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曹寅与《吾妻镜》
近年来笔者在北京图书馆发现了一部名叫《吾妻镜》的日本史书。该书为线装，二函，二十四册，原为五十二卷，其中缺第六、七两卷，残第四十五卷。该书长
这部书每册(除后补的第四十五卷②)首页上均钤有“楝亭曹氏藏书”之印。该书第一卷首页上，还钤有“朱彝尊锡鬯父”之印，这不能不引起笔者注意。记得
又，李文藻曾说：乾隆三十四年，他从京师“内城买书数十部，每部有‘楝亭曹氏印’，其上又有‘长白敷槎氏堇斋昌龄图书记’，盖本曹氏归于昌龄者。昌龄官至学士，楝亭之甥也。楝亭掌织造、盐政十余年，竭力以事铅椠。又交于朱竹姹，曝书亭之书，楝亭皆钞有副本”④。由此可知在曹氏家族败落后，曹寅的许多藏书中有一部分是转到他外甥昌龄的手中了。
那么曹寅这部《吾妻镜》藏书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呢?笔者查明此书在归曹寅之前，为清初著名学者朱彝尊所有。朱曾参加修《明史》，充日讲起居注官，并入值南书房，他工诗、好文、擅长考据，“兼有所长”⑤。著有《曝书亭集》、《日下旧闻》和《经义考》等。曹寅与朱彝尊是挚友，两人经常交游酬唱，朱曾为曹寅所作《楝亭集》写序；朱去世后，寅曾出资为其刊刻全集。朱之藏书寅除倩人抄录外，更有些书在朱氏殁后为其所有。其中《吾妻镜》就是其一。这在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曹寅所著杂剧《太平乐事》第八出《日本灯词》的题记中可以认证。曹寅写道：“前年得曝书亭⑥所藏《吾妻镜》，考之无异。《吾妻镜》者，华言《东鉴》，明弘、正间其国所刊书。”⑦由此可知《吾妻镜》是曹寅从朱彝尊处得到的。那么朱又是怎样得到此书的呢?这在朱文《吾妻镜跋》中已作了交代。他写道：“康熙甲辰，获睹是书于郭东高氏之稽古堂，后四十三年，乃归插架。”⑧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跋文中他特意指出该书“惜第六、第七二卷失去”，这与笔者所见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吾妻镜》正相吻合。故从朱的钤印及这段文字记载，可以断定此书乃朱之旧藏。那么高氏稽古堂又是从何渠道获得此书呢?如所周知，杭州、嘉兴均离平湖县的乍浦很近，乍浦又是明清时期对日贸易的重要港口，朱彝尊等人都亲自去过乍浦，并作有颂扬乍浦的诗篇⑨。当时书籍与文房用具的贸易，在中日贸易品中亦占一定比重，此书多半是从日本回棹的贸易船带到乍浦，卖给高氏稽古堂的。
那么曹寅藏书又是怎样流人北京图书馆的呢?众所周知，曹家在曹寅嗣子曹頫任江宁织造时被雍正帝查抄，其藏书大部分归了内务府，而有一小部分则转到曹寅外甥昌龄手里，此事在震钧的《天咫偶闻》卷四中亦有记载：“地安门街西有火神庙，……寺前有卖书人姓赵，时得故家书出卖。……零星小品，多有昌堇斋法石帆印章，皆内城旧家僮所窃，妇孺所弃之物也。内城旧藏书家，初推曹楝亭通政寅，后其书归昌堇斋学士龄。”由此可以推知，北京图书馆可能是从两个渠道收藏到该书的，一为清内务府，一为卖昌龄家旧书的书肆。
《吾妻镜》是专述日本中世历史的书籍。它与《日本书纪》、《大日本史》等史籍并为日本人士所重视。“吾妻”意为“东”也；“吾妻”还是地名，当时泛指关东地区，或指位于京都之东的幕府所在地。“镜”乃“鉴”也，因此该书又名《东鉴》。其撰著者的用意也和中国的《资治通鉴》的著者一样，想留给后世当权者作为统治的鉴戒。
《吾妻镜》的作者姓名不详，可能是由镰仓幕府的官员编著的。该书的内容主要是记载从日本高仓天皇治承四年庚子(公元1180年，南宋淳熙七年)⑩至龟山天皇文永三年丙寅(公元1266年，南宋咸宁二年)，即是从源赖政举兵到宗尊亲王归终之间87年的历史。该书记载镰仓幕府将军的活动极详，凡事无巨细均加收录，逐年、逐月甚至逐日地记述以幕府将军为中心的各种各样的政事与活动。因此涉及的事亦很多，诸如将军、大臣以及武士们的言行、诗文唱和、狩猎、宴会和风俗，甚至连每天天气的变化以及幕府将军出行时全部随从人员的名单，都有记录。由此看来该书是根据镰仓幕府的将军、大臣的家传、文书和记录以及公卿日记与其他档案材料编纂而成的。在研究镰仓时期历史时，作为史料是异常珍贵的，因此受到镰仓时代以后历代统治阶级的重视，得以保存下来。该书是用汉文撰写的，是继《日本书纪》后的又一部日本重要的编年体史书，在日本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德川时期，幕府的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崇尚儒学，重视历史。他特别重视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他当政期间，命儒官林道春训点了“四书”，使其在日本成为家喻户晓的圣贤之书。德川家康本人平日也带头学习《论语》、《中庸》等经书，并经常与儒生们互相切磋，探讨其中的学问。与此同时，他除了下令大量刊刻儒学著作外，也重刻了不少史学书籍，其中就包括有《吾妻镜》。该书庆长年间刻本，卷首有后阳成天皇庆长十年(公元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前龙山见鹿苑承兑叟之序。序文中说：“《东鉴》一书……傍罗典探，以大抵记之。不知记者名为遗憾。”11
《吾妻镜》传人我国后，被视为“海外奇书”，深为学者们重视，朱彝尊、尤侗、曹寅以及翁广平(海邨)等人都想方设法要将其搞到手。其中翁广平曾参考此书和其他有关日本的史籍“凡七阅岁，五易稿而成《吾妻镜补》”12一书。这是中国学术界直接受《吾妻镜》影响的结果。又因该书“记其国土俗颇详”，所以成为当时中国人了解日本的主要书籍，如曹寅在写《日本灯词》时就参考了这部书。
曹寅号楝亭13，任江宁织造达20年之久。清初时，江宁织造一职十分重要，因曹寅坐镇南京，兼有采访外事，探听情报及专折密奏之责。他广交江南遗民文士，往来唱和，藉以与地方官绅、名流联络感情，消除其思明情绪，进而把他们团结在清帝周围。此外，曹寅与其内兄李煦又“以监察御史督理两淮盐课”14。再有，他们不仅负责浒墅关税务，而且包揽到日本购买“洋铜”的工作。总之，曹寅身兼数职，以特殊的身份牢牢地控制着江南漕运、盐政和税务等，源源不断地向北京提供大量粮食、绸缎和银钱，成为了康熙帝依靠的股肱之臣。
曹寅虽置身宦海，但对诗、词、曲二赋特别爱好，多才多艺，同时他还是一个收藏家和刻书家。当时曹家聚书颇多，在南京、北京均有大量庋藏。据说著名藏书家季振宜、徐乾学和朱彝尊等人收藏的书籍，有不少为曹寅所得；他又喜欢刻书，曾兼管过扬州书局工作，著名的《全唐诗》就是由他主持刊刻的。因此像《吾妻镜》这样的“海外奇书”，他是无论如何也要搞到手的。此外，他由于职务的关系，也要尽量了解有关国家的情况和搜罗外国书籍。
当时康熙帝非常重视日本的情况，生怕日本与明遗臣、遗民联系，干出危害清统治的事情。例如，公元1701年(康熙四十年，日本元禄十四年)时，康熙帝“因闻动静”15，于上年冬十一月就下旨命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和杭州织造敖福合共同商议选派人员前往日本调查，至是年春三月，选定杭州织造乌林达莫尔森改扮成商人，于
二、曹寅与《日本灯词》
曹寅一生曾创作杂剧多种，如《北红佛记》、《续琵琶记》、《虎口余生》18和《太平乐事》等19《日本灯词》是《太平乐事》中的一部分。《太平乐事》以元宵佳节为背景，从各个角度和不同侧面反映清代京师各阶层人们在欢度灯节时的喜悦心情以及载歌载舞庆贺佳节的各种方式。曹寅想以此讴歌“康熙盛世”，换取皇上的青睐。为此他特别在《日本灯词》出中，借“日本国王”之口来歌颂康熙皇帝。“红云春暖萨摩州，木琢扶桑作枕头。……自家日本国王是也，俺国都称筑紫，形类琵琶，读洙泗诗书，崇乾竺之法教，向自前明负固，颇肆猖狂。今者中华圣人御极，海不扬波，通商薄赋，黎庶沾恩。俺们外国，无以答报，惟有礼佛
拜天，顶祝无疆圣寿。”《日本灯词》这出戏是曹寅用“寄语”(用汉字注日本发音的方法)写成的，这在中国戏曲史上是个创举。曹寅在《日本灯词》的题记中说了他创作该剧的方法和依据：“此曲调寄中吕依吴昌龄《北西游灭火词》而作。倭语出《万里海防》及《日本图纂》、《四译馆译语》填合而成。洋舶人云：倭国惟妓女始着彩衣，所唱与粤东采茶歌音调相近，亦涛洧之属也。灯则以布机、春盒之类为戏。男以蜡撚须，剃顶发；女黑齿，着屐，衣食皆仰于官。对马岛接壤高丽，其都会萨摩州也。”20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曹寅对日本的了解是很肤浅，也很不全面的，甚至还有错误。如他把九州的萨摩(即今鹿儿岛一带)藩主当成日本国王，把萨摩州当成了日本国都21。这说明他当时不知道设在江户(今东京)的德川幕府与萨摩藩的宗主关系，也不知道日本存在天皇。
从《日本灯词》内容及用语来看，曹寅显然是想以表演日本歌舞的形式，并用日本语言来表达其主题，所以从“日本国王”的自我介绍开始，接着便是日本民间歌舞陆续登场，加上和式装束，确实与中国传统戏剧不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该剧的曲牌共有五支，除起首一曲“金字经”是用汉语夹杂着倭语填谱之外，其余一概用“寄语”填谱。其中许多词语由于种种原因，今天已很难全部译出。至于该剧所载的日本风俗，在今天看来不少也是似是而非的。好在曹寅写这出戏的目的，并不是真想介绍日本的情况，他只不过是想用一种当时为人鲜知的新形式吸引观众，从而达到其歌功颂德的目的。不过，通过曹寅编《日本灯词》可以说明一个事实，这就是说当时中日两国间虽然没有正式建立邦交关系，但民间往来十分频繁，否则决不会连日本民间歌舞都传‘到了像曹寅那样高官的耳目之中的。”
三、曹寅与中日间的丝铜贸易
康熙帝统治期间，曾一度采取开放的贸易政：负责过从日本大量购买金、银、铜等贵金属，尤其是购买洋铜的事务。他作为皇商利用官方资本，租船到日本进行铜丝贸易。当时日本是世界主要产铜国之一，也急需中国的丝斤和绸缎等高档消费品，因此两国通过贸易互通有无。日本所产铜“自前明以来供中国采办，然无定额，亦无定地，各岛皆可交易，彼之来则舶于永嘉。寻因徐海事而止，嗣后彼不来而我往至。国朝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日本正德五年)，议定于长崎属肥州”22。
清代，中国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市场交换经济十分发达，铜铸制钱的流通量日增，以致用铜量大增，但国内仅云南少数地区开采铜斤，不敷需用，必须到国外采购。因此康、雍、乾三帝都积极支持这种贸易。为了购买洋铜，清政府一直对到日本采购铜斤的商人采取鼓励政策，给予优惠。对日本短缺的畅销货物，优先供给，如清政府规定赴曰办钢船不受“丝斤出洋之禁”的限制，因此到日本的贸易商获利甚多，“大抵内地价一，至倭可易六；及回货，则以一得二。故铜商之豪富，甲于南中”23。
有清一代采办洋铜是一件大事，因为清政府每年仅铸铜钱一项。需要铜料一千几百万斤。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曹寅曾向内务府提出，想由曹家一姓独揽到日本采购洋铜差使，条件是先由国库借资十万两，八年期满，交本银及节省银总共一百万两，每年交十二万五千两24，可是康熙帝并未答应，他曾下谕说：“若将此事交一人，地方甚大，设若某时出一事故，尔内务府总管亦断难辞咎。著将曹寅之弟曹荃25及张鼎鼐等叫来具奏。”26于是曹荃上奏说：“我兄曹寅拟接办十四关铜斤，因绝不致贻误，一定能成，才奏恳主上，……倘因主上钱粮，甚为重要，不可交与我兄曹寅一人办理，则奴才曹荃，……情愿协助我兄曹寅经营，……今若交给八人共同经营，人数即众，则不一定能多节省钱粮也。”27尽管他言辞恳切，态度真诚，可康熙帝还是只批准他们兄弟经营部分采办洋铜，即采购洋铜一百零一万一千一百八十九斤。后来他们兄弟二人基本完成了任务，并得到了康熙帝的表彰。曹寅在主持采购洋铜事务期间，与赴日商人接触频繁，如曾与他唱和的徐九、汤右曾，都曾经去过日本28。曹寅与苏州、杭州、扬州、乍浦以及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商人的往来，会更加密切。这些商人肯定会向他介绍有关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风土人情的情况。至于歌舞音乐等方面的情况，因曹寅与其内兄李煦等人都是酷爱戏曲音乐的，当然也是他关心的一个话题。这些都加深了他对日本的了解和认识。尽管这些了解和认识是肤浅和片面的，有时还难免发生错误。但不管怎么说，他比一般人对日本的了解要多一些，这是肯定无疑的。
清代前期，中国人对日本的研究，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曹寅用“寄语”写日本歌舞剧就是明显一例。虽然他一生没亲自到过日本，不能幻想他对日本文化的了解有多深，见解如何正确。难能可贵的是，他是第一个在中国写出外国杂剧的人。仅从这一点来说，曹寅在中日民间文化交流史上是值得纪念的一个人。
注释：
①北京图书馆藏《吾妻镜》卷末，《跋》。
②据日本明治大学德
③余怀号广霞，曾为曹氏《楝亭图》题诗。
④李文藻：《南涧文集》卷上。
⑤《清史稿》卷四八四，《文苑一》。
⑥“曝书亭”为朱彝尊书斋之名。
⑦《太平乐事》第八出《日本灯词》。
⑧《曝书亭集》，《吾妻镜跋》。．
⑨参见道光丙午版《乍浦集咏》卷二。
⑩朱彝尊在《吾妻镜跋》中说：“编中所载。始安德天皇洽承四年庚子”之说有误，应为始高仓天皇四年庚子。因该书原文为：“安德天皇……治承四年二月二十一日受禅，
11《吾妻镜》卷首，《序》。
12翁广平：《吾妻镜补》，《自序》。
13参见叶燮：《已畦文集》卷五。
14、24、26、27《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
15、16《雍正朱批谕旨》，雍正六年八月八日，李卫奏折。
17参见方豪：《康熙时曾经进入江宁织造局的西洋人》，《方豪文录》，上海编译局，1948年出版。
18参见尤侗：《艮斋倦稿》；刘廷玑：《在园杂志》等著作。
19参见拙文《从<日本灯词>看清初的中日文化交流》，载于日本的中国移民》，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
20《太平乐事》第八出《日本灯词》题记。
21曹寅在《日本灯词》中一会把日本国都说成是萨摩州，一会又说是筑紫，其实都不对。萨摩州是萨摩藩主(即大名)的驻地，而筑紫在九州西北部今佐贺附近。这说明曹寅对日本的地理概念是混乱的。
22翁广平：《吾妻镜补》卷一五，《食货志》。
23金安清：《东倭考》，见《小方壶舆地丛书》再补编，第四帙。
25曹荃即曹宜，当时任乌林达一职。
28参见徐铣：《南州草堂集》卷一五；汤右曾：《怀清堂集》卷一。
(资料来源：《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