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辽东开原由于东临海西、建州女真、西接蒙古兀良哈三卫，所以既是明代东北的边防重镇，又是汉人、蒙古、女真等兄弟民族交往贸易的重要市场。本文仅就明代开原民族市场及有关民族贸易中的问题作一探索。
明代辽东开原尽管幅员不过七八十里，城中不满两千户，且处于山峦起伏之中。但由于其地“居全辽上游，为东陲之险塞”①，且地近蒙古、女真“关堡冲缓，夷落远近”2，因此，成为辽东“边方形胜之区”。明廷在开原设置大型冶铁所和储备粮仓，生产和储备供军需的兵器以及与蒙古、女真交易的铁器和粮食。时明廷在辽东设置了25卫并自在、安乐二州，其中三万卫、辽海卫的治所均置于开原城内。又为安置内迁女真人而于永乐六年1408年设置的自在、安乐二州，治所亦在开原城自在州后来迁往辽阳城。总之，明代的开原实系辽东政治、经济、边防重镇。
开原亦是明代辽东最主要的民族贸易市场。明代蒙古退居大草原，女真各部亦地处偏僻，与辽东汉区的生产发展水平相比，还处于落后状态，许多生产工具如铁器耕牛和生活必需品如食盐等均依赖汉区供给。当地的“马匹并土产货物”亦需运往汉区销售；而汉区亦需购进女真、蒙古地区的马匹、木材以及人参、皮毛等各种物品。 因此，经济上互通有无的贸易交往的要求，是开原贸易市场形成的客观条件。
迫于这种沟通民族经济的需要，从明初开始即在辽东边关地带设立关市又称马市作为民族贸易场所。明初永乐四年1406年，在辽东最先开设马市三处，即开原两处、广宁一处，主要由明廷收购蒙古、女真地区的马匹。后来适应建州女真的要求，又于天顺八年1494年在抚顺，万历四年1576年在清河、靉阳、宽奠设立关市。历四十三年1615年又在辽阳长安堡设木市，主要从事木材贸易。在这些先后开设的主要关市中，集中在开原的就四处，即镇北关又称北关，在开原城东北35公里、广顺关又称南关，在开原城东30公里之靖安堡、新安关在开原城西30公里之庆云堡、清河关在开原城西南30公里。其中镇北关、广顺关、清河关，主要是面向女真人，特别是海西女真的哈达、叶赫两部地近开原，所以北关、南关就成为哈达、叶赫两部的代称。新安关主要是面向蒙古朵颜、福余、泰宁三卫。这些关市均以开原城为中心，展开对女真和蒙古各部的贸易。
关市的开设不仅能使兄弟民族之间在经济上互通有无，促进民族经济的发展，而且通过关市贸易，促进了兄弟民族之间的交往渗透，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明初，生活在东北松花江流域的女真人，由于“以放飞打围为事，不喜羁系一处”③，后来又在不断地迁徙和动乱之中，所以当时对于企业经济并不熟悉。随着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定居于辽东周边，与汉区相邻，受到汉区农业经济的影响，农业也成为女真人主要经济经营时，对于农业生产中的主要生产工具——铧子、锄、铲、斧、镰等铁器生产工具以及耕牛的需求日益迫切。据史料记载，当时女真人往往因为“牛只鲜少”，而“不能垦新田而为熟田”。这样就影响了更大规模地开拓荒野，发展女真地区的农业经济。根据这种情况，正统年间，明廷在给建州左卫的敕令中，就重申“所缺耕牛农器，准令如旧更易应用”4。天顺年间，建州等卫女真头目人贡时“乞于沿途买牛，带回耕种”⑤，明廷亦照许。这一时期，在开原一带关市上，耕牛始终是女真购入的大宗物资。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一个月中的6次贸易，海西女真就购买了耕牛233头，其中最多的一次达97头⑥。又据明万历十一年、十二年开原马市两个季度的统计，输人海西女真的耕牛就达216头⑦。
至于铁器生产工具更是女真地区十分缺乏的物资。随着女真社会经济的发展，对铁器需要日益迫切，需求量越来越大。明王朝亦意识到铁器“皆彼夷日常所需” ⑧，为了调整民族关系，对女真人“许买铁器，以结其心”⑨。但在正统成化年间，明廷曾因民族关系紧张，一度厉行“铁禁”。但即使在这一时期，女真人在入贡途中，在辽东关市之外，还是“凡铁器私相贸易”。所以实际上仍然是禁而不止，况且始终是“所禁铁器，非农器” ⑩。其余有明一代大部分时间，铁器农具在民族市场都是公开交易的主要物资。据明万历十二年统计，光输入海西女真的铁铧子一项就有4292件11。
除耕牛、铁器农具而外，举凡布、帛、盐、米、锅、针、剪等日常生活所需，女真人亦主要依赖从汉区贸进，通过民族交易市场购买。以食盐为例，食盐是人类的基本生活资料。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女真地区不产盐，主要靠“取贩辽海等处”12。成化年间民族关系紧张，“故不得贸盐于辽东地面”13，结果造成女真食无盐的窘困局面。
蒙古兀良哈三卫女真人居住区亦十分缺乏耕牛、铁器生产工具及其他日常生活用品。成化元年1465年十二月，泰宁等卫右都督刘玉奏“欲于边地收买牛只、农具”14，得到明廷的允许。成化三年1469年十二月，“朵颜、泰宁二卫欲于边地市牛及农具等，从之”15。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泰宁等卫头目脱罗台等进贡还。乞以赏赐物易牛只、犁铧铁锅等。许之。”足见耕牛及铁器农具亦为蒙古三卫从汉区贸进的主要物资。
女真、蒙古三卫的生产资料和日常生活用品，许多都是靠辽东汉区供给，一旦关市断绝就会直接影响女真人的正常生活。成化年间厉行铁禁时，女真描绘其困境说：“禁止我市买，使男无铧铲、女无针剪”。明正德十年1515年，辽东边事突起，“朝贡、市易又各绝望”。据明人东抚顺千户所指挥刘尚德转送明廷的女真人文书中申诉说：“众人指女真人边外过不得，……盐不得吃，布帛不得穿，缎子、袄子我们地方不出，众人怎么过?”17。正统三年1438年，建州女真李满柱及其部下移居到接近辽东的苏子河、浑河流域一带之后，由于“粮饷匮乏”，“其管下人或持土物，往来开原，买卖觅粮，或往辽东取保寄住，或买粮米、盐酱。如此者络绎不绝”18，正是这种络绎不绝的边关贸易，繁荣了民族经济，方便了各族人民的生活。
对于女真和蒙古三卫来说，“我之布帛锅口等物，皆彼夷日用所需”19。而另一方面，女真、蒙古地区的马匹以及皮毛、人参、木材等物则是汉区十分缺乏而又急需的物品，亦主要依靠从女真和蒙古地区购进。明初，首开关市时，就是明廷马匹十分缺乏的情况下开设的。明永乐三年1405年，蒙古三卫之一的福余卫首领首先提出要卖马与明廷。明成祖谕辽东地方官“会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互市，俟马至，官给其值，即遣归”20。于是第二年就开设了开原、广宁等处关市。永乐十五年1417年“泰宁卫指挥锁南等以马千匹来易米”21。一次就交易上千匹马，可见当时交易量之大。女真地区马匹较蒙古地区数量少，但在前期马市上，女真马匹上市量也不少，后来随着民族关系的紧张，女真马匹上市量锐减。正统四年1439年，曾一度关闭关市，六年1441年镇守辽东太监亦失哈奏海西等处野人女真，每来市易，愿以马易牛，今官军少马，乞从其贸易22。嘉靖二十八年到二十九年，海西女真在广顺关、镇北关关市上有数字可考的上市成交额只有21匹。万历十一年七月到十二年三月，海西女真在这两个关市上的马匹成交额为179匹。关市上的马匹贸易对于双方都是有利的。女真和蒙古“以马易盐米，彼得食用，我得攻战之具”23。
此外，女真、蒙古地区盛产皮毛、木材、人参等土产，亦依赖从关市上向汉区输出。女真地区进入关市的土产货物主要是山货、皮毛。山货主要是人参以及野蜜、木耳、蘑菇、松子、榛子等。皮毛主要是貂皮，以及狍皮、豹皮、鹿皮、水獭皮、熊皮、羊皮、狐皮、虎皮、黄鼠皮等等。这些物品深受汉区人民的欢迎。所以上市成交额数量很大。特别是后期关市贸易中，人参和皮毛在各项物品中占比例极大。我们仅以开原关市上在万历十一年、十二年的抽分档册记录的19次交易为例，仅海西女真以出售人参和貂皮为主的就有18次，人参销售总量达3848斤，貂皮售销量达4600张。其中一次销售貂皮就达1802张，人参达161斤。野蜜亦为女真地区一项特产。仅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至二十九年1550年海西女真在广顺关出售量就达1990斤；万历十一年1583年七月至十二年1584年三月出售量为1460斤。在开原关市上野蜜的成交额是相当可观的。
关市上从事交易的，明朝一方有封建国家的官员，主要是地方官，在马市上为官府收购马匹等国家所急需的物资；有大批的汉族商人及当地的豪绅，他们或为封建国家购买物资，或购买女真和蒙古地区的土特产，然后转贩内地，以牟取私利；当地屯田的卫所军士和关内流向辽东的农民，他们主要是从女真人和蒙古人手中购买生活物资，以丰富其物质生活。在女真和蒙古方面主要有各部的首领。明初，明廷给归顺的各部首领颁发敕书，一方面作为明廷任命官职的委任书，另一方面又作为在关市上进行贸易和入贡的凭证。他们从关市换取的物资除自己享用外，亦有为本部族换取的，亦有各部首领的家丁、奴仆以及部族的普通成员，这些人主要是与汉族人民交换生活资料。
关市贸易由明廷派地方官员进行监督和管理。听巡抚委派布、按二司管粮官，分投亲临监督，并差拨官军用心防护。市易明确规定，不许携带武器，“止将马匹并土产货物，赴彼处委官验收入境。”必须按规定时日开市，开市时间定为“每月初一日至初五日，十六日至二十二日开两次”，其余时间一律不得开市。不许将有违禁物货之人与彼交易。并规定了惩罚条令，“市毕即日打发出境。不许贪多马价偷盗货物，亦不许诈骗夷人，取财分用。敢有擅放夷人入境，及纵容官军人等无货者任意入市，有货者在内过宿，窥取小利，透漏边情者，许审问明白，俱发两广烟瘴地面充军，遇赦并不原宥”25。
物价亦由官定。各个时期的价格变动情况，在《皇明马政记》、《明实录》、《全辽志》等文献中，均有详细记载，兹不赘述。
明廷对于马市的抽分抽税标准，即对各种物资的征税标准亦有明确的规定。嘉靖年间毕恭等人重修的《辽东志》里记载了50多种物品的抽分标准，由于篇幅较长，兹不赘录。
通过马市抽分所得到的税收，除一部分用于关市管理费用外，主要于对女真、蒙古各部首领的“抚赏”，对“抚赏”标准，明廷亦有明确规定。据嘉靖本《辽东志》记载：“都督每名羊一只，每日桌面三张，酒三壶，都指挥每名羊一只，每日桌面三张，酒一壶；一部落每四名猪肉一斤，酒一壶。”此外，对蒙古兀良哈三卫买卖头领，还赏锅、靴袜、青红布、米等。抚赏的规模很大，如：万历年间某月初九日一起，赏新安关买卖夷人扯劳等345名，用银六两九钱一分。用大果桌60张，赏盘63个，酒113壶，牛1只，官色布78匹，官白布68匹，以及猪羊肉等。又如：万历六年八月初二日，抚赏从新安关人市夷人准卜哈等267人，共用银六十一两六钱三分一厘九毫。并赏赐盘连酒、果桌、缎、锡碗、靴袜、水獭皮等。由于赏赐物品较多，有时就入不敷出。如万历五年，新安关指挥同知呈报：仅从四月起至六月止，抚夷银四百七十六两。当然，这“不敷”其中也不排斥地方官吏和关市官员的贪污舞弊。
上述情况说明，有明一代对于开原的关市管理，已经逐渐形成比较完备的制度。这对于维护正常的民族贸易是有利的。
开原关市的开设和关闭，直接受到明廷与女真、蒙古关系的制约。民族关系缓解时，边关贸易就能正常进行，一旦民族关系紧张，关市就立即断绝。但从整个有明一代来看，关市贸易基本上是正常进行的。其间尽管亦有时开时停的情况，但随着民族关系的日益发展，关市贸易已逐渐成为兄弟民族之间互通有无的桥梁，它起到了促进民族经济发展，丰富汉族和女真及蒙古族人民物质生活的作用。到了万历年间，女真各部前来贸易的人数有时多达上千，据万历十二年《抽分银两表册》记载，当时海西女真自广顺关入市，一次达1100人；又据万历六年辽东残档表册记载，某月二十三日从新安关入市的男女多达2237人。在一个小小的边关贸易市场，一下子涌入上千人，甚至2000多 人，可见当时边关贸易市场已具备相当规模了。
应该指出，明代开原的民族市场，并不是优美娴静的世外桃源，照样有着官场的污浊和黑暗。一方面是汉族官员贪污舞弊，屡屡发生亏少马价，偷盗货物，侮辱少数民族的事件。因此，曾多次引起女真、蒙古各部人民的义愤，同关市官员展开斗争。另一方面，女真、蒙古各部首领亦往往出于一己私利，或嫌抚赏过少，或故生事端，“强求厚值，甚至徒手讨赏”26。“稍不如意，或鼓噪而起，或跃马而射，或顺抢而去”27。上述关市纠纷时常发生，其根源就在于各族统治者贪得无厌。至于各族人民之间的交往贸易，即使在民族关系紧张时期，人民之间的交易往来一直在进行，从未断绝。
明代辽东开原民族贸易市场的开设尽管在制度上有各种弊病，但从总体上看，对于不同民族间互通有无，促进兄弟民族之间交往渗透，繁荣民族经济起了很大作用，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也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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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顾炎武：《一统案说》卷二。
② 《开原图说》，上卷。
③ 18 《朝鲜李朝世宗实录》卷八二。
④⑤22 《明英宗实录》卷九九，卷三00，卷八三。
⑥ 见辽东残档：《镇北、广顺互市抽银册》。
⑦ 同上档，见万历十一年、十二年。
⑧19《辽庚略》叙言。
⑨ 《明宪宗实录》卷一九五。
⑩ 《东庚考略》。
11 同注⑥，见万历十二年。
12 《明熹宗实录》卷八。
13 《李朝世祖实录》卷三七。
1415 《明宪宗实录》卷二四、卷四九。
16 《明武宗实录》卷七。
17 《明经世文编》卷一O一。
2021 《明成祖实录》卷三四，卷一O四。
23 《明孝宗实录》卷一九五。
24 同注⑥，见万历十一、十二年《抽分银两册》。
25 《全辽志》卷一。
2627 《明神宗实录》卷四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