此,此举对中国政治外交的影响不大,游历使回国后也很少被重用从事外交工作,发挥作用。著述最多的傅云龙和刘启彤也不过加赏二品衔以道员分派北洋,后来被李鸿章任命为北洋机器局会办和海防支应局会办。而其他人大多只是赏加四品衔,遇缺先补为知府、同知等职。以至1887年游历使们的这次走向世界的事迹及其调查研究的成果竟然在近代史上默默无闻鲜为人知。总之,1887年清政府派遣海外游历使的历史事实和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加以深入研究和认真总结的。

【参考文献】

[1] 文庆.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39[M].北京:故宫博物院,1929.

[2] 清实录.德宗景皇帝实录:卷236[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7.

[3] 王彦威.清季外交史料:卷71[M].北京:清季外交史料编纂处印,1932.

[4] 曾纪泽日记:下册[M].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

[5] 申报[N].上海: 1887-10-28 , 1887-11-10 , 1890-08-14 .

[6]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M].浙江会稽李氏影印手写本,1920.

[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光绪朝硃批奏折[M].北京:中华书局,1996.

[8] 傅云龙.实学丛书[M].浙江德清傅氏刊本,1889-1895.

[9] 洪勋.游历闻见总略、游历意大利闻见录[A].王锡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M].南清河王氏刊本,1894.

[10] 翁同龢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2.

(资料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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