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广东的海防教育，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酝酿，80年代初由粤督张树声建起广东实学馆，迈出了第一步。其后张之洞在粤创办水陆师学堂，海防教育实为其中主要内容。至90年代和20世纪初，广东遂有黄埔水师学堂的单独建置。晚清广东的海防教育从总体上来讲，有一定的发展，培养了一批海军人才，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由于近代广东海防地位的下降、多数主粤官员对海防以及教育事业的漠视等原因，海防教育规模甚小，质量不高，与广东作为海防大省的战略地位很不相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下，海防虚弱、海防教育落后的状况。
一 广东实学馆的创办
广东地外中国南部沿海，鸦片战争前曾经长期是外人入华的门户、中外交往的中心地，海防地位相当重要。两次鸦片战争中，广东屡遭西方侵略者铁蹄的践踏和蹂躏，海防不固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故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广东一些具有洋务思想的官员、士绅已开始从事洋务教育和军事近代化的活动。1864年，广州同文馆建立，聘请外国教习，教授学生学习西文；1867-1868年间，广东从英法两国分别购得兵船7艘，编入广东水师，用于沿海巡缉，成为全国最早使用新式兵船的沿海省份。但是广东洋务运动在此一时期处于发展缓慢、局面狭窄的状态（注：参见拙文：《洋务运动在广东》，载《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海防教育迟迟未能提上日程，直到19世纪70年代后期刘坤一督粤时，方才有所酝酿。
刘坤一，湖南新宁人，1875-1879年间任两广总督，任职期间他曾以8万元从英人手中购得黄埔船坞，意在利用该处“扩充机器局务、自行制造大船大炮”，以加强广东防务。刘坤一还筹划在黄埔建“西学馆”，为此他捐出廉俸银15万两，打算“以此项凑办招商局，而以所得利息开办西学馆”（注：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6，第34页。）。刘坤一心目中所筹划的“西学馆”，与广东已有的同文馆不同，侧重于应用技术。他在1876年12月致友人的信里曾就此写道：“西学馆之设，诚为当今急务。弟实有志于此，昨以银八万元购买黄埔船澳，为将来扩充机器局及开设西学馆地步。顾念闽省何尝无西学馆？同治五年冬间，左季帅纡道章门，言之津津，乃迄今十年之久，未闻有所造就。即广东亦早设同文馆，名异实同。初议兼用满、汉生徒，……嗣以专用旗人子弟，一味训课时文，虽仍聘一英员教习，略存其名而已。似此毫无实际，纵添设一、二馆，徒糜经费，为外人所笑，故弟迟回慎重，匪独以目前难筹巨款，亦欲妥定章程，不敢仍蹈前辙耳。”（注：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6，第20-21页。）后来他又讲到：“所谓开西学馆，自不在外洋语言文字之末，以力求实济为是。窃查外洋所学，以律例为重，次则天文、兵法以及制造、驾驶并矿学、化学、汽学、重学之类。中国学西洋之学，似不以律例为先，……。”（注：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17，第23页。）可见刘坤一所筹划设立的“西学馆”，实包含有海军指挥、军舰驾驶等海防教育方面的内容，是广东发展海防教育的最初酝酿。但是刘坤一的这一设想，终其任并未能够实现。其原因既有经费方面的问题，又有地方官僚层的思想认识问题，他在致黎兆棠的书信里曾十分感慨地写道：“西学馆、招商局及开办煤矿，均为珂乡当务之急，弟每饭不忘。无奈力弱势孤，又苦经费无出，辄为众议所阻。”（注：刘坤一：《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6，第34页。）
广东海防教育的正式发端是在19世纪80年代初，即张树声主粤时期。张树声，安徽合肥人，1880年接替刘坤一担任两广总督。张树声对广东海防建设颇为关注，他在上任后不久即向朝廷奏称：“中国海防全局，自以天津为首要，江苏次之，闽粤又次之。然洋务之兴，滥觞自粤，惩前毖后，岭南虽一隅利害之数，系于天下者实大。……且中国沿海万余里，门户洞开，闭关无术，自朝廷之上以至宇内识时务之士，皆忧深虑远，谓轮船驾驶、机器制造之学必须无藉于外人，始为自强之实际。粤东山海奥区，民物稠庶，通商日久，其人多便习海洋，晓畅泰西情事，工艺精巧，尤甲寰区，料物之易致，船坞之得地，虽闽沪莫及焉。及是时造就人才，讲求船械，事半功倍，可以建富强之基，可以资南北洋之用。”（注：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卷4，第3-8页。）他利用刘坤一在任时所捐15万两办学款，着手筹建西学馆。张树声在写给朝廷的奏折里陈述其设立西学馆的理由道：“伏惟学以致用为贵，本无中西之殊。欧洲界在海西，地气晚辟，其人秉性坚毅，不空谈道德性命之学，格物致知，尺寸皆本心得。由格物而制器，由制器而练兵，无事不学，无人不学，角胜争长，率臻绝诣。故英法各国皆不过当中国一省之地，挟其兵轮枪炮，跨海东来，无不雄视中土。朝廷深惟制御之道，开厂造船，设局简器，讲求效法，积有岁年。而步其后尘，不能齐驱兢捷；得其形似，不能开径自行；则以西学入门，层累曲折，皆有至理，不从学堂出者，大抵皮毛袭之，枝节为之，能知其所当然，不能明其所以然也。”他又列举了在粤办学的有利条件：“近年自闽厂设立学堂，成效渐著。现在李鸿章亦在天津创设学堂，习驾驶、水雷、电报诸学。臣等与南北洋大臣及船政大臣往返函商，粤东取材宏富，其人士多与西人相习，其制器亦多与西人相似。至于工匠灵敏，制作坚固，即西人亦深许之。造就人材，诚有事半功倍者。”因此他提出：“刘坤一深惟大计，倡议捐银，事有凭藉，亟宜钦遵诏旨，速筹兴办，宏树人百年之利。”关于西学馆的校址，张树声选定在广州黄埔之长洲，即当年刘坤一从英人手中购来的船坞所在地。因为这里“环山带水，为省河中形胜之区”，而且“船坞现有轮机，近在咫尺，此时可为考证学业之资，异日即可为设厂造船之本”，被张树声视为办学的理想之地。关于西学馆应设的专业，张树声认为，由于办学经费有限，“万不能如闽中之大开船厂，亦不能如天津之并设多堂。拟先专习驾驶一途，俟开办略皆就绪，或更筹有接济，再当逐渐推广，兼及制造”（注：《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4-125页。）。可见，张树声所筹建的西学馆，实为一所海军驾驶和轮机制造学堂。
这所学堂自1881年1月动工兴建，1882年1月竣工，“计前后楼房4进，左右住房22间，更楼、厨房、茶房、俗房、厕所俱备”，“其规模程式，兼用中西”。张树声将其定名为广东“实学馆”，并仔细斟酌核定了学馆章程，派令丁忧在籍的翰林院编修廖廷相为学馆总办，从福州船政学堂及各处选调了精通外语和算学者充当教习，同时还与驻英公使曾纪泽联系，请其代为物色聘请“精通驾驶、饶有才略之人”来粤担任学馆洋教习（注：《洋务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34页。）。经过一年多的筹建，广东实学馆终于在1882年正式开馆，首届招生50名，学习轮机驾驶。是为广东海防教育的发端。
二 黎兆棠与广东实学馆章程
广东海防教育的发端固然得力于刘坤一、张树声的倡导，但同时也与黎兆棠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黎兆棠，广东顺德人，进士出身，曾任天津海关道、直隶按察使等职，1880-1883年间担任福州船政大臣。因为他对洋务比较熟悉，又是广东人，所以刘坤一、张树声在筹划、创办广东海防教育过程中，都曾多次咨询过他的意见。黎兆棠十分支持在广东开办海防教育，1880年初他从家乡赴福州船政大臣任途中，还曾专程到广东实学馆的办学地黄埔长洲船坞进行过考察（注：《洋务运动》（五），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38页。）。广东实学馆开始创办后，张树声又约请他拟订学馆章程。故黎兆棠对于广东实学馆办学宗旨、培养目标、专业及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大政方针的确定，实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黎兆棠所手订的广东实学馆章程（原称《西学章程》），是在原福州船政学堂章程基础上，参酌广东的情况，修订而成（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编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9-482页。）。章程包括专课、摘地、任职、选材、学规、功课、考校、分途、历练、经费十项条款，分别就专业培养方向、办学地点、机构设置、教师聘任、招生、开课、学馆纪律、经费开支等问题作了详细的规定。
关于专业培养方向，章程明确规定：“京师粤东设立同文馆，上海设广方言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而未有专门。此次学馆为储备水师将材计，应专习驾驶制造，仿闽省船政学堂章程而变通之。闽局初开时，专用法国人，故制造学堂专习法文。后以泰西水师英国为最，则驾驶管轮专习英文。管轮与制造事本同源，而分派船上，既用英文，未便以法文掺之，又设英文管轮一学。今粤东开西学馆，专习英文，分驾驶一途，制造一途，其制造之精者，除造船外，并可习开矿、制造、枪炮、水雷等学，其次则拨为管轮。此外习其语言文字，各随其才识，专习文义，以备出使参赞翻译之选。”
关于机构和师资，章程规定：“学馆设监督一员，专管局务，稽查学生勤惰，随时黜陟升降。副监督一员，帮同稽查局务，专司钱银出入，并约束丁役。洋教习二员，一教驾驶，一教制造。洋文教习三员，分教二班、三班、四班学生。汉文教习一员，专教各班汉文并算学。而正监督最为要紧，必须方正不徇情面而又有才识者，方能胜任。初开馆时学生只学外国语言文字算学，可先在闽学堂挑选学生中学术精通者为二三四班教习，至学有进境时，选入一班，始延技艺精熟之西人接教，亦可略省经费。”
关于招生，章程写道：“闽局选材分两途：一选诸童年十二至十五岁身家清白，有志肄业者，试以文艺，或作起讲破承题，或作诗，选其精通者为一途。一往香港选其曾读洋书数年者为一途，其曾读洋书者，收效较捷，但汉文多未通耳。凡选入者，皆须报明年岁籍贯三代，并取具妥人保结，以凭查考。其有举贡生员年少有才者，亦准选入。然必须查明品行端方，始可收录。所分班次总以洋文为准，不能以汉文优长，遽跻一班。考选幼童时，并查其品质，如貌凶悍，资质鲁弱者，概不入选。”
关于学馆纪律，章程规定：“学业贵专精有恒，以五年为准。五年内不许应文试，以免分心。每年正月二十日启馆，
关于课程与日常学习，章程规定：“初习西国语言文字，先切音，次字义，次文法；习算学，先笔算，次代数、几何、平弧三角、测量诸术。每日八点钟上堂，五点钟放学，每早录写上日所读西书，听洋文教习讲西文毕，随教习诘问答应。两年后均用西语以对。下午习西文，听讲算学，每逢歇息前一日，听汉文教习讲文义，作论一条，即日缴卷，不得抄袭。其升至一班者，随洋教
关于分班教学，章程设计道：“诸童算学有得升至一班者，择其体质强壮者，教以驾驶，习航海诸法，航海、天文、船艺集成各书；其文秀而心思灵敏者，教以制造，习重学、微积、化学、格致、汽机、造船、制炮各书；其稍次者教以管轮，习重学、汽机各书；文笔畅达者教以翻译，习《万国公法》、《星轺指掌》各书；分门笃守，各专一艺。五年期满，再分赴工厂、轮船、外国学习，使之精益求精。”
此外，章程还规定，学生考试一班及二班升入一班者由督抚等主管官员亲自进行，二班以下由学馆监督按月进行，随时升降黜陟，奖勤罚惰；每六年大考一次，挑选特别优秀的学生，官派出国留学三年，学成后“取具洋教习切实考语，呈请察核，从优保举任用”等。
将黎兆棠手订的这份学馆章程与福州船政学堂早年所拟订的章程（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编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6页。）相比较，可以看出，两者在办学指导思想、培养目标、学生管理等方面具有不少的共同点，但是广东实学馆章程无论在专业方向的确定、课程的设置上，还是在学校管理、分班教学等方面，显然都比福州船政学堂章程更加明确和具体，也更趋于合理。因此，广东实学馆的这份章程在当时曾引起有关人士的重视，认为它“精审切要，允宜参用”（注：《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编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79页。）。这个章程的出现，也表明海防教育思想在国内的进一步发展，它对于当时中国的海防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 张之洞创办广东水陆师学堂
广东的海防教育虽然从广东实学馆开始发端，但是由于热心此事的粤督张树声任期甚短，而且任内还被调赴天津署理直隶总督一段时间，所以并未能对广东的海防教育给予更多关注。广东实学馆开馆之后，教学迟迟未走上正轨，学生除了学习外文、算法外，“有关兵事诸端，未能肄及”。这种情况，直到张之洞督粤时方有大的改观。
张之洞，河北南皮人，原为京师清流派健将，19世纪80年代前期出任山西巡抚，思想开始向洋务派转化，1884年7月接替张树声任两广总督。中法战争中，广东地处战事前沿，又是陆路抗法的指挥中心，张之洞以两广总督的身份参与军事指挥和筹款购械，使得他对中外力量对比上的差距、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有了真切的认识。战后他在给朝廷的《筹议海防要策折》里，总结中国失利的原因和教训，认为：“自法人启衅以来，历考各处战事，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虽款局已定，而痛定思痛，尤宜作卧薪尝胆之思，及今不图更待何时！”他提出当务之急首在“储人材”，即发展近代军事教育（特别是海防教育），培养具有近代军事知识和技能的人才；二是“制器械”，即发展军事工业；三是“开地利”，即开采煤铁，兴办冶炼业。为什么要把培养人才摆在首位，张之洞分析说：“夫将帅之智略，战士之武勇，堂堂中国自有干城腹心，岂待学步他人，别求新法？独至船台炮械，则虽一艺之微，即是专门之学。有船而无驾驶之人，有炮而无测放之人，有鱼雷、水雷而无修造演习之人，有炮台而不谙筑造攻守之法，有枪炮队而不知训练修理之方，则有船械与无船械等。故战人较战具为尤急。”（注：《张文襄公全集》卷十一，奏议十一，第16-24页。）这表明张之洞从抵御西方国家侵略的斗争实践中，认识到了建设近代化海防和发展海防教育的重要性。
基于这样的认识，张之洞在广东积极致力于发展海防教育。他到粤后，即将张树声所建的“实学馆”改名为“博学馆”，1887年8月又在该馆基础上，创办广东水陆师学堂（此前张之洞在1885年6月给朝廷的奏折中，已提出设立水陆师学堂一事，并开始进行筹划）。张之洞在给朝廷的奏折里，就其创办广东水陆师学堂的目的写道：“窃惟古今人才，皆出于学。学之为事，讲习与历练兼之。近日海防要策，首重水师兵轮，次则陆军火器。外洋诸国，于水陆两军皆立专学。天文、海道、轮算、驾驶、炮械、营垒、工作、制造，分类讲求，童而习之，毕生不徙其业，是以称雄海上。我朝圣武恢闳，中国人材所萃，将才何一不备？兵法何一不精？特是时势不同，船炮机算诸端至今日而巧者益巧，烈者益烈，若欲应时制变，固非设学不可。近年天津、福州皆设水师学堂，而天津兼设武备学堂，以练陆师，诚以二者不可偏废也。广东南洋首冲，边海兼筹，应储水陆师器使之材，较他省为尤急。”关于学校规模和生源，他初步设计水陆师均各额招70人（后水师学额扩大为140名），并根据学生来源和文化素质基础的不同，区分为“内学生”、“营学生”、“外学生”三种。“内学生”从原博学馆学生中挑选，“取其翻译已晓，算法已谙”；“营学生”从军营武弁中遴选，“取其兵事已历，胆气已壮”；“外学生”从有一定文化基础的文生中选取，“取其志向已定，文理已通”。关于专业划分，初步规划水师分管轮、驾驶两个专业，学生必须学英文；陆师分马步、枪炮、营造三个专业，学生必须学德文。关于学校的规制、课程等，则提出“略仿津、闽成法，复参酌粤省情形，稍有变通。大抵兼采各国之所长，而不染习气；讲求武备之实用，而不尚虚文”（注：《清末海军史料》（上），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398-399页。）。张之洞还奏请调派了曾经担任过福建船政提调十余年的吴仲翔来粤任学堂总办。
广东水陆师学堂成立后，即一面利用博学馆旧有校舍，“甄选学生，调派教习暨各委员，购买书籍、仪器，先行开办”；一面在附近增购土地47亩有奇，建造新学堂。至1889年11月，新学堂的各项工程次第完工，“计正中一路，前后五院，内有楼者三院，以作讲堂及委员教习住房；左右两路，前后各四院，均属上下楼房，以作学生住房；后院小房，平列者三院，以为厨灶、茶房、浴房，暨丁役住房。凡为院一十有六，为房一百八十有六，而每院之左右厢廊，正中路亭之属不计焉。堂外别建机器厂一座、铸铁厂一座，附厂烟囱一座，储料所、打铁厂、匠丁住房大小共七间；又建操厂一座、操场一区、演武厅一座、帅台一座、操场水沟三道、前后围墙一周、堂前石堤一带、洋木马头一座，共支工料银五万九千二百余两。”新学堂建成后，张之洞将新旧两堂作了划分：水师之驾驶、管轮两个专业学生居新堂，陆师学生居博学馆旧堂，“其委员、教习亦各视所职，分配两堂”（注：《清末海军史料》（上），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402页。）。
广东水陆师学堂额设学生数为210名，即管轮、驾驶、陆师各设70名。到1889年，已招进115名学生，其中包括博学馆原有之70名学生，经考核陆续淘汰，剩余38名，分别在驾驶、管轮两个专业学习；1888年从天津调入武弁20名，派令专习陆师诸学；1889年从福建船政后学堂转入之水师学生37名；1889年又从天津招进“曾经读书能文”幼童20名，计划“权令学习英文、算学以为初基，将来酌配水师、陆师，仍专一艺”（注：《清末海军史料》（上），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402页。）。
广东水陆师学堂的师资由洋、汉教习若干人组成，其中洋教习最初聘用3名：一为原福建船厂英员李家孜，任水师驾驶韦业洋教习；一为德国军官欧披次，任陆师语文、测算兼操练正洋教习；另设副洋教习一员。汉教习有11名，包括水师驾驶、操演、洋文各一员，华文三员；陆师英文帮教二员，德文帮教一员，华文二员。另有负责稽查各堂及经管钱粮、文案的委员若干人。广东水陆师学堂学制为3年。其中水师两个专业采取课堂教学与在船上练习相结合的学习方式，“以使即平时在堂所学者，一一徵诸实践，以备娴其法”（注：《清末海军史料》（上），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403页。）。规定学生平时每年9个月在堂学习，3个月在船练习；学成毕业后，派赴练船实习1年，其中表现优秀者可再选拔赴外国学校、兵船留学深造。为此张之洞专门调派了“广甲”号轮船为学堂练习船，委任副将刘恩荣为练船总管、原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程璧光为副总管，并且从英国聘请教习在船教学。随后，又添派“广业”号轮船到堂，“以为诸生讲授轮机之用”（注：《合肥李勤恪公政书》，卷10，第6页。）。
迄1891年底，关于广东水陆师学堂中水师专业开办的情况，时人曾记述道：“建于1888年的水师学堂，是一座位于黄埔海关宿舍东面的大型建筑。它设有一个工程部门，装备有良好的现代机械设备，这些设备均使用蒸汽动力。学堂有25名学生，学习和训练期约为6年。教习包括4个中国人，负责教授工程学、航海与航海技术、中文和英文等课；还有两名外籍教习理查兹(Richards)先生和埃德蒙兹(Edmonds)先生，前者教授理论航海学、航海人文学及英语；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广东水陆师学堂是一所初具形态的近代军事学校，而水师、即海防教育在其中居主要地位。正因为如此，它的创办对于近代中国海防教育的发展无疑是一个推动。在张之洞督粤期间，广东还办起了鱼雷学堂：1884年广东为加强虎门炮台及治海一带的防守，先后从德国购回双管鱼雷艇3艘、单管鱼雷艇8艘和数百枚水雷、鱼雷，并在黄埔设立水鱼雷局，负责鱼雷的储备、修理和装气校定。水鱼雷局内附设鱼雷学堂，招收鱼雷生数十名，聘请德国人马驷等为教习，传授鱼雷技术，前后毕业的学生共有五届，全部分配在鱼雷艇工作（注：《清末海军史料》（上），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431页。）。
四 黄埔水师学堂的单列
广东水陆师学堂成立后不久，张之洞即被朝廷调任湖广总督，离开了广东。继任两广总督的李瀚章无论是在对海防重要性的认识上，还是个人的魄力与才干上，都远不及张之洞，故广东水陆师学堂并未能按照初创时的规划顺利发展。1893年，李翰章干脆将水陆师学堂一分为二，水师学堂单列，命名为黄埔水师学堂。
黄埔水师学堂单列后，成为一所专门培养驾驶、管轮人才的海军学校，对广东海防教育的发展不无意义，但是由于得不到足够重视和经费保障，招生人数锐减，规模越办越小，长期处于勉强维持的状态。甲午战争后任两广总督的谭钟麟，更漠视广东海防，到任之后“首以裁水师学堂、撤鱼雷学堂为务”。在其任内水师学堂虽最终未被取消，但撤消了管轮专业，仅留下驾驶一班（注：《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年版，第560页。）。1892-1901的《粤海关十年报告》中，评论这一时期广东海防不备和海防教育被冷落的情况道：“本十年度内，对海军事务基本上未加重视，除了几艘用于内河巡逻的小型旧炮艇和几艘旧鱼雷艇之外，广州已无所谓海军。位于黄埔的水师学堂和鱼雷学堂仍然存在，但已经决定关闭，并解雇外籍人员（此决定已付诸实施），主要是因为这里已没有海军雇佣其学生。”（注：《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45-946页。）
20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新政”，试图“复兴”海军，社会各界要求加强海防、建设海军的呼声日高，黄埔水师学堂的状况也稍有起色。1904年魏瀚任黄埔水师学堂总办兼水鱼雷局总办时，将水鱼雷局附属的鱼雷学堂并入水师学堂，使学堂规模有所扩大，为民国成立后该堂改建为广东海军学校奠定了基础。据1911年12月写成的《粤海关十年报告(1902-1911)》记载：“本十年内，在改进海军及其人员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许多年以前在黄埔建立的陆军水师学堂，已经在上一个十年期内分开设立。水师部分称为黄埔水师学堂，现有学员150名，由前南洋水师提督李田主持。”（注：《近代广州口岸经济社会概况——粤海关报告汇集》，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88页。）
广东水陆师学堂和黄埔水师学堂在清末20多年中(1887-1911)，先后共招收了14届学生，毕业12届（另两届于民国成立后毕业），毕业生人数为122名，其中驾驶专业生占绝大多数，管轮专业生只有10名（注：《清末海军史料》（上），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442-444页。）。另外，还培养了若干名水、鱼雷方面的专门人才（数字不详）。广东水陆师学堂和黄埔水师学堂所培养的学生，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中国的海防建设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例如，广东水陆师学堂首届驾驶班的学生，毕业之后被送入北洋练习舰实习，并留归北洋海军使用；清宣统年间成立海军部，担任海军副大臣的谭学衡，就是广东水陆师学堂首届驾驶班的毕业生；黄埔水师学堂第八届驾驶班毕业生林献ｘīｎ＠①、第十一届驾驶班毕业生陈景芗等人，后来都在海军中担任要职，在不同历史时期里为中国的海防、海军作出了贡献。然而，清末广东水陆师学堂和黄埔水师学堂从总的情况来说，却是规模狭小，办学质量不高。它所培养的海防、海军人才的数量，不仅远不能与老牌的福州船政学堂相比，也较差不多同一时期或稍后成立的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烟台海军学校为少（注：各校历年毕业生人数见《清末海军史料》（上），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434-458页。），这与广东作为海防大省的战略地位很不相称。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近代广东海防地位的下降、海防重心的北移，主观上则主要是由于多数主粤清朝官员对海防以及教育事业的漠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和清政府的腐朽统治下，海防虚弱、海防教育落后的状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火加斤
（资料来源：《广州大学学报》：综合版200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