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孝图》、《出关》、《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除了这一系列的文章，鲁迅还用他的笔驱使一群人物，如迂腐怠惰的孔乙己、应试入魔的陈士成、麻木迷信的祥林嫂、“不孝有三”的阿Q、以及“大哥”、“四叔”、“赵贵翁”等，组成一支破破烂烂的队伍，在人们眼前晃来晃去，不遗余力地恶心孔子。因此，称鲁迅为现代反孔先锋，似乎顺理成章。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假如读者像鲁迅那样，“翻开历史一查”，也能“从字缝里看出字来”，那就是“相似”——鲁迅和孔子，其实惊人的相似：
出身相似。孔子是“圣人之后”、宋国贵族后裔，然而如其自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曾在鲁国权臣季氏家里当差，后来凭着学而不厌的劲头，掌握了朝野都倾慕的知识，赢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从大夫之后”；用鲁迅的话说，是“曾经贵为鲁国的警视总监”；总而言之是发达。鲁迅“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后来通过国内外求学，掌握了近代中国社会所稀缺的知识，加上原来就有的“秩秩斯干”，再加上“革命也就发生”，当上了教授，如“豆腐西施”所言，“放了道台”。概括起来，他们都“先前阔”，中间身历家道衰落，后来又都“哿矣富人”，用时髦话说，就是“U”形了。
立志相似。本来，孔子和鲁迅都已用不着冒犯“阔人”，就可以“三个饱一个倒”地过日子，可他们又统统“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地去“任重道远”。在孔子，是“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换言之，是当时天下“无道”。这个“无道”，显然是对民众而言的。因为统治者那帮“阔人”，当时其实过得有滋有味，哪里用得着“易”呢？孔子一门心思去“易”，无非是说：你们吃肉好啦，但总得给民众点儿汤喝吧。这样看来，说孔子那套治国方法，“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是鲁迅苛求孔子了。孔子虽然没有达到对“阔人”断喝一声“喝汤去，把肉给民众”的高度，但他毕竟是想为民众谋取点什么。所以，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一心要拨乱世返乎正。鲁迅本来在日本学医，因为他看到“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想如法炮制，救国救民，后来看了一场电影，领教了国人的麻木，“觉得在中国医好几个人也无用，还应该有较为广大的运动”，于是弃医从文，指望以此唤醒民众。鲁迅从“游必有方”地学医，“仁以为己任”地弃医从文，“死而后已”地“我以我血荐轩辕”，一切“行状”都中规中矩。至于这“规矩”从何而来，且听下回分解。
从业相似。孔子周游列国，竭力推行“仁政”，只因“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他自己又不肯“少贬”，所以四处碰壁，最后只好“归与”，回鲁国教书兼编书。鲁迅曾在教育部里“做官僚”，因为有几个“学者”告密，说他“不好”，要捕拿他，只得逃回南方教书兼编书。孔子教书，收入不菲，光那“束修”恐怕也挂满了墙。可是，他耳朵还是那么灵，只要鲁国“有政”，他就立马听到，忍不住发一通议论，惹得“阔人”不高兴。以鲁迅的头衔，大洋是不缺的，可他偏不肯禁声，讽刺这个，揭露那个，叫“国民政府”很不自在，三番五次地关照他上黑名单。
脾气相似。甲、都有那么点傲骨，实际生活中又平易近人。孔子放言：“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子贡问“今之从政者”怎么样，孔子竟然说：“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这类“儒行”，直贯下来，两千多年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支柱。没有这根支柱，就没有层出不穷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也没有斩杀不绝“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书生”们。鲁迅，“骨头最硬”，“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日常生活中，孔子又“温良恭俭让”，“恂恂如也，似不能言”，有时跟学生开个玩笑，骂骂人，还发几句关于女人的牢骚，如“难养”之类。鲁迅，据唐弢、孙福熙等人回忆，对青年人，其实是“有教无类”、“循循然善诱人”，“实在极其和平”，并非动不动就“跳起脚来骂人”。乙、都有追求完美的倾向。在孔子，从政治到治学到生活，都有一套很高的要求：据他看来，只有尧舜时代“天下为公”的“大同”才尽善尽美；文武周公的“小康”，虽然“郁郁乎文哉”，却“不胜其弊”。治学治到“三月不知肉味”的程度。吃饭，席不正不尘，肉不正不食。现实中的人物，他喜欢的不少，却鲜有达到他那“仁”的标准的——“焉得仁？”鲁迅笔下，不用说完人，就是正常人也少得可怜，他们多半带有严重的缺陷（也许，这正是当时的“正常”），连他自己都承认“我的作品，太黑暗了”。丙、他们都“不合时宜”，相当孤独。孔子四处碰壁，“累然如丧家之狗”，有时连他最喜欢的学生也朝他使脸子。鲁迅说，“我在集群里面，是向来坐不久的”。之所以坐不久，无非是因为那帮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所以，他不光是“国民政府”黑名单上的常客，就是那些弄“革命文学”的青年，也受不了他的深刻。由于完美主义倾向和孤独的处境，孔鲁二人都愤世疾俗、轻视群众。孔子就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礼不下庶人”，因为他们都“有鄙心”。鲁迅虽然没这么说，但他“看客”、“希望是在于将来”的论调，显得目前的一群毫无希望。对“阔人”们，鲁迅毫不留情；对被统治者，则“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有时“怒”甚至超出了“哀”。这样一“怒”，加上“国民政府”的新闻封锁，几十万红军与上百万国民党军队在江西等地的大战，很遗憾未能在鲁迅的“文学”里得到充分反映，而那正是时代的主流。他大概觉着，“国民政府”宣称的“匪”们，固然值得同情，但闹来闹去，总逃不出轮回，或者竟是“瓦岗寨”故事的翻版。丁……
成就和影响相似。他们都没干成多大的“实业”，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他们的思想和学说。
身后境遇相似。鲁迅说孔子，“死了以后，我认为运气比较的好一点”，“种种的权势者使用种种的白粉给他来化妆，一直抬到吓人的高度”。鲁迅本人，也曾被圣化，被曲解。
如此相似的两个人，本应超越时代，“和而不同”，不料后生竟打起前辈。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孔夫子虐待祥林嫂了吗？除了“三从”、“难养”一类言语，记得孔子还对鲁哀公说过：“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亲之主也，敢不敬与？子也者，亲之后也，敢不敬与？”这似乎有点“惧内有理”的嫌疑。“子不语怪力乱神”，“不知生，焉知死”，“捐门槛”这样的事，在孔子那里肯定要挨骂。有一回孔子病了，子路领头搞了些迷信活动，就被孔子骂了一顿。“丘之祷久矣”，孔子是重“人”不讲“神”的。
是孔夫子压榨闰土了吗？闰土苦得像个木偶人，那主要是官、匪、捐、税的功劳。孔子是坚定主张十分之一税率（这真低）和一年差役“不过三日”的，哪一国政府实行了它，那可就真是“国民政府”了；至于匪，犯上作乱的东西，无论如何，孔子也算不得他们的祖师爷。
是孔夫子培养出孔乙己这样的人才吗？孔子教学生四样东西：“文、行、忠、信”，没听说教“茴”字的四种写法。宰予白天打个盹，尚被孔子骂作“朽木不可雕”，孔乙己又馋又懒，且有三只手的雅好，在孔门恐怕难以立足。再说，三千弟子中，子贡是外交家，子路是武将，子夏是学者，就是被孔子骂作“小人哉”的樊迟，年纪轻轻就当过武士，“执干戈以卫社稷”，哪见过孔乙己这号人物？
是孔夫子造就了阿Q？阿Q动不动就吹嘘“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孔子则公开坦承“吾少也贱”；阿Q打不过王胡就欺侮小尼姑，似乎不符合孔子“勇者不惧”、“见义勇为”的主张；阿Q偏讳他的疤，那是前秦皇帝苻生的行径，孔子，人家说他“累然如丧家之狗”，他都“欣然”，哪里有什么偏讳；阿Q“革命”是为了“银钱元宝洋纱衫”和“女”，孔子赞赏的汤武革命，似乎是驱除暴君的意思（尽管最后“银钱元宝”和“女”肯定也捞了不少）；阿Q嫌吴妈“脚太大”，但缠足本是“宫里”的求媚术，不是孔子指使人干的；阿Q“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倒是孔子真传，然而“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连一只公鸡，都想多留后代，阿Q一个男人，到了该“有室”的年纪，想“合二姓之好”，有什么罪过？
是孔夫子调教出“大哥”、“四叔”和“赵贵翁”吗？且不说别的，单就一句“仁者爱人”，这帮家伙全然不类。老莱子娱亲，郭巨埋儿……二十四孝图里的东西，有几样符合孔子“不为已甚”的原则？
这里，有一条绝对真理，胆子再大的“专家”也不敢否认：孔子在先，鲁迅在后；鲁迅读着孔子的书长大而不是相反。他们两人如此相似，是谁给谁打上了烙印呢？换句话说，是谁在暗中指引着鲁迅的人生道路、叫他如此这般中规中矩呢？不唯鲁迅，那些自命反孔的革命者，许多都是衣食无忧富贵无虑的人，是谁叫他们食不求饱、居不求安、冒着杀头的危险为民请命的呢？是一两个国人吗？如果没有“子曰”培肥的土壤，几个外国人能在石板上种出花来吗？那么，鲁迅先生，您反的是孔子的一部分，还是孔子的全部？是后世贱儒给孔子披上的“外套”，还是孔子本身？您的动机是“仁以为己任”？还是“银钱元宝洋纱衫”和“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