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曲选》是元代杂剧作品选集,一名《元人百种曲》,明代臧懋循选编,刊行于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和四十四年(1616)。臧懋循(1550-1620)字晋叔,号顾渚。长兴(今属浙江)人。他博闻强记、精晓音律,与同郡吴稼竳、吴梦旸、茅维合称“四子”,著名于当时。他万历元年(1573)中举,万历八年(1580)中进士,因为不愿攀附权贵,曾屈就荆州教授。任职期间心情悒郁.往往为送往迎来“罄折道旁”所苦。后迁南京国子监博士,又由于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而遭受排斥。他与同道友好组成诗社,吟咏唱和以为寄托,或联袂出游,寻访六朝遗迹,任情任性,留连忘返。后遭诽谤,终被免职。他回到家乡,隐居于顾渚山中,“与二三同志,典籍为,翰墨为酒”(《复姚叔度书》),聊度岁月。晚年,他为儿女婚嫁所累,生活困窘,但始终不辍写作,并编刻了许多书籍。他编选刊刻了《元曲选》;编印了《古诗所》、《唐诗所》;删订了《玉茗堂传奇》;并校刻弹词《仙游录》、《梦游录》、《侠游录》等。自著《负苞堂集》中,收有诗文9卷。
《元曲选》原分10集,甲集至戊集为前集,己集至癸集为后集,10集共收杂剧100种,计有157万余字。100种中,包括39位作家的杂剧69种和无名氏作品31种。其中,元人杂剧94种,入明的元人作品6种。《元曲选》前有臧懋循自序二,分别写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和万历四十四年(1616)刊刻之前,署名“若下里人臧晋叔”,内中阐述了他的若干戏曲观点。又有附录6种:《天台陶九成论曲》论角色名目来源并北杂剧常用的,属于五宫四调的500多种曲牌等。《燕南芝庵论曲》主要谈声乐理论。《高安周挺斋论曲》着重论音律。《吴兴赵子昂论曲》论杂剧俗雅。《丹丘先生论曲》论杂剧角色名目来源等等。《涵虚子论曲》论杂剧分类及元代杂剧作家的风格特色。这些都是元代及明初的一些重要的戏曲论著。此外,还有《元曲论》,涉及杂剧音律宫调、元代杂剧家、杂剧名目、元代知音善歌之士的姓名及简要事迹等内容。这些附录所涉及的戏曲理论,都为元代杂剧的研究提供了资料。
《元曲选》汇集了为数较多的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较有特色的作品。首先,元曲四大家即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的作品共20种被收入,占300种曲总数的五分之一。四大家的作品中,关汉卿的著名悲剧《窦娥冤》以一个平民女子为主人公,刻划出他从孤儿到童养媳到寡妇,最后死于封建社会贪官污吏手中的悲剧命运。揭示出封建制度残害无辜的罪恶,并表现了作者对于现存的封建秩序与传统观念的怀疑。马致远的抒情悲剧《汉宫秋》取材于汉代王昭君和亲的历史故事,作者结合元代民族压迫严酷的历史现实,进行了再创造。作品以汉元帝与王昭君的爱情故事为主线,写王昭君被迫和番,最后死于番汉交界的黑龙江内,揭示出帝王的昏庸和朝臣的无能。剧中汉明妃钟情而刚烈的性格,与汉元帝既软弱无能,又深情专一的复杂性格内涵,形成鲜明的对比。第4折的抒情高潮,显示出这一作品的诗剧特征。白朴的《墙头马上》和郑光祖的《倩女离魂》,都是写封建社会的青年女子对婚姻、爱情的热烈追求。前者写李千金自择婚姻,与丈夫私奔而去;后者写张倩女不满意母亲功名未就不许完婚的决定,灵魂追随王文举进京,她们都大胆地蔑视封建礼教,对自己的热烈的“非礼”行为充满了信心。她们的身份虽然都是闺阁千金,但她们都有开朗、大胆、无所顾忌的市井女子的性格特色。他如关汉卿的《救风尘》、《望江亭》、《蝴蝶梦》、《鲁斋郎》,马致远的《荐福碑》,白朴的《悟桐雨》,郑光祖的《王粲登楼》都不同程度地表现了进步的社会理想。从现存的元人杂剧来看,四大家的杂剧,多是元杂剧中的上乘之作。
其次,《元曲选》集中了一批思想、艺术成就较高,或在某一方面具有特色的作品。这些杂剧或以对封建社会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否定、鞭笞,表现了思想内容的进步倾向而取胜,如无名氏的《陈州粜米》、《赚蒯通》,李行道的《灰阑记》,郑廷玉的《看钱奴》等。或以下层百姓为描写对象,歌颂他们的勤劳、勇敢、善良、大胆的可贵品质为优长,如孟汉卿的《魔合罗》、孙仲章的《勘头巾》、王仲文的《救孝子》、石君宝的《曲江池》、《秋胡戏妻》、张国宾的《薛仁贵》、康进之的《李逵负荆》等等。或以颂扬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和描写伦理道理为特点,如纪君祥的《赵氏孤儿》、秦简夫的《东堂老》、李直夫的《虎头牌》、宫大用的《范张鸡黍》、尚仲贤的《柳毅传书》等等。这些作品往往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具有不同程度的成就,也是元杂剧中的优秀作品。
《元曲选》的入选作品中,虽然不能说全是元杂剧的精品,但总的来说,它包括了多种题材、多种风格的作品,入选作家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元杂剧创作的概貌。
从现存的162种元杂剧(《元曲选》与《元曲选外编》的总和)的状况来看,臧懋循的选择富有艺术眼光,并体现了他对于戏曲文学的一贯主张。他推重戏曲“当行”、“本色”,崇尚戏曲的“妙在不工而工”、“串合无痕”,主张真实、自然地表现生活;他认为戏曲应当“雅俗兼收”、“人习其方言,事肖其本色”(《元曲选序》),以表现多种多样的人物和丰富曲折的故事;他认为戏曲与案头文学不同,必要“事必丽情,音必谐曲,使闻者快心,而观者忘倦”(《玉茗堂传奇引》),重视演出的效果;他还主张尊重作家和作品的个性,对于以“文彩斓然”为特点的“名家”和以“摹拟曲尽”为特点的“行家”都给予了重视。因此,他所编选的《元曲选》在刊行之初,就受到了时人的重视和推崇。明代戏曲家如王骥德、徐复祚、凌蒙初等,都对《元曲选》予以了肯定。王骥德认为《元曲选》“选刻之富”、“搜选之勤”,使元代杂剧“典型斯备”,“其百种之中,诸上乘从来脍炙人口者,已十备七八”(《曲律》),凌蒙初也赞许他“晚年校刻元剧,补缺正讹之功故自不少”(《谭曲杂札》)。当然,百种之中,也颇参中驷,因此,难免鱼目混珠。
臧懋循在编选此书时,可据底本,除了他家藏的杂剧秘本之外,还收罗了各地“坊间诸刻”,又从湖北麻城锦衣卫刘承禧处借得宫廷御戏监抄本的过录本300余种,精选而成。在编选过程中,他对剧本有所增删,自言:“戏取诸杂剧为删抹繁芜,其不合作者,即以己意改之,自谓颇得元人三昧”(《负苞堂集·寄谢在杭书》)。后人或指责臧懋循的删改使杂剧失去原貌,颇以为病。实则杂剧剧本在流传中边演边改是为常例,元杂剧的明刊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个问题。就总体而论,臧懋循对入选诸本作了比较精细的参互校订和整理,使所收作品体例一致、正衬清楚、科白齐全,每折之后并附有“音释”,为元杂剧的欣赏、演出和研究提供了方便。与现存的明人其他选本相比,《元曲选》不失为一部比较好的元杂剧选本。在万历之后的300多年间,《元曲选》是最普及和最流行的元杂剧选本,人们几乎都是通过这个本子,来认识元杂剧的全貌。
今人隋树森编《元曲选外编》,收入了臧懋循《元曲选》之外的,流传至今的元杂剧62种,取自近几十年来陆续发现的元剧刻本和抄本,编次体例一仍《元曲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