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以日本的胜利，中国的惨败而告终的。笔者认为，产生这样的结果，与当时中日双方的外交策略有着极大的关系。我们在此仅对日本甲午战争时期的外交策略作一探讨，以就教于史界。
一
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近代天皇制的确立，日本对外侵略的要求也日益强烈起来。“寻求国外市场”，（《列宁选集》第一卷第187页。）进行侵略扩张，成了日本的基本国策。明治年间，日本制定了“大陆政策”，确定了征服中国台湾、朝鲜，征服中国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征服中国内地和征服世界的五个侵略步骤。（万峰：《日本近代史》（增订本）第278页。）为实现这些步骤，达到其在东亚及世界称霸的目的，日本侵略者时刻都在窥伺时机，发动战争。1875年，日本侵入朝鲜，制造了江华岛事件。1876年，日本迫使朝鲜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攫取了通商、租地、开港、领事裁判和沿海自由航行等特权。此后，日本不断加紧对朝鲜的经济、政治渗透。然而，当时的朝鲜是中国的属邦，日本不能无视这一事实。那么，如何对中朝两国“出师有名”，争取外交上的主动，便成了日本十九世纪末外交政策的一大课题。
1894年，朝鲜境内爆发了农民起义。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报纸争相传布。日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认为此时正是恢复日本在朝鲜势力之良机，“不可失之交臂”。（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第156页。）当他得知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求援，中国派兵进入朝鲜的消息后，立即召开了内阁会议，决定以保护使馆及侨民的名义乘机出兵朝鲜。
果然，当日本向中国提出“改革朝鲜内政方案”后，中国“以其包藏野心”，（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第176页。）害怕日本借此控制朝鲜，拒绝了这一提案。当时，李鸿章唯一的希望是借外交谈判来解决中日纷争。他竭力活动于英俄之间，乞求他们出面调停。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也不甘落后，更是采用了军事、政治、外交齐头并进政策，“在军事上一切皆欲先发制人”，（（日）陆奥宗光著，龚德柏译：《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即《蹇蹇录》）第7、18、104、68—69、26、64、64、62、73、78、78、78、105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三年版。）积极增兵朝鲜；在政治上，对朝鲜政府施加压力，排斥中国在朝鲜之势力；在外交上，日本深知出兵朝鲜进而发动侵华战争，如得不到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或中立，是相当危险的，所以“他们费苦虑于外交之操纵”，（（日）陆奥宗光著，龚德柏译：《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即《蹇蹇录》）第7、18、104、68—69、26、64、64、62、73、78、78、78、105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三年版。）积极主动争取欧美各国，施展外交伎俩，“以利益均沾之说牢笼各国”，（《中日战争》（四）第26页。）力图避免欧美列强联合干涉其侵略活动。
当时，在远东有最大利益者，为英俄两国。沙俄自从19世纪中叶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广大地区之后，就进一步力图在远东取得不冻港，进而把中国东北和朝鲜变为它的势力范围。因此，对于日本向朝鲜的扩张，沙俄是有戒心的。故当李鸿章请求沙俄政府出面调停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兵时，沙俄驻北京公使喀西尼“欣然应诺”，（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第199页。）表示了干涉的决心。日本政府得知此事后，十分惊慌，陆奥宗光立即与驻日俄使希德洛夫进行了会晤，保证无意占领朝鲜，仅是要朝鲜改革内政以保证朝鲜独立而已。于是，俄国“积极干涉之心顿减”。（王信忠：《中日甲午战争之外交背景》第201页。）但俄国政府对日本仍不放心，
为了避免在远东国际政治舞台上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英国的干涉，日本在外交上也颇费心机。英国当时奉行所谓的“光荣孤立政策”，极不愿打破远东的现状。它是承认中朝藩属关系的，其政策的着眼点是支持中国加强控制朝鲜。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就想方设法亲近英国、拉拢英国。当驻日英国临时代理公使巴柴特向日本政府提议说，中国政府对于从前日本政府所提议之案，有附有某种条件再商议之意时，（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38页）日本不敢得罪英国，却故意在与中国谈判时，提出与中国相反的和使中国无法接受的意见，致使双方谈判无法进行下去，然后再把谈判失败归罪于中国，挑起英国对中国的不满，争取了外交上的主动。
为了使英国保持“中立”地位，日本还满口答应了英国提出的“此后中日两国开战时，中国之上海为英国利益之中心，故须日本政府承认不在该港及其附近为战争运动”的要求。（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26页）同时，日本政府还了解到，英国的远东政策中还包含有防止俄国在远东扩张的一面，英国早就密切注视着俄国势力向远东和中国侵略的动静了，为了不让日俄结好，损害它的远东利益，英国希望日本站到自己身边来，共同对付俄国。（（日）并上清、铃术正四：《日本近代史》上册第159页。）于是，日本趁机提出了自明治维新后，一直是头等重大的外交课题——修改日英条约。在日英双方商谈改约之时，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就向英国政府表示：日本与中国打一仗后，即缔结和约，“以尽早地遏止俄国人南侵”。（（日）井上清：《日本历史》下册第686页。）日本的这一表态，使英国感到满意。
日本就是这样运用其灵活的外交策略，使英俄互相牵制，从而解除了发动战争的后顾之忧。
二
中日开战之后，英、美、德、法等国正式发表其“中立宣言”，要求中日两国尊重他们的“中立”权利，这对日本侵略行动无异火上浇油。然而，西方各国，特别是英国对中日战争的进程极为关注。在战争初期，英国政府对未来的胜负没有把握，基本上采取观望政策。平壤及黄海之战，中国大败，使“欧美各国之视听赖变”。（（日）陆奥宗光著，龚德柏译：《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即《蹇蹇录》）第7、18、104、68—69、26、64、64、62、73、78、78、78、105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三年版。）英《泰晤士报》公然说：“我们决不会再想到……中国友谊是值得去培植的，更用不着因为要得到它的友谊，去迁就它的虚荣心。关于中国的潜力以及中国迷梦已醒的种种神话，已经被这次战争完全澄清了”。（丁名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第346页。）然而日本的胜利也使英国深感不安。英国当时占中国全部对外贸易的65％以上，（（英）《贸易部杂志》第十八卷第一篇。）英国商人已经“享受”到战争的恶果。因为清政府为阻碍日本袭击华南沿海城市，先后封闭了宁波、福州等港口，这就使英国在华南贸易受到打击。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结果将会更加残酷。并且，英国眼见新兴日本跃登远东舞台，且有要求东亚主动地位之举，实在于心不甘。
英国首倡联合调停失败后，中日战争仍在继续进行。为早日息止战争，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在
广岛谈判的破裂，张、邵两使臣的归国，使“欧美各国对中日事件之视听，更加敏锐”。（（日）陆奥宗光著，龚德柏译：《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即《蹇蹇录》）第7、18、104、68—69、26、64、64、62、73、78、78、78、105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三年版。）英国见日本在军事上取得如此大的胜利，且其侵略魔爪伸入到中国本土，战争如继续下去，就有可能损害英国在中国南部的利益，这是英国所不能容忍的。这时英国的许多报纸纷纷发表评论，警告日本掠夺中国领土的野心不可“过奢”。各列强命其驻日代表，向日本政府提出忠告，希望对中国的要求，“务期不失之苛大，以中国能应从之程度为止，希望恢复和平之速成”。（（日）陆奥宗光著，龚德柏译：《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即《蹇蹇录》）第7、18、104、68—69、26、64、64、62、73、78、78、78、105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三年版。）
对于俄国。自中日开战，日本就向俄国保证“确立朝鲜独立和平外，决无他意”。（王芸生辑：《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35页）到中日媾和时，日本尚未透露其全部媾和条款，俄国也未料到日本会割让辽东半岛。所以，俄国对英国的联合调停建议是不那么热心的。2月份，俄国还曾与日本政府交换过意见，日本保证依从俄国关于朝鲜完全独立的要求，而俄国则支持日本在和谈中获得军事赔款、领土割让以及中日间贸易关系的重新调整等。但是，日本侵略朝鲜，进而侵占中国东北，是它的既定政策，对旅大、辽东这块大肥肉，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它满足俄国“朝鲜独立”要求，只不过是为了蒙蔽俄国，预防它联合其他国家过早地进行干涉罢了。而在日本确知英国将不会干涉，英俄“两国相互间极其猜忌彼此的用心”（刘彦：《帝国主义侵华史》上卷，第83页。）时，日本便放心地在媾和条款中提出割地、赔款等多项。
这些媾和条款，尤其是割让辽东一项，触怒了俄国，因为俄国很久就希望在太平洋岸“得一自由通道”，假若旅顺、大连一旦为日本所有，则“俄国永绝东海之希望”（刘彦：《帝国主义侵华史》上卷，第83页。）了。于是，俄国向其他列强建议向日本政府提出通知：日本兼并旅顺口“将永久威胁东亚和平”。（（英）菲利浦·约瑟夫：《列强对华外交》第93页，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当时，德国也积极活动，争取英国参加干涉，它曾两次向英国提出干涉建议，但英国内阁认为：“英国在东亚的利益，没有因日本之议和条款而损害到足以有理由来实行干涉的程度”，（（德）《德国外交文件》第九卷第2239件。）所以拒绝了德俄建议。而法国是俄国的好朋友，为了“向俄国证明俄法同盟的价值”，也参加了干涉同盟。日本得到三国将干涉的消息后，立即减少赔款数目和降低其它要求，逼中国全权大臣李鸿章在三天内回答。中国在短短的三天内，无从请列强干涉，李鸿章只好在
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甲午战争时期的外交策略是相当灵活、狡猾的。战争前，日本违反《天津条约》，寻找借口派遣大量兵力进驻朝鲜。之后，日本又以改革朝鲜内政案为名，制造事端，把发动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同时，日本又以“利益均沾之说牢笼各国”，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化列强干涉于无形。开战以后，日本又细心观察各国对战争的态度，然后又利用外交手段分别对欧美各国尤其是对英俄两国进行拉拢利用，从而争取列强的同情，曾几度避免列强对其行动的联合干涉。正如陆奥宗光回忆当时的情况所说的那样，“余观英俄关系之将渐亲密，曾多方设法以防制之，其结果果奏多少之功乎。或欧洲强国之他种事件不容易使彼等联合成功乎。虽不得知，然其后俄国似与英国渐离，别定自己单独之方针矣”。（（日）陆奥宗光著，龚德柏译：《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即《蹇蹇录》）第7、18、104、68—69、26、64、64、62、73、78、78、78、105页。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三年版。）此外，日本驻外使节努力活动，及时地通报各国信息，使日本政府对于各国形势瞭若观火，乃能操纵自如。他们将各国利害之深浅，决心之有无观察明瞭，一丝不错，然后因之或妥协、或硬拒、或婉拒，从而使各国自行收手，使中国陷入绝对孤立。因此，我们认为，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所取得的军事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它外交策略的成功。而日本则通过这场战争，提高了其国际地位，增强了国力。从此，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资料来源：《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