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的最后阶段
如果把清朝在中国大约270年的统治，按照各个领域，依照历史的本来面貌进行归类整理的话，可能就会出现上述问题。当然，我们要讨论的问题远不止这些，而讨论的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所谓历史原本就是如此，类似于汲取海水这一行为的本身。汲取海水的方法很多，使用海水的方法也有很多。然而我们却很难根据汲取上来的海水蠡测大海本身。
我们通常认为，清代是当今我们称之为旧中国的最后阶段，在政治上是长达二千年的皇帝政治的终结；在文化上则是儒家文化的寿终正寝。因此，从远处看，清帝国只一个是供人回忆的国家，是东洋华丽过去的纪念，这应该是世界性的共识；但是，走近一看，到处是醒目的丑陋，而最后则是极富特征的颓废，这似乎成为清代的一大特征，故持此论者也不乏其人。
终结观的最极端者则认为中国历史到此为止，其后则只有世界史了。这其实也是他们个人的一种倾诉。他们追寻以官僚为主体的历史，而一旦主体消失，也就失去了追寻的目标。中国仍在，中国的民族仍在，而他们却宣称中国历史已经终结，至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些史家的中国史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中国史了。
在清末中国，对于改革之路，也有一种论调说，改革可保中国，却不能保清朝，那么这个改革还有什么意义?这种论调和上述的史观如出一辙，可视为一种价值倒错。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是，随着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相继成立，清代就成为摒弃旧时代，开拓新时代时所必须思考的对象，而人们在思考时则无情地历数其消极方面，这是可以理解的。
特别是二十世纪的国际形势成为历史前进的主流以后，中国那种坐井观天的中华思想，视海外各国为夷狄的腐朽体制，当然令人不能忍受；清代的各种文化因其承担了支撑这种傲慢情绪的角色，当然也就不能给予过高评价。但是这种蔑视发端于清末鸦片战争之后，而在康熙、乾隆时期，清帝国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在当时都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基于这种情况，也就有人乐于回忆清帝国这段光荣的历史。
但是这也没有离开一个前提，那就是康乾盛世也不过是清帝国在向灭亡之路狂奔时的回光返照而已。这是对亚洲旧世界最后完成品的追忆，是对一种已经永远失去的繁荣的咏叹。由于这种历史认识，可能就会产生一种探索，期待上演一出宏伟的没落史剧，或是希冀看到大树将倾时那种毁灭之美，但令人遗憾的是，除了揪心的崩溃和丑陋的溃疡状态，我们却很难找到其他。
在中国历史上，上溯汉王朝、晋王朝，迨至唐、宋、明，它们都成为下一个王朝力图恢复的目标，这些王朝的威严都被后世王朝奉为理想；而清朝就不一样，虽然发生过皇帝的复辟运动，但却不是以恢复往日的荣光为其目标，我们不得不说，当时我们的印象是多么深刻，那就是：都结束了，一切的一切!
清王朝曾经扩疆拓域，曾经显示过其宫廷生活的凛凛威严，这些无疑都远远地超过了历代王朝。但是这些往日的辉煌都不能成为回忆的线索，市民生活的繁荣，数不清的文化遗产，也没能成为重振雄风这一希望的种子。这些对回归的阻隔，是一种在亚洲各地或多或少可以见到的现象，与其说，这种现象是因为欧美势力的扩张所导致，毋宁说是因为旧制度所无法解决的各种问题堆积在一起而产生。
衔接现代中国的要素
与此相对，使用迄今为止以流向或倾斜为历史自然动力的朴素方法，则很难把握整个清代，使其作为衔接清代和当今的媒介。今天70岁左右的中国人耳闻目睹了各个时代的变迁，亲身经历其中，因此每一个中国人的脑海中都应该有一个衔接与非衔接的观念。这种个人历史大都具有多样性特点，而这些历史会在某一时期从某一个文学作品中得到体现。
但同时，我们也可以在客观事实中找出几个社会性和政治性的衔接。尽管其名称迥异，意义也各不相同，但其结合和作用力却共存于一种不变的社会风土之中。不管深入到社会的什么部位，就象人类的肉体部分、维持生活和保卫自己的自然反应、适应权力和支配的功能等，都会产生就像人的本能那样的反应。而最大的指标是自治的状态问题。
曾经有一些日本的中国史家，比如内藤湖南就说过，统治中国的秘诀就是掌握乡老并加以利用。直接领导乡村自治的是当地的头面人物，那些由中央委派的官僚几乎没有介入当地的自治组织。那些头面人物里面地主和富农居多，因而他们周围就经常形成土豪劣绅这一权力的寄生虫。但是乡老中持论公平、诚卖厚道的人也不少，这就足以维持中国社会的平衡和专制政治的继续。对这些乡老加以利用，对维持旧体制是不可缺少的。
孙中山及其以后的革命家，都主张打倒乡老，但却从来不认为应该消除自治共同体，原因就在于此。就像中国法律中的私法部分几乎委诸于习惯法一样，有一部分私法是想毁掉也毁掉不了，想制定也制定不了的，原因何在?因为有自治集团在。
这就是中国式的统治，经常给这些社会细胞以活力，并不断地促使其新陈代谢。它越是给人以只要利用旧有势力，就能稳坐其上的印象，它就越能够为其统治打下牢固的基础。国民政府的合作社运动，也是建立在这种团结与自治的能力之上的。论者中或谓上述各项指陈中国古已有之，井田法如此，保甲法、保马法也是如此，如果仅就制度而言，也确实如此。
但是认为古代无所不有，现在亦然这种观点却缺乏一种决定性的历史要素。诚然，今天的人类和古代的人类都同属于生物，但其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相异，所以，不看运作和方向，仅凭表面文字是难以判断制度本身的。即使方向相反，自治的能力以及对自治能力的信心，似乎仍可以作为时代与时代的衔接而加以把握。比如，那些作为专制君主的手和脚，即所谓作为“帝仆”的官僚，和民众的服务者，即所谓作为“公仆”的官僚，在处理具体事务的效率和责任方面，则大致处于同一位置。
即使同为自治问题，目标指向有时也会截然相反。一种自治是并非赞助专制，是为服务民众而在前一个王朝不断进行抗争的产物；另一种自治则是清代专制政治最为极端化的产物。这是一种把清朝与历代王朝衔接起来进行审视的观点。它把清代及其后来的军阀时代的特征夸张地定位为反动性，从而在力学上强调新时代的张力。
但是，就如同列举江户时代的反动性并不能说明明治时代爆炸性的发展一样，即使我们假设一个类似于潮涨潮落的连续性动向，也仍然不能完成对历史的阐释。反倒是用结构论来阐释历史，则成功的可能性会更高一些。结构论的基本观点是：即使材料相同，由于结构发生变化，其作用也就不同。
这样一来结构的有机功能就成为讨论的核心，因此就能够看到前一个王朝的大量材料，从而采取一种温故知新的立场。于是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形，既然清代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那么延续至今的技术和知识就应该浩繁无数，只是因为缺乏近代科学知识才使这些文化瑰宝埋没在旧体制之中。
作为王朝史的特色
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一直是以历代王朝盛衰为中心，以保存在文献中最多的统治机构和各种制度问题为铺垫，并在其上点缀一些贵族和英雄人物来进行话语描述的。由于这种描述习惯实在太长，最后在不知不觉中就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好像每一个王朝都只有一个人物在历史舞台上，某个王朝富于戏剧性，转变剧烈；某个王朝平淡无奇、缺乏变化。当我们随意抽取某个时代作为研究对象时，就会脱离其他时代，而该时代的特色就会罩上一件华美的外衣。
日本从奈良朝到平安朝，都首先把与日本有过接触的唐朝作为中国的映象，这以后日本相继与宋、元、明、清相接触，并逐渐地与现实中的中国脱节，似乎变成了一股怀古情绪。这在希腊也不乏其例，是一种憧憬的表象。佛教传来，而天台山、五台山就成为圣地；学会了儒教教义，就认定自己是圣贤之国；包括东大寺在内，模仿中国的佛教寺院数不胜数；孔子庙、关帝庙随处可见，而通过它们建构起来的中国映象，也还是披着一层漂亮外衣。
对中国史持关心者，一般都采取一种对比方式，即把秦、汉与隋、唐相对比，把春秋战国与五胡十六国相对比，把宋与明、元与清相对比，并在对比中思考其在中国世界的完结。因此，即使缺乏殷周之昔以及晋王朝及五代的历史作用，因其在宏观上富有节奏，仍然令人感到大陆悠久历史所散发的气息。但是，这种颇有牧歌情调的史观，却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东西，充其量不过是在欣赏一种猜谜游戏而已。这就会出现集约地探求一定问题的倾向，亦即他们在欢呼未来即历史的同时，以一种确定性的目的，欲从历史中提炼出其史观的正当性。这时候其特色是，将重点放在将来，缺少对过去的关爱。用中国史的话来说，就是王朝史几乎被忽略不提，即使偶尔稍被提及，也是先给它戴上反动和封建的高帽之后再说。
人们对清帝国，就是这样从正反两面深深地打上人世的美丑之后再进行观察的。时代越新，破绽似乎就越为明显，就似乎愿意将一切的一切都归罪于异民族的统治。但是它不应该成为咏叹的历史或憎恶的历史，而我们需要思考的是，清代在其前一个王朝的基础上又积累或没有积累一些什么?这是我们王朝史研究的任务所在。关于这一点，我曾经做过多次阐述，我的看法是，清朝所积累起来的是官僚政治，没有积累起来的是庶民文化。但问题远不止这些。假设中国有中国的人本主义，那么清王朝为其添加了什么?又使之减少了什么?假设中国有中国的合理主义，那么清王朝如何增加了它的厚度?又如何减少了它的厚度?这些具体的评估是可以进行的。还有，在整个中国史中，或许我们还应该思考这样的命题：何为公约数?何为清代的特殊性?
在今天，人们的常识是，清王朝是一个和西方波旁王朝完全相同的华丽的王朝，它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空前未有的广大领土，拥有史无前例的庞大人口。因其无比辉煌，人们赋予它绝大的价值；因其无比辉煌，王朝的终结令人视而不见。然而时至今日，王朝史都有上述那样的终结方式，而终结本身决不仅仅局限于有清一代。兴亡史或盛衰记等同属于一类，就象事先看了剧目的说明书再来看演出一样，一旦出人意料地上演节目单上所没有的节目时，秩序的紊乱就会发生。
民众生活的未开化
中国是有贱民阶级的，他们和普通百姓的生活是隔绝的。它的起源和种类无法确定，但如山西乐户、九姓鱼户、蛋民等即是。他们居住在特定的区域里，其生活方式与普通百姓相异，语言也不相同，他们也不和本区域内的其他百姓相交流。有的过着流浪汉式的移动生活；有的过着以船为家的水上生活，他们独自形成了一个与普通百姓相隔绝的社会，在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他们在人们的蔑视中过着一种封闭式的生活。传说告诉我们，尚有为了逃避元军战乱而南下的避难者的子孙，以及宋朝乐人的落魄者，再往上溯，恐怕还可以追寻到更为久远的起源。这些在职业上，或者在种族上被同化过程所抛弃的阶级，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很多地区都可以看到他们存在过的踪迹。
到了雍正时期，朝廷出台了一项新的政策，即解放贱民，使其成为良民。决定给予那些连续三代奉公守法的家庭以良民的资格。他们被允许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可以从事商业。但这些对他们来说，几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赋予他们纳税的资格反而增加了他们生活的负担，而新的政策却未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任何变化。也有人说这是中国版的奴隶解放，但其实这只不过是借机扩大征税范围的策略而已。
但是，在整个有清一代，人口的急剧增加和内乱的频繁爆发，每使贫苦农民趋于流民化并使城市流浪者增加。在这期间，为数众多的贱民混迹其中而摆脱了贱民身份，这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可以说，贱民的扩大意味着特殊歧视的淡化。当然，这不仅是有清一代所独有的现象，在其他王朝之间的更替时期内也可以屡屡看到，但同时，每一次王朝更替，又都产生了新的贱民。在实际的生活中，人们是最容易意识到贫困和等级的，贱民即由此而生。但与此相反，作为一种统治武器，当统治者通过给被统治者以等级来进行其统治的时期，贱民身份是根本不会取消的。
蛋民作为华南的水上生活者，每隔几年都要遭受台风的袭击而付出重大伤亡，有人把它说成是人口调节，在这种观念存在期间，仅凭他们自身的力量是无法改变他们自己的生活的。他们舟居在广州附近的水上，而广州的居民对他们漠不关心，就如同西班牙人对居住在安达尔西亚的罗马族吉普赛人的漠不关心一样，这虽然不是蔑视，但其眼神仍然象观看动物一样。在很多种族混居的地区，他们需要一种生活的智慧，即：要么同化，要么与社会隔绝或断绝人际接触。这种防止自己的种族异化为他种族的排除作用，似乎是一种超越了保护种族需要的感情堆积。在印度，出于农耕的需要，人们把牛作为圣兽，而最终导致其非生产性；在希腊，由于市民的自由而导致专制的出现，类似于这些为了集中而分开的现象，归根结蒂是因为某种要素充当了破坏这种均衡的角色。
如果对整个清代民众下一个概括的话，似乎可以这样看，即其生命力之旺盛有如杂草一般，这一点继承了前一代的传统，但也正如杂草一样，它们很少开花结果。是因为只长叶茎而不开花呢？还是因为只长根部而不出花芽呢？但最少，与清朝的衰退景象相反，民众终于越发地富有生机了。与宫廷有关的各种文化都相继地颓废凋零，与其说隐藏在后面的意向显露出来，不如说就像迄今为止某物打破平衡现在又恢复平衡一样，来自庶民生活的萌芽带来了生机。刚才所列举的使用银质器物的商人家里的书籍、普通百姓进行交流而开始使用的书信、刊载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之类即是明证。民众再次显示出类似于杂草一样的旺盛生命力，但还没有等到它们开出鲜艳的花朵，社会就已经先行崩溃了。
二、世界历史上的清代
王朝文化
康熙、乾隆年间，清帝国国势强大，与法国的波旁王朝、莫卧儿帝国的奥朗则布王朝、江户时代的元禄时期遥相呼应，具有相同的时代特征。在欧洲，作为绝对主义走下坡路的贵族势力和处于上升态势的市民势力之间的均衡，暂时带来了王权的伸张。在欧洲就是通过这种巧妙的解释，来描述这种巨大的权力集中；但是在亚洲地区，由于这种解释并不能照搬使用，所以人们通常都含糊其词，不使用绝对主义这样的概念。
但同时我们又通常认为，支撑这种华丽的王朝文化的力量，总是有某些共同特点的。在欧洲，走向没落的贵族是不肯把权力接力棒自动地让给市民的；而市民憧憬贵族文化，在尚未获得政权之前，他们就以实力先将文化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种气象与王权具有相异的性质，因其首先在文化方面出现，因此，在研究中国的时候，我们也愿意以此为线索。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明清文化主要是由官僚知识分子主宰的，与这些阶层所直接产生的思想、文学、史学或者书画等不同，即使没有翻译或者解说这一媒介，在世界通用的领域内，陶瓷器也好，染织也好，都产生于普通百姓那双灵巧的手上。这无论在日本或是欧洲，抑或是其他的什么地区都是一样的。由于庶民文化没有理念上的主张，所以通常都是作为同一时期王朝文化的装饰品来对待。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它的性质是颇符合承担王朝文化之一翼的，是富于适应性的。假如庶民文化只表现庶民文化本身，则被称作粗糙物品，历来是被看作不人流的。在历史上产生象“文化承担者”这一冒犯的称呼，也是因为文化被垄断，而且时至今日也仍然能够垄断的缘故。
即便如此，象中国那样政治被极少数集团所垄断，从经济活动到实行自治都允许垄断的社会，文化则完全是王朝用来炫耀的产物。这一点与欧洲的绝对主义王朝相通，也与印度和西亚的王朝相通。但是，倾向王朝，支持并赞美王朝，却未必是划一的。当然，我们并没有衡量支持的广度和赞美的深度那样的尺度，所谓绝对主义似乎说的是在其支持层里面尚有离心力的存在。
在亚洲，与贵族和市民之间的离心力相比，官僚和农民之间的离心力更为根深蒂固。官僚虽有特权，但如果他不是贵族的话，更倾向于与市民接近；或者也可以说，市民失去独立性而接近官僚，这可能就是在亚洲市民革命不显著，而农民革命如火如荼的缘故。
照此说来，在世界史上被称为王朝文化最后的时期尽管相同，但在欧洲它显示了迄今未曾见过的特征，而在中国则是过去发生的事态的反复再现，这一点是再明了不过的了。这是因为，在中国，王朝总是被置于对照的位置上的缘故。王朝周围的势力依时代的不同，其地盘也发生变化，但是在视王朝为最高旗帜这一点上是完全相通的，有的时候这些周围势力还觊觎王朝的更替以便取而代之，因此整个社会和文化都笼罩在王朝色彩之下。
市民文化及其走向
所谓市民指的是城市的居民，与江户时代的町人总是被放在与庄稼人对比的位置上相比，它和农民的距离不甚明了。那是因为市民这个词，经常用在特指开拓了近代社会的那些独立性很强的阶层的缘故。如果我们抛开这种历史概念，大概会发现一个事实：城市总是位于消费文化繁荣的地方，生活也比农村富裕，所有新事物都比农村来的快。
众所周知，中国从遥远的古代就产生了城市，但古代城市的遗迹大多数已经不复存在，直到今天，我们还不明了它的具体情况，只好凭借分散于各地的文物进行推测。但是到了宋代以后，就不仅可以凭借文献记录进行研究，集中于城市的文化遗产也格外地多，在中国史研究者中间，甚至有人开始考虑市民社会的优越和市民文化的成立等问题。而这时候的市民似乎是作为推进中国近世发展的力量而定位的。
但是，中国的市民和官僚沆瀣一气，没有发展成从外部摧毁官僚组织，变革社会的力量。官僚也因为新陈代谢的速度过快，很少有一个固定的贵族身份，所以通常是尽全力保护一己之官位，并不热心于改良。每当王朝交替时，总给人感到将会发生某些社会变化，结果总是以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交替而告结束。这也是因为外部力量薄弱造成的，在外部出现列强之前，统治机构总是能够顺利地得到重新组合。
因此，中国文化在本质上从来也没有偏离过官僚为官僚而产生这一模式。尽管如此，宋代以后，自由奔放的风气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显著起来，我们一般将其称之为“文人风气”，但是将其置换为“市民风气”也未为不可。“文人”这个词所具有的与社会脱节的含义，在中国就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隐遁”这种抵抗的形式，而“风雅”的底蕴就暗含着合理的基础。
清代文化未必就意味着文人风气的无所不在。以军事力量为支柱的统治阶级的武断倾向，吸收了一部分文人，使其加入强权主义系统中，并迫使另一部分文人选择了逃避。同时又使文人阶层从官僚集团向工商业集团分流。于是商人阶层之间又会逐渐产生自己的文化，各个方面就交织在一起了。在游戏的领域和生活的领域，市民文化承担者不同，其方向各异，所谓的市民文化，就是如此成长起来的。
这种现象在任何地区都肯定会出现，而在欧洲，产业革命的飞跃发展似乎销蚀了大多数的生活文化。中国的情形是，工商业者伴随着经营活动和社会活动而创造的文化，和它的基础一样是极为脆弱的，它随着外国资本的涌人而崩溃，并没有形成两种文化并行的局面。
后进性——工业化的缺乏
关于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性质，中国和亚洲各地一样，也是屈服于欧美列强军事上、经济上的侵略，而导致了西洋近代国家的在中国的优越地位。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被认为是亚洲衰落的典型，在衰落过程中，形成了亚洲这一概念。共同的贫困化成了亚洲觉醒的基础，而摆脱了这种困境的俄国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则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偶像。
但是，与这种政治动向相反，中国社会在本质上果真是先天的具有后进性吗?实际情况未必如此。中国浩瀚的思想和艺术是高度发达的，商品的数量及其流通量是巨大的，而产生并孕育了它的社会本身具有深厚的活动能量，其能动性是巨大的。我在上一节中已经讲过，尽管这个社会到处充满了矛盾对抗，但仍然具有极强的恢复能力。
需要指出的是，以农耕为基础的中国社会，政治动乱是被理解为与天灾一样的，而对抗政治动乱的念头则经常遭到封杀。当然，农民暴动历代不绝，对农民暴动的报复也一天没有停止过，这种情形经过不断反复，人们就习以为常，视之为与自然现象一样了。通常所说的汉民族是和平主义者指的就是这种情形，同时也是由于它的不彻底性的缘故。假如说欧洲的近代是工业化，它最终导致了产业革命的发生，而同时期的中国却没有欧洲那样的情形出现。
但是在前期，毋宁说中国的社会更具有典型性，因其颇具典型性，恢复能力又强，中国就被称为停滞的或是体制陈旧等，从而受到轻蔑。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刚刚接触西洋文物时日本人那种强烈的好奇心和中国人视机械物件为赏玩品的态度，还可以比较一下有些日本人对洋学的厌恶和中国人对办洋务的认识，就可以看出同时代的日本左右振幅极大，而中国的观念根深蒂固。
清代与江户时代和莫卧儿帝国一样，都继承了它们前一个朝代商业资本所带来的繁荣，但又是一个以自由为颓废，以发展为冒险，并通过浪费与劫夺将整个民族关进一个闭锁世界的时代，若不从外部打开这扇大门，他们连看都不愿意看一眼外部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它的后进性就是先天具有的。这是因为封闭世界所培育出来的各种要素，无论好与坏，在几代人之内，仍然会包含着各种我们必须扬弃的东西。
[1] 本文摘译自日本学者增井经夫著《大清帝国》（讲谈社，2002年）一书的最后一章。——译者注。
资料来源：《清史译丛》第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