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文言文关于清史研究的三重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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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史研究的三重证

著名清史专家何龄修教授指出：在清史史料的研究和运用上，历来有三种传统，或称三派。他们是：（一）以孟森先生为代表，主要是精读“正史”，分析、比较正史的记载，此可称为“正史派”；（二）以朱希祖先生为代表，主要是重视野史、笔记。稗乘所提供的史实，此可称为“野史派”；（三）以李光涛先生为代表，主要是运用档案、契约文书进行研究，此可称为“档案派”。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何先生曾经解释说：“清史资料汗牛充栋，任何勤奋的清史研究工作者穷毕生之力，都只能研读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在研究的‘个体小手工业’时代，前辈学者被迫探索用自己的方法，试图解决这个矛盾，以完善自己的研究”[1]。

何先生的见解是正确的。清史资料确实是浩如烟海，汗牛充栋。正史有《清史稿》、清代历朝实录、清代“三通”和“续三通”、方略等；档案，仅存在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中央级档案就有960多万件（册），各地方的档案及个人档案更是美不胜收；野史、笔记、稗乘中，仅“明季野史，不下千家”[2]，清代的种类数目更是相当繁多。这就给清史专家的研究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从而在客观上形成了以上三派。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以上三派的出现，既受到清史史料的限制，也受到研究者研究范围的限制，更与一些历史原因有关系：

（一）就正史派而言，孟森先生于民国后专力治史，尤专清先世事迹。这就决定了孟先生治史，必本中国传统方法，即精读正史，分析、比较正史的记载。他的“正史”，就是指纪传体史，主张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三体并行。正如著名明清史专家商鸿逵先生所说：孟先生治史，善于发现问题，考证一事，必有所为而为。并且长久积累史料，深人探索情实，求明真相原委。他一生写过很多颇具影响而又堪称留世的著作。《满洲开国史》可谓其中之一。该书主要是考究清朝源流，“集中揭发二百年间清与明之关系真相”[3]，批判清朝统治者歪曲历史事实真相的谬论。孟先生详细分析了清朝史料，精湛考证，所采取的方法主要是从清官书中寻找记载矛盾之处和“漏见于无意中者”，如在论述奴儿子都司所设卫所时，以《明史》中的《地理志》和《兵卫志》两者记载中的矛盾为突破口，广征博引，终于弄清了事实真相；再有，他以明、清两代所撰史书及朝鲜实录相对照，“对读之自明”[4]，弄清了明代建州女真的许多历史事实。

盂森先生本中国传统方法致力于明清史研究，成绩斐然。他一生写了近百篇论著（其中绝大部分收人商先生编辑的《明清史论著集刊》和《续编》中），还有包括《明清史讲义》等数部断代专著，这些论著于明清两代政事大端、人物活动皆多具灼见明识，超越前人，在国内明清史学、尤其是清史学建设方面具有开拓性[5]，也正是这样，孟先生成为国内公认的明清史、特别是清史的泰斗。

孟森先生的及门大弟子商鸿逵先生继承了孟森先生治史以尊重史实为主的优良传统，他的著作在研究历史问题和评价历史人物时，总是以正史官书为基础，在精心选择和运用史料的基础上，实事求是地进行全面分析，因而考析详明，持论得当，多具灼见。他的《康熙南巡和治理黄河》一文，堪称这方面的杰作。商先生在此文的前言中即申明：“本文以《清实录》记载为主，旁参别著。”文章详尽地论述了康熙治理黄河的规划、施工中的斗争及南巡视察河工的情况，对治河成效及康熙本人的贡献作了相当公允、客观、妥帖的评价。商先生一方面指出：康熙“制成一套经理河工方案，为后来所遵循”，其对黄河的治理“应看作是统一和巩固中国的重要措施之一”，“对十八世纪中国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起着促进作用”；另一方面也对康熙提出了批评，如对待靳辅及其“惟一得力助手”陈潢的冤案，“辅得平反，潢竟不及。这应当说是玄烨在处理政务上的一个大缺失。”[6]商先生以这种客观、公正的评价，实践了自己“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分析历史人物”，“做到既不溢善，也不隐恶”[7]的原则。论文发表后，商先生曾对笔者说：“这是我最为得意的一篇文章。”

由上所见，孟先生和商先生的论著完美地体现了正史派的治学原则和治学精神，其贡献在明清史界、尤其清史界是巨大的。

（二）就野史派而言，野史派的产生自然与明末野史、笔记的大量出现有关。这是因为，作为正史的二十四史，除了《史记》歌颂农民起义外，其余诸书均只歌颂帝王将相，贬斥农民革命和人民反抗斗争，称反抗者为“贼”、“寇”。可见，人民革命在正史中是不占有一席之地的，而野史正好补充了正史的这一缺陷。野史、笔记为什么能在明末清初大量出现呢？

明朝末年，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极端尖锐，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推翻了统治中国长达270余年的明朝。明朝灭亡以后，由满族贵族统领的清军趁机人关和南下，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由此激起了各阶层的广泛的抗清斗争。正如著名的明清史学家谢国恢先生所说，这一时期，一些手无寸铁、无权无势的文人，怀抱着豪迈英勇的气概，拿起一支支秃笔，记录下了一曲曲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抗清斗争史实，以此振聋起情，唤醒群众斗志，进而改变山河。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灾难日趋深重，一些忧时奋世之士，鉴于国势之凌替，外患之频仍，于是兴起了研究明末野史、笔记之风，以激发国人的爱国热情，发扬民族气节，进行反侵略斗争。

清朝末年，康有为、梁启超为了进行维新变法，十分重视研究明末清初历史。梁启超还多次为其学生谢国帧和其子女讲明末清初遗事，谢国恢先生后来研究野史，就是受了梁启超的启发和影响。20世纪初，朱希祖先生游学日本，留意于晚明史籍。他说：“读此等书者，皆有故国河山之感，故能不数年间，光复旧物，弘我新猷。”[8]此后20年间，朱先生南北奔走，广泛搜罗和采访野史、笔记，并进行精审考订和研究，从而确立了野史派在史学界的地位。

谢国帧先生继承了朱希祖先生的治史传统。他在研究明清史时，着力收集野史、稗乘、笔记，为此他曾这样写道：

我服务于北京图书馆差不多十年，起初是编辑馆藏丛书的目录，后来就在梁启超先生纪念室里整理馆藏金石碑版和做我的明清史研究工作。……在梁先生所用的书案上，写成了《晚明史籍考》、《清开国史料》以及《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明末奴变考》、《叠石名家张南垣父子事辑》，络续问行于世。为了研究这些问题，作专题论文，搜集了一些人舍我取的冷僻资料。我之有收藏野史笔记的嗜好，就开始于此[9]。

谢国恢先生在收辑野史、稗乘、笔记的工作中，其甘苦只有自己知道。他为了编辑《晚明史籍考》，用了将近4年的时间“奔走几及万里。凡通都大邑，官私藏书，靡不惜览，旁及日本朝鲜，力所能及，亦常抄译不倦，盖廑廑初稿，而所费精力已为人所不能及矣”②。也正因为这样，谢先生的著作受到学界先辈的交口称赞。柳亚子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是这样评价《晚明史籍考》的，他说：

这部书，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它虽然以晚明为号，上起万历，不尽属于晚明的范围，不过要知道南明史料的大概情形，看了这部书，也可以按籍而稽，事半功倍了。[11]不可否认，野史派在明清史的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任何人不能抹杀的。朱希祖、谢国帧先生等人的兢兢业业的劳动，不仅拓宽了明清史料范围，而且填补了明清史研究中的一个又一个空白，提供了许多他们的前辈学者所未能提供的新东西。

（三）就档案派而言，他们在明清史的研究中虽然起步较晚，但贡献也是卓著的。前面已经说过，清史资料汗牛充栋，任何一个研究者用尽毕生精力也不可能读完它们。实际上，现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960万件档案，也是任何一个研究者一生中所不能穷尽的。这么多的档案，真是研究者们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史料来源。按理说，档案早就该为研究者们开发利用了，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清代档案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御用工具，有一套完整的收藏和保管制度。不仅一般士民无从知晓，就是一些高级官员也难窥其一斑。阮葵生《茶余客话》说：“九卿翰林部员有终身不得窥其一字者。”清朝灭亡以后，虽然档案的禁铜局面被打破，但此后二三十年间档案的流散变迁，造成了重大损失。人们所熟知的“八千麻袋档案事件”即为一个突出事例。这期间，虽有著名史学家陈垣先生等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把从宫中流散出来的8000麻袋档案抢救出来，并进行了一些分类整理，编辑出版了一些专题史料，但总体说来，档案由于各种原因，未能被研究者广泛利用。由此可见，无论是当时的正史派，还是野史派没有运用档案，均是情理中之事。

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将精心挑选的一部分清代档案运到了台湾。20世纪50年代末，台湾故宫博物院开始整理这批档案；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少量公布。这期间，著名学者李光涛先生主持编印了《明清史料》、《明清档案存真选辑》[12]，并写出了《明清档案与明清史研究》等论文，提倡并运用档案进行清史研究。李先生的提倡和亲身研究在清史界产生了很大影响，由此他就成了“档案派”的代表。

70年代下半期，中共中央批准了国家档案局提出的关于开放历史档案的方针，即将1949年全国（除台湾尚未解放外）解放以前的历史档案（民国档案、日伪政权档案、清朝档案、明朝档案等），除极少部分限制在一定业务范围内使用外，一般均向国内史学部门和有关科研部门开放。这样就为学者们利用档案进行明清史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促进了明清史研究的蓬勃发展。此后，学者们利用档案写出了许多有影响的著作。其中，清代经济、天地会和民间秘密宗教的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认为，“正史派”、“野史派”和“档案派”的贡献均不可磨灭，但由于正史、野史和档案均有不足之处（关于这点，已有许多学者明确予以指出，此处不再赘述），也都有局限性，因此研究成果必然会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在明清史的研究中，应以正史为纲，野史、档案互为补充。

为什么要有以正史为纲、野史和档案互为补充这种提法呢？

我们知道，明清两代实行极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皇权至上，国家庶政，事无巨细，均由皇帝直接处理。所以，实录和档案都是围绕着皇帝的活动而形成的。各朝实录记载的都是当朝皇帝亲身经历的各项大事，按年月日排比加工，时序清晰，条目明确，这对于我们查阅史料、研究问题是很方便的。档案虽然是原始资料的原始资料，比实录、野史、笔记更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但是，档案也有致命弱点，正如明清档案专家单士魁先生所说，档案“‘多而不全’，就是说，不但现在不全，在清代也不全”[13]著名明清史专家郑天挺先生也说：“历史档案没有全的，一件事没有从头到尾完整齐全无缺的。”在几百年的风风雨雨中，“有散失残缺的，有雨淋虫咬、霉烂掉的”，总之“有头无尾，有尾无头，到底联系如何”，[14]人们常常会感到困惑。野史虽然可以扩充和丰富历史的内容，弥补正史不足，但由于作者多系文人学士，所见不同，记载歧异，也给研究者的使用带来极大不便。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清史的过程中，应该也必须以时序清晰。条目明确的实录等正史为纲。

举个简单的例子。人们在研究清代前期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阶级形势时，喜欢弓间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雍正密谕三省督抚的《朱谕》：

（三省）接壤之区，人民杂沓，最易藏奸。已令直省督抚清理疆界外，曹州西南桃源集地方界联三省，接壤七县，而离州县皆辽远，文武兵役巡察难周，此处尤为紧要。尔等可各差干员会勘。应如何委专员、拨兵弹压，应归某省管辖处，尔等会同详议具奏。

然而，这件《雍正朱谕》没有日期，细查《清世宗实录》，我们在该书卷三十一中得知它的日期是雍正三年夏四月戊辰。

由这件小事就可看出，正史在清史研究中的“纲”的作用是不可抹杀的。

我们提出的以正史为纲、野史和档案互为补充的想法，并非是自己的发明。郑天挺、商鸿逵先生等前辈学者在他们的研究领域中早已这样做了。商先生以后的许多学者们，在他们的论著中也都是这样做的。例如，著名清史专家郭松义先生《论摊丁人地》是学界中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但这篇论文和郭先生的其他论著都是熟练地运用正史、野史、档案（包括地方志、文集、年谱、笔记等）的杰作。

我们在这里谈了正史、野史、档案在清史研究中的综合运用问题，并非否认年谱、地方志、文集、戏剧、小说、民俗调查。考古发掘的作用，相反却赞成在清史研究中尽可能多地利用年谱、地方志、文集、戏剧、小说、民俗调查、考古发掘。当然，如果能这样做，那么清史研究就不是三重证，而是多重证了。

注释：

[1]何龄修：《悼念谢国帧先生》，载《清史论丛》第5辑。

[2]全祖望语，转引自谢国帧《增订晚明史籍考·自序》。

[3]商鸿逵：《述孟森先生》，载《清史论丛》第6辑。

[4]孟森：《满洲开国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3、202页。

[5]顺便提一下，“正史派”主要是研究政治史，这是与其本身的治学方法相联系的。因为所谓“正史”，主要是叙述政治史。

[6]《明清史论著合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0．196页。

[7]商鸿逵先生在1983年沈阳清代历史人物评价讨论会上的发言。

[8]朱希祖：《晚明史籍考·序》。

[9]谢国桢：《我的治学经历》，载《明末清初的学风》，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2页。

[10]朱希祖：《晚明史籍考·序》。

[11]柳亚子：《续忆劫中灰的南明史料》，载《怀旧集》。

[12]戎笙：《台湾研究清史一瞥》，载《清史研究通讯》1984年第1期。

[13]单士魁：《谈谈明清档案的价值及其利用》，《学习与思考》1983年第6期。

[14]郑天挺：《清史研究和档案》，《历史档案》1981年第1期。

（资料来源：《明清论丛》第四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出版，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