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他的民生主义学说，包括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个纲领。1921年，孙中山在讲解自己的民生主义的具体办法时明确地说：民生主义“就是归宿到‘土地’和‘资本’两个问题”<《总理全集》第2集，上海民智书局1930年版（下同），第209页。>。土地问题和资本问题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就能扫清封建势力的阻碍，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正如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所指出的：“仅仅是消灭封建剥削的纲领”，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23—428页。本文凡引用列宁此文时，均不再加注。>可是，孙中山却认为，他的这两个纲领，是同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孙中山说，“……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上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他一再强调，他的民生主义，“目的是在打破资本制度”<《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下同），第821—822页。>；因而就把他的“民生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
孙中山说，社会主义“是研究社会经济和人类生活的问题，就是研究人民生计问题”<《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下同），第769页。>；而民生主义也是研究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和其他生活需要；“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下同），第765页。>。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产生的。当时，由于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资本主义本身固有的矛盾，已经充分暴露，两极分化迅速而巨大，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激化。这就使孙中山发现自己理想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是“贫富不均”的“不平等的世界”，并不是“极乐之乡”。他指出：欧美虽强，“其民实困”，“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着紧。”“社会革命有不革不了之势”。他非常耽心中国将来发生社会问题，“到那时候，收拾不来”<见《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6页。>，希望中国革命以后，能够避免欧美各国所出现的这种社会革命惨祸。因此，他主张“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见《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2页。>，于是就提出了“民生主义”。孙中山在回顾他为什么提出民生主义的时候说：“本大总统观察世界的大势，默想本国的情形，以为实行民族革命、民权革命，必须兼顾民生主义，才可以免将来的经济革命（即社会革命——引者），这便是防患于未然”<《总理全集》第2集第223页。>，也是“一劳永逸之计”。他认为实行他的民生主义的两个纲领，就可以在中国革命后“防止”西方那种“社会问题”的发生，实现社会主义，故孙中山称他的“民生主义，就是时下的社会主义”<《总理全集》第2集第208页。>。这样，就产生了他把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解释为社会主义纲领的理论，他的这种理论的产生，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先进的中国人，……竭力从欧美吸收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摆在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从资产阶级下面解放出来，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因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浸透了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的浪漫空想。他说：实行“民生主义，就是用国家的大力量去开矿……此外还有开辟交通、振兴工业、发展商业、提倡农业，把中华民国变成一个黄金世界”<《总理全集》第2集第426页。>。孙中山还为他所要建设的“黄金世界”设计过一个理想图案，他说这一世界，是一个真正“自由、平等、博爱之境域”，在这里，铁路、矿业、森林、航路都由国家经营，土地国有，府库充实，国家收入“取之不竭，用之不尽”，可以用来“谋社会种种之幸福”，人人权利平等，“无尊卑贵贱之分”。孙中山十分高兴地说：“实行社会主义之日，即我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之国家矣，余言至此，极抱乐观”<《总理全集》第2集第121页。>。
对于孙中山提前实行“社会主义”的设想，毛泽东同志指出：“如果说，民主革命没有自己的一定任务，没有自己的一定时间，而可以把只能在另一个时间去完成的另一任务，例如社会主义的任务，合并在民主主义任务上面去完成，这个叫做‘毕其功于一役’，那就是空想，而为真正的革命者所不取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下同），第646页。>。同时，孙中山所设想的“黄金世界”，并不是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化；是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社会主义理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学说，就是以小资产阶级主观社会主义为形式，以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为内容，用小资产阶级的主观社会主义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济纲领进行理论解释，这就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学说的主要特点。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这种特点，是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阶级立场决定的。虽然孙中山在他的晚年有很大的转变，重新解释了他的民生主义，但是孙中山的思想毕竟没有跳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范围，他的新民生主义也仍然属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范畴。
民生主义学说是一种复杂、矛盾的思想体系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学说是一种复杂的思想体系，表现出种种矛盾。
（一）具有小资产阶级主观社会主义色彩，但又积极主张发展工农业大生产。
大家知道，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特点之一是用小资产阶级的尺度抨击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大生产造成的，幻想建立一个小生产的、可以避免两极分化的最理想的社会。孙中山当然也不能例外，他对资本主义曾经作过许多尖锐的批判，谴责“资本家者，无良心者也”<《孙中山选集》上卷第95页。>。幻想在大地上建立普遍幸福，使小民“各得其所，自食其力”，造成一个“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9页。>的社会。可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确实具有小资产阶级主观社会主义的色彩。
但是，孙中山又同一些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不完全一样，他不反对技术的发展和进步，不反对发展新式工业，不幻想把社会拉回到“樵苏耕获，鼓腹而游”的落后的自然经济那里去。他非常重视发展大机器生产，认为这不仅是“兴国之要图”、“救亡之急务”，而且是使几亿人民摆脱贫穷饥饿、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孙中山热情地歌颂大机器生产，说：“自机器发明后，人文之进步更高更速，而物质之发达，更超越于前矣。盖机器者，羁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前时人力所不能为之事，机器皆能优为之”<《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20—121页。>。因此，孙中山积极主张发展大机器生产，用机器“以营其巨大之农业，以出其丰富之矿产，以建其无数之工厂，以扩张其运输，以发展其公用事业”<《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88页。>，全面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孙中山从早年的《上李鸿章书》到晚年拟订的《实业计划》，无时无刻不在渴望发展大机器生产，实现祖国的独立富强，赶上和超过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孙中山的这些愿望和主张同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矛盾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否定，而主张发展工农业大生产则是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肯定；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主观空想，而发展工农业大生产则是有可能实现的现实要求。这个矛盾，正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主要特点的一种表现。
（二）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预防”资本主义。
孙中山在谈到他的民生主义时说：“夫吾人之所以持民生主义者，非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家耳”<《孙中山选集》上卷第93页。>。这句把“资本”和“资本家”分开的话清晰地表现出民生主义的矛盾：既“非反对资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又“反对资本家”，要“预防”资本主义。
孙中山的“节制资本”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发达国家资本”。孙中山说：“中国不能和外国比，单行节制资本是不足的。因为外国富，中国贫，外国生产过剩，中国生产不足，所以中国不单是节制私人资本，还是要发达国家资本”<《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02页。>。实际上，孙中山的“节制资本”还包括给予私人资本的活动、发展以种种便利条件这方面的内容，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中就作了这样的规定：“凡夫事物之可以委诸个人，或其较国家经营为适宜者，应任个人为之，由国家奖励，而以法律保护之”<《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91页。>。至于“平均地权”，实际上也是为“发达资本”解决条件问题和基础问题。孙中山认为，中国五十年后将要造成数十个上海而解决它的土地问题。因此，他积极主张平均地主垄断城市土地之权。由此可见，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要发展资本主义。
但是，孙中山却又把他的这种民生主义与现实的资本主义的真正发展区别开来。他说“许多资本家开了一个工厂，雇了几千名工人做工，每人每日发给很少的工钱，他们便自夸于众，说是实行民生主义。
既要发展资本主义，又要“预防”资本主义，这是一个矛盾。用什么具体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呢？他强调：“主张集产社会主义，实为今日唯一之要图“<《总理全集》第2集第104页。>，实行了“集产社会主义”，就可以既发展了实业，又“预防”了资本主义。实际上，这种“集产社会主义”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即由国家来举办企业，铁路、工厂、土地、矿藏等都归国有。要知道，国有化的性质，总是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孙中山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要建立的“民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由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集产社会主义”，其结果将不会是“预防”资本主义而是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的矛盾也将更迅速地发展起来；所以孙中山用“集产社会主义”来“预防”资本主义，实际上无异是让资本家自己“预防”自己，只不过是一种幻想。
一方面，认为“中国贫”，“生产不足”，要发展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认为只要发展资本主义就必然产生严重后果，要求“预防”资本主义“孳生崛兴”。一方面，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又把民生主义解释为“预防”资本主义的纲领。在主观上，想用“集产社会主义”“预防”资本主义；在客观上，实行“集产社会主义”却发展了资本主义。这种矛盾，乃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主要特点的一种表现。
（三）赞成社会主义，但又拒绝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
孙中山在讲解他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时说：“……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03页。>。这句话正反映了孙中山对待社会主义的矛盾态度。
孙中山虽然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不成熟还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但他伟大的革命民主派的立场，使他欢迎马克思主义。他从二十世纪初一直到1925年逝世前，都保持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的尊敬、信任和同情，并且由自发到自觉，愈来愈靠近了马克思主义，终于在革命实践中与马克思主义结成了伟大联盟。孙中山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态度，使得他主张“师马克思之意”，一向把自己的民生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孙中山一再赞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是“得社会主义之真髓”<《总理全集》第2集第115页。>，使“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总理全集》第2集第101页。>。尽管孙中山还不了解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但他诅咒资本主义的暴虐腐朽，认为在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中“政府有推翻之日，资本家亦有推翻之日”<《总理全集》第2集第117页。>。希望中国不再走帝国主义的老路，早日进行社会革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无贫穷、无剥削的美好幸福社会。孙中山到了晚年更加赞同社会主义，认为“现在俄国就是我们的好榜样”<《总理全集》第2集第223页。>。
但是，对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孙中山却拒绝采用马克思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他认为“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平他。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和无产专制便用不着”<《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03页。>。他分析中国的“事实”是：“中国人大家都是贫，并没有大富的特殊阶级……只有大贫小贫的分别”<《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92页。>，“中国今日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03页。>，是预防将来出现贫富不均的问题。因此，中国只能采取一种渐进的和平的方法来解决。
对“资本问题”，孙中山说：“…资本制度只可以逐渐改良，不能够马上推翻”<《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22页。>。他看不清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根本阶级界限，他心目中的资本家，实际上只是西方那些“垄断社会之富源”的大垄断资本家，至于中国，只有中小资本家，而中小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只不过是在同一“贫的阶级中”的“大贫与小贫”的区别，并没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根本阶级对立。所以他主张对于中国的中小资本家，不但现在不应反对，而且将来也要永远保留他们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和剥削收入。孙中山明白表示，在他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触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至经济极高之时代，我国资本家其至富者，亦不过中人产耳，又奚必其退让哉”<《总理全集》第2集第118页。>。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有了矛盾，孙中山也不主张搞阶级斗争，主张“劳资调协”，“在资本家一方面，可以多得出产，在工人一方面也可以多得工钱，这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调和，不是相冲突”<《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79页。>。
对“土地问题”，孙中山虽然从理论上论证了土地国有的合理性，但在实际上他既不主张国家无偿没收地主土地，也不主张农民采取暴力手段“夺富人之田为己有”。孙中山认为“平均地权”的目的是要使“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9页。>，所以他主张采用和平的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孙中山早期的“平均地权”，主要是为了解决城市土地问题，它不仅与农民群众是脱离的、隔绝的，而且在解决办法上也是和平的。到后期，孙中山虽然是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但仍然主张采取“慢慢商量”，“农民可以得利，地主不受损失”<《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69页。>的办法，和平解决土地问题。
孙中山的社会主义（民生主义），是建立在实质是唯心主义的“民生史观”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基础上的。他不了解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学说，不是把阶级斗争看作历史发展的动力，而是主张博爱的“互助论”，错误地认为“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人类求生存方是社会进化的动力”<《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79页。>，把充满着阶级矛盾、对立和斗争的具体社会，看成或希望成一个和谐的生理有机体。他不了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是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认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而是错误地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建立在人们的理智和善良愿望的基础上，并把社会主义者看成是一些“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所以孙中山在实现社会主义的方法上便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和平改革的空想。孙中山用这种和平改革的办法来实现他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通的。所以尽管他苦口婆心地到处宣讲劝说，结果还是失败了。
“马克思之意”和“马克思之法”是不可分割的。不“用马克思之法”，就不可能真正“师马克思之意”，不采取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就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他赞成社会主义又拒绝采取社会主义革命方法的这种矛盾，正是他的小资产阶级主观社会主义的必然反映。
民生主义是最邻近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前的中国最进步的经济思想，是最邻近马克思主义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
列宁在1912年看了孙中山写的《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后，热情地赞扬“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精神。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虽然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但它高于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特别是孙中山并非始终站在一点上，他是向前发展的；在他的晚年，把旧“民生主义”发展为新“民生主义”，贯彻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主张，使他的民生主义学说达到了光辉的高峰，这更是其他许多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所望尘莫及的。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正象列宁所指出的“他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分相似，以至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但是，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比俄国民粹主义要高明得多。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济纲领，它的实质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展资本主义，它不象民粹主义那样无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宁肯停滞，而不要资本主义的发展，以为只要发展农村“村社”就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认为中国“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02页。>，并且欢欣鼓舞地去迎接和推动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一心想用大工业来建设他的社会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它不象民粹主义那样只把农民看作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把无产阶级在俄国的出现看作是“历史的不幸”，蔑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而是相信整个人民“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认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体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27页。>，把革命和建设的希望明确地寄托在以工农群众为主体的全体国民身上。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吸取了亨利·乔治的“单税制”的土地国有论，但改变了亨利·乔治学说的反动性，把亨利·乔治的改良主义思想变成了革命的武器。在亨利·乔治那里本来是反动的东西，到了孙中山这里却变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济纲领的内容。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吸收亨利·乔治的论点来建立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实际上又是依据这种理论制订了反封建的、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纲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不象亨利·乔治学说那样把一切租税完全废除而单存地税，用征收单一地价税的办法实现土地国有，并把土地国有化作为医治资本主义的“万应灵丹”；而是依然注重其它租税以增加国家收入，采取“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照价收买”和“涨价归公”的手段和步骤，以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原则。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明确赋予平均地权以“耕者有其田”的革命内容。
孙中山常以洪秀全自居，自认为是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光荣继承者，他的民生主义承袭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经济思想中“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一），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321页。>的反对封建土地制度的精神，而主张“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又克服了太平天国那种把小生产者落后经济地位理想化的空想性和落后性，改变了《天朝田亩制度》所设想的一幅古老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图景。他的民生主义承袭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经济思想中“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天朝田亩制度》，《太平天国》（一），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321页。>的素朴的经济平等观念，而主张“贫富均等”，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孙中山选集》下卷第798页。>，又淘汰了太平天国经济平等观念中的绝对平均主义倾向，纠正了它从消费、分配着眼搞平均主义的错误。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吸取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经济思想中关于发展资本主义，实行保护政策，给民族资本家以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自由的合理成分，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振兴商务”、“劝工强国”、“踵英而起”、“定为工国”等谋求中国独立富强、在经济发展方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思想和主张，制定了“节制资本”的纲领，提出了十年“达于富强之地位”<《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48页。>与欧美并驾齐驱的奋斗目标，并在新的基础上和更广阔的规模上精心构筑了中国“振兴实业”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宏伟模型。但否定了他们敌视农民群众，反对农民革命，力求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反动立场，唾弃了他们那种企图在不触动清朝统治的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主张和“实业救国”的幻想，坚持通过革命来为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创造条件。把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加资本主义工业化等于中国独立富强的“公式”，改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加资本主义工业化等于中国独立富强的“公式”。
孙中山的经济思想的进步性还表现在：民生主义的实施虽然是发展资本主义，但在当时的中国，“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9页。>。这是因为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就可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使国家臻于富强，使无产阶级成长壮大，这样就可为社会主义革命准备物质前提和替资本主义准备掘墓人。
在旧民主主义时期，陆续出现了三种空想社会主义——太平天国的千年王国、自由主义改良派康有为的“大同”社会和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处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交替时期，它上承整个中国近代的经济思想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下接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近代最后的一种空想社会主义，是最邻近马克思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它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道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提出，显示了中国近代先进人物寻找真理，在经历了长期摸索追求之后，把对独立、富强、自由、民主国家的理想由向西方学习转向“以俄为师”，由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由于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揭示近代中国社会诸矛盾，解决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和前途等问题，就不可能明确地提出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彻底反对封建主义的纲领，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因而决定了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破灭。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出现和破灭，宣告了中国近代空想社会主义的终结，预示着中国人民必然找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提出了既要发展资本主义（近代大工业），又要“预防”资本主义这个矛盾，而孙中山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但是，孙中山这种提出矛盾而又不能解决的现象的出现，历史地预告了它的解决即将到来，预告了中国人民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理论来解决它，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来真正实现孙中山所希望的、既使国家实现工业化，获致富强，又不走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的理想。
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提出到破灭，充分地证明了一个真理：任何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包括象孙中山的民生主义这样的最邻近马克思主义的空想社会主义，都是不能解决中国革命问题和建设问题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能救中国，也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才能建设新中国。
（文章来源：《经济研究》1982年0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