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学术，几经更新，遂成一集传统学术之大成的新气象。其间，雍乾之际可谓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期。其表征，即由理学而经学治学路径的渐呈兴起之势。此一走向，既与以乾隆初年三礼馆的诏开为标志的清廷政治文化导向的更新紧密相联，更缘于清初以来“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学术发展内在逻辑的诉求。政治与学术共趋的激荡，遂孕育出清代学术演进的新局面。婺源“二儒”汪绂与江永之书信往还，即此学术新走向的一个重要体现。因此，通过对汪绂、江永之书信往还的探讨，不惟可厘析二人为学旨趣之同异，更有裨于窥见由清初学术而乾嘉学术嬗变之消息。兹略加董理，以就正于有道。
一
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九月所撰《清故婺源县学生汪先生墓表并铭》中，安徽学政大兴朱筠曰：“婺源为我家文公之故里，宋元明以来，巨师魁儒，绳绳相续，流风未湮。于今见者，实惟段莘汪先生、江湾江先生尤著。”晚清王炳燮《汪双池先生遗书序代》亦曰：“国朝崇尚理学，自圣祖仁皇帝表章朱子，升诸十哲之列，学者炳然知所宗守……降自雍乾……时则有双池汪先生，挺生朱子之乡，与慎修江氏同邑同时，称‘二儒’焉。”按：段莘汪先生、双池汪先生，指汪绂，江湾江先生、慎修江氏，指江永；“同邑同时”，指汪绂、江永皆为徽州府婺源县人，且皆生于康熙朝、卒于乾隆朝。“二儒”之称，足见汪、江二人在清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综观汪绂、江永二人之生平，颇多相似之处。江永生于康熙二十年七月十七日（1681年8月30日），卒于乾隆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1762年4月6日），享年82岁；汪绂生于康熙三十一年七月初九日（1692年8月20日），卒于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初八日（1759年10月28日），享年68岁，皆历康、雍、乾三朝。江永之籍贯，为婺源县东北万安乡大鳙里七都之江湾，离县城70里；汪绂之籍贯，为婺源县北浙源乡嘉福里十二都之段莘，离县城75里，两地相距甚近。所谓“同邑同时”，此其一。二人一生大部分时间皆以坐馆授徒为业，此其二。在科场方面，二人皆不得意，以诸生终老，亦无意于科举，此其三。二人皆致力于学问之途，且卓有所造，著述甚富，此其四。二人皆得安徽学政朱筠大力表彰，不惟同时入徽州府紫阳书院从祠朱子，且其许多著作亦得以入选《四库全书》，此其五。二人之声望皆得当地士绅推重，得以入祠县学乡贤祠，此其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不过，“生同时，居同乡”的汪、江二人，却“未尝相见”，而“只有书牍往来”。这既不免留下了遗憾，却也为后人了解他们二人的学术交往和为学旨趣，提供了珍贵的资源。
二
汪绂、江永二人的书信往还，始于乾隆元年（1736）。是年，汪绂45岁，江永56岁。岁暮，汪绂由浙江枫溪馆返里，首先致书江永，拉开了二人书信往还的序幕。
在《与江慎修书》中，汪绂主要表达了四层意思。一是表明致书缘由，称：“闻慎修名，绂虽未挹芝眉，而私心不胜渴慕，欲猝然而晋谒，又恐无因至前，虑无按剑之视，故敢以书达。”二是表达了对“俗学之支离，词章之靡蔓”的愤、鄙之情，以及对“圣贤之书，若明若晦；先王之礼，名存实亡”的担忧，并寄希望于江永能“起而振之”。在他看来，“俗士之敝于辞章久矣，穷经皓首，初何当于身心？苦志青氊，实营心于利达”。如此风气，对圣贤之书、先王之礼形成威胁，实有加以振衰祛弊之必要。但振衰祛弊是需要一定条件的，“必名在天下，而后足以振兴乎天下；名在一国，而后足以振兴乎一国；名在一邑一乡，而后足以振兴乎一邑一乡。尤必其赀财显达，足以副之，而后乃得名当世。不则，谁为和之？孰令听之”？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今之列当道者，既多靡靡以从俗矣，而必曰附骥尾以彰厥名，或亦志士之所不屑欤”？有鉴于此，汪绂内心甚为忧虑。然自己虽有“愤时疾俗”之志，但因“名不列于青衿，家无余于担石”，也只能“徒为梦寐予怀”。不过，汪绂听说“乡闾聚语所讥评为道学骨董者，则以绂与慎修并指”，重又看到一丝希望。故而，他抱着“善与人同，何必在我”的心情，寄厚望于江永，认为：“慎修著作之富，夫亦既足使当世信而从之。苟慎修能振兴末俗，一挽支离、靡蔓之狂澜，则振之在慎修，犹在绂也。”三是从振兴末俗的角度，对所闻江永之著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关注点有二：一为三礼问题；二为四书问题。按：江永此前曾著有《礼书纲目》、《四书典林》、《四书古人典林》，汪绂均未目睹，故仅称作“三礼合参之著”、“四书名物考之刻”。对于前者，汪绂认为，《周礼》之真伪，冬官之阙否，《仪礼》是否可疑，《戴记》自《大学》、《中庸》外何者为纯而无弊，陈澔、吴澄之《礼记》注是否可取抑或他家是否各有所长，“凡此数端，急当为俗士辨之，毋使操戈入室；明先王之精意，俾当世可训行。振兴末俗，宜无大于此者”！对于后者，汪绂认为“名物之考，务博洽耳”，并非当务之急，不如礼经重要；并对江永的做法提出质疑：“而顾先以此问世，不几扬末学之波欤？抑或者以斯世所不尚而强聒之，不如以斯世所共尚者而婉导之？在慎修自有挽末流而返之身心者寓乎其中，而先以此为之兆欤？”四是表明自己欲引江永为“知己同调”的致书意图，称：“绂与慎修未有生平之交，而为是哓哓之问，毋亦唐突过甚。然苟同方同术，何不可引为知己，况迩在乡井间乎？慎修不鄙斯言，其必当有以示我。”
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汪绂的满腔热情却没立即得到回应，等了一年的时间，江永也没复信。江永何以不复信呢？个中缘由，江永在后来收到汪绂第二封信后的回复中做了如下解释：“前岁腊月，接灿人足下手书，再三读之，词旨甚高，与鄙衷殊不相入。足下所以箴规之者，大抵误听道途虚声，非弟之本志也。拟郡邸裁答，因俗冗未遑。又书内所言缕缕，亦非片楮所能悉。与其答之不尽，不若徐俟他日邂逅面晤，各出所著，互相印可，或亦相视而笑也。”
三
尽管汪绂久久没有得到江永的回复，但他并没就此止步。乾隆二年（1737）岁暮，他从枫溪馆返里后，再次致书江永，就圣贤事业、世道人心问题与之相质。
在《再与江慎修书》中，汪绂首先表达了其对江永的担心。他坦言道：“慎修足下名誉日远，斯文幸甚！乡邦幸甚！但今人之所以称慎修，与慎修之所为表见于世者，绂恐非慎修本志，且不足以尽慎修，而徒以掩乎慎修之为慎修。”鉴于自己虽曾致书江永，但并未晤面，且没得到回复，故而发出“未知慎修之所以覃思嘿会、悦心研虑者，果其在此在彼”之疑问。在汪绂看来，这个问题，实在是“圣贤事业、世道人心所共关系”的大事。接下来，汪绂引太宰以“多能”称孔子、胡铨以“诗人”荐朱子而不得孔子、朱子之真精神为例，认为江永之“潜心经籍，考慎先王法制”，其志“当与洙泗、紫阳同一心法”，但“求其弗畔于道，势不得不由博反约”。但观时人所论，“徒以博称慎修，且或为慎修作忼慨不遇赋”，这在汪绂看来，“安足以尽慎修之大？而慎修之所以苦心为慎修者，不反以虚称掩邪”？汪绂所不希望看到的是，若江永“苟以博洽自见，则由基之射百中，或不无一失，世之人以是称慎修，后不且有以是诋慎修者欤”？何况“博”又谈何容易，“天地之大，古今所传，记载何穷，岂耳目所能遍及？此圣人所不知不能者”。而更令汪绂不能释怀的是，“圣贤事业，于今渺矣。瓦石自甘，一世不好，士苟不无近名之心，未有不狥世之所惊喜以自见其长者。明季诸贤，立社标榜，手袖一卷时文，遍谒名贵，贤者不免。”念及于此，汪绂遂不能不产生“因世俗之所以称慎修者，而慎修亦遂甘以此自见”的忧虑。虽有此忧虑，但汪绂还是希望“人言多不足信，慎修其必有以自矢”。所以，他在信末发出“旧冬曾以长牍奉渎，至今未蒙下报，其意志不同与？抑鄙其言为不足答邪”悬疑之问后，盼望江永能予以答复，以解自己之疑，且“有以自白于天下”。
接到汪绂的两封信后，江永于乾隆三年（1738）春，写了一封长信回复汪绂。首先，他对没回复汪绂第一封信做了解释（见前），并表示：“今复接长书，所谓‘士苟有近名之心，未有不徇世所惊喜以自见其长’，恐非知我之言。书尾云：‘人言多不足信，慎修必有以自矢。’则足下又似有以谅鄙衷者。于是可以夙志毕陈于前矣。”
在复信中，江永主要谈了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表明自己的为学取向。他说：“弟昔为学，未知向方。十八九岁，读《大学》，熟玩儒先之言，知入手工夫在格物。程子所谓‘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久则自然贯通’者，深信其必然。虽随行逐队，不免从事举业，亦谓不过头巾茶饭。若圣贤茶饭所以果腹而润身者，毕竟不在此。私心以为，天下无不当读之书、无不当讲之事、无不当穷之理，但随吾力所能至，与吾性所最近者，孜孜矻矻而为之，不立界限，不计程途，亦不论此书、此事、此理他日有用与否，惟求有得于心、居安资深、左右逢源以为快，他人是非毁誉，皆不足以回惑而摇夺之。此弟之夙志也。”并强调：“夫遇书即读、遇事即讲、遇理即穷，此格物之事，而人以为专以博洽见长，夫格物之与博洽则有辨矣。且学问者，在己之事，食而求饱，非为他人，见长胡为哉？”针对汪绂之以孔子、朱子之事相规，江永声明：“果非弟之志也，人言非其实也。”
二是对自己所从事的学问做了介绍。其一，礼学。江永称：“弟于诸经，《易》为专经，而《礼经》用功尤多。”其体现，即鉴于朱子所修《仪礼经传通解》“犹有搜罗不备、疏密不伦之遗憾”，“更欲为之增损隐括，以卒朱子之志”，三易其稿，而成88卷（其中卷首3卷）之《礼书纲目》（按：是书成于康熙六十年，即1721年）。书成之后，江永并不想示人，遂藏之于家，直到近年“始有相识者转相传录，渐播闻于远方”。三礼馆、礼书馆开后，皆曾檄征该书。对此，江永表示：“亦但以草矛著述得达馆阁为幸，此外更无他冀。倘谓藉此为梯荣之具，则浅衷者之见、流俗市井之谈耳。”至于何以要从事于礼之研究，他强调：“吾意亦但欲存古，以资考核，非谓先王之礼尽可用于今也。”尽管如此，江永亦认为：“礼亦不为无用。”于此，江永以自己对朱子与其父之祠的位置、宗子立后的长少之序、如何对待宗子问题的做法，做了具体说明。此外，江永还就深衣、演礼、投壶、乡饮诗歌等问题，阐述了自己不同流俗的见解和做法。其二，律吕之学。江永详细说明了其撰《律吕管见》的缘由，以及对相关见解的看法，并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三分损益，隔八相生，非自然之法。黄钟之管九寸，计其管中积分，以圆分约之，正合两岁之日数。大吕以下十一律，以渐而短，均匀截之，以应节气，则律与历冥符。其施之管弦，还相为宫，别有活法，而候气灰飞之说，未可深信。”其三，历学。江永对己著《历法管见》、《翼梅》略做介绍，认为于此学“略见古今疏密源流、中西数法同异”，“已得六七分”，但也表示：“更冀有进步，不欲及崖而返也。”其四，算学。江永指出：“算学如海，勾股、三角、八线，为步历之管键，亦尝思之深而习之熟，颇知其要。”并认为：“程子论格物，天地之所以高深，亦儒者所当知。明于历算，而天地所以高深者，可以数计而得，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知天道。此之谓矣。”其五，四书学。对于汪绂“四书名物考之刻”的疑问，江永解释道：“至若拙刻有《四书典林》三十卷、《四书古人典林》十二卷，此别有其故。盖食贫不免授徒，授徒须讲时艺。学徒资分不齐，不能尽读经书，临文多有寒俭之病。所读时艺，亦多不得其典据。是以设为方便法门，取四书中有典实处，分为门目，援众籍以实之。此犹《初学记》、《北堂书抄》、《韵府》、《群玉》之类，令讨文家便于取材耳。徒辈惮其抄录之烦，遂梓之。非欲以是引人为饾饤之习。足下亦可以不必苛求也。”此外，江永还对字学、韵学“别有管见”，“拟以‘一粟’名集，取‘太仓一粟’之意”。并认为“儒先之书，尚有当整顿者。如《近思录》，当采朱子之言为注释；《论孟或问》当附精义，以便观考”，“近亦渐就绪”。
三是再此表明自己的为学取向，并对汪绂的质疑做出回应。他说：“吾人幸生紫阳之乡，不能得其心传之万一，区区之心，惟愿读书穷理以破愚，省躬克己以寡过，庶不以乡人自画。”此可见其为学、立身之大旨。针对“欲以博洽见长”之疑问，他不无感慨地说：“日暮途远，力短心长，方窃滋惧。而谓‘欲以博洽见长’，左矣。为己之学最寂寞，其中甘苦独喻之，次则深相知者能窥之。若徒采听虚声，非徒訾我者不知我，即誉我者亦未为知我也。”尽管江永表示“因足下两番长书见教，实爱我而非訾我”，但观“左矣”、“若徒采听虚声”之用词，仍透露出其心中的某些不悦。而针对汪绂之“有以自白于天下”的建议，江永认为“恐不必然”。其理由是：“人知不知，何加损于我？且又安能执人裾而尽白之？”至于说这是“世道人心所关系”，江永则认为是汪绂“过虑”了。他还认为：“倘人人皆欲以博洽见长，岂不胜于埋头习举业辛苦一生而中枵然者乎？”
四是对所闻汪绂之学提出质疑。江永首先对汪绂所著四书、诸经之《诠义》表示：“名山大业，恨未获一读，徒切叹仰。”接下来则对所闻汪绂“留心经济，欲复先王井田”加以探询。尽管他说“如其有之，此为经世大法”，但仍认为此事不可行。其理由是：“窃谓后世郡县之法、田赋之法、养兵之法，虽圣王复起不能易，其势则然也。去古既远，井田安可复？未论井田，虽限田、均田，亦势有难行。”并以己著《律吕管见》中“言度量权衡不必泥古”为例，说明“井田之难复，甚于三器之难同”。他还就此引申道：“吾人高言复古，横此识于胸中，将有读书而不通世务之病。一处不通，他处亦多胶固，则读书反以益其愚矣。”当然，江永对此事的质疑亦留了余地，称：“足下以为可复，必有说也。抑或传闻之误，亦如人之以弟为博洽见长也？”
四
接到江永的回信后，汪绂于同年重九日做了回复。一则表示：“接长牍，具道格物穷理之功，及生平阅历甘苦，诚孳孳于为己，而非若大军游骑之远而失归。弟向所闻于人言者，亦可以涣然释而怡然慰矣。”一则认为：“但篇中缕缕所陈，固皆足下心得，而犹有未尽与鄙见合者，又不敢不条析而互证之。”
于礼学，汪绂一方面肯定了江永鉴于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搜罗犹有未备、疏密犹有不伦而更为之增损隐括以赓续朱子之志的功绩，认为“此儒者真实学问，诚足以持躬淑世而羽翼圣朝，非寻常博洽比也”。但另一方面，则指出：“特是读《礼》者犹贵有以深得先王制礼之心，而实以措之动履。”基于此，他评论江永之《礼书纲目》道：“今分纲别目，亦既井井有条，惟节收古注及释文，为学者入门之路，苟其折衷以朱子之说，而决择精详，夫亦止此足矣。若及唐宋疏义，与古今诸儒议论，搜罗太多，则议论恐不能无杂……是不惟不足以治经，而反足以乱经，不增入焉正可以全经，而不为阙略也。”又针对江永“此书之作，但欲存古以资考核，而非谓先王之礼可以尽用于今”，认为“亦未尽然”。在他看来，“夫先王之大经大法，礼仪三百，万世所当率循。若夫文章制度，所得与民变革者，则三王且未尝相袭，如足下之所谓以蒲席代古席、以壶代尊、以甆代俎豆数者云云，是矣。至若朱子祠宇之议、桂岩宗子之法、乡饮投壶之礼，如足下所拟议，已无不可训可行。乃又谓先王之礼非可尽用于今也，是则何欤”？显然认为江永的思想存在矛盾。对于朱子及其父之祠的位置，汪绂赞成江永“朱献靖公之祠不当在朱子祠后寝”的意见，认为其“足下引经断事，至为有见”，但对其“欲建献靖公祠于朱子祠左，以拟生时之左宗庙”，则觉得“未安”，认为：“今虽无五庙、三庙、昭穆之法，然献靖公祠与朱子祠均之庙也，则各为一祠以协父子异宫之义可也，何必在左？”而关于演礼歌诗问题，汪绂认为：“今欲习投壶礼，亦何妨即以《采蘋》、《采蘩》代《貍首》，而必以取于《原壤》狎弄之歌，此则又慎修泥古之过也。”
于律吕之学，汪绂指出：“律吕一事，后世几成绝学，然要皆学士高谈理而不能审音、伶人习于音而不知其理之故，以致本末相离，茫无一得，非律吕之别有精微、别有法度也。”由此，他不赞成江永对律吕的解释，通过详细论证，认为江永之见不免有“轻议古人”、“思而不学”之不足。于历、算之学，汪绂强调道：“历为钦若之本，算居六艺之一，儒者岂可不知。西学利、艾诸人，发先儒所未尽盖多，而任数之过，其背经者亦复不浅。”在他看来，“天地之高深，可以数计而得，而天地之所以高深，则形上之理非数所可求。盖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圣人难言之”。基于此，他对江永“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知天道”之见提出质疑，称：“果尔，则一通历算，便作圣贤可矣。何以古之历疏而先贤继起，今之历愈密而知天道者究鲜其人也哉？”
于字学、韵学，汪绂不赞成江永“太仓一粟”的看法，而认为“此王者属象胥谕言语协辞命、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同文之大典，而学者或杜社承讹、鲁鱼袭谬”，“正为好古者所当详”，“安可不一正之”！而整顿儒先之书，其所当整顿者整之，“尤为急务”，“不当在历、算、字、韵之学后矣”。
于江永对刻《四书典林》、《四书古人典林》的解释，汪绂虽然明瞭了其“不得已”之情，但显然并不满意。他质辩道：“然与其开方便之法门，孰若激励之使从事于经学？如果资分庸下，则足下又安能以《典林》一书强之记忆？彼其于抄录且不无惮烦，而欲使之成诵，以几左右逢源，不愈难哉？若不能必其成诵，而止于临时翻阅，以饰寒俭，则艾东乡所讥为‘小盗盗大盗’，或无辞于饾饤之失矣。”他还由此加以引申，指出：“大抵有明先辈，类多融贯全经，故时艺非必引用经文，而无非六经精义。后人专求工于时艺，而无暇以穷经，故满纸引用经言，究无当于经义。汉儒经学，口传心识，故授受类有专门。后世经学，贪多务得，涉猎不精，而经学益多庞杂。学者苟具中上之资，使能淹贯六经，旁及子史，尚矣。如其不能，则莫若专攻一经，使之理到而心自澄，理醇而气自厚，经义所融，临文自无寒俭之病，此治本之法也。又其下者，彼既不愤不悱，不反三隅，则虽圣人亦无能以强之矣……今人因时艺而讲经学，亦已傎矣！况乃弃经学不讲，而从事于汙漫之书抄，不亦伤乎！”且从而强调道：“吾人既从事咿唔，便当饱圣贤茶饭，所共愿者，本惟是读书穷理以破愚、省躬克己以寡过，虽未能弃时艺不讲，而要当由心得以为文章，实践力行，何妨举业？”基于这些认识，他认为自己对江永的担心，并非像江永认为的那样属于“过虑”。因为在他看来，“夫今之执笔为文者，满纸谁非圣贤之语，而反之躬行、问之寤寐，将谁为实得于心？功利之习，锢蔽于胸；儌幸之途，趋之若骛”，如此情形，实在不是可以置之不理的小事。由此，他对江永发出反问：“乃足下谓无庸过虑，则孔孟之所以折衷六艺、程朱之所以倡明理学者，舌敝脣焦，皆以世道人心之故，不益为过虑之甚欤？而足下之拳拳于礼乐、殚力于儒先者，不更为多事欤？”
除了对江永之说进行条析互证外，汪绂还对自己的为学著述旨趣和江永的质疑做了申述。首先，他表明自己从事学问、著述立说情形曰：“绂本草野迂愚，衣食奔走，夫亦何心著述、强厕儒林。乃既以舌代耕，因亦思情田宜耨。见今日学者日角雕虫，全然不知反本，其视圣贤经书，只以为贾利梯荣之具，而时下讲章，汙心翳目，亦只为时艺徒开方便之门，因是畔传离经，日趋纤巧，而圣学愈支离晦昧矣。先辈中间有为经学计者，如虚斋、次崖诸公，言多可法，然决择亦有未精。绂用是隐忧积愤，思有以明圣贤立教之旨，导学者且反求诸身，是以有《四书诠义》之著……继此而《易》、《诗》、《书》，皆有诠义，共得三十五卷。始终只此发明立教之旨，俾学者反求诸己之心而已。”并坦露心迹道：“生平耻于自炫，有心无力，堆积巾笥，知他日徒以覆瓿，然此心终未能自已，诚难免于过虑之讥也。”其次，他针对江永井田不可复的质疑，做出回应。在他看来，“夫土田只在民间，人民只在天下，郡邑何非国土，赤子谁非吾兵。以天下之土田，与天下公之，以天下之人民，与天下治之，同天下之患难，为天下守之，今古虽殊，覆载不改。而谓井田终不可复，此亦师前王莫若师后王之故智，徒以苟治自安者云耳。治乱关乎气数，设施则存乎人，而安得独以盛治让之唐虞三代欤”？并就江永之度量权衡之比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岂必改今尺为周尺，而后乃矜言复古哉？而周尺于今亦何从确据也？井田之复，润泽因时，亦若是然耳。”
最后，汪绂表示：“疑义与析，故言之不得不详，篇中不无唐突。然昔者韩、富同心辅政，而议有不合，至于动色相争；东莱之与紫阳，说《诗》各有异同，而终身志同道合。弟于足下，何必苟同，而此心庶可共谅。如或言有未当，望复惠示玉音，无起操戈入室之嫌，此为欣幸。”
江永接到汪绂的复信后，于乾隆四年（1739）春，再次做了回复。
在回复中，江永首先对自己与汪绂论学的同异做了概括。在江永看来，“从来学人知识意见必不能尽同，苟趋向不同，则犹南北水火，虽有同者亦异；若取向不异，则犹针磁水乳，虽多异而不害其为同……若夫讨论古今，讲究事例，则安能不异哉？夫不能自立而苟同人者，浅也；强欲人同己者，惑也；恶人异己以为入室操戈者，忮也”。基于此，他认为：“足下所谓吾人所共愿者，读书穷理以破愚，省躬克己以寡过，此两言者，弟尝佩服而讼言之。此其所大同也……然书中所条举与尊意不合者，大约两端：一则知见既定，各是其是也；一则未见全书，误会其指也。”接下来，江永对汪绂复信中的一些看法和质疑，做了进一步解释。
对于己著《礼书纲目》，江永既指出成书之艰辛，又对因穷于力仅能录古注及释文而“不能如朱子所谓具录注疏、诸儒之说”表示遗憾。他认为，这一遗憾，须朝廷设局或有力而好事者方能粗就。至于汪绂所说“止此已足”，江永并不认同，而认为“假令采录疏义与后儒说亦必有所决择，其纰缪者亦必有所驳正，后世蠹礼乱经之书亦不至漫然增入”，无需为之忧虑。关于“先王之礼非可尽用于今”，江永声明此非己说，而是朱子与门人多次谈及的，像诸侯朝聘之礼、祭必立尸等礼，确实难行于今。对朱子及其父之祠的位置，因已有定制，就不必再论了。关于深衣，江永认为有一些错误需要澄清，所以著为《考误》一卷，以待后贤抉择。至于《貍首》之诗，江永指出“吕芸阁有此说，吴氏本之”，自己偶信之，乃“一隅之见”，即如汪绂所说“以《采蘩》、《采蘋》代之”可也，但实行起来有很大的困难。
于律吕，江永指出，己著《律吕管见》系因学政王兰生按临时召讲律学所为，虽然思之有年，但成书仅用了十几天，所以不敢固信。前尝得崔敬六写信辩论之益，今又得汪绂详细申论，江永觉得“裨益匪浅”。在他看来，“不求其能同，惟求其能异。同则无可说，异则此次剖析批驳，庶几复有进步也”。于律，江永认为汪绂所疑“其只七分有奇，古今无此律”，是“误会”了。他指出：“截至四寸半，即《月令》、《吕览》所谓黄钟之宫、蔡邕所谓少宫。《吕览》言其长三寸九分，乃是四寸五分之误。而班氏《汉志》删去此句，蔡西山先生遂谓黄钟无半律，李文利、黄积庆之徒，又因三寸九分生出谬见。”于琴徽之说，江永对汪绂“徽应律，其无声者，以内外分之，两不应律之故”表示“未能确信”。对于汪绂“工尺四上等谱，虽系教坊俗法，要不可谓之粗”的意见，江永表示接受，承认自己“当时下字未审”。但对汪绂“合四上尺工为宫商角徵羽”，则发出“岂五音亦随人所命乎”的疑问。并指出，“合字为中管之音，犹弦之散声。而黄钟之宫在羽，音之徵以四字为宫”，毛奇龄之论为优。而为回应汪绂对己所说“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知天道”的质疑，江永解释道：“前札借用老子不出户数言，谓因是可知高深体象耳，非谓通历算便可作圣贤也。”
关于整顿儒先之书，江永认为可整顿者颇多，而《近思录》是“吾人最切要之书，案头不可离者”。但“俗本离析破碎，宋时叶采之注亦未备”，故而自己“尝为之详注”，做法是“采取朱子之言，以注朱子之书。朱子说不备，乃取叶说补之。叶说有未安，乃附己意足之”，“十四卷已有成书”。
于四书，江永称自己的学生屡有请为之解者，但觉得“规模难定”，因为“详则太纷，略则太约”，所以不敢轻易下笔。尽管如此，他还是对“晦蚀于庸俗之说，不得圣贤真旨”的一些章节，如《论语》“有教无类”、《中庸》“仁者人也”、《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等，做了详说，其他的则形之于笔记。
于字学，江永觉得“书繁难成”。但对韵学，则正在从事。江永主张：“入声根于脏腑，出于自然。《切韵》三十六母，一字不可增损，亦一字不可模糊。当细辨其颚舌唇齿喉，与半舌半齿。而天下之正音，当参合五方之音。盖官音亦有俗，乡音亦有正也。古今之韵不同，由风气，有流变，而古音未尝不在今方音中。”他还引与姓崔的朋友论字母不合（崔主二十四）之事，说“临别相视而笑，曰此事两人终身不能相合矣”，感慨道：“学人知见之难移如此，而其不苟合之处，正其可敬之处也。”
对于《四书典林》、《四书古人典林》之刻，江永再次强调“原非本怀”，既然书已刻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不过，他对自己的立身旨趣则做了如下表白：“科举陋习，少即厌之，不得已而随行逐队，身厕科举之林，心游科举之外。忆早年阅汤宣城（即明人汤宾尹——引者注）集，其答人书有数语云：‘百里奚爵禄不入于心，故饭牛而牛肥。惟在瓮外者，始能举瓮。’不觉洒然有会，常讽诵之。自度一生孜孜矻矻，皆在瓮外之日。头童齿豁，举业无成者，似此语误之；而幸不虚度岁月者，亦实此语成之。较其得失轻重，固相悬也。”并寄望于汪绂曰：“足下志高识远，脱然韁锁之外，殚心不朽之业，藏名山，俟后人，当有闻风兴起者，第不胜瞻溯而神往。”
对于汪绂之著述，江永表示“以未得捧读为歉”，但认为“大指引人亲切体认、返躬实践，此真前贤之所亟望后人者”。至于所谈井田问题，江永指出：“书后及井田因及度量权衡，此等皆非急务，各持所见，亦可忘言。但朱子论井田难复，其言不一而足，谓门人误记，恐未安。而弟前札中亦未尝主用周尺，此则不可不道破耳。”
在信中，江永还强调道：“惟是科名之习，举世奔趋，利欲熏心，隐微深锢。鄙人拳拳礼乐，殚力儒先，亦自从吾所好，非有严父师督之，而亦不能强人皆相从于寂寞之滨、啜取于雪淡之味，士诚各有志也。”至于“大声疾呼，力挽奔澜”，“此事终当望之灿人足下耳”！
五
江永再度复书汪绂之后，二人的书信往还就结束了，而且终生未晤面。这一现象，不由得不使后学心生疑问，且引发了一些人对二先生之学术异同的思考。
嘉庆末年，婺源李椿田在为汪绂《儒先晤语》一书所撰跋中，于汪、江二先生之论学而未晤面提出疑问。其言曰：“国朝经术之儒，我婺得两人焉，曰江先生慎修、汪先生灿人，皆著述等身，以斯文为己任……抑愚窃有疑焉。两先生生同时，居同乡，何难各出所著，互为质证？乃余观汪先生遗书，得其与江先生论学三书，又访得江先生答书二篇，议论所关甚大，而终未闻一造请而商搉焉。新安为理学渊薮，儒先相去或数百年，可起而与之晤语，而同在一时一邑者，顾反不得面晤，何欤？岂学问同异之故，以论难先之而就正，迟以有待欤？将贤豪一晤一语，皆有数焉存其间，两先生亦有不克自主者欤？”也就是说，在他看来，汪、江二先生之不晤面，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考虑彼此学问有同异，先以论难就正，等待合适的机缘；二是客观原因或天意，两人不能自主。
同治初年，余龙光在所撰《双池先生年谱凡例》中，就汪、江二先生之学术发表了如下看法：“先生与江慎修先生，并为当代大儒。生同时，居同乡。只有书牍往来，而未尝相见。其学问之异同，非后生小子所敢轻议，两家遗书具在，好学者可以深思而自得之。即以龙光之愚陋，亦幸窃窥其一二。大约江先生崇尚汉学，沉潜精密，参互理数，融会沿革。论者推为郑康成后一人，非过誉也。至其学，及身而显，实每谓彼时士大夫竞尚考据，又得其高第弟子戴庶常震东原，揄扬师说，以故海内家有其书，是犹见其表而未见其里也。盖江先生虽专治汉学，而亦未尝不尊信朱子，观其所著《近思录集注》、《礼书纲目》、《河洛精蕴》可见。但未如双池先生之昌言保卫，于孔子后特定一尊耳。乃庶常著《孟子字义疏证》、《方言疏证》、《原善》、《原象》诸书，诋斥程朱……其言如此，则其揄扬江先生者，不过举其偏以标一时之名，而其背畔江先生者，早已忘其全而没一生之实。平心察之，固江先生授业时所万不及料者也。若夫双池先生，明体达用，刚大直方。其治经也，博极两汉、六代诸儒疏义，凡三代之典章制度、名物器数，与夫天文地舆、六书音韵、九章算数，罔弗精详。既使偏尚汉学者，不得藉口。而析理断事，精贯日月，思通鬼神，精微变化，一以朱子为折衷；其朱子所未及言者，则推广朱子之心，以发明之。至于异端曲学，鼓煽其似是之非以惑世诬民者，则辨驳塞拒，不少假借。乃或者病其言之太尽、太急切，而不知先生欲救时俗之人歧误于诐淫邪、遁流毒，于世道人心，不得已焦唇敝舌，以警觉之，其设心良苦也。窃谓自今日以前，求所谓朱子之后复有朱子者，舍双池先生其谁归乎？观于江先生答先生书云：‘足下志高识远，脱然韁锁之外，殚心不朽之业，藏名山，俟后人，当有闻风兴起者。’又云：‘若夫大声疾呼，力挽奔澜，此事终当望之灿人足下耳。’其于先生不可谓不心折矣。两先生往来书答共五篇，全载入谱，以明乡先正直谅多闻，亦足征紫阳遗泽之远也。”观余氏此一长论，虽他自言汪、江二先生“学问之异同，非后生小子所敢轻议”，但其对二先生学问旨趣的剖判，以及对戴震所持的态度，则透露出心中的砝码倾向，即盛推汪绂而抑江永特别是其弟子戴震。其实，余龙光的这一取舍也不足怪，因为他是汪绂高第弟子余元遴的后人，存有门户之见亦是情理中事。而他把江永的话视作“心折”汪绂，更是推誉师门心态的体现，不过，他的这种解释显然是一种误读，因为从江永的两封复信看，他说的那两句话显然是对汪绂“词旨甚高”而与其衷“殊不相入”的温和回应。尤可注意的是，余氏所论“盖江先生虽专治汉学，而亦未尝不尊信朱子……但未如双池先生之昌言保卫，于孔子后特定一尊耳”，恰反映出江永、汪绂二人学术同异之大关键。
王炳燮所撰《汪双池先生遗书序》，与余龙光观点颇相近。他认为：“降自雍乾，家自为说，益复离叛朱子……时则有双池汪先生，挺生朱子之乡，与慎修江氏同邑同时，称‘二儒’焉。然江氏自《近思录集注》而外，其他经说不合朱子者多矣。其徒戴东原氏至为《原善》、《原象》、《孟子字义疏证》等书，诵言以攻朱子。则江氏守之不悫、传之不纯，尚不得为无过也。若汪先生生而困苦艰难，自奋于学，研穷经传，博考儒先之说，旁及山经、地志、象纬、术数、乐律、兵制、参同、医药诸书，而一以朱子之言为之主，是以其学问详博，而无泛杂之虞，其义理精深，而无空疏之失。信乎学朱子之学，心朱子之心，足与当湖陆子、杨园张子（指陆陇其、张履祥——引者注）并峙为昭代醇儒也。”观其语气，亦是扬汪而抑江。此一取向，与其为学宗旨有关。亢树滋为王氏撰传称：“君为诸生时，即以理学自任……平生论学，一本程朱，见有立说稍异者，必多方辨白，而尤不满于阳明王氏。”
夏炯亦评价汪绂、江永二人之学术异同曰：“近来讲汉学者，于新安则推婺源江氏、休宁戴氏、歙程氏、金氏，至婺源之有汪氏，则知之者罕矣。汪氏之学，亦自经史旁及天文、历算、舆地、乐律、兵制，无所不究。而所以远胜诸公者，在能由博返约，一一折衷于朱子……毕生学术纯正无疵，不特戴庶常、金殿撰、程征君等不能望其肩背，即江慎修好学不倦，不攻朱子，其书风行海内，言汉学者必推为一大宗，而平心论之，不过能考核名物制度耳，不过能通晓声音文字耳，不过能精究律历之原、稽察水地之要耳，其于义理之纯驳、学术之真伪，体验身心之实功，所谓靳至于古立言之君子者，盖未敢漫许。至汪氏之学，则令人读其书，而想其艰苦卓绝之衷、融会贯通之趣，固不以暗淡无华隐也。予家旧藏汪、江二人论学来往答复一册，江氏虽根于矩矱，不越经生常谈；汪氏则由义理而深明经济，其所论辨，灼有见到之处。且即观其所遗各种，与江氏之书比而论之，孰为规模远大，不待智者而能辨矣。雍正、乾隆以后，学问日陋，儒者见识益卑，考据之习气，一往而不返。百余年来，仅汪氏一人，能尊朱子而任斯道。”
较之以上诸人之论，于汪、江二先生有表彰之功的安徽学政朱筠，持论则显然更为平情。在为汪绂所撰墓表中，他表达自己对二先生的仰慕之情曰：“婺源为我家文公之故里，宋元明以来，巨师魁儒，绳绳相续，流风未湮。于今见者，实惟段莘汪先生、江湾江先生尤著。筠在京师，早闻江先生名。比奉命视学来江南，试徽州，征其书，尽读之而善。会有求书之诏，即具以闻。旋檄府建主，祔祀紫阳书院，风示学官弟子，俾之向学。既癸巳八月，再试徽士，婺源学廪膳生余元遴，抱持其师汪先生之遗书十余帙来献，且言曰……余发书，卒读其书，与江先生埒。且闻诸府人，汪先生之行视（‘视’字，《双池文集》本作‘似’）江（原作‘汪’，显误）先生无不及也。于时博议遍举文公之徒，得十五氏，暨汪先生悉为之主位十有六，诹以八月二十日迎主书院，补祀诸儒之次……又进诸生分录其遗书，行上书局，显厥隐德，府之士佥曰宜哉。”即此可见，朱筠于汪、江二先生之学行，均很推崇，而无所轩轾。
在所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钱穆先生亦曾对汪、江二先生的学术同异做了剖析。钱先生指出：“大抵江氏学风，远承朱子格物遗教则断可识也。与江氏同时并称者有汪绂……多尚义解，不主考订，与江氏异，而所治自六经下逮乐律、天文、地舆、阵法、术数，无不究畅，则门路与江氏相似……惟汪尚义解，其后少传人，江尚考核，而其学遂大，则有清一代尚实之风，群流所趋，莫能独外耳。（原注：汪双池年谱有与江慎修书三通，及江复书两首，可证两家治学之歧趋。）”又其在梳理“有清一代理学之派别与流变”的著作《清儒学案》中，论汪、江之学称：“时新安有紫阳、还古两书院，皆自东林上探朱子。流风不沫，其后遂有婺源江永慎修，与元和惠氏同时并起，治汉学者奉为先河。慎修之学，一传为休宁戴氏，再传为金坛段氏、高邮王氏，徽州经学遂较惠氏尤为光大。然其渊源实本紫阳，则不可诬也。双池与慎修同时同乡，而生平未尝相见。其学涵泳六经，博通礼乐，亦恪守朱子家法，与慎修同中有异，乃显晦迥殊。”而可注意的是，钱先生虽对汪、江二先生不分轩轾，然其为汪绂立学案而不为江永立学案的取舍，尽管出于承命撰书体例的需要，但亦体现了其对汪绂的倾向。
以上诸人所论所思，体现了一个大体相同的看法，即：汪绂、江永二先生皆非常值得尊重，其学术则同中有异。此一看法，徐世昌尝有一扼要的概括，其言曰：“双池居贫守约，力任斯道之传。其为学，涵泳六经，博通礼乐，不废考据，而要以义理为折衷，恪守朱子家法，与江氏慎修学派同中有异。慎修因东原为之后先疏附，及身大显；双池遗书经百余年始得刊行。学术显晦，固有其时欤？”总之，汪、江二先生的共同特点，是不蔽于俗学、学贵有得、涵泳六经、博通礼乐诸学，而二先生之差异，则在于汪绂主义理、循朱子家法，江永则主考核、对朱子有所超越。至于二先生仅有书信往还而未晤面，大概缘于彼此未能详细阅读对方的著作、因传言不免误会、学术见解各有所持，以及限于生计而各常坐馆于外等因素。尽管如此，二先生之书信论学，对彼此还是皆有启益的，从他们此后的学术发展、成就来看，显然都对对方的学术观点有所吸纳，从而彰显出二先生之学术个性和宽阔的胸襟。虽然二先生之学术显晦不同，但由后学之推江永开汉学之先河、“自汉经师康成后罕其俦匹”，誉汪绂为守朱学之干城、“朱子后第一人”来看，则二先生之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六
清儒朱珔论清代学术之嬗变曰：“维昭代之崇实兮，太原之阎、德清之胡始启其藩篱。近人益加探讨兮，徽则东原而苏则松崖。竹汀、茂堂其接武兮，余子亦纷纷而并驰。”钱穆先生亦指出：“雍乾之际，风气已变，理学渐衰，经学渐盛。”又曰：“凡及前代史实，尤触忌讳。于是诸儒结舌，乃不敢治近史，性理之学又不可振，然后学人之心思气力，乃一迸于穷经考礼之途，而乾、嘉以下所谓‘汉学’者以兴。故清初诸儒，博综经世多方之学，一转而为乾、嘉之穷经考礼者，盖非无故而然也。”也就是说，雍乾之际，较之清初，学者为学取向已开始发生变化。其表征为，理学衰而经学兴、由经世多方而穷经考礼、由虚而实。江永、汪绂二先生之为学取向及成就，即此学术转变趋势的一种体现。
就汪绂而言，其为学宗主朱子，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探究对象，然其治学路径，则已非像有的理学家那样纠缠于理学概念，而是循朱子为学之精神，致力于阐扬四书五经之大义。在致江永的信中，汪绂曾指出：“大抵有明先辈，类多融贯全经，故时艺非必引用经文，而无非六经精义。后人专求工于时艺，而无暇以穷经，故满纸引用经言，究无当于经义。汉儒经学，口传心识，故授受类有专门。后世经学，贪多务得，涉猎不精，而经学益多庞杂。学者苟具中上之资，使能淹贯六经，旁及子史，尚矣。如其不能，则莫若专攻一经，使之理到而心自澄，理醇而气自厚，经义所融，临文自无寒俭之病。此治本之法也……今人因时艺而讲经学，亦已傎矣。况乃弃经学不讲，而从事于汙漫之书抄，不亦伤乎？”其《易经诠义序》曰：“若乃时下说经专供制义伎俩，而深然者则又离经畔道、穿凿怪隐，以诋排先儒为事，此则绂之所深羞切恶也，其遑效之！”又其《四书诠义序》曰：“绂自厌弃举业以来，其于四子之书，体验有年。虽质本愚蒙，而研求亦几一得。顾以时下讲章无虑百家，何庸更执一说以资覆瓿？乃同堂讲习之余，又见夫错说纠纷，几令学者茫无所适，遂使鄙见颎颎于怀。爰是不能自已，复会群言，辨讹纠谬，期见古人之心，以贻躬修之助。初意只锄群秽，不为讲家。又以不惬人心，难于通贯，故于各章亦略为挨文顺讲……然是编之成，与时下讲章强半龃龉……顾性非经书无能消日，营心载籍，复敝笔研，聊以自娱，非问世也……顾以时文而讲经，则亦终非吾志云。”如此等等，足见汪绂为学之与前贤时人之差异。
与汪绂之融经学于理学之中的为学取向不同，江永之为学，虽亦兼治经学、理学，但经学之比重显然远大于理学，且其学风更重视考核，突破理学范围。
汪廷珍序江永《礼书纲目》曰：“此书述作之意，先生自序备言之矣。承朱子之学，而不苟同于朱子，《四库全书提要》表明之矣……其纂辑也，以古经为主，经不足补以传记，又不足则旁证以诸家之说，巨细咸备，正变不遗，而缺者可补矣……斯则先王之礼得朱子而不坠，朱子之志得先生而后成。呜呼，此岂寻常经生之书龂龂于章句训诂者所可比哉！先生于学，无所不窥，而大旨归于实事求是。于前人之说，择善而从，无所徇，亦无所矫。”江永自序己著《近思录集注》曰：“此书直亚于《论》、《孟》、《学》、《庸》，岂寻常之编录哉！其间义旨渊微，非注不显。考朱子朝夕与门人讲论，多及此书，或解析文义，或阐发奥理，或辨别同异，或指摘瑕疵，又或因他事及之，与此相发。散见《文集》、《或问》、《语类》诸书，前人未有为之荟萃者……后来刻本相仍，几不可读。永自早岁，先人授以朱子遗书原本，沉潜反复有年。今已垂暮，所学无成，日置是书案头，默自省察，以当严师。窃病近本既行，原书破碎，朱子精言，复多刊落。因仍原本次第，裒辑朱子之言有关此录者，悉采入注。朱子说未备，乃采平岩氏及他氏说补之。间亦窃附鄙说，尽其余蕴。盖欲昭晰，不厌详备……窃谓此录既为四子之阶梯，则此注又当为此录之牡钥。开扃发鐍，祛疑释蔽，于读者不无小补。”他如《周礼疑义举要》、《深衣考误》、《乡党图考》、《春秋地理考实》诸作，无不体现出江永研经治礼之为学取向。故钱大昕赞誉江永之于经传名物度数，“考稽精审”。而刘大櫆亦推扬江永之学曰：“盖先生生而好古，而穷不见用于世，则益专其心于远稽遐览，终身乐之无休暇。其于古之制度名物，必参互而得其据证。先生未之辨明，则其说具载方册之中，而人顾莫之见；及先生指以示人，则人皆恍然自失，而不啻其心所欲言。信乎其为博闻强识之君子也！……自六经遭秦火而亡，而《诗》、《书》传记之文，学者如蒙云翳，犹赖有山泽逸遗之士，穷年兀兀于其中，递相推测隐度。盖其义有自汉儒修补以来，历魏、晋、唐、宋、元、明二千余岁，代加排阐，至今日而始明者。则夫经生之维系于斯世，岂浅小哉！”而汪中更揭示道：“迨乾隆初纪，老师略尽，而处士江慎修崛起于婺源，休宁戴东原继之，经籍之道复明。”诸人所论，彰显出江永之为学取向于一时学术风气转移之重要影响。
雍乾之际学术的嬗变，不惟体现为知识界为学取向的转移，而且于政治文化的更新上亦有体现，乾隆初叶三礼馆的诏开即其表征。学术自身内在逻辑的发展与政治文化更新之共趋激荡，遂使雍乾之际呈现出由理学而经学的新态势，清初以来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学术取向因得以由兴起而渐居主流地位。当然，毕竟这一阶段还处于转折期或过渡期，所以理学、经学并存，但经学掩理学而上已是大势所趋。江永、汪绂二先生为学取向之同异，正为我们提供了观察雍乾之际学术演进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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