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旦是周文王之子，初封在周，爵位是“公”，故有“周公”之称号，为周朝的开国功臣，也是儒家推崇的圣人之一。他的后人继承他的封邑和爵号，沿用周公之名，故后又有很多位周公。现在网上介绍周公的内容很多，但是都笼统简略，既不注明文献出处，也不做深入分析、考察其说的可信度，只相互抄传，辗转稗贩，以讹传讹者时时有之。故作此文，略作考辨，冀能澄清一些谬说。
一、周族的起源
先说说周这个国号的来源。周人的高祖是后稷，后稷是有邰氏之女姜原（后来也加“女”部作“嫄”）之子，有邰氏本是炎帝之后的姜姓国，也写作“斄”。《诗经·生民》里说姜原是踩了上帝的脚印怀了孕，生下了后稷。《史记·周本纪》则说姜原是“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于是生下了后稷。实际上帝喾就是上帝，在殷墟卜辞里称为“高祖夒”，在《山海经》里称为“帝俊”，也就是帝舜。[1]说后稷是姜原履上帝的脚印生的也罢，说是帝喾之子也罢，总是是说他是上帝之子。姜原觉着这么生孩子是不祥，就把他丢弃了很多次，结果每次他都死不了，姜原觉得这是天意，只好收回来把他养大，还给起个名字叫“弃”，因为他曾经被抛弃过。弃长大之后，擅长农业，善于种植各类农作物，帝尧知道了，提拔他当了“农师”，就是主管农业的官。到了帝舜的时候，封他做了“后稷”，叶玉森先生指出古文中“司”、“后”形同，“后稷”古文当作“司稷”，[2]“后稷”这个名字也是从主管农业来的，本来应该是农官之名。又赐姓为“姬”，把邰封给了后稷，于是姜姓的邰就变成姬姓，后稷等于占据了母亲家的国家。
根据《山海经·大荒西经》的记载：
“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谷。稷之曰台玺，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耕。”
这个记载非常重要。说帝俊（即帝喾）生了后稷，后稷还有个弟弟叫台玺，“台”就是“邰”，“玺”是名，既然他名“台（邰）玺”，说明后稷死后邰国是由他弟弟玺继承了，就是兄终弟及，台玺大约也以擅长农作闻名。台玺有个儿子叫叔均，也擅长农业，他不仅代替自己的大伯和父亲继续播种百谷，还发明了牛耕、水利和驱逐旱魃的方法，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故被尊为“田祖”，而且这个时候还有了“西周之国”，说明至少在后稷的侄子叔均的时候，周人已经国号“周”了。
同时，根据《大荒西经》的这个记载说明，周人这一系并非是后稷的直系，而是由他弟弟台玺这一支传下来的，后稷虽然被周人尊为高祖，但是他属于“旁系先王”。只是从叔均以后一直到不窋，中间缺失了好多代先王，周人自己已经不能记忆了，所以只好说不窋是后稷之子，这样从后稷到殷商末期的周文王，周人的世系只有十五代，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就认为“实亦不合事情”，张守节《史记正义》也说此事是“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
实际是周人自己的史传中后稷到不窋之间缺了很多先王，连台玺和叔均也没有。如果以文王与帝辛（商王纣）同代往上推，仅从代数上算，不窋只能相当于殷商的第5代先王大庚时期，而殷商的先王从大庚到帝辛十四代却有25王（此根据殷墟卜辞周祭谱所载的殷商先王世代），可见周人世系的缺环是非常之大的，很可能不窋、鞠、公刘等这些先王也不一定是父子关系，而是周人能回忆起来的一些先王拼凑的。
根据《诗经·公刘》的记载，自后稷一直到公刘时代，都是居住在邰，公刘之时迁国到了豳（一作“邠”）。又根据《诗经·绵》、《孟子·梁惠王下》、《淮南子·诠言训》、《史记·周本纪》等书记载，到了太王古公亶父之时，因为受到戎狄的侵扰，无力抵抗，才从豳迁到岐阳，就是岐山南边，在这里建立了一个城邑叫“岐”，因为是周人所居，称为“岐周”，附近的地方就称为“周原”。到了周文王去世前一年，又迁都于丰邑。到了武王的时候又迁都于镐。灭殷之后，武王作新邑于洛水之阳，即洛邑，称为“成周”，原来的丰、镐之地称为“宗周”。
二、周公旦封周
文王迁都丰之后，原来的岐周之地就被分成了两块，一块封给了儿子叔旦为采邑，仍称为周，所以叔旦被称为“周公旦”，《史记·鲁周公世家》《集解》引谯周曰：
“以太王所居周地为其采邑，故谓周公。”
《索隐》：
“周，地名，在岐山之阳，本太王所居，後以为周公之采邑，故曰周公。即今之扶风雍东北故周城是也。谥曰周文公，见《国语》。”
一块封给了同姓的奭为采邑，建立了召国，奭就被称为“召公奭”，《史记·燕召公世家》《集解》引谯周曰：
“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谓之召公。”
《索隐》：
“召者，畿内采地。奭始食於召，故曰召公。或说者以为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周、召地分爵二公，故《诗》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阳，故言南也。”
郑玄《诗谱》云：
“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周公封鲁，死谥文公；召公封燕，死谥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是周公、召公是也。”
武王灭殷之后，把周公旦封在鲁国，但周公自己没去就封，而是让自己的长子伯禽去就封，他自己也没回周邑，而是留在王室辅佐武王和成王。他的原封邑周邑由他的别子继承，此后周这个封国一直存在，也一直有“周公”这个爵位，而且多在周王室为卿士。《潜夫论·志氏姓》云：
“周氏、邵氏、毕氏、荣氏、单氏、尹氏、镏氏、富氏、巩氏、苌氏，此皆周室之世公卿家也。周、召者，周公、召公之庶子，食二公之采，以为王吏，故世有周公、召公不绝也。”
根据郑玄和王符的说法，就是周公旦的后人继承了周公的封邑周，而且一直号“周公”，后来的周氏就是周公旦之后。
三、文献中所见的“周公”
先来看看古籍中所载的几位可以考见名字的周公：
1、周文公：即周公旦，《国语·周语上》：
“是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韦昭注：“文公，周公旦之谥也。颂，《时迈》之诗也。武王既伐纣，周公为作此诗，巡守、告祭之乐歌也。”
《周语中》：
“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韦昭注：“文公之诗者，周公旦之所作《棠棣》之诗是也，所以闵管、蔡而亲兄弟。”
韦昭认为《国语》中的周文公就是周公旦的谥号，不过别的书里没有这个记载。到了《今本竹书纪年》里，就直接称周公为周文公。《今本竹书纪年》是一本伪书，它的制作年代不详，是在真本《竹书纪年》失传之后，有好事者掇拾旧文又杂采其它古书的记载重新编纂的一本书，包括里面的所谓的沈约注，也是后人伪造，所以里面很多东西不可靠，不过说周公谥号“周文公”总算还是有所根据。
周代金文中经常见“周公”之名，如周公方鼎、小臣单觶、禽簋、史墙盘、荣簋等等，这些“周公”基本上都是指周公旦。只有延盘中的“周公”被认为是西周早期人，但可能不是周公。但是盘铭说“延作周公尊彝”，是给周公作的器物，很可能仍然是指周公旦。
2、周平公：即周公旦之子君陈。郭店楚简、上博简本《缁衣》写作“君迧”，《正字通》云：“石鼓‘迧禽奉雉’，又‘乘马既迧’，并与陈同”，是“陈”、“迧”同字。《尚书》中有《君奭》、《君陈》、《君牙》三篇，伪《孔传》于“君奭”下注：“尊之曰君”，《正义》：“周公呼为‘君奭’，是周公尊之曰‘君’也。”可见“君”是一种尊敬的称谓，并非是人名，所以“君陈”其实就是名“陈”。而君陈是不是周公旦之子还有争议，《汉书·古今人物表》里有君陈，但是没说是周公子，说明至少在班固的时候还没有这种说法。最早这么说的是东汉的郑玄，他在注《礼记·坊记》的时候说：
“君陈，盖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书》，今亡。”
《君陈》原是《尚书》中的一篇，汉代的时候失传了，到了后来伪造的《古文尚书》里又给造了这一篇，开头的《尚书序》里说：
“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作《君陈》。”
《尚书序》和《伪古文》不同，它大概本是战国时代儒家串讲《尚书》篇题的文字，所以里面讲到的很多篇章《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中都没有，到了汉初被整理成文字，因为作者看到的是真的《尚书》，所以讲的内容还算相对可信。这个《序》里说《君陈》这篇是周公死后，成王又任命君陈主管成周的事务，在册命时告诫了一番，就形成了这篇书。但是伪《孔传》里却说“君陈”是“臣名也”，就是一位大臣的名字，没说是周公之子。《尚书正义》认为：
“孔直云‘臣名’，则非周公子也。郑玄注《中庸》（当作《坊记》）云‘君陈，盖周公子’者，以经云‘周公既没，命君陈’，犹若‘蔡叔既没，命蔡仲’故也。孔未必然矣。”
是同意郑玄的君陈为周公之子的说法，而否定《孔传》的说法。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于“君陈”下也是说“郑注《礼记》云：周公之子”，说明陆德明也同意郑玄的说法。不过此前的书里就找不到这个说法了，郑玄这么说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来的，大概如《尚书正义》所说，是根据《尚书序》的文意推测的，所以他加了个“盖”字，就是不能确定，可能差不多是的。那么这个说法的说服力就很差了，故宋代的蔡沈作《书集传》时就不用郑玄的说法而从《孔传》，说：
“君陈，臣名。唐孔氏曰：周公迁殷顽民于下都，周公亲自监之。周公既殁，成王命君陈代周公。此其册命之词，史录其书，以‘君陈’名篇。”
没提君陈是周公之子的说法。清代全祖望《经史问答》卷二里也涉及到这个问题，说：
（问）《汉书·王莽传》谓“周公之子七人”，而先生以为八人，未知所出？
（答）《左传》凡、蒋、邢、茅、胙、祭，支子凡六，则合禽父而七，固自有据，不知尚有世袭周公之爵者。厉王时，周定公以共和有大功；而《左传》亦累有周公为太宰，非八人乎？盖禽父以元子受鲁公，而次子世为周公。其余如凡、如祭、如胙、如茅，皆封畿内；邢、蒋则封于外。按《水经注》则凡亦外诸侯也。
（问）厚斋先生引《坊记注》君陈乃禽父之弟也，而惜其它无所考。潜邱又引《诗谱》以为次子世守采地者，如先生言，得非即周公乎？
（答）亦未可遽定也。坡公以为君陈盖如君奭、君牙之俦，难确证其为周公之子。然要之叔旦之后非七人则已明矣。
全祖望是认为周公旦以后的周公都是世袭周公旦的爵位而称周公，自然都是是周公旦之后，所以他认为周公之子是八人，其中就包括这个世袭其旧封地周邑的这个，他的看法应该是对的。可他也不敢确定君陈是不是周公之子，因为文献中的记载很少，而且最早就是东汉人的说法，是不是可靠他也搞不准。《史记·鲁周公世家》在记载周公的世系时，也只记载了鲁国伯禽（禽父）的这一支的世系，鲁应该算是周公旦这一支的大宗，《左传》里记载的凡、蒋、邢、茅、胙、祭则都是小宗，里面都没说到周邑的这一支，自然也没提到君陈是否是周公之子的事儿，这是非常奇怪的。
到了《今本竹书纪年》里，就说：
“王（成王）命周平公治东都”，沈约注：“周平公即君陈，周公之子、伯禽之弟。”
《今本纪年》的说法是取自上面说的《书序》“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成周”，自然周平公就是君陈，说明是周公旦的儿子君陈继承了周公旦的原采邑周，所以才称“周平公”，这也是个谥号。沈约注自然是根据了郑玄《礼记·坊记》注的说法，这个是毫无疑问。但是问题在于，遍检以前的古书，只知道君陈继承了周公旦的职务管理成周，竟然找不到有君陈继承周公旦原封邑的记载。
至于“周平公”这个名号呢，是有根据的，见于《韩诗外传》卷四：
“周平公酒不离于前，钟石不解于悬，而宇内亦治。”
除此之外，别的书里就找不到“周平公”的记载，《今本纪年》的根据就是这个了。但是《尸子·分》在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说：
“周公之治天下也，酒肉不撤于前，钟鼓不解于悬。听乐而国治，劳无事焉；饮酒而贤举，智无事焉；自为而民富，仁无事焉。”
《淮南子·诠言训》的记载是：
“周公肴臑不收于前，钟鼓不解于悬，以辅成王，而海内平。”
说的都是周公，不是周平公。所以许维遹先生作《韩诗外传集释》时就把正文校改作“周公”，认为：“‘周平公’当作‘周公’。”[3]这个“周平公”怀疑是“周文公”之误，“周文公”就是周公旦，也就是周公。不过这个讹误发生得很早，所以《今本纪年》的作者看到了，就拿了过来，当成了君陈的谥号。这个也有理由，因为根据《书序》的记载，周公旦死了之后是君陈接替了周公的职务管理东都成周，也曾经辅佐过成王，把这个周平公认作君陈也不是全无道理。
《尚书·洛诰》和周代金文里都有人名“明保”，夨令方尊中称是“周公子明保”，又称之为“明公”，夨令方彝中称“明公尹”，陈梦家先生认为“明保”就是君陈，他在《西周铜器断代》中说：
“君陈、明保其官职是君、尹、保，明是其封邑，公是其尊称。……是君陈乃周公之次子，传受‘周公’的爵位，世守周的采地，为王官。惟此器作时，周公尚在，故称明公。”[4]
陈梦家先生还认为君陈就是小臣传卣里的“师田父”，因为“陈”、“田”古字通用。陈先生这个推断根据的也是郑玄注和《今本纪年》。明保是周公之子这个没问题，师田父是君陈，这个也有可能，问题是明保是不是君陈，这个就真有点不好讲了。明保的采邑是明，故后来有明氏，周康王时期的小盂鼎里有“明伯”，西周中期的明我鼎里有“明我”，战国晚期时的十年洱令张疋戟上有“明无”，应该都是明保之后明氏一族的人，但是金文中迄今只见称明保为“明公”，不见有称之为“周公”的例子。
总之，说君陈是周公之子继承了周公之位这个说法存疑，只是从种种迹象来看，有这种可能而已。当然，即使是君陈不是周公旦之子，他没有继承周邑为周公，那么也必定有周公旦的其他的儿子继承他的旧采邑和爵号，并流传下去，这个是没问题的。
3、周定公：这个名号也仅见于《今本竹书纪年》，说：
“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为王。”
这个周定公指的就是《史记·周本纪》中“周、召共和”的周公，太子靖即周宣王。但是在《今本纪年》以前的古书里，怎么也查不到有“周定公”这个说法，包括《史记·周本纪》里也只是说周公而已，并没有说是“周定公”，所以这个“周公”应该是有的，但“周定公”可能也是《今本竹书》里杜撰出来的名号，不可靠。
4、周桓公：即周公黑肩，“周公”是其爵号，“黑肩”是其名，“桓公”是死后的谥号。《左传·桓公五年》：
“周公黑肩将左军，陈人属焉。”杜预注：“黑肩，周桓公也。”
《桓公十八年》：
“周公欲弑庄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与王杀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仪有宠於桓王，桓王属诸周公。辛伯谏曰：‘并后、匹嫡、两政，乱之本也。’周公弗从，故及。”
《闵公二年》：
“昔辛伯谂周桓公云：‘内宠并后，外宠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国，乱之本也。’周公弗从，故及於难。今乱本成矣。”
根据《左传》本文和杜预注，周公黑肩谥号周桓公，这个看来是没问题的。不过，不管是正文还是注文，都没有说周公黑肩是不是周公旦之后。
5、周公忌父：《左传·庄公十六年》记载子国之乱时说：
“周公忌父出奔虢。惠王立而复之。”杜预注：“周公忌父，王卿士，辟子国之难。”
又《左传·僖公十年》：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党会齐隰朋立晋侯。”杜预注：“周公忌父，周卿士。”
又《僖公二十四年》：
“秋，颓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师伐周，大败周师，获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
周公忌父在《左传》中最早见于庄公十六年，也就是在周公黑肩被杀后十六年，他应该是周公黑肩之后。他出现的时候已经是周王室的卿士，说明他做卿士还在此之前，他有可能是周公黑肩的儿子。
6、宰周公：即宰孔。《春秋·僖公九年》：
“夏，公会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于葵丘。”
杜预注：“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
《疏》：“知周公即宰孔也。其官为大宰，采地名为周，天子三公，故称公；孔，则其名也。”
杨伯峻注：“宰周公即《传》之宰孔，食邑于周，为周王室之太宰，故称宰周公。庄十六年《传》、僖十年及二十四年《传》俱有周公忌父，不知即此人否。”
《左传》说此事时言：
“秋，齐侯盟诸侯于葵丘，……宰孔先归。”
说明这个宰周公就是宰孔，他的活动时间和周公忌父交叉，周公忌父在《左传》中最早见于《庄公十六年》，到《僖公二十四年》记载他被狄人抓获，此后就再不见出现了，可能是被狄人所杀。而宰孔只在僖公九年中出现了一次，正在周公忌父的活动时间范围内，所以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可能他即是周王室的卿士，同时也兼任大宰之职，《左传》本是杂采各种史籍资料编纂的书，所以人名称谓经常前后互异，这个倒没什么可怪。如果是同一人，那么“孔”当是名，“忌父”是他的字。疑“孔”乃“恐”的假借字，二字古音同溪纽东部，读音相同。《广雅·释诂四》：“忌，恐也”，是“忌”、“恐”义通，故名“孔（恐）”，字“忌父”。
7、周公阅（宰周公）：《春秋·僖公三十年》：
“冬，天王使宰周公来聘。”杜预注：“周公，天子三公兼冢宰也。”
《左传》在说这件事的时候则说：
“冬，王使周公阅来聘。”
说明《经》里说的宰周公就是周公阅。《左传·文公十四年》里还说：
“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故不赴。”
“周公”是其爵号，“宰”是他在周王室的官职，“阅”是其名。周公阅和宰孔同称“宰周公”，但是宰孔可能是周公忌父，而周公忌父在僖公二十年时被狄人抓获后再不见出现了。周公阅的出现在周公忌父被抓后六年，周公阅很可能是周公忌父之子，他继承了父亲周公忌父的大宰的官位，所以也称“宰周公”。
8、周公楚：《左传·成公十一年》：
“周公楚恶惠、襄之逼也，且与伯与争政，不胜，怒而出。及阳樊，王使刘子复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复出奔晋。”
杨伯峻注：
“僖三十年《传》有周公阅，周公楚当时其后代。顾栋高《大事表》谓为阅曾孙，未免言之太凿。”
《春秋·成公十二年》记载这件事的时候说：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晋。”
直接称周公楚为“周公”，说明他也是周公之一，应当是周公阅之后。周公阅最后一次出现是在文公十四年，周公楚最早出现在此后三十三年的成公十一年，很可能周公楚是周公阅的孙辈以后了，所以顾栋高说周公楚是周公阅的曾孙也不算没有道理。
以上的几位周公，多见于《左传》和《国语》，是比较可信的。而见于《今本竹书纪年》的周平公、周定公，其为周公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两个名号都有问题，不大可信。
又《左传》、《国语》中的记载，无论是正文还是注疏里都没说这些周公是周公旦之后，这个可能也有因由，因为从金文的情况看，周人口里的“周公”就是指周公旦，是他独有的爵号，那么此后所称的“周公”就应该是周公旦之后，是世袭周公旦的爵号而然，故为世所公认，所以先秦典籍也无须再说明这些周公是周公旦之后了。
四、周公旦之后的周氏
周公旦之后的周公的封地开始是在岐周的周邑，这个应该没问题，但是之后可能有所变化。
西周时期的情况传世文献无记载可寻，从出土文物上还可略窥踪迹。解放前陕西扶风出土的琱生鬲、1961年扶风齐家村出土的琱我父簋，是西周晚期器，“琱”就是“周”，李学勤先生认为：“用为氏名，指周公的周氏；用为地名，则指周公的采地周城。”[5]说明到了西周晚期的时候，周公的采邑周邑还在周原地区。这个姬姓支族把自己的族名或写作“琱”，可能就是为了与周王室的“周”有所区别。后来可能也写作“郮”，《玉篇·邑部第二十》：“郮，故国，黄帝后所封也。”《集韵·平声四·十八尤》：“郮，国名，黄帝后所封。”
《路史》卷二十四《国名记甲》于“黄帝后姬姓国”下云：
“郮，《潜夫论》：‘詹、资、郮、翟，黄帝后。’《玉篇》云：‘资、郮，故国，黄帝后，封在岐山之阳。’所谓‘周原膴膴’者。顾伯邶云：‘昌意后，止于夏商间。’”
此中所引《潜夫论》不见今本，其根据应该是《元和姓纂》之类的姓氏书，如秦嘉谟辑补本《世本·氏姓篇》：“詹氏，周宣王支子赐氏曰詹，封为詹侯。”（注出《秘籍新书》引《姓纂》），“资氏，黄帝之后，食采益州资中，因以为氏。”（注出《姓氏急就篇》上引《风俗通》、《姓纂·六脂》）、“狄（翟）氏，周文王封少子于狄城，因氏焉。”（注出《姓纂·二十三锡》）。这个“郮”在岐山之阳，显然就是岐周的“周”。詹、翟本出自姬姓的周人，而《路史》却说他们是“黄帝后”，郮应该是一样的情况，都是逆推出来的，因为这些氏族都是姬姓，而古传姬姓的始祖是黄帝，所以才有了黄帝后的说法，别无所据也。
到了周平王东迁的时候，岐、丰之地已经被西戎占据了，周平王无力收复，只好送给了秦人，《史记·秦本纪》里说：
“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
岐邑（即周邑）、丰邑被戎狄占据的时间应该是在周幽王时期，幽王末年戎狄势力较大，攻入了宗周，杀了幽王，西周因此灭亡。周平王东迁的时候和秦襄公盟誓：如果秦能把岐、丰之地的戎人赶走，那里就是你们的。那么，这个时候周公的采邑肯定不会是在岐周，而是改封在别处，且不再称“周”，但爵号仍然称“周公”。
《秦本纪》又载，到了秦文公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馀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这个时候秦人赶走了戎人收复了岐周，还把一部分土地还给了周王室，但是周公一直在成周辅佐周王室，其封邑自然也不会也不可能再回到原地。所以，在记载春秋时期历史的典籍中，虽然还有“周公”这个爵号，他们还在王室任卿士，可看不到有周这个诸侯国的任何记载了。顾德融先生、朱顺龙先生合著的《春秋史》中统计了见于《春秋》、《左传》的周人封国和与国，共有140多个，[6]里面也没有周（琱、郮）这个姬姓国，说明这时的周公的封地是改封在别的地方，具体在哪里已经不可考。
到了周考王时期，周公就已经不是以前的周公了，《史记·周本纪》里说：
“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为桓公，以续周公之官职。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
《史记正义》：
“《帝王世纪》云：‘考哲王封弟揭於河南，续周公之官，是为西周桓公。’按：自敬王迁都成周，号东周也。桓公都王城，号西周桓公。”
《史记索隐》：
“考王封其弟于河南，为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长子曰西周公。又封少子於巩，乃袭父号曰东周惠公。於是有东、西二周也。按：《系本》：‘西周桓公名揭，居河南；东周惠公名班，居洛阳’是也。”
说明到了周考王的时候，周公旦这一支的周公已经没有了继承人，失去了封地和爵号，所以周考王封了自己的弟弟揭在河南的郏鄏王城，以继续周公的官职，就是西周桓公；到了西周惠公的时候，由长子继承了西周公的爵位，又封了少子在洛阳的巩地，称为东周公，死后谥号也是“惠”，所以也叫“东周惠公”。到了这时候，周公就分成西周公和东周公两个，不过显然已经不是周公旦之后这一系的人；他们的封地一个是王城，一个是巩，也都不称“周邑”，故虽然他们也号“周公”，可和西周时期的“周公”也不是一个概念了。
根据《潜夫论·志氏姓》的说法，是周公旦之后传下来周氏这一支。不过，后来的传世文献中记载的周氏有好几个，秦嘉谟辑补《世本·氏姓篇》里就收录了5个：
1、周氏，帝喾生后稷，至太王邑于周，文王以国为氏。（注出《潜夫论》、《姓纂·十八尤》。）
2、周氏，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后，平王子秀别封汝川，人谓之周家，因氏焉。（注出《广韵·十八尤》、《后汉书·周嘉传》注、《姓纂》同《广韵》、《姓氏急就篇》上。秦氏云：案《周嘉传》：嘉父燕曰：“我平王之后正公玄孙”，其言与传注、谢承书及《广韵》、《姓纂》同。盖周氏有三：太王之后、赧王之后，与此皆姓同氏别也。）
3、周氏，本姬姓，赧王之后。（注出《姓纂·十八尤》。）
4、周氏，周桓公、宰周公继守官邑，故为周氏。（注出《潜夫论》、《姓氏急就篇》上。）
5、周氏，太伯之后。（注出《史记·留侯世家》《索隐》引王劭《陈留志》。）
第2条周平王之后的周氏和第3条周赧王之后的周氏都出现比较晚，是东周以后才有的，肯定不是周公旦之后了。第5条说太伯之后有周氏，但是太伯的封国是吴（虞），此后的支系都是从这里分出来的，是不是有周氏不好说，而且出处是隋代王劭的《陈留志》，里面说：“角里先生，河内轵人，太伯之后，姓周名术，字元道，京师号曰霸上先生，一曰角里先生。”秦嘉谟就根据这个认为太伯之后有周氏。《隋书·王劭传》里说王劭“好诡怪之说，尚委巷之谈”，我看他这个说法就属于“委巷之谈”，而且比较晚出，是很不可靠的。
第1条说文王居周，以国为氏，但是周王室是不称周氏的，应该是说文王之后居住在周邑的为周氏，这个居住在周邑的文王之后只能是周公旦，这个应该无异议；第4条的周桓公（周公黑肩）、宰周公都是周公旦的后裔，那么这两个周氏其实就是一个，即周公旦的后裔，因为居于周邑，故以为氏。这支周氏应该是诞生最早的一支，殷末周初就已经存在了。而其它的周氏，都是东周以后才产生的。
总之，周公旦最初的封邑是周，即在岐山之阳的岐周故都，成为周人的支系。后来周公旦封于鲁，原来的旧封邑和爵号由他的别子继承，仍号“周公”，在周王室享有比较高的地位，一直为卿士。这支周人为了与周王室的周相区分，族名或写作“琱”或“郮”。到了春秋时期的周桓公、周公忌父等人都是这一支的人物，并且由此产生了最早的一支周氏。
注释：
[1] 郭沫若《卜辞通纂·世系》，科学出版社，1983年。362页。
[2] 叶玉森《殷墟书契前编集释》，上海大东书局影印本，1934年。卷六廿五页上。
[3] 许维遹《韩诗外传集释》，中华书局，1980年。135页。
[4]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38页。
[5] 李学勤《青铜器与周原遗迹》，《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
[6] 顾德融、朱顺龙《春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27-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