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反洋教斗争（也称教案）的研究中，三四十年代早就流行过的“中西文化冲突”论再次时髦起来，有的人更把它看作教案研究的突破口，从而认为教案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于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有的更直接地指出，教案是“保守落后的东方儒道文化，抵制、排斥先进的西方基督文化的结果”，即“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的斗争”。对于这些观点，我认为值得讨论。
一
基督教传入我国最早大约是在唐贞观年间，当时称景教，元代再次传入，称之为也里可温教。到了明代万历年间，第三次传入中国。万历八年（1580年），天主教传教士意大利人罗明坚来到广东。万历十年（1582年），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到澳门。随后又相继有一大批传教士进入中国。由于这时的传教士比较尊重中国的风俗习惯，又带来了西方中世纪的天文、历法、数学等诸方面的科学知识，因此受到了明末清初统治者的礼遇。康熙皇帝还为他们在宣武门内建立教堂，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并下诏“保护全国教堂，许人民自由信仰”（德礼贤：《中国天主教传教史》，第77页。）。但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所谓“大礼仪”之争，罗马教廷发布通谕，禁止中国教徒祀孔祭祖，不准供奉神像、祖宗灵位，只有信奉天主。这种恃强改变中国教徒传统信仰的做法，使中国统治者产生了反感。康熙皇帝看到通谕后，很生气，认为欧洲人在干涉中国的政事，指出：他们“没有资格批评中国的礼节”（王治心：《中国基督教史纲》，第138页。），并批了这样的话：“以后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开始限制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但天主教无视清政府的命令，继续以隐蔽的形式进行活动。到了雍正、乾隆时期，清政府正式宣布禁教。有的同志以此认为，“大礼仪之争”与清朝皇帝的禁教是因为“西方宗教与中国传统的信仰、习俗发生矛盾”的结果，是中西文化冲突。
我认为这种看法不仅只是抓着一些表面现象，而且没有把问题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自16世纪初期，随着东方新航路的开辟，西方殖民主义者就以传教为名，把掠夺的魔掌伸向了东方。首先是葡萄牙绕道东渡，占领了印度卧亚、锡兰、马六甲，之后，又紧扣中国的大门，于1557年窃据中国的澳门。西班牙更是急起直追，于1565年占领菲律宾，并在17世纪初，在菲律宾制造了惨杀华侨居民3万多人的事件。相继而来的是荷兰和英国，1622年荷兰占领澎湖，接着侵占台湾；1637年，英国侵入广州，炮击虎门。
从国内情况看，意大利人利玛窦等人的传教活动虽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发展，传教士中某些人奉行文化侵略的政策也一天天暴露出来。他们在中国刺探消息，盗窃国情，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清政府许多机密文件，通过传教士而传到外国。如康熙年间由传教士参加绘制的《皇舆全览图》，这是当时的重要机密，但不久巴黎就出现了副本。清政府和俄国举行谈判，耶稣传教士担任译员，他们又趁机把中国内部情况泄露给俄国，甚至帮助俄国收买中国官吏，如教士巴多明替俄国收买了大学士马齐，使中国在《布连斯特条约》的谈判中，处于不利地位。此外康熙晚年，他们还插手皇位的嗣立问题，引起了雍正的恼怒，处决了参预其事的传教士穆经远。
以上情况表明，自万历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虽在传布科学、文化知识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他们中的某些人是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先遣队，推行文化侵略政策。康熙年间出现的所谓“大礼仪”之争，正是他们侵略性质的暴露，其目的是解除中国人民的思想武装，唯教令是从，以便对中国进行奴役和侵略。早在1596年一位西班牙领航员桑德船长就说：“开头我们国王派几个修道士到想要征服的国家去，这些人使那个国家的人的依我们的宗教。到他们取得巨大进展的时候，就开进队去。新皈依基督教的人投入部队，然后收拾其余的事情就没有什么困难了。”（严中平：《老殖民主义史话》，第328页。）真是绝妙的供词，西方殖民主义者是这样干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暴露了他们侵略的马脚。
所谓“大礼仪”之争和清廷的禁教都不是偶然出现的。根据罗马教皇的指令，1705年（康熙四十四年），教士铎罗就曾携带教皇的命令来到北京，命令中禁止中国入教者祀孔祭祖，并要传教士防止把“上帝”“天主”和中国人一向崇拜的“天”“帝”相混淆。铎罗来到北京，康熙多次接见他，向他解释：祭孔是尊重圣人，祭祖是不忘养育之恩，敬天事君是“天下之通义”。不同意传教士的做法。但铎罗不理睬康熙的劝阻，离开北京到达南京后，就公布了教皇的命令。因此康熙看后十分生气，马上逮捕了铎罗。这时的康熙帝逐渐认识到传教士的侵略面目，开始限制传教士的活动。到了雍正年间这种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进一步激化，传教士的不法活动更加猖獗，受到各地政府官员的反对，雍正帝才下决心禁止传教士的活动。雍正对传教士巴多明等人说：“汝等欲中国人人为天主教徒，此为汝教之宗旨，朕所稔知。果尔，则朕等将为何种人？将为汝
“大礼仪”之争和清朝的禁教措施就是在上述情况下进行的，显然这不能单纯用“中西文化冲突”加以解释，而是具有严肃的文化侵略和反侵略的性质。康熙帝的限教、雍正帝的禁教都是正义的、爱国的行动。
在看待“大礼仪”之争等类的问题中，不能孤立地只看到表面的所谓“文化”现象，更主要的是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其本质特点，才能得出较公正的历史判断。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传教与禁教之间有“文化冲突”的因素，甚至某些斗争由文化冲突所引起，但是分析事物的性质，总要区分其主流和末流，区分其本质和现象。我们决不能用“中西文化冲突”去掩盖侵略和反侵略的实质，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
二
时间进入19世纪后，清朝皇帝的担心终于变成了现实。1810年，英国用大炮打败了闭关锁国的清政府殖民者的胜利，给西方传教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1844年，清政府准许美国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同年，法国强迫中国承担保护教堂的义务。1846年，它又强迫开放教禁，迫使清政府同意除改为庙宇者外，将康熙年间没收的教堂，一律发还给中国教徒。1858年还迫使清政府准许法国传教士入内地自由传教。两年后的《中法北京条约》扩大发还教产的范围，从教堂而至学堂、坟茔、土地等。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还在条约的文本里，擅自增加“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从此，天主教、耶稣教的各修会、差会的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的沿海和内地城乡。他们根据不平等条约的规定，以治外法权为护符，横冲直撞。
这些传教士进入内地后，有的以高人一等的征服者自居，耀武扬威，藐视和践踏中国的主权法令；有的不顾当地民情习俗，为非作歹；这一切都激起官员、士绅和群众的憎恨，民教冲突渐趋频繁，教案时有发生。仅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期间，大小教案共发生约400余起，较为重大的教案有25起，其中有：1861年的贵阳青岩教案，1862年的衡阳教案，1863年、1886年的两次重庆教案，1865年、1868年的两次酉阳教案，1868年的扬州教案，1870年的天津教案，1881年的济南教案，1890年的大足教案，1895年的成都教案等。面对这一系列教案，有些学者认为这是“两种文化的冲突”是“保守落后的东方儒道文化，抵制、排斥先进的西方基督文化的结果”。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同样是经不起分析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下面让我们看看教案发生的原因，大体有如下几种情况：
传教士一进入内地，首先引起民教纠纷的是：他们恃强要求发还教产，强租土地建堂。如法国传教士根据清政府准许“发还旧址”的承诺。奔赴各地，要求退还康熙、雍正年间被没收的天主教堂。但由于时间过了100多年，被没收的教堂，有的屋主多次易手，有的几经翻修，已没有退还的条件。但法国传教士，强指绅士华丽房屋为昔日教堂，迫令退还，或者任意索取绅民所尊崇的公所、会馆、庙宇等。南京一些教堂在清初被没收，其中汉西门外原旧耶稣会的神父住院已改为仓库。法传教士强行索要，江苏巡抚建议“可以划出城外一方土地作为抵偿”（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2卷，第142页。），但传教士认为南京收回教产致关重要。“省里各地知府和知县郎以南京为榜样，所以必须在这座大城市收回教产，以影响其他地方”（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2卷，第140页。），为此，法国公使三次派兵到南京要挟。这些强盗行为遭到中国人民的抵制和反抗。以上类似事件，在江西、湖北、四川、山东、直隶、山西、陕西、河南、奉天、广东等省都发生过，并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
传教士依靠本国武力的保护，深入城乡，胡作非为，干预政治和社会习俗生活，引起群众不满。以长江流域为例。1864年，天主教江南教区教士雷遹骏，在炮舰的护送下，先后到达通州、镇江、扬州、南京、安庆、九江、汉口等地，“拜访”当地知府、知县，让他们协助在城内购买土地，建造教堂。一位传教士得意地写道：“传教士由于有军队护送，地方官比较重视。”（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2卷，第139页。）这种恃强深入城乡的做法在中国人民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传教士进入城乡，以清朝封疆大吏自居，擅作威福，干预中国的政事。例如，法国外方传教会贵州主教胡傅理自居于巡抚之上，动辄乘坐紫呢大轿，由100多人组成的仪仗队前呼后拥，去拜会巡抚和提督。他还保举亲信人员升任官职，对不称心的官员要求加以撤换。引起了贵州青岩教案。又如德国圣言会主教安治泰，为德国争得山东天主教部分护教权后，更加飞扬跋扈，经常干涉总理衙门的事务，自由出入于地方官署，随意对其不喜欢的官员进行指责，并要求清政府加以处分和撤换。引起了山东官员的极大不满。传教士除了与地方大吏分庭抗礼以外，还干涉人民的世俗生活。1872年，江阴地方修理孔庙，按照向例，所需经费由地方按人口摊派。传教士以天主教不信孔子为由，不允许地方向中国教徒摊派收费，引起纠纷。这类事件，在各地都有发生。
传教士还包庇教民，干涉词讼。传教士为了加快使中国基督教化，不分良莠，发展教民，致使许多被当地人民痛恨的地痞、流氓、无赖进入教内。这些人一旦入教更加猖狂，强占土地、奸污妇女、明骗银两、横欺良孺，无恶不作。而每当他们被当地官府传讯或被当地群众告发时，传教士则出面极力包庇，甚至不惜出面干涉词讼，破坏中国的司法主权，致使教民成了中国的特殊公民。而受害百姓“实无求生之路，死者亦无可伸之冤”（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50页。），当地人民对此恨之入骨。如1868年的酉阳教案，就是因为川东主教范若瑟到蜀传教，“不论其人好歹，一经入教，恃势横行。范主教专喜传教，习教之人生事，即可勒赔巨款”（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49页。）所致。
传教士在传教活动中，为了笼络人心，扩大教会的影响，办了一些“慈善”机构，育婴堂便是其中之一。传教士本来就认为“作为一种传教手段，慈善事业应该以能被利用引人入教的影响及可能性为限度。”（《1899年美国及加拿大海外传教会及社团的国际会议记录》，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2卷，第281页。）所以，各地的育婴堂条件极差，加以工作人员的虐待，经常出现婴儿死亡的事件。1870年的天津教案，1868年的扬州教案，1891年的丹阳教案，都是因为在教堂内发现了大量婴儿尸体，引起民愤所致。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近代教案是无法用中西文化冲突来概括的。近代教案直接反映出反侵略的性质，因此它也只能是侵略和反侵略的产物。
在传教士中也有一些虔诚的宗教信徒，有的为传播西方文化、加强中西文化的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如傅兰雅等人。我们一向欢迎文化交流，欢迎中外人民的友好往来。但坚决反对把自己的文化强加于别人的做法，更反对以传教为借口而进行的侵略活动。
三
在分析中国人民反洋教的斗争中，必须首先抓着侵略和反侵略这一根本问题，它不同于经济侵略、军事侵略，而是文化侵略。
文化属意识形态的范畴。在与异质文化相遇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和冲突，而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中就有相互之间的批判吸取和扬弃，这是文化发展和交流的正常情况。但是如果以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人，人家不服还要动武，这就超出了文化冲突的范围，而是文化侵略。在这个问题上，无论传播者的文化如何先进，被传播者的文化如何落后，都不能掩盖问题的性质。因此不能用中西文化冲突论解释反洋教斗争中侵略和反侵略的问题。
诚然，中学和西学是在不同土壤中发展起来的不同意识形态。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的主流是儒家学说，它与西方教会的信仰、观念、社会习尚等都有不同。两相接触当然会发生矛盾和斗争。在反洋教斗争中，有的集体或个人打着尊孔读经、保卫道统的旗帜，提出“耶稣之说流行，孔孟之道不作，尚复成何世界也！”（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25页。）有的批判教会不敬祖宗、不分男女，伤风败俗。有的甚至以封建迷信的思想，打着保风水、护族望的旗号反对洋教的某些宣传和活动。看来这是文化冲突，但都是表面现象，或者说是一些非本质的因素，而其背后是刀光剑影，存在着你死我活的斗争。
德国侵略山东时，其驻华大使海靖说：“随着我们在山东经济的开展，有必要在当地居民中造成一批‘追随者’，而基督教徒则是最好的苗子。”这里清楚说明殖民主义者在华传教的目的。但是传教首先碰到的阻力是中国传统文化，于是他们又叫嚣：“吾非除旧何由布新！欲求吾道之兴，必先求彼教之毁！”（宓克：《支那教案史》（严复译））这里的“彼教”指儒学，也可说指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因此在洋教的建立和反洋教斗争中涉及文化领域的问题特别多，这是斗争的特点所决定的。不可否认，中国人民在进行反洋教斗争中，所使用的思想武器，有先进的，有落后的，也有封建迷信的，因此从某些现象和不同的侧面看，有中西文化冲突的性质，但是这都不是事物的本质。我看在反对殖民主义者文化侵略的问题上，手持任何武器都是正义的，不能说你要放下陈旧落后的武器，接受“新”的洗礼。当然我们要总结自己的经验，迎头赶上，拿起新的武器。但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上事物的本质属性是不可改变的。
儒学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随着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起，相比之下它有某些局限性。但是做为长期在中国土地上发展和成长的儒家学说更有其积极的方面，如讲求气节、重视事功、爱我中华等。汉人霍去病的“匈奴不灭何以家为”、宋人文天祥的“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明末清初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些都是儒家学说的应用和发展，是民族思想的精华。中国人有中国人的体面，有中国人的脊梁，也有中国人的英雄气概。在反洋教斗争中，正是儒家讲求民族气节的思想和其他传统思想相结合而形成一股反击入侵者的力量。这在大批反对洋教的揭帖和檄文中都能看出。其中《湖南阖省公檄》最有代表性。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第一，对殖民主义者入侵的控诉。批判他们“自道光二十二年陡生叛心，寇粤为患”，“旋寇闽越”，“滋扰山东”，而今又“侵凌京师，大伤国体”（王明伦：《反洋教书文揭帖选》，第3页。）。第二，对传教士在当地所犯罪行的揭露。第三，号召群众反抗，阐述反洋教斗争的正义性。这篇檄文以儒学观点对“逆夷”进行揭露并对基督教教义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用中西文化冲突的观点解释这场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有中国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因此对儒学一概否定，对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统称之为“落后”，也是极不符合历史情况的。
已如前述，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西方出现了很多思想家和人文主义的思想战士，他们的思想对中国有影响。在洋教的来华过程中，一些虔诚的宗教信徒们有的为传播西方文化（包括自然科学）做了大量工作，这是中国人所感念的。但是这不是传教活动的思想主流。大批传教士们在中国宣传的是奴化思想，是不利于中国人民团结自卫的教会说教。因此把教会的思想冠以“先进”二字，又是极不科学的。
研究近代中国的文化现象，应该十分注意毛泽东同志《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针对艾奇逊鼓吹西方文化输入中国“发生了重要作用”的观点，直截了当地提出：“不是什么西方思想的输入引起了‘骚动和不安’（指进行革命——笔者），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引起了反抗。”（《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3页。）我们应该用这个观点回顾我们的近代史，也应用这个观点分析近代史上文化斗争的现象。因此把反对文化侵略的反洋教斗争解释为中西文化冲突，而且是“落后的封建主义文化抵制先进的资本主义文化”，这是极不恰当的，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表现。
（资料来源：《山东师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