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5月，签定《马关条约》的中国首席代表李鸿章，回京觐见光绪帝。光绪帝以“甚骏厉”之词责问他：
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漫天要价的巨额赔款，光绪帝焦虑万分。因为他心里十分清楚，以当时的财政状况，清廷是无论如何也筹措不出这二万万两白银的赔款和三千万两“赎辽费”的。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让我们先简略回顾一下当时清廷的财政收支与赢亏情况。
如所周知，有清一代的历史上，出现过一段令人陶醉的“康乾盛世”时期。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商品经济的空前繁荣，使各项税收不断增加，国库存银也日益充盈。1667年（康熙六年），户部银库存银二百四十八万余两；1673年（康熙十二年）激增至二千一百三十五万余两；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又达四千七百十八万两；1730年（雍正八年）达六千二百十八万两，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达七千三百九十万两。乾嘉之际，由于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以及连年对外用兵，清朝统治开始走向下坡路，封建经济也由盛转衰，财政结余日趋减少。1813年（嘉庆十八年），户部汇核各省出入钱粮税课清单中，实收入银为四千十三万余两，支出三千五百三万六千两，尚余五百九万四千两。1881年（光绪七年），各直省地丁、盐课、关税、洋税、厘捐、杂税等项实收银六千六百余万两，而支出竟达七千万两，“常年所入，固已不敷所出”。清政府为摆脱财源窘困境地，只好求助于西方列强，向他们大量借款，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恶果。正如著名经济史专
由上所述，我们就不难理解光绪帝面对巨额赔款而一筹莫展的原因了。
实际上，马关条约公布后，朝野内外、地方官吏和有识之士纷纷予以谴责，对所赔巨款亦深为忧虑。道员易顺鼎的观点可为其代表。他在一份奏折中指出：
赔款至二万万之多，不知从何搜刮，又不知搜括净尽之后，尚有应办之役、必需之款，何所取资？夫使赔款既交，而我可不作一事，彼可相安十年，犹之可也。正恐我之防务仍不能不办，兵饷仍不能不需，铁路仍不能不设，入款则有减无增，出款则有增无减。意外之举，尚不暇论。而彼则一波未平，一波未起；前款未清，后款又来。以斯民有尽之脂膏，填彼族无穷之谿壑，剜肉补疮，肉将尽而疮更剧，抱薪救火，薪愈积而火更燃，中国将来必无可筹之饷。
按照条约的规定，清廷第一期赔款五千万两和“赎辽费”三千万两，分别于条约经中日双方批准互换后六个月和七个月内交清，即
以往清廷举借外债，多由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主持，以海关税收作担保，期限短暂，利息高达8厘。1895年初，清廷因甲午战争中急需军费，经赫德之手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五百万镑，年息7厘。开始时赫德满口应允，后“因款目过巨，难以凑足，减为三百万镑”。翁同龢对赫德“屡次生波”和阴险狡诈的行为十分痛恨，斥之为“可恨之至”！于是，马关条约后，有些官吏例如受李鸿章信任的铁路督办盛宣怀，多次提议向德国借款；而一些德国银行家也想方设法通过德驻华官员，向清廷寻求贷款权。正如俄国历史学家罗曼诺夫所说的：柏林的银行家们已经“开过两次会议”，讨论筹集款项问题。德国政府对向中国贷款“亦甚热心，他将设法使银行家担负这笔借款”，同样表现出了极高的热情。
1895年5月上旬，德国驻华领事司艮德受其政府之命；拜见盛宣怀，将德国外交部的密电内容告诉了他。司艮德说：
中国要借银债，不必只在英国商量，亦可到德国问利息章程。因德国大小银行已经与我政府言，他们可以答应分办。
盛宣怀假装不允，实则试探说：
德国向未办过（对华贷款），胆小游移。去年德华银行议定一百万镑，允而后悔，关道未便再多事。
司艮德听罢此言，信誓旦旦地回答说：
去年实因新闻纸布散谣言。我函禀外部，十分怪他们不明事理。现今系外部介绍，决不游移。
盛宣怀听后十分高兴，立刻又问：
应与何人商酌？
司艮德应声说：
可与德华（银行）商办。
盛宣怀表示，此事最好由清驻俄公使兼驻德公使许景澄与德国有关官员面议最好，但许公使现在正在彼得堡，若派人去通知，一定会走漏风声，于是无裨益。他还告诉司艮德，自己一定将此事“禀知中堂（李鸿章）”，并希望司艮德也“亲往禀商”。
司艮德走后，盛宣怀胸有成竹地分别致函李鸿章和翁同龢，将他与司艮德谈话内容告知，并提出：
查此次英暗助日本，与俄、德、法大不相同。外洋以借债为交好，似可电属许大臣（即许景澄）先商俄、德外部，再与该国（即德国）大银行筹议，既顾交谊，又可免英商垄断。管见，目前军务初平，利不能小。似和先借一千万镑，备六个月第一起付款五千万两，约多千余万两以备他用。约期宜短不宜长，至多十年为度。将来办第二起，息可轻则期可久，且可借轻息之款还重息之款。
与此同时，英国也在大肆活动，赫德利用自己掌管中国税务司的有利条件，软磨硬泡，死死缠住清廷，非要其向英借款，光绪帝被逼无奈，只得于4月谕令由汇丰银行经理清廷贷款事宜。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俄国驻柏林的外交官终于觉察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并到德国外交部“去询问过一次，结果不但证实了以上所述，反得到了更详细的知识”，不但德英两国在筹划对中国借款，而且“好像美国人也在这里竞争，他想把他们积存的现银放到中国去”。更有甚者，德国还因不承认中国海关担保借款的可靠性，想依照土耳其和埃及的模式，在中国成立一个特别的管理机构。至此，俄驻柏林外交官感觉到问题非常严重，俄国被中国丢在一边了，于是立即电告俄国外交部，“说中国政府已进行交涉借款以偿付战债，‘主要的是在柏林，在伦敦也有’”。
沙俄政府闻听此消息，犹如晴天一个霹雳，极为震惊。它原本自以干涉还辽“有功”，在对华贷款上可以捷足先登，大捞一把利益，不料受此冷遇，真如吞吃了一只苍蝇似的恶心。
闻中国拟将偿费借付日本，此事俄国户部（按即财政部）已筹良策，有益中国，预备询商。乃闻欲向不肯合劝（按指三国干涉还辽）之英国商借，颇觉诧异！特请代达国家，应先商俄国，方见交谊。
与此同时，英、法、德三国也向清廷提出了借款问题。英国驻华公使
直归辽地，恐难，或可改暂押；如需偿款，可待筹借。
当时，许景澄到德国时，适逢“德主出游，国电尚未得递”，故德国政府还未贸然要求清廷向其借款。法国则显得老奸巨滑，这可从总理衙门与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谈及中国出使大臣王之春在法情况时可见一斑：
总理衙门问：
王之春曾与外部见面否？
施阿兰回答说：
外部不愿接见，有两个缘故：一因王大人张罗借款，人多杂乱，有失体面；一由中国本有驻法使臣，今王大人路过法都，若久留不去，令人生疑，……
实际上，法国和德国都在寻找合适时机，通过借款在中国捞取更大更多的利益。
当时，由于日本对三国干涉还辽一事尚未最后答复，清廷不敢得罪三国，尤其是俄国，因此决定暂不向英国借款，而分别商借于三国。但是，俄国决议排斥他国，独揽这笔交易。罗拔诺夫接见许景澄后，已经一个多星期过去了，还不见清廷有任何动静，这使财政大臣维特犹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
俄主愿中国偿费早给，日兵早退（按指日还辽事），已饬本部筹备巨款，约合一万万两数作借，以免银行居奇。现须询问之事：（一）偿款分期付法细情，（二）实在需用若干，（三）何项押保。请转达国家速覆。
当许景澄问利息是否限在五厘之内、且无折扣时，维特含糊回答说：
此俄国国家情借，必可比银行通融。
这就是告诉清廷说：你中国向俄国借款，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真是霸道之极！
许景澄将维特意见电呈总理衙门。四天后总理衙门回电说：
中国需用，刻难定数。俄既情借，拟先订借五千万两，周息五厘以内无折扣。至所云何项押保，中国向来借用洋款，本利均由税关出票，户部盖印，按期拨还。现假俄巨款，亦拟照此办理。请先询商再定。现德法亦愿借款，拟俟俄款商定，再与酌订。祈婉达俄廷，并谢关切。
沙俄政府在得知中国政府借款的意向后，决意排斥他国，不容德、法两国染指此事。
（贷款）改荐银行承办，海关作押，关款不敷，由俄国国家担保。
并强调要中国借款数“仍合一万万之数”，利息为五厘，每年还本带息共六百零四万三千四百余两，36年“本利牵算全清，无折扣，不加费用，交款卢布、英镑均可”。当许景澄告诉俄国“以德法须分办，故拟减借时”，俄政府态度蛮横地说：
少借须加息扣，且不合俄主筹退日兵本意。
言下之意，一万万两借款之数不容商议，必须一分不少地全数借贷。同时还须指出的是，所谓的“由俄国国家担保”，是以国家“担保”为名，实际上要在政治、经济和财政方面加强对清廷的控制。德、法两国驻华公使闻此消息急忙从幕后跳到了前台，两人走马灯似的每日到总理衙门忿争不已，翁同龢形容他们为如同犬羊丛中的虎豹，无耻无厌已极。但清廷依然不敢得罪德、法两国，还是坚持向俄、德、法三国分别借款。
维特和罗拔诺夫真是一对“优秀”的演员，两人配合密切，天衣无缝，颇有“你方唱罢我登场”之势。
（俄）户部借款，他国银行万办不到，仍请中国按一万万全借，早退日兵，以满俄主始终了结辽事之愿。
当许景澄表示“当以德、法为言”时，罗拔诺夫马上回答说：
俄法一气，无庸虑；德国一边，可另想法，请速达国家定办。
说到这里，他还怕许景澄听不明白，就提高嗓门甩出了一句话：
分办不如勿借！
蛮横无赖之情溢于言表。
如果说罗拔诺夫说的都是假话，那倒真有些委屈了他。因为他毕竟说出了一句真话，即“俄法一气”。不过，不要以为沙俄改变了初衷，又要提携自己的小弟弟了。事实上，沙俄政府冷静一想，以自己的财力根本无法独揽一万万两白银的贷款，只得再同盟国法国勾结起来做合伙的买卖。
（一）告明海关已押各款每年应付本息，及上年收税两项总数；（二）以后借款敷付与否，先尽拨付俄款；（三）倘至海关不能付款，应预告俄国以何项抵押；（四）中国以后借款，如允海关及他项权利，亦准俄国均沾。[2]
俄国还针对许景澄代表清廷提出的有关由俄国国家“担保”有损中国体面一说，诡称这是为“减息”，对于清廷“收付实无亏短”。光绪帝见到许景澄的奏折，勃然动怒，认为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和经济利益，立即电谕许景澄，重新与俄国政府交涉，务必设法挽回损失。当时各国舆论也斥责俄国“欲借此干预中国之事”。于是，几天以后沙俄作了少许让步，同意“除去‘加保’字样”，只称“如海关付款愆期，由俄国国家垫付”。同时，沙俄为了堵住各国舆论的嘴，特意“声明”：
俄国断不在拟定四端外别索利益，以释中国疑窦。
对此，清廷依然觉得由俄国“垫付”是“有伤国体，宜改为‘俄国确信中国付款决不愆期’方妥”；对其在条款中干涉中国内政的内容表示“不可迁就，以贻后患”。几经交涉，俄国政府总算同意改为“俄国代银行接付本息”，并删去“海关”二字。此时的俄国政府已完全丢弃了“侠客”的伪装，一心只要中国尽快决定向俄借款事宜。所以当许景澄向罗拔诺夫“告倭兵在辽情形”时，罗拔诺夫心不在焉地说了两个字：“不知”以后，许景澄多次要求沙俄政府过问日本退还辽东之事，罗拔诺夫才答道：
俄意原因退兵筹款，俟款事定后，当即催办。
对此，许景澄的断语是：“（罗拔诺夫）语颇狡。”沙俄靠牺牲中国以发战争财的狼子野心，真是昭然若揭。
为了尽快取得对华贷款权，沙俄政府在少许让步的同时，指使驻华公使喀西尼唆使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每日到总理衙门攘臂咆哮，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之势；同时两公使又积极开展各种外交活动，包括纵容亲俄、媚美的李鸿章、张荫桓等人出面充当说客，称“担保”、“垫付”均为用语不同，不仅于公法、国体两不妨碍，而且中国能够节省银一千数百万两之多，催促清廷迅即与俄国政府签订借款条约。
在俄、法两国政府的不断压力下，西太后和清朝政府又一次决定妥协。
第一、二条借虚数四万万法郎，[3]由驻使出给借款总据，会董收执。四、八、十一、十四条，此款按九四又八之一扣，[4]在扣印税、造票工本、发寄等费；周息四厘；西历本年七月一日起算，每年还本息二千一百十五万四千七百五十二法郎，加银行用费四分厘之一，添印息票、刊报等费，十年一发；三十六年还清，十五年后亦可全还；在巴黎交款；汇华摊给汇费，首期极迟限八月朔，次期十月，末期正月，或一期全付，未交款前，所起息由银行贴还。九、海关作保，另立押据；下接卅豪电所拟“如遇付款阻滞”，至“俄允许银行发给票款”等语，改去“加保”之字。十六、中国在六个月内不另借款，并售票。……三、五、六、十、十二、十三条，皆售票事。余条合同例语。
合同之外，中俄双方还签订了一份《声明文件》。在此文件讨论过程中，沙俄政府贼心不死，依然想把已“作罢论”的干涉中国内政的内容塞进文件中：
如中国因事许他国预作关税及再借他款，凡监守稽查等事，许俄国及他国民人所得权利，如管理地方刑名，并制造商务等项，即准俄国同得。
俄国外交部还公开对许景澄说：
俄国经办款事，所要中国报答，以此限制。
许景澄按照光绪帝的谕令，再三予以驳斥，并明确告诫说：
俄国经办款事，原是美意，若以此求报，必为他国訾事。
由于清廷不肯从原则立场上退步，故其干涉中国内政的内容终于未能写进《声明文件》中。
《声明文件》共有五条，基本内容与
甲午战争之后，面对着二万万三千万两的巨额赔款，欧美帝国主义列强心理都非常清楚，那就是谁取得了对华贷款权，谁肯定就能不断扩大在华的侵略势力。赫德在俄法争贷之前，就告诫英国政府：如英国取得对中国的贷款权，“或可使海关（控制权）维持到下一世纪的中叶”；俄国大资产阶级的喉舌《交易所公报》更按捺不住迫切和喜悦的心情，催促俄国政府说：只要取得和控制住中国的贷款权，就足以建立起“对华财政和行政方面的保护权”。如今，中俄《四厘借款合同》和《声明文件》的签订，沙俄政府不仅把肮脏的魔爪伸进了中国海关，打破了英国人独霸中国海关的局面，而且给清廷的脖子上套上了一条沉重的枷锁，使其在适当时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尤其是在中国境内兴修西伯利亚大铁路、甚而成为中国的保护国，提供了有利的保证。赫德从阴暗心理讲的下述一句话，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点。他的话的原意是：
中国方面因为过度的感激，正在把俄国的金融枷锁套在自己的颈上。
一位英国学者在评论中国向俄、法的这次借款时说：
俄国的重大胜利是，他跟法国一起开始进行一项为它们自己的扩张而牺牲中国的计划……。这项计划的目的，是要把中国置于它们政治的和金融的控制之下，……（俄国）打算利用金融和平地实现对中国政治上的吞并……。
[1] 清朝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创建于1861年1月（咸丰十年十二月）。它是清廷为办理洋务而设立的一个中央机构，执掌对外交涉往来等业务。但是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一步步加深，尤其是甲午战争后，它完全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出卖国家利益。所以，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把总理衙门称为一个大拍卖场，实在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2] 此前，俄提出“派员监守稽查关税”及管理地方刑名，“制造商务等项”，因清廷坚决反对“作罢论”。
[3] 此项借款，清廷只得到四万万法郎中的94.81%,故称“借虚数四万万法郎”。按此处之“法郎”，原为“佛郎”，按现在使用之字“法郎”改之。
[4] 沙俄政府在借款折扣上，原先只同意“九三扣”，并声称中国由此可以节省“千数百万两”。实际上，正如翁同龢所说：“仅此一项，就使中国多损失一百数十万两。”
主要引用书目：
《清德宗实录》
《光绪东华录》
王彦威辑《清季外交史料》，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7年
杨国伦著、刘存宽等译：《英国对华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