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期间，林则徐在政治上经历了从担任广东抗英前线领导者到赴镇海军营、祥符工地“效力赎罪”，乃至遣戍伊犁的剧烈变动，在生活上处于一生中最不安定状态中。虽然他仅在战争初期在广东直接参予对英战事的筹划，但他后来的进退去止都是由战局形势的变化所决定的，因此他的思想认识特别是对英国的认识和制敌方略的变化，和这场战争的发展密切相关，研究此点对正确理解当时中国人对鸦片战争的看法，颇有价值。
（一）
1840年6月下旬，英舰陆续开抵珠江口外。25日，英军根据佰麦22日在澳门湾外“威里士厘”号旗舰上发布的从28日起封锁珠江的公告，在尖沙嘴海滩上插置汉字说帖木牌；义律也于同日在澳门签发了给广东省沿海居民的通知，标志着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计划开始付之实施。30日，懿律和义律根据训令，率舰队主力北上。由于义律坚持“不宜于让广州中国当局最先知道英国的要求是什么”（引自巴麦尊
林则徐于
对于英军来华的意图，林则徐在
对于双方军事力量和战争前景的估计，林则徐认为：“夷兵即极多，亦不过一万余人为止。彼之数有尽，而内地兵勇用之不尽，不独以十抵一，以百抵一，直以十千万万抵一，又何不能剿灭之有？彼若敢入内河，一则潮退水浅，船胶臌裂，再则伙食尽罄，三则军火不继，如鱼处涸河，自来送死，安能生全？倘因势迫奔逃上岸，该夷浑身裹紧，腰腿直扑，一跌不能复起。凡我内地无论何等之人，皆可诛此异类，如宰犬羊，使靡有孑遗”（两广总督部堂林、广东巡抚院怡示，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引自《夷事■》第一册，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藏。）。英军在广东难以得逞，而沿海各省“叠接粤省咨文，自皆有备，不致疏虞”（《英国续来兵船封锁广州海面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44，843页。）。加上英国与其他西方诸国有矛盾，“此闻诸国以英逆阻其懋迁，皆欲与之说理，大抵助顺去逆，人心之公，英命岂能久乎”（致敬舆书，道光
所以，林则徐向道光帝上陈的制敌方略，概而言之，就是“以守为款”。即在沿海各口进行军事防御，固守藩篱，严禁鸦片走私并断其接济，使其坐困，穷而自返；在外交上“仍优以怀柔之礼”，建议“敕下直隶督臣，查照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间英国夷官罗耳阿美士德等自北遣回成案，将其递词人由内河逐站护送至粤，籍可散其爪牙，较易就我范围”。并设想：“傥所递之词有涉臣等之处，惟求钦派大臣来粤查办，俾知天朝法度一秉大公，益生其敬畏之诚，不敢再有藉口”（《英国续来兵船封锁广州海面情形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44，843页。）。
由上可见，在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之际，林则徐对英国的侵略意图、战略部署和作战计划并不了解，在认识上还没有突破战前朝野普遍持有的英国志在通商、通商必不启衅的看法，因而他的制敌方略仍是传统的控制外夷的老一套。
然而，林则徐这时的思想状况，究竟是否如有些论者所说，是出于态度颟顸傲慢，或是“富有对英国的认识”？这就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我以为，林则徐在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之际的对英认识和制敌方略之所以失误，其表层的原因有二：
一是掌握的英国情报不准确。林则徐到粤后了解英国动向的渠道，主要是通过翻译在澳门、新加坡、孟买等地出版的新闻纸，次为在粤外国人提供的情报和下属人员的探报，所得的均为间接的、第二、第三手的消息，缺乏直接获取英国本土情报的手段。故英国策划战争的各种训令，事前都无从得到，连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也因英军有意保密而未能得知其内容。至于英国历史、地理和社会制度的知识，因资料奇缺，了解甚少。这都势必影响林则徐的分析判断。比如译出的新闻纸内，有地尔洼谴责鸦片走私、哲付里土等呼吁停止鸦片贸易、组织禁烟会等消息，而鸦片贩子策划挑起对华战争的活动因未揭诸报端而不能获知。这种片面的情报，就使林则徐增加对英国政府与鸦片走私无关的错觉，误以为英国政府绝不会冒断绝对华贸易的危险支持鸦片走私。
二是对已掌握的情报作了错误的分析，由于林则徐从片面、不准确的情报中产生对英国政府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英国“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英人非不可制应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77页。），这就使他对1840年2月以来获得的英国出兵消息，判断为义律张大其词的谣言，充其量不过是小规模的武装窜犯，而未予高度的重视。如
其深层的原因，则是清朝闭关自守造成与西方长期的隔绝，中国社会缺乏对西方知识的科学积累。在官方，没有专门搜集和研究外国情况的机构；在民间，介绍海外、研究西方的人属于风毛鳞角，而资料多是个人游历闻见或海关中文档卷。对于英国的社会、经济、军事制度的知识，可说是一片空白。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林则徐所接受的本来就是以天朝为中心，英国是蛮荒岛夷的传统偏见，虽经努力探求，增加不少新知识，看到英国的富强，但仍未超越传统，保存着虚矫的习气。比如，他从服饰上鄙视外国人，认为他们“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如演剧扮作狐、兔等兽之形”（《林则徐日记》，第351页。），而这种装束的英国士兵，“腿足裹缠，结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英人非不可制应严谕将英船新到烟土查明全缴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676页。），即是一例。这种看法固然幼稚、可笑，但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在林则徐身上自然流露，倒不在于林则徐对待外国人态度傲慢。如果林则徐的外国知识多一些，虚矫习气保存得少一些，有些错误判断是可以避免的。
在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之际，林则徐是当时中国富有对英国认识的人，但他对英国政府不会和鸦片连在一起，英国军队不能陆战等的认识，不是正确的认识。不指出这一点是不对的，因为林则徐的这种不正确的认识，在当时影响了道光帝的战略决策。过分强调林则徐的责任也是不对的，因为这种不正确的认识是当时朝野上下的共识，也是道光帝本人固有的认识。
林则徐提出的制敌方略，是天真、幼稚的，不切合英国挑动战争的实际。但他在不了解敌人的情况下，主张沿海各省严防，发动民众，“许尔人人持刀痛杀”（两广总督部堂林、广东巡抚院怡示，道光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引自《夷事■》第一册，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却是必要的措施。事实上，虽然英军未把广东海口作为主战场，但它以封锁珠江配合北上用兵的意图却未能实现（引自巴麦尊
（二）
“昔之犬羊，今则虎狼”（《致戴絅孙书，道光二十一年秋，《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第177页。），事实使林则徐得出“鸦片来则以渐而致寇”（《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4、885页。）的结论。
“若谓夷兵之来系由禁烟而起，则彼之以鸦片入内地者，早已包藏祸心，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辨矣。臣愚以为鸦片之流毒于内地，犹痈疽之流毒于人心也，痈生则以渐而成脓，鸦片来则以渐而致寇，原属意计中事。若在数十年前查办，其时吸者尚少，禁令易行，犹如未经成脓之痈，内毒或可解散。今则毒流已久，譬诸痈疽作痛，不得不亟为拔脓”（《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4、885页。）。
把英国出兵和鸦片贸易联系起来，看出英国政府“早蓄逆谋”，这是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对英认识的一个重大转变。这一转变的契机，是英军占取定海、肆其猖獗的事实，林则徐在这段时间内没有直接掌握英国发动战争的情报，而巴麦尊致中国宰相书也迟至
从英国“早蓄逆谋”的新认识，林则徐的制敌方略也随之转变。他上陈道光帝说：“然未有浙洋之事，或尚可以仰恳恩施。今既攻占城池，戕害文武，逆情显著，中外咸闻，非惟难许通商，自当以威服叛。第恐议者以为内地船炮非外夷之敌，与其旷日持久，何如设法羁縻。抑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密陈办理禁烟不能歇手片》，《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4、885页。）。他还对友人说：“兵戒得已事，适相值安能以天朝而示弱于外夷”（致敬舆书，道光
对于“以威服叛”的战略，林则徐建议采取“以守为战”，即不与之海上交锋，设法诱敌登岸聚而歼之。
英军肆其猖獗之后，不能给英国“优以怀柔之礼”，只能坚决抵抗，“以威服叛”。否则，就是示弱，其结果是英国“得一步又进一步”。林则徐把抵抗提升为处理中英冲突的唯一方针，放弃和平解决的幻想，说明他的抗战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他对议者“设法羁縻”后果的预言，后来也不幸而言中，在英军主力北上，事前又做好应付小规模窜犯准备的情况下，“以守为战”的战略施之于广东局部战场，基本上是成功的。但作为指导这场抵抗战争的战略，林则徐把它建立在：（一）英军不善在陆地作战，（二）沿海军队做好防务准备，（三）沿海人民作了战争动员的基础上，而实际上这三个条件均不具备，要固守藩篱，拒英军于海上，迫令其穷而自返，是根本办不到的。相反，只能使自己陷于被动挨打、消极防御的地位。其认识根源还是对英军的海上机动作战能力和陆战能力估计错误，对海防设施和清军防务能力盲目自信。虽然林则徐上陈这一战略时，道光帝已经决定主抚，下令停止抵抗，而未予采纳。但因符合道光帝的虚矫心理，当他被迫决定再战时，这一战略遂变成为决策的张本。
事实上，从定海失守到林则徐落职的这段时间内，全国只有广东继续进行抵抗，出现
自九龙之战以后，林则徐就把制炮造船作为海防的要务，但由于经费之难，效果并不理想，尚不足以与英军海上抗衡。所以，在战略上他主张不与之海洋接仗。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一面坚持不与敌海上交锋的主张，一面思考广东水师出洋接仗的可能性。
对于广东师船出洋接仗，道光帝批斥为“欲盖弥彰，可称偾兵”，加以全盘否定。林则徐还来不及把它提升到战略的地位，便被最高决策者所拒绝了。
（三）
林则徐落职留粤期间，见闻琦善推行“羁縻”政策，沙角、虎门失陷，香港被占等事件，对“夷性无厌”有了更加具体的认识，反对议和的态度更加坚决。他指出：“如和议成，原不过暂解一时，而大事已去，一二年后，不勘设想矣”（致林汝书，道光
“查洋面水战，系英夷长技，如夷船逃出虎门外，自非单薄之船所能追剿，应另制坚厚战船，以资制胜。上年曾经商定式样，旋因局面更改，未及制办。其船样尚存虎门寨，如即取来斟酌，敢紧制造，分路购料，多集匠人，大约四个月之内，可成二十船，
以后仍陆续成造，总须有船一百只，始可敷用。此系海疆长久之计，似宜及早筹办。若此船未成之前，即须在洋接仗，计惟雇觅本省潮州及福建漳、泉之草乌船，亦以百只为率，将其人船器械一齐雇到，给予厚资，听其在洋自与夷船追击，不用营员带领，以免牵掣”林则徐：《答奕将军防御粤省六条》，《海国图志》（百卷本）卷八十。）。不过，他只是从“海疆长久之计”的角度提供建议，还缺乏具体的构想。同时，他已看出广东水师的废驰，“仍欲其出力拒英夷，此事理之所必不得者”（引自包世臣：《答果勇侯书》，《安吴四种》卷三五。），因而有雇募民间人船器械应急的措施，但奕山防民甚于防寇，没有采纳。
到了赴东河效力时期，奕山指挥的广东战役惨败，英军重燃战火，连下厦门、定海、镇海，攻城略地，所向披靡。消息传来，林则徐对清军的腐败，英军的战斗能力，有了新的估计，从而进一步明确“徒守于陆，不与水战”的失策。1841年秋天，他在致戴纲孙书中指出：
“逆船倏南倏北，来去自如，我则枝枝节节而防之，濒海大小口门不啻累万，防之可胜防乎？果能亟筹船炮，速募水军，得敢死之士而用之，彼北亦北，彼南亦南，其费虽若甚繁，实比陆路分屯，远途征调所省为多。若誓不与之水上交锋，是彼进可战，而退并不必守，诚有得无失者矣。譬如两人对奕，让人行两步，而我只行一步，其胜负尚待问乎”（《致戴絅孙书，道光二十一年秋，《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第177页。）？1842年3月，在致吴嘉宾书中又说：
“至逆船在海上来去自如，倏南倏北，朝夕屡变。若在在而为之防，不惟劳费无所底止，且兵勇炮械安能募如此之多，该援如许之速？徒守于陆，不与水战，此常不给之势，在前岁粤东藩维未破，原只须于要口严断接济，彼即有坐困之形，冀其就我范围斯止耳。今所向无不披靡，彼已目无中华，若海面更无船炮水军，是逆夷到一城邑，可取则取，即不可取，亦不过扬帆舍去，又顾之他。在彼无有得失，何所忌惮，而我则千疮百孔，何处可以解严。比见征调频仍，鄙意以为非徒无益，盖远调则筋力已疲，久戍则情志愈惰，加以传闻恐吓，均已魂不附身，不过因在营食粮，难辞调遣，以出师为搪塞差事，安有斗志？恐人人皆已熟读孟子‘填然鼓之’一章，彼此各不相笑，是即再调数万之客兵，亦不过仅供临敌之一哄。……今燎原之势，向迩愈难，要之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为筹划，以为海疆久远之谋，况目前驱鳄屏鲸，舍此曷济”（致李星沅书，道光二十二年二月下旬，《林则徐书札手迹选》，第46页。）。不久奕经指挥的浙东战役大败的消息传到工地，林则徐感慨地说：
“浙事溃败，一至于此，九州铸铁，谁实为之？闻此时惩羹吹齑，不令更有雇募之事，数千里外征调而来之兵，恐已魂不附体，而况不习水土，不识道途，直使逆夷反客为主，其沿途骚扰之状，更不忍闻。大抵民无不畏兵，而兵无不畏贼，事势如此，徒为野老吞声耳。……海上之事，在鄙见以为，船炮、水军万不可少。闻当局多有低此议者，然则枝枝节节，防之不可胜防，不知何以了事”（致苏延玉书，道光二十二年三月，《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第186页。）。到了4月，林则徐赴戍途经洛阳时，便具体提出新式水军，与敌海战的构想：
“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岸上军尽可十撤其九。以视此时之枝枝节节，防不胜防，远省征兵，徒累无益者，其所得失固已较然，即军储亦彼费而此省。果有大船百只，中小船半之，大小炮千位，水军五千，舵工水手一千，南北洋无不可以径驶者，逆夷以舟以巢穴，有大帮水军追逐于巨浸之中，彼敢舍舟而扰陆路，占之城恒，吾不信也。水军总统，甚难其人，李壮烈、杨忠武不可复作，陈提军化成忠勇绝伦，与士卒同甘苦，似可以当一半之任，尚须有善于将将筹策周详者为之指挥调度，然不独武员中无其人，即中外文职大僚，亦未知肝胆向谁是也”（致江翊云书，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四日，《林则徐书札手迹选》，第52—53页。）。后来，他还反复强调：
“果得一二实心人，便宜行事，只须漳、泉、潮三处濒海地方慎密经理，得有百船、千炮、五千水军、一千舵手，实在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原不难制犬羊之命。”（拙作《试论林则徐的反侵略思想》，《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1980年第2期。）这与道光帝的战略决策显然是背道而驰的。
与敌海战比起“徒守于陆”，更加符合英国从海上入侵的敌情。没有海军就没有海防，这是为中国近代史所证实的真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组建新式水军显然是不可能的（林则徐也看出造船铸炮不及，缺乏筹划统帅人才等等），但雇募沿海民船水勇与敌海上接仗，具有现实可行性。这支海上队伍虽然在装备上、军事素质上远不如英国海军，如若胆壮心齐，器良技熟，指挥得当，有可能在某些具体战役中获胜，取得牵制英军、减轻岸防压力的效果。广东、浙江沿海人民的海上抗英活动，便是例证，这就使英军要扩大侵略战果，必须付出更大的代价，清朝战费的开支、人力物力的损失有可能减轻。从这个意义上，与敌海战比徒守于陆在战略上高出一筹。但他的这一主张并没有上达朝廷，更谈不上研究实行了，因而对战争的进程，未曾产生影响和作用。
（四）
中英鸦片战争中，林则徐的对英认识经历了“昔之犬羊，今则虎狼”的转变，即从相信英国“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视中华”，在处理中英冲突中“仍优以怀柔之礼，”到看出“鸦片来则以渐而致寇”、“早蓄谋逆”，“自当以威服叛”的转变。他的制敌方略，也实现从“以守为款”到“以守为战”，从不值与之海上交锋到建立新式水军，与之海战的转变。
这一转变，体现了林则徐身处逆境中仍然一如既往探索外情和救国方案的可贵精神。在英国发动侵略战争的严酷现实面前，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因个人遭际不幸放弃爱国救时的努力，使自己的思想向着知己知彼的方向进步。建立新式水军即近代海军的构想，是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反复思考研究的结晶，它提供了前辈所没有提供的新东西，因而是一项重要的思想贡献。十年前，我曾经指出：“林则徐关于练水军、造船炮、与敌海战的思想，从军事上看，体现了近代反侵略战争的发展方向，是积极的、可取的；从政治上看，体现了向西方学习长技的思想，是进步的、可贵的。在中国军事史上，林则徐是把海战提到战略地位上加以研究的第一人，也是提倡建立海军的第一人”。现在，我依然坚持这一看法。
必须指出，在鸦片战争期间朝野主张抵抗的人士之中，注意到造船铸炮、练水军的，不独林则徐一人。林则徐正是在与他们交换看法的过程中，逐渐明晰具体的构想的。因此，应当把林则徐的这一思想贡献看作是鸦片战争时期抵抗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尽管在中国海军发展史上，林则徐建立海军的指导思想——与敌外洋作战，长期受到忽视，但它并没有因被埋没而丧失思想的光辉，对今天建设现代化的海军和海防，仍具有历史的借鉴作用。
鸦片战争时代，是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发生重大改变的开端。作为先行者，林则徐的贡献不在于他的对英认识和制敌方略一贯正确，而在于他不颟顸保守，愿意改正旧思想，从无知到逐渐有知，具有积极进取的倾向。拔高林则徐的思想是不足取的。而抓住林则徐在战争初期的错误认识，不看他在战争中的思想变化，把他和道光帝等量齐观，甚至仅以“该夷浑身裹紧，腰腿直扑，一跌不能复起”等语，判断他的认识水平还在明清之际中国人之下，也是不足取的。
（资料来源：《福州师专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