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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宰相的度量就一定要大
为什么宰相的度量就一定要大

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其意思是指人的度量大,为人处世提倡豁达大度。不过这句话为什么是以宰相为例呢?难道说古人对宰相的要求就是“肚里能撑船”?其实这背后说明了一些古代官员所秉承的价值观,想要了解这句话的含义就必须弄清楚,宰相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官职,他们职责都有哪些。想知晓的朋友就接着往下看看吧,或许能带给你一些有用的想法。

1、宰相所指何人?

这问题,要是问听评书的老大爷,他准告诉你,宰相就是最大的官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除了皇帝老儿,数他最大。

真是这样么?

翻了翻故纸堆,好像,宰相,作为官职,在我们国家封建史的“八大王朝”(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中,还真不是正式的官职。相、丞相、相国,倒是都有。似乎是宋朝吧,有过“宰相”之谓;又或者说,是从那以后,才把这个词汇广泛地指代高级文官。

高级。文官。

未必非得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么高级。比如“宰相刘罗锅”那位,顶到头儿,也就是某个“部”的“尚书”,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部长”。他那时候的最高级别“无爵”官员,可能叫“军机大臣”,就是“军机处”领衔的那位。当然,一般来讲,到了这个级别的“大人”,往往身兼数职,全要把名号报出来,得写一整篇儿。

清朝时,为在满族和汉族之间“搞平衡”,“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领衔官员“尚书”,有两位,一位满族、一位汉族。那么问题来了——两人意见不一致,听谁的?为解决这个问题,各部就又多了一名职级高于“两尚书”的官员,正式办公时,满汉尚书分坐两厢,这位坐在大堂之中,就是“中堂”。中堂大人一来,实际上,按我们的民族习惯,二位尚书,也就成秘书、听喝的了。所以,刘罗锅那个“宰相”,可以说既无实权,职级也最高是“第二等”,肯定不属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许,把他称为“宰相”,是后人的一种敬意吧。即:后人认为,欲使之崇高、愈发崇高,不妨以虚夸其官位职级表现之。

这是我们民族“官本位”文化的典型体现!

南北朝、五代十国这些分裂时期,可能“宰相”被当作正式的官职名称使用过。

秦汉再往前,好像也没“宰相”之称。那时候,倒真可能会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要么是大贵族,要么是深得君主信用的权臣,或二者兼备。

有“宰相”说法的后来,除去政局动荡、朝纲不整的一些特别时期,顶级官员,通常会有至少两位——较早时候,是一文一武;文官集团正式形成后,两位可能都是文官,职级相同,职责各分;也可能不止两位,是君主(皇帝)的制衡之术。

所以说,被称作“宰相”的古代官员,常规地看,不大可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跟同级别的,至少还有一位。

2、宰相肚里能撑船

宰相肚里能撑船——这话,很显然,是个极度夸张的比喻,其所指的意思,是想说做官做到“宰相”那么个高度,就是很有肚量的人。

什么叫有肚量?

肯定不是指饭量大,而更可能是指“能够包容”、包容性强。

包容谁?

他或他们上面的皇帝老儿?

也可以这么说。不过是放在今天。搁在他或他们的那个时候,对皇帝,不存在包容或者不包容的问题。因为——他或他们,必须无条件服从皇帝。当然,他或他们,似乎有权利也有责任,向皇帝“进谏”。似乎而已。似乎过后,最后说了算的,应该还是皇帝或其代言人。

代言人?

皇帝还有代言人?

皇帝的代言人不是宰相么?还会是谁?

很多朝代的很多时候,皇帝是有代言人的。而且,通常,都不会是被称作“宰相”的高级大臣,而更可能是另外一些人——摄政亲长(如吕雉、多尔衮)、牛X的外戚(如霍光、王莽)、独揽大权的大权臣(如董卓、曹操)、深得皇帝信用的宗室成员(如太子),还有明朝的“秉笔太监”……

跟这些皇帝的代言人相比,宰相、被称作宰相的高级文官,只能算是“底下办事儿的”。

有可能,在某些领域,他们是“最后的、最高的负责人”——负责人!他们需要承担“顶级”责任。因而,他们存在的根本理由,是对皇帝及其代言人负责。

他们需要,至少,是皇帝及其代言人认为,他们需要、必须——总揽天下、治理百官。

总揽天下,须得有宽广的视野、灵通的讯达、全局的思维;治理百官,须得有知人善任的慧眼、人尽其才的魄力、协调平和的道行……总之,当个“宰相”,是很难的。基本来讲,古往今来,没几个人能真正“达标”。

不达标怎么办?总得有人坐这个、这些位子啊!总得有人对皇帝及其代言人“总负责”啊!没合适的人,就只能调整或说降低标准,也就是“制度适应人”。

降低了的标准,大抵集中在三个方面:学养或说学问、经验或说功绩、肚量或说包容性。

对于皇帝及其代言人,前面两个方面比较重要,而对于“治下之臣”以至“万民”,第三个方面,也就是肚量、包容性,则更被关注、欲求。

大抵,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宰相肚里能撑船”而不说肚里有千山万水什么的——能撑船,似乎隐喻着“由着折腾”而又“有水儿”的意思——您那肚子里,用不着装着千山万水乃至“天下”,只要有点儿水儿,让咱们能平和而比较自由地“移动”,就很好啦。引申:当宰相的您、你们,让咱下面办具体事儿的中小官员们,能有既可汲取又能腾挪的空间,便是基本到位了。

3、文官集团的治理价值观

文官集团,前面也有提到。有可能,这个集团式的存在,是我国封建社会比较独特的现象。可以对应来看的欧洲封建社会,因为基本还是“封建领地”式的层级状态,所以几乎不存在完整的文官集团。他们的“文官阶层”,是在资本革命之后真正形成的。

而我们,则是在最晚唐末宋初的时候,就开始形成文官集团了。

在那之前的历史,告诉了算是后来人的他们——无论是权贵、外戚,还是藩镇,只要放权给了武官,就可能被武装逆反,以至于“宗庙不保、社稷倾覆”——韩信、王莽、曹操、李渊、安禄山,还有——赵匡胤!

赵匡胤是什么人——节度使!藩镇!

黄袍加身的他,比任何人都明白,武官是有多么不可控,多么危险!

所以,他把国家的治理权,几乎都交给了文官;对武官,则采取限制甚至打压策略。

这种思想及其执行结果,几乎贯穿了整个“两宋”;甚至于,面临战事,必须武官“出头”的时候,军队的最高决策人,仍由文官担任。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范仲淹。获得“文正公”封誉的范仲淹,纯牌儿文官一枚,政绩中却赫然有抗击西夏的大功。另一典型的“反面”例子,可推岳飞——虽然本人文韬武略,但职分上属于武官,所率“岳家军”里,没有朝廷“空降”的文官主官,浩浩大军,就他一人决策,结果……众所周知,不多赘述。

从宋朝的文官“主帅”,到明朝的督军太监,再到清朝的军机大臣……近千年里,武官都基本处在“听喝儿打手”和“炮灰”的地位,文官渐渐形成宠信、重用他们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皇室)始料未及的新的利益集团,宋明两代尤显!

这个新的利益集团,虽然“不掌兵”,没有武装割据的条件和能力,但却成了比武官割据甚至干脆造反更纠结也更阴险的“反制”——他们有学问,很容易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他们能写文章,随随便便就能把任谁(包括皇帝及其代言人)整得云里雾里;他们师长门生地构成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依存关系,能把谎言编的很圆、很颠簸不破,甚至代代相传;他们还掌控着“修史”的笔;最后,他们还可以很坦然地说“吾等食君之禄,手无缚鸡之力,唯有赤胆忠心,一切皆为社稷”,拿把裁纸刀横在脖子上,或者解下裤腰带绕到脖子上——纳谏,就是听我的,你便是圣明之君,不然,我死给你看,真死了,你就是逼死忠诚的昏君!

他们比那些武装割据最后造反的武官聪明多了——当皇帝多累啊,让皇帝听姆们的,那才是“大治”。

《沁园春·雪》,提到五位“风流人物”——秦皇(嬴政)、汉武(刘彻)、唐宗(李世民)、宋祖(赵匡胤)、成吉思汗(孛儿只斤·铁木真)。五位中,成吉思汗,算不上“皇帝”,真正的皇帝,是那四位。四位中,真正完完全全把权力掌控在自己手中而不受臣下“强制约”的,只有两位——秦始皇帝嬴政,和,宋太祖赵匡胤。汉武帝刘彻在位五十四年(纪年),其间多少被臣下制约的苦楚,随便翻翻史籍,就不难看出。那时候,文官集团还没正式形成呢。唐太宗李世民的时代,同样也还没形成十分完备的文官集团,但他也让魏征为代表的“诤臣”整得够呛。

再没有了——除了老人家提到的几位,历史上几百位皇帝,再没有能真正“当家作主”的了!宋朝中期至明末,可以说,皇帝也好,代言人也好,都在文官集团的掌中!

而那些被称为“宰相”的人,多数情况下,会是文官集团的代表人物,甚至是领袖!好像,“领袖”这个词,就是从这儿来的。好像!

这个、这些代表人物甚至领袖,需要有强大的包容性。不然,坐不住的。

到老百姓这儿,宰相,便高高在上如“神”了。至少也是“神的化身”。

宰相肚里能撑船这话,应该还是老百姓说出来的——老百姓没啥文化,绝大多数更不懂政治。他们只要包容——有肚量,就很了不起了。青天大老爷,不需要多有本事,能安安静静听听老百姓诉苦,就已经可以得牌匾了。

于是,上行下效,几乎整个文官集团,都秉持着“有肚量”、“能容”的理念。做到做不到另说,但理念是秉持的。而且,相当趋同,以至于追求“一团和气”。

有人说,“一团和气”是中庸、抹稀泥,“宰相肚里能撑船”是片面、不重视能力。

说的有道理。

但并不是全部的道理。

在我们这个道德社会中——没错,我们是道德社会,不是“法制社会”,从来不是——道德社会中,包容,真的很可能比能力还要紧。

包容,意味着“兼听”,意味着谅解,意味着“教化”,也就意味着“有德”。而“德”,是我们民族的最本源的精神依托,是一切今天文化遗存的基石。重能而轻德的意识,或许会在短时期内呈现某种效果,但经不住时间的磨砺。道理很简单——能力这东西,可能是越用越少的;而德行却往往越积越厚。

简单说,“能容”,笔者认为,是我们民族在历史上的核心治政理念。同时,也衍射成了普遍的道德观念。这使得我们中华民族几乎是全世界最具有包容性的民族。这种包容性,使得我们海纳百川,成就博大和深远。

【作者简介】刘宏宇,常用笔名毛颖、荆泓。实力派小说家、资深编剧、北京作协会员,“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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