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朝野上下，主战之声回荡不息，但就主战的心理基础而言，朝野不同官民有异。本文以管见所及，仅对清朝官僚的主战心理作点论述，欠妥之处，敬请大家匡正。
笔者以为，从心理变化的视角看，官僚主战可以明显地划分为三个阶段，１８９４年９月中旬平壤陆战和黄海海战以前，“人们除了‘宣战’以外不敢讲别的，……还没有人敢倡议讲和”［（１）］。平壤陆战和黄海海战的失利，官僚内部求和论日渐公开，但多数的官僚坚持拒和抗战。马关条约的签订，停战和局已成，少数官僚仍力主废约再战。不同阶段官僚主战的心理基础不同，下面拟具体分析。
一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的炮声震撼了中国封建官僚士大夫群，自诩为“天朝”的清廷被迫与目为“夷狄”的西方列强结城下之盟，割地赔款开口岸。“形而下”之器冲垮了官僚士大夫构筑的夷夏大防的心理防线，战争给他们带来了痛楚、愤恨和耻辱。他们期待有朝一日能在战争中复仇解恨、卸愤雪耻。
鸦片战争的炮声也震动了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引起了日本朝野的忧虑和警惕。堂堂大国何以被“西方夷狄”打得大败呢？他们从中英战争胜负的背后看到了中国的政治腐败、儒学空疏、武器落后。因此，竭力主张学习西洋文明，变法维新，希望沿着先行的西方资本主义的足迹，通过黩武扩张步入强国之列。
日本把炮口对准了步履蹒跚的“天朝”。１８９４年，朝鲜发生了东学党起义，由于传统的藩属关系，清朝应朝鲜国王之邀派兵赴朝镇压。日本以为这是黩武的千载良机，遂以助朝革除弊政为名出兵朝鲜，中日之间笼罩着战争的层层阴霾。清朝主战官僚首先感到了战争的威胁，“朝鲜之势旦夕可危，日本狡谋叵测，断非口舌所能争”［（２）］。他们产生了重朝心理，“朝鲜之于中国势比唇舌，而亲同骨肉，今日之事，虽愚懦之人皆知朝鲜不可弃也”［（３）］。这是主战官僚的共同心理，这一心理既蕴结着历史传承下来的大国观念，又寄托着领土安全的防患意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已失去了越南等藩国，不争朝鲜，岂不丢掉了祖宗留下来的最后一个属藩，失去了大国的威风吗？“朝鲜者，我太宗文皇帝艰难底定之藩国也，委身归命近三百年，列圣相承以全付于我，皇上岂忍一旦委而弃之？”［（４）］况且朝鲜对中国领土安全极为重要，“共疆域枕辽沈左肩，乃我东三省一大屏翰也。属我，则东三省之屏翰崇，属人，则东三省之屏翰撤。势处必争，保朝鲜我亦正所以自保”［（５）］。揭去受到传统文化熏陶和阶级局限的大国观念，应该承认，主战官僚重朝心理所寄托的防患意识同时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主战官僚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充满自信。他们相信正义属于中国，胜利属于中国，“此次用兵，彼逆我顺，彼曲我直，彼吞噬小邦，以残暴逞，我救属国，由仁义行”，唯其如此，“胜之理惟我得之，则胜之权当亦必可自我操也”［（６）］。日本蓄谋发动战争是自取灭亡，“倭之僻处东洋，……夜郎自大，辄欲奋螳臂以抗王师，此其自速灭亡”［（７）］。以“局外旁观者”自居的赫德向伦敦报告：“现在中国除了千分之一的极少数人以外，其余９９９人都相信大中国可以打垮小日本”［（８）］。
对胜利的极大自信使主战官僚们对战争寄予期望，“窃喜中国可以乘此机会，一意主战，剿灭日本，建立奇功，不独近除东方卧榻之患，亦可远折西郗窥伺之萌也”［（９）］。他们期望战争能成为中国由弱致强的转机，洗刷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战争耻辱，恢复心理上的平衡。他们展望战争，认为“中国果能因此振刷精神，以图自强，亦未始非靖边强国之一转机也”［（１０）］，“实为我国家发愤自强慑服海外诸夷之一大关键”［（１１）］。否则，对日本“若不大加惩创，将竟以中国为无能为，而欧洲各国亦群起而轻中国矣”［（１２）］。在自信情绪和期望动机的驱使下，主战官僚们呼吁清政府对日宣战：“欲定朝鲜，欲平夷难，欲镇慑远国，欲威强中夏，今日非断于讨倭不可”［（１３）］。
主战官僚期望战争能杜列强之窥伺，振中国于富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希望摆脱半殖民地危机，发奋图强的心声。但是，战争贵在知己知彼，否则，期望终将落空。主战官僚对胜利的自信就是构筑在片面的日本观和自我观基础上，“大中国”与“小日本”典型地衬托出主战官僚的自大心理和轻日心态。自大源于历史文化的积淀，一千多年来，日本一直十分崇尚中华文明，恭恭敬敬地向中国学习。在这种单向文化流动中，传统的官僚士大夫牢固地确立了对日优越感，直到甲午战争爆发后朝鲜战场失利前，主战官僚心理上的轻日防线仍牢不可破，他们普遍认为日本乃一“东夷小国”，“综其全境言，不过中国之一二省，非有土地之大、人民之富也”［（１４）］。从更大范围来看，“统欧亚各洲而论，日本最为小弱”［（１５）］，只要大清“临以天威，螳臂当轮，其何能久？”［（１６）］他们虽从摭拾传说中耳食到日本明治维新的近况，但对其改革的成效却颇为怀疑。他们认为，“日本自明治改从西制，固ｑīｎ＠②⑧欲以强大矜雄，然其于西洋则有私借国债未偿，于本国则有自由乱党未清，外强中干”［（１７）］。在主战官僚看来，明治维新不仅没有带来国家的富强，反而导致日本政治混乱，国贫兵弱。“师西法为议院，未收公是公非之益，徒开纷纭把持之风”［（１８）］，一旦与中国开战，“党议横生，兵心溃散，变故必可翘足而待”［（１９）］。明治政府“近年以来，诸事张皇，国帑久虚”［（２０）］，“况日本倾国兵数不当中国之一，又弱不经战，虽有甲船而能与吾定远、镇远较坚厚，仅有名速力者一艘差可强颜耳。诸下者或不及向时船政之木船”［（２１）］。相比之下，“中国船坚炮远，及平时操练打靶皆远过于日本”［（２２）］。在平壤战役发生的前几天，清朝主战大员刘坤一还坚持认为，日本“兵多系抽调而来，是驱市井之徒以犯锋镝，金鼓一震，心胆皆寒，安能当我百战劲旅”［（２３）］。然而，刘坤一的预言不久就被平壤战役的炮火击得粉碎。
揆诸史实，主战官僚的日本观和自我观是非常片面的。就海军论，据日本学者外山三郎研究，“日清战争爆发前夕，日本海军拥有军舰３１艘，鱼雷艇２４艘（排水量６１，３７３吨）”［（２４）］，中国“拥有军舰８２艘，鱼雷艇２５艘（计８５，０００吨）”［（２５）］，但真正能出洋作战的只有北洋舰队的２０余艘军舰。就陆军言，中日开战时，日本“陆军已发展到基干力量的野战兵力即达７个师１２万人的程度”，中国“陆军步兵为１９２个营共３０万人”［（２６）］，但清军无论在装备、训练和士气上均不及日军。可见主战官僚对中日军事力量的估计与实际相去甚远，他们对日本的轻藐和对胜利的自信带有极大的盲目性。在清朝主战官僚对胜利充满自信时，日本正确分析了清军的力量，认为“不仅没有战胜清国舰队的把握，而且还对它怀有一丝恐惧的心理”［（２７）］。一方是盲目地自信，一方是谨慎地恐惧，自信者轻视敌人，不认真备战，使本已松懈的武备更加空虚，恐惧者重视敌人，从战备、作战方案、心理上作了充分准备。１８９４年９月中旬相继发生的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均以日胜我负而告终，剥开战略战术的表象，应该看到双方的心理是主导战局的深层次因素。当然，在评析主战官僚对战争的盲目自信时，也不能忽视主和官僚的悲观妥协对战局的影响。
２
战局的发展完全出乎主战官僚们的意料，对清军的节节失败，他们十分震惊，对日军步步进逼的威胁，他们十分焦虑。战局的演变给清朝主战官僚心理的打击可谓创巨痛深。
铁和血的较量唤醒了人们的理智。主战官僚们在遭受战争打击而震惊和焦虑之余，开始深刻反思敌胜我负的原因，重新审视中日力量的对比。他们发现了以前没有发现的清军的劣势和日军的优势，树立了新的自我观和日本观。他们认为：第一，清军武备松懈，训练落后。清军受挫，“其故在数载承平，晏安久处，武备不无懈弛，一旦大敌猝临，岂弗仓皇失措”［（２８）］，由于清军平时“将不选择，兵不训练，是以闻炮声则胆裂，出洋面则心惊，望影辄逃，遇败莫救”［（２９）］。第二，清军战术落后。“倭以大队猛攻而胜，我以散兵失势而败”［（３０）］，由于兵力分散，使得我军“兵力似厚而实单，兵势似萃而实涣，以故望风逃溃者比比皆是”［（３１）］。第三，清军武器落后。在前线指挥战斗的主战将军依克唐阿认为“前敌各军开仗多不得手，实以军火器械均不如倭人精利且足所致”［（３２）］，战前轻日的主战官僚洪良品也看到了“倭奴之所恃以制胜者，枪炮之利耳”的优势［（３３）］。
正视日本的优势没有使主战官僚产生自悲，因为他们同时也看到了日本的劣势，“盖倭乃小国，负债且贫，难以持久，我乃大国，饷可徐筹，兵集日众”［（３４）］，所以日本虽强但并不可怕，“倭虏实不足虑，稍与力持，其势日绌》［（３５）］。
不轻日、不惧日，这正是经过炮火洗礼后主战官僚的对日心态。在这种心态的驱动下，他们主张持久战，“以固守要隘，悉力持久为战”［（３６）］。他们相信，只要坚持抗战，胜利终将属于中国，“我若与之力持，彼饷无所出，全军必然坐困，我因而蹙之，彼其败溃必矣”［（３７）］。
在日军疯狂进逼的威胁下，以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为首的主和官僚陷入了自悲而不可自拔的泥潭，并因此提出了妥协求和的主张。面对日渐公开的求和论，主战官僚们深为忧虑，一忧倭寇以“和”作缓兵之计，“倭寇多行不义，惯行诡诈，彼即云和，难保其非诈我诱我，藉作漫军之计？彼得以从容休息，伺隙进攻”［（３８）］。所以他们告诫人们“和不可信”、“和不可恃”。二忧弃朝求和，日寇将以朝鲜为侵我中华的跳板，“倭夷惟情诡诈，诚恐一和之后，从此勾结不逞流民，阴入朝鲜，……激其为患，不数年间，兵繁器利，则命为前导，分股内侵，我军不特防不胜防，更恐求和不许，割地不容，势必俯首贴耳，而受倭人之制”［（３９）］，如此下去，危机重重，国将不国。鉴于此，他们呼吁清政府“坚持定见，若朝鲜一日不复，则于倭夷一日不和”［（４０）］。三忧赔款求和，势必助敌为虐。“今与议和，势必先索兵费，我若与以兵费，是代敌募人以自攻也”［（４１）］，因为“与以数千万之巨款，倭得借我兵费偿彼国债，又以其余力筹兵筹饷，伺隙以谋我，是我之藉寇则赍盗粮也。”［（４２）］四忧割地求和，势必外启戎心。“一与倭和，彼不知我字小之仁，而意为极弱，相率效尤。英则觇我西藏，法则抚我滇粤诸边，俄则西侵新疆，东扰东三省，并起迭乘，援为成例，一倭去而百倭来，防不胜防，偿不胜偿”［（４３）］。因此，主战官僚主张与其“图目前一日之苟安，贻后日无穷之远患，实不如一意主战，百折不回，尚有转机之可冀矣”［（４４）］。五忧弃民求和将激起人民的反抗，危及清朝统治。“设使朝廷不惜沿海之版图，亦何惜于腹地二十三省之人民：谁无自家，谁无志气，其能忍辱吞声，坐视男为人臣，女为人妾乎？义愤之气，激极变生，寇乱内讧，翘足可待”［（４５）］，而且“不独已割之民激之生变，即沿海沿边一带未割之地，亦必闻而寒心辍耒一呼投袂响应。岂惟外与岛人为难，必且内与中国为仇”［（４６）］。
主战官僚对求和论的忧虑，在一定程序上揭露了主和官僚苟且图存的心态和帝国主义的本性及其侵略野心，反映了中华民族所面临的深刻危机，惟其如此，尽管主战官僚的实质仍是对清王朝世系命运的忧虑，但与求和官僚以“宗社为重、边徼为轻”的狭益心理有很大区别，也正因为他们超出了求小朝廷苟安旦夕的心境，他们才敢于坚持抗战的主张。
３
然而，主战官僚的忧虑未能抵住朝廷的求和逆流。１８９５年４月，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主战官僚们惊呼：“此五千年来未有之奇闻”［（４７）］，“自有中国以来，虽石晋之事契丹，南宋之事金、元，未尝有是也”［（４８）］。他们的自信遭受了残酷打击，内心的痛楚、愤恨、羞辱甚于战前。署南洋大臣张之洞“闻和议各条，不胜焦灼痛愤”［（４９）］。广东陆路提督唐仁廉看到和约之后，“罔知所措，伏地痛哭。熟计利害，寝食俱废，至于累日”［（５０）］。
愤中生仇，痛中生恨。作为中国之一分子，主战官僚面对“倭夷要挟奇横，事事出情理之外，……痛心疾首，争欲食其肉而寝其皮”［（５１）］。然而，贪得无厌的日寇，“苟无助之为恶者，亦必不能毫无忌惮，今乃明目张胆如此之横者，恃李鸿章与之狼狈为奸也”［（５２）］。他们痛斥李鸿章“以敌人要求无厌，转为之挟制朝廷，而置宗庙、社稷、土地、人民于不顾？苟有人心者，断不出此”，对侵略者和求和者仇恨到了极点。
在主和官僚认为和局已成，清朝统治安枕无忧时，主战官僚产生了空前的 危机感。主战官僚的危机感表现为对清王朝统治命运的忧患。他们认为，马关条约的签订给清王朝的统治带来了肘腋之患、肢解之患、财竭之患、离心之患：
肘腋之患。在日军疯狂进逼的威胁下，主和官僚高倡求和论，他们认为：“门户不守，两京空虚，不可不和。……东南半壁，首尾难顾，不可不和”［（５３）］，和则无忧，战不可恃。在这种苟安旦夕的心态和悲观失望的恐惧中，李鸿章拱手送出了辽东半岛和台湾诸岛。主战官僚认为，割地势必带来肘腋之患，“辽河以南逼近畿疆，控扼山海，使敌据为巢穴，陆则抚我之背，水则扼我之吭，早发夕至，防不胜防，是纵豺狼于肘腋之间，权纾患而患转迫也”［（５４）］。台湾虽偏离京师，但“台湾为东南各省屏藩，我朝未征服时、江、浙各处殆难安枕。今以其地与之，不啻授人以刃而洞吾腹也。”［（５５）］他们质问主和官僚，“守台而东南尚可危，弃台而东南转无患”［（５６）］？
肢解之患。割地不仅给中国带来肘腋之患，“尤可虑者，各国见我待日本小邦且复如是，不能不启瓜分蚕食之心”［（５７）］，肢解之患因此而起。主战官僚担忧：“一蕞尔日本，尚能制我，况泰西各强国，其兵力十倍日本，一旦群起谋我，援日本和议为例，朝廷复何以处之与之战乎？”［（５８）］“但恐此端一启，各国生心，假使再有兵端，则将割闽、广以保京师？割云、贵以保京师？割蜀、陇以保京师？驯至于版图尽弃，而独留京师一隅之地？”［（５９）］如此下去，“日ｊùｎ＠②⑨月削，披枝伤心，不出十余年，恐欲为小朝廷而不可得”［（６０）］。
财竭之患。“夫财赋者，中国养命之源也。”［（６１）］主和官僚对甲午战争造成的财政危机忧而惧之，然而，他们却是以巨额赔款来缓解危机，这种以危机反危机的伎俩遭到了主战官僚的深刻揭露，“所谓以斯民有尽之脂膏，填彼族无穷之溪壑，剜肉补疮，肉将尽而疮更剧，抢薪救火，薪将竭而火更燃”［（６２）］。对马关条约造成的财竭之患，主战官僚们深为忧虑，“赔款二万万两，六年付清，又加五厘利息，即借英国洋款转付分期摊还，每年亦须还本息一千数百万两，各海关洋税空矣”［（６３）］，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办工厂，“则土货皆成洋货，而数千万之厘金皆无所著”［（６４）］。关税、厘金是清政府的两大财源，财源的枯竭必然使清政府从此积弱不振，“恐屈从之后，财殚力竭，即欲求自强之计，而费既不足，势又不行，将一屈而不可复伸矣”［（６５）］。
离心之患。主战官僚认为，割地、赔款的屈辱求和，一失台民之心，台湾人民得到马关条约割让台湾的消息后，“人情汹汹，愤不可遏？若果弃之，是失民心也，民心一失，何可复收？”［（６６）］二失国人之心，割台消息传来，“各省士子纷纷联名具呈申诉者不计其数，人心如此固结”［（６７）］，“一旦弃诸外夷，不特台民无所控诉，四海之人谁不解体”［（６８）］。三失军心，日寇的无理要挟，使“我军疾首痛心，人人愤怒，……苟不深维后患迁就允和，恐内外各军公愤遏郁无所宣泄，万一藉端哗噪，伏莽乘之，危乱之机可立而待”［（６９）］。丧失人心是清朝统治的隐患，“夫国运之盛衰，视乎人心之向背”［（７０）］，“至人心一去之后，患不在外夷，而在中国之民”［（７１）］。
以上“四患”，“综其大害，国势蹙矣，财源匮矣，民心涣矣，威柄失矣，而四者皆国之命脉所系，失之何以自立？”［（７２）］主战官僚力主废约再战。他们指出，虽然因暂时的失败遭受了挫折，但“我国家金瓯无缺，民心甚固，又何为摧之、抑之、颠之、倒之，甘自败坏至此耶？与其暂和而坐困，何如久战而延祚？与其以二十千万饲豺虎，何如以三五百万奖士卒？与其偷安于一二年而必底于分析，何如苦持于一二年而犹可图恢复？”［（７３）］
从本质上说，主战和主和都是对清王朝统治危机的忧患而提出的挽救之方。主和官僚着眼于近忧，主战官僚放眼于远患。但是，如前所述，主战官僚的忧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忧患。在主和官僚认为和局已成，危机已过时，主战官僚仍陷入深深的痛苦和忧患之中，少数人完成了由“仇日”向“师日”的心理转变，其中以张之洞最为典型。１９８９年７月１９日，张之洞在“惶悚痛愤、寝食难安”中，提出了“变法”的９条建议，其中６处提及日本的成功经验，希望“皇上存坚强不屈之心，历卧薪尝胆之志”，要求国人“激励奋发，洗心涤虑”，主张中国向日本学习［（７４）］。主战官僚从“轻日”到“仇日”再到“师日”的心理转变，对于年轻的光绪帝影响颇深。这或许就是戊戌变法的心理基础。但是，历史从来就不是直线运行的，心理变化更没有单行道。有一部分主战官僚在经过战争的打击之后，似乎又双回复到了鸦片战争前的封闭心态，反对学习西方，要求关起门来变法。１８９５年８月２４日，曾颇为坚定的主战官僚余联沅上奏朝廷说：“若专师西法，则务为淫巧日趋功利，以侥幸行险之徒为机械变诈之习，久之则耳濡目染，日新月盛，将不识六经为何物，五伦为何事，势必尽弃夫礼义，并不知有君父”，他由此得出结论说：“故救弊之方，不在废科目，而在求实际，不在师西法，而在正人心”［（７５）］。这或许又是戊戌政变的心理基础，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深入的论述已不是本文的旨趣，笔者将另辟专文探讨。
注释：
（１）（８）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中国海关与中日战争》，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８月版，第６３、５０页。
（２）（２０）《御史庞鸿书奏为朝鲜不可弃应集兵直捣日本折》，见戚其章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中日战争》（以下简称续编）第一册，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３页。
（３）（４）（１１）（１２）《吏部尚书麟书等据呈代奏编修丁立钧讨日五条折》续刊（一），第４６、４７页。
（５）（６）（１６）（１７）《御史叶应增奏为请罢和议严防备战以杜窥伺折》，续刊（一），第６５、６７页。
（７）（１４）《主事裕绂条陈时务呈文》，续刊（一），第１４１页。
（９）（１８）《编修曾广钧为统筹全局集中全力击败日本敬请方略七条呈》，续刊（一），第１５、１６页。
（１０）（１５）《礼部侍郎志锐奏为战争已开皇上主持宜定折》，续刊（一），第４２页。
（１３）《御史钟德祥奏请迅简将帅以振全局折》，续刊（一），第１２８页。
（１９）《御史张仲＠③①ｘìｎ奏为筹度战守事宜六条折》，续刊（一），第１１１页。
（２１）《御史钟德祥奏朝鲜兵事必不可以骤解敬为筹画方略折》，续刊（一），第９９页。
（２２）《言有章条陈六策呈文》，续刊（一），第２０１页。
（２３）《南洋大臣刘坤一奏为中日既经开战不宜轻与议和折》，续刊（一），第２０５页。
（２４）（２５）（２６）（２７）（日）外山三郎著，龚建国、方希和译《日本海军》，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月版，第２９、４２页。
（３０）（３６）《吏部尚书麟书代奏编修丁立钧等时务重要宜战不宜和呈文折》，续刊（二），第４８６、４８８页。
（２８）（３８）《笔贴式汇瀛条陈时务呈文》，续刊（二），第３４６、３４５页。
（２９）《大理寺卿徐致祥为请严军律振作士气绝和议而扬国威折》，续刊（二），第１０１页。
（３１）《广西道监察御史高燮曾条陈军务折》，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以下简称丛刊），第三册，新知识出版社１９５６年１０月版，第５３８页?
（３２）《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奏请暗出奇兵进剿日军以资取胜片》，续刊（一），第２２８－２２９页。
（３３）《户科给事中洪良品奏陈御敌方略折》，续刊（二），第５０２页。
（３４）《洪良品奏为军事渐顺和议不可轻开折》，续刊（二），第４５１页。
（３５）《洪良品请召李鸿章回京专筹战备折》，丛刊（三），第６０５页。
（３７）《洪良品奏惟有主战可以消内患振国威片》，续刊（二），第５０５页。
（３９）《依克唐阿奏日启衅端和害战利请调雄师敌折》，续刊（一），第２２７页。
（４０）《麟书等据呈代奏编修王荣商条陈对日用兵十条折》，续刊（一），第３８１页。
（４１）《洪良品奏请饬疆臣直捣日虚片》，续刊（二），第４１７页。
（４２）（４３）《麟书等据呈代奏编修冯煦呈请不可与日议和折》，续刊（一），第４２１、４１９页。
（４５）《翰林院代奏编修黄绍箕等条陈折》，丛刊（三），第４９０页。
（４４）（４６）《御史王鹏运奏割地讲和万不可行折》，续刊（二），第４９４页。
（４７）《国子监察酒萨廉等奏为使臣昏耄请改易前约折》，续刊（三），第１４７页。
（４８）（７２）《候补主事王荣先等和约悖廖万难隐忍曲从应急筹战守以救危局呈文》，续刊（三），第１９１页。
（４９）《署南洋大臣张之洞奏和议各条要挟太重请速与英俄德等商制敌电》，续刊（三），第８６页。
（５０）《提督唐仁廉仁廉奏停战议和约款十不可允电》，续刊（三），第２４８页。
（５１）文廷式等奏和约断难遽就战事尤当预备折》，丛刊（四），第１９页。
（５２）《编修杨天霖呈文》，《丛刊》（四），第３３页。
（５３）（５６）《詹事府左赞善等条陈和倭利割呈文》，续刊（三），第１３３页。
（５４）《河南巡抚刘树棠奏割地赔款如允易启外洋窥词之渐电》，续刊（三），第１２０页。
（５５）（５７）《依克唐阿奏倭不足虑应变通和约折》，续刊（三），第１２８、１２９页。
（５８）《高燮曾奏为事势危迫应分段责成各将领负责战守折》，续刊（三），第１０１页。
（５９）《侍郎会章奏为和议将成请饬廷臣会议以广谘谋而防后患折》，续刊（三），第１２１页。
（６０）《王鹏运奏和约要挟太甚流弊太深请回宸断折》，续刊（三），第６４页。
（６１）《中书陈嘉铭等为和约断不可以因倭求太甚呈文》，续刊（三），第２１８页。
（６２）《易顺鼎奏为倭不足畏权臣误国不可姑容请严办李鸿章父子折》，续刊（三），第２１３页。
（６３）《署南洋大臣张之洞来电》，丛刊（四），第１７页。
（６４）（６５）（６６）《礼科给事中丁立瀛等奏为倭人索求太甚条约应交廷臣集议毋堕其计折》，续刊（三），第９５、９４页。
（６７）（７０）《杨天霖为人心固结可用请改弦易辙必能制倭呈文》，续刊（三），第３３３页。
（６８）《编修李骥年等为和约已成万勿批准请交王大臣公议寸土之不可轻弃呈文》，续刊（三），第２２８页。
（６９）《南书房翰林张百熙奏为和议要挟过甚仍须急筹战备折》，续刊（三），第３２４－３２５页。
（７１）《编修张鸿翊为宜绝和议以留人心呈文》，续刊（三），第９７页。
（７３）《喻兆蕃等呈文》，续刊（三），第１４４页。
（７４）《署南洋大臣张之洞奏时事日急万难姑安请修备储才急图补救折》，续刊（三），第４８１－４９３页。
（７５）《吏科给事中余联沅奏请填简大僚勿虚名而求实际折》，续刊（三），第５３８页。
（资料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