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雍正帝继位后，一方面遵循顺治、康熙二帝“崇儒重道”的传统国策，重视正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同时，也主张“三教并重”；以“诚”代“理”，对程朱理学进行改造。

（一）、遵循“崇儒重道”国策，重视正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

胤禛继位后，一遵顺治、康熙两朝“崇儒重道”传统国策。尊孔子、开日讲、举经筵。

雍正元年二月，遣大学士白潢祭先师孔子。[1]同年四月颁谕，宣称：“五伦为百行之本，天地君亲师人所宜重，而天地君亲之义赖师教而益著，自古师道之隆至孔子之圣无以复加。”明确指出自己对孔子自幼即“心切景仰”，令追封五世王爵。[2]八月，又遣大学士嵩祝祭先师孔子。[3]三年八月，又以孔子“德高千古，道冠百王”，令直省郡邑之名如“商丘”、“章丘”者，或改读音、或另易他字，予以回避。[4] 四年八月，祭孔子，雍正帝亲诣行礼，且谕礼部官员：“仪注内，开献帛进酒，皆不跪。朕今跪献，非误也。”命礼部记录档案，“以后照此遵行”[5]。其后，又多次亲诣祭孔、或遣人代祭。[6]雍正八年，又以孔子“道冠百王，功高万世”[7]，谕内阁加封孔庙执事官员之爵秩，“以光祀典”[8]。终世宗一朝，极尽尊崇孔子之能事。正如 孟森 先生所云：“清一代尊孔之事，莫虔于雍正一朝。”[9]

雍正元年四月丙寅，首开日讲。雍正三年七月，世宗三年守孝期满，即谕礼部：“自古修己治人之道，载在经书，帝王御宇膺图，咸资典学。我圣祖仁皇帝，天亶聪明，而好古敏求，六十余年孜孜不倦。朕幼承庭训，时习简编，自即位以来，更欲以研经味道之功，为敷政宁人之本，顾以谅阴之际，未举经筵。”定于当年八月二十三日释服之期，“举行经筵典”，命礼部详查定例奏闻。[10]不久，即首开经筵。[11] 

世宗尊孔、开日讲、举经筵，表明其在施政理念上一遵其父祖“崇儒重道”国策之旧，重视传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表现在： 

第一，重视传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教化作用。雍正五年七月，世宗向礼部颁下长篇谕旨，详细申明其尊崇儒学的原因，文云：“孔子以天纵之至德，集群圣之大成，尧、舜、禹、汤、文、武相传之道，具于经籍者，赖孔子纂述修明之。而《鲁论》（按：即《春秋》，引者注）一书，尤切于人生日用之实，使万世之伦纪以明，万世之名分以辨，万世之人心以正，风俗以端。若无孔子之教，则人将忽于天秩天叙之经，昧于民彝物则之理，势必以小加大，以少陵长，以贱妨贵，尊卑倒置，上下无等，干名犯分，越礼悖义，所谓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其为世道人心之害，尚可胜言哉！惟有孔子之教，而人道之大经，彝伦之至理，昭然如日月之丽天，江河之行地，历世愈久，其道弥彰。统智愚贤不肖之俦，无有能越其范围者。纲维既立，而人无逾闲荡检之事。在君上尤受其益。《易》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礼运》曰：‘礼达而分定。’使非孔子立教垂训，则上下何以辨？理制何以达？此孔子所以治万世之天下而为生民以来所未有也。使为君者不知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极于上而表正万邦乎！人第知孔子之教，在明伦纪、辨明分、正人心、端风俗，亦知伦纪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风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 尤在 君上也哉！朕故表而出之，以见孔子之道之大，而孔子之功之隆也。”[12]概括来讲，世宗尊崇儒学的根本出发点在于“为君者不知尊崇孔子，亦何以建极于上而表正万邦乎！”正统儒学可以“明伦纪、辨明分、正人心、端风俗”，达致“伦纪既明，名分既辨，人心既正，风俗既端，而受其益者之 尤在 君上”的效果。 

由此，他采取积极措施，阐扬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以收“化民成俗，立教明伦，使天下为臣皆知忠，为子皆知孝”[13]之效。三年三月，以“治道莫尚于风化，而节行实为风化之首”，下令各直省旌表节义。又颁旨称：“每见直省举报，俱系民间妇女而营伍中绝少……使兵民一体，凡营伍中节行贞烈之妇女，尽得举报，不致冒滥，亦不致隐漏……以副朕广励风节至意。”[14]七年，令在乡村设立乡约，记录民间“善行”、“过恶”。又阐发圣祖“圣谕十六条”之文，“寻绎其义，推衍其文，共得万言，名曰《圣谕广训》”[15]，并令地方官员到各处宣讲，以达“共勉为谨身节用之庶人，尽除夫浮薄嚣凌之陋习，则风俗醇厚，家室和平”[16]。又因学士张照之请，“令儒童县、府覆试，背录《圣谕广训》一条，著为令”[17]。推崇节孝之道、崇尚节俭，是雍正帝以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化民成俗”的重要手段。雍正帝继位之初，即命科举会试以《孝经》出题，宣称“教为百行之始，人能孝于其亲，处称惇实之士，出成忠顺之臣，下以此为立身之要，上以此为立教之原，故谓之至德要道。自昔圣帝哲王宰世经物，未有不以孝治为先务者也”[18]。要求地方上广建忠义孝悌祠堂和节孝牌坊，以旌表忠臣、孝子、节妇；加强宗族、家族的权力，提倡“立家庙以荐烝享，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19]；更定服色及婚丧仪制，宣称“治天下，恒以正人心、厚风俗为切务”，故而举凡“裨补风化之事，靡不激劝嘉与以树风声”[20]。 

第二，以传统儒家“天人感应”思想为指导，利用“神道设教”进行政治统治。“神道设教”，本是指专制君主按照上天阴阳变化之道治理国家，推行政教，语出《周易?观第十二》，文曰：“观天之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21]秦汉以降，“神道设教”成为历代统治者假托天意经营人事的重要统治策略。《后汉书》卷十三《隗嚣传》，记有一段发生在方望与隗嚣之间的论对，方望说：“足下欲承天顺民，辅汉而已，宜急立高庙，称臣奉祀，所谓神道设教，求诸人神者也。”[22]此后，“神道设教”一直是历代统治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重要手段。顺治二年八月，户科给事中杜立德上疏，提出治平三道，即：敬天、法古、爱人。[23]康熙九年，理学名臣熊赐履书“敬天法祖，知人安民”[24]八字以进。而康熙前期，圣祖也往往以“神道设教”思想贯彻到其施政活动中去。康熙十二年九月初九日，圣祖因京师地震，召见起居注官胡密子，说：“朕适诣太皇太后宫问安，太皇太后问朕曰：顷者地动，尔知之否？朕奏曰：臣知之。此皆臣罔尽君道上合天心，故特垂异以示警。太皇太后谕曰：人君遇有灾异，固当益加修省，然亦在平时用人行政敬合天心耳。”[25]次日，又在日讲之后，召见熊赐履，论及地震事，说：“昨日地震，皆朕不德所致，心甚憂之。”熊赐履对以“天人感应，靡有僭差。每见盛时亦有灾沴，衰世不无祥瑞，但 盛时 君臣平日兢兢业业，遇灾益加修省，故转灾为祥，不至为患。衰世君臣荒乐，虽休亦咎。愿皇上内而修德，外而修政，尽人格天，道当如此。人主一日万机，焉能事事尽善，一物不得其所，皆足感召天变，如之何不慎之又慎也。”康熙帝首肯之，且说：“朕实多愆，故上天示儆，唯有勉加惕励，挽回天意耳。”[26]

至雍正帝继位以后，因受继统合法性危机的困扰，更加重视“神道设教”的作用。通过假借上苍行使权力，并以此论证自己帝位的合法性。以“敬天法祖”为基本施政原则，宣称“自古帝王统御天下，必以敬天法祖为首务”[27]。雍正十一年二月，世宗谕内阁：“从来天时之旱涝，由于政治之阙失，人事著于下，天道应于上，感召之机，捷于影响。”[28]对于各种灾异，他极力予以宣扬，将上天与人事紧紧结合起来，他说：“凡地方水旱灾祲，由人事乖舛之所致。或朝廷政事，有所阙失；或督抚有司，不得其人；又或一郡一邑之中，人心诈伪，风俗浇漓。又或有一二大奸巨恶之徒，灭弃伦常，阴怀悖逆。此数端者，皆足以干天和而召灾异。数年以来，朕以此理晓谕训导内外臣工及万方黎庶者，不啻三令五申矣。”[29]雍正帝又大肆渲染自己治理下，境内出现的各种祥瑞，以之为政治清平的重要标志，即所谓“昊苍之所以恩眷本朝者，历代未有若斯之厚而且显也。朕即位之初，孝陵蓍草丛生，六年之秋，景陵芝英产于宝城山上。以至双歧五秀之嘉禾，九穗盈尺之瑞谷，五星聚于奎璧，黄河清于六省，骈实连株之应，卿云甘露之祥。朕虽不言祯符，而自古史册所艳称而罕觏者，莫不备臻而必具”[30] 。 

（二）、倡导“三教并重”；以“诚”代“理”、改造程朱理学

世宗理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倡导“三教并重”；以“诚”代“理”，改造程朱理学。世宗在藩邸时，即留心佛学，对佛学中的禅理思辨内容相当感兴趣，他曾说：“朕在藩邸时，披阅经史之余，每观释氏内典，实契性宗之旨，因常与禅僧相接。”[31]当然，世宗对佛家的宠信是建立在不危害现存社会秩序的前提下的，他说：“凡天下中外设教之意，未有不以忠君孝亲，奖善惩恶，戒淫戒杀，明己性，端人品为务者”，反之即为“异端”，所谓“凡中国外国所设之教，用之不以其正，而为世道人心之害者，皆异端也。”并以自己信奉较深的佛教为例，称：“释氏原以清静无为为本，以明心见性为功，所以自修自全之道莫善于此。若 云必昧 君臣之义，忌父子之亲，弃置伦常，同归寂灭，更有妄谈祸福，煽惑凡庸，藉口空门，潜藏奸宄，此则佛教中之异端也。”[32]尝谕地方官僚：“僧中贤愚不等，其不肖者断不可纵之，陷于法绳方真护法也。”[33] 

世宗对道教性命之学亦有深厚兴趣。雍正七年，世宗密令川陕总督岳钟琪寻访终南山“隐逸奇异修行道士”[34]。次年，怡亲王允祥患病，雍正帝自己脾胃不调，“饮食减于平时，夜间不能熟寝”[35]，令山西、云南、浙江、河南等省督、抚广为访求“深达修养性命之人”，并谕各地督抚说：“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追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副朕意，慎密为之。”[36] 

雍正帝明确提出“三教并重”思想，宣称：“朕向来三教并重，视为一体。”[37]原因在于，“（儒、佛、道三家）理同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而“周孔六经之训，忠孝履其端；李老二篇之言，道德创其首；瞿坛三藏之大，慈悲为其本。事迹虽异，理数不殊，皆可崇可慕者”。也就是说，在雍正帝看来，三教各有所长，“实缺一不可者”，若儒家“忠孝履其端”，可用以“治世”；佛家“慈悲为其本”，可用以“治心”；道家“道德创其首”，可用以“治身”；而其“初无异者，无非欲人同归于善”[38]。由此，他对理学士人根柢理学，排诋释道两家的作法深表不满，他说：“三教之道，原不过劝人为善，夫释道之设，其论虽无益于吏治，其理也无害于民生。至于勉善警恶亦有补于世教，何必互相排压，为无容量之举。但此辈率多下愚，但不可焉……每见读书士子多有作践释道者，务理学尤甚。朕意何必中国欲将此三途去二归一欤？不能之事既与能，不过互相徒增仇怒耳。”[39]可见，世宗坚持“三教并重”，主张儒释道三教兼而用之，实际上也就表明其对理学在意识形态领域独尊地位的不满。 

雍正帝主张以“诚”代“理”，改造程朱理学。“诚”，本义是指真实无伪，无欺无妄。《礼记?乐记》云：“著诚去伪，礼之经也。”[40]雍正帝对这一思想深有体会，认为诚是天道在人间的现实体现，乃人臣事君的基本准则，他说：“朕意诚者，体也，诚之者，用也。天以诚为体，而用则寄之人，故曰天工。人其代他之人，代天者代天之用也。诚之者之用，即诚者之体，此天人合一之道也。得天之诚，谓君子，存之是曰诚之者，若庶民被物欲所累，即责其复还真实，无妄之天岂易得哉？”[41]仔细分析，可以知道，雍正帝提出以“诚”代“理”，实际上就是要取消“理”在传统儒学中居于最高范畴的地位，显然“理”与“诚”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前者强调上下互相制约，后者则强调下对上的绝对服从。

世宗又从理学的角度论证“诚”为人间之公理，他说：“理者，事之宜也，天地间万事各具自然之万宜，非人可更加之，以理者一贯之。道性善之论，非至诚不能达也。诚者，诚一无伪之谓，凡有二者皆属虚伪，诚之为道，且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言，曰忠曰孝，亦万事本具万宜之名色耳。岂君臣父子之外别有忠孝乎？广而推之，万事万理可一体照而自明矣。”[42]宣称“诚”为天之体，人之本，因此他往往言“诚”不言“理”，所谓：“理之一字，可上可下，或执一偏之见为理，或所见不明为理，或以利挟小知为理，或以寻章摘句，得古人糟粕为理，或以错会先贤之意为理，或以道听途说，被庸师邪友所惑为理，不胜枚举，总不如一诚字无可挪移般駮也，诚字所包之要者，公忠敬慎，真实无伪。”[43]

对理学官僚的打击是雍正帝不满程朱理学的具体实践。典型的例子是他对理学名臣杨名时的处理。杨名时，字宾实，江阴人。康熙三十年进士，为学宗主程朱，为诸生时，即取性理诸书，朝夕寻绎，得圣贤门径所从入，“一主于诚”[44]。他是雍正年间理学官僚中颇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即如雍正朝重臣朱轼、张廷玉等大学士，也“莫不因伊前辈慑服尊重”[45]。雍正三年，世宗谕云贵总督高其倬：“杨名时前日之题奏，朕看来只知有身而不知有君之人，内制端阳果锭赐你兼有杨名时、李卫者。杨名时若具本谢不可，他若必欲题奏，则是不欲受恩也。亦不必强赐，即不必与他罢。他若有口奏求你转达者，不必应他。大概汉人们着了急，丢了丑，即欲告退，你要着实劝导他，可惜朕恩，抑且恐有身家之祸。”[46]可见，雍正帝给云贵总督高其倬的谕旨，实际上是要借杨名时被停止密奏权的机会，对其进行故意刁难。四年十一月，杨名时因清查滇省盐课具题，误将密批谕旨载入，雍正帝责其“明明欲收荐人之功于己，而不肯以用人之柄归之于上”，“怙恶不悛，大奸大诈，全无人臣之体”，将其交部严察。[47]五年，黄河澄清，分任督、抚的鄂尔泰、杨名时二人各具本章庆贺，二人本章均不合定式，但结果却是鄂尔泰免议，杨名时议处。雍正帝在解释自己如此处理的理由时说：鄂尔泰公忠体国，“其本章错误之小节，朕不但不忍加以处分，并不忍发与部议”，至于“杨名时巧诈沽誉，朋比欺朦，从不实心办事，毫无亲君爱国之心，与鄂尔泰相去霄壤。今若以因鄂尔泰之事将就推及，宽杨名时之过，则赏罚不当，反失公平待下之道也”[48]。当年七月，攸县知县萧师谔捏报已经完成国赋，雍正帝遂借此向杨名时等发难，称“盖因萧师谔与陈溥（按：攸县前任知县）同属科甲之人，故而狥私袒护朋比为奸，设遇李绂、杨名时为督抚，则必因其科甲出身，代为容隐矣”[49]。六年正月，雍正帝责备杨名时在云南七年，“但以谄媚地方官民为事，而民生之休戚，吏治之得失全不置问，一味虚假诈伪，以求众人之欢悦而称道之。存心卑鄙，无耻之极，且一味袒护科甲，颠倒是非，以行其私”，“在家则为逆子，在国则为逆臣矣，天理尚可容乎？其罪尚可逭之”[50]？命将杨名时解任，令其署理云南巡抚事务。同年，杨名时上疏奏请以盐务盈余银两修浚洱海河道，雍正帝命杨名时自己捐银兴修，并云“将来伊（按：即杨名时）身后，着伊子孙承办，使天下之人知沽名邀誉之徒不但己身获罪，而且贻累子孙也”[51]。雍正帝对杨名时的肆意打击已绝非常理可度了。六年正月，他又令总督鄂尔泰将杨名时之罪通行晓谕，使“滇省之人共知杨名时平素之诈伪巧饰，于伊奉旨起身来京之时相率而贱辱之，倘仍有为其蛊惑而礼貌附和之者，着鄂尔泰查拿究治，朕亦再加访问”。并警告说，若鄂尔泰“不能实力奉行，朕另有访闻，将鄂尔泰一并议处”[52]。

杨名时在回京受审时，“自认沽名邀誉，至狡诈，坚供不承”[53]。当然，雍正帝之所以对杨名时极尽打击排诋之能事，主要是为竖立一个靶子打击科甲官僚朋党的需要。而杨名时作为科甲领袖，也确实有庇佑科甲出身官员的问题。史载，其在滇七年，仅参一位进士出身知县。在雍正帝看来，这显然是科甲官僚朋党为奸的罪证。这可以从六年二月，他写给云贵总督鄂尔泰的一道密谕中看出蛛丝马迹，他说：“杨名时五年来，朕以至诚格之，奈伊狼子野性，毫不知感畏。朕整理科甲积习，伊挺身乐为领袖，即一字一言皆怀诡谲强梁，一味讥讽文章。今海内李光地辈已逝，如杨名时者少矣。伊仗伊向来夙望，必固其党庇恶习，抗违朕意……此人若不先治其假誉，反成伊千百世之真名矣……若不歼其渠魁，恶习万不能革。”[54]

二 

乾隆帝对程朱理学的态度，大致可以乾隆二十年前后为界，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坚持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但又表现出倡导经学，理学与经学并举的特点；后一阶段则以“崇奖经学，立异朱子的方式，把学术导向尊经穷古的狭路之中”[55]。鉴于本文的考察时段，重点关注前一阶段的内容，乾隆二十年以后的情形暂不涉及。 

（一）、继位前所受的理学教养 

乾隆帝在继位前，曾在两个重要阶段，深受理学教养，并打下其深厚的儒学素养。弘历在少年时，深受康熙帝宠爱并育养宫中，圣祖躬亲教养皇孙。康熙六十一年二月，弘历11岁。康熙帝游幸圆明园，胤禛令弘历谒见其祖于“镂月开云”，康熙帝一见喜爱异常，将其养育宫中，亲自授课，“朝夕训迪，过于诸皇孙”[56]，并令贝勒允禧教其射箭，庄亲王允禄教其火器。是年四月，令弘历随驾热河，“朝夕随侍”，“凡三十六景之地无不周览，聆圣训、被赏赍不可胜记”。又特赐避暑山庄“万壑松风”为读书之所[57]。

弘历获康熙帝宠爱，躬亲训导一事，在当时获得了皇族其他成员的认可。正如和硕果亲王允礼所云：“皇四子幼侍圣祖仁皇帝，特荷慈眷，朝夕训诲，且见我皇上视膳问安，致爱致敬，无事不与往圣同揆，至性熏陶，耳濡目染，由是体诸身心，发于言动者，不待模拟，自成方圆，夫圣经贤传所以勤勤亶亶，诱翼万世，其道无他，父子君臣之大伦而已，皇子性资乐善，于道德仁义之根源，既得之圣祖之渐涵，复申以皇上之教谕，而又切磋于师友，研极于诗书，早夜孜孜，日新其德，故发为文章，左右逢源，与道大适”[58]。可见，康熙帝对弘历所讲皆是理学的君臣大伦之义，道德仁义之说。而弘历自幼才智颇高，史载，他与弟弟弘昼共同读书时，师傅往往要他停下来复习旧课，以等待落在后面的弘昼。而其自幼所学的内容，主要有“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59]。他勤奋好学，记忆力颇佳，据称，弘历学习十分刻苦，13岁时，“已熟读诗书”，背诵经典“不遗一字”，“已乃精研《易》、《春秋》、《戴氏礼》、宋儒性理诸书，旁及《通鉴纲目》、史汉八家之文，莫不穷其旨趣，探其精蕴”[60]。

待弘历稍长之后，世宗又替其精心拣选师傅以教导之，如福敏、张廷玉、徐元梦、嵇曾筠、朱轼、蔡世远，[61]他们均系雍正帝精心挑选，品行端方，学识渊博的理学官僚。其中福敏、蔡世远、朱轼对其影响最大。福敏早在雍正帝尚在潜邸时，就被选为 弘历的 老师。福敏，满洲镶白旗人，康熙三十六年进士。终身服膺程朱理学，对弘历理学思想的形成影响颇大。高宗后来在追念福敏时曾说：（福敏）“循循既善诱，严若秋霜披。”[62]又云：“先生服官，政绩无所表见，而方正严惮，且能多方诱迪，于课读为长。余初就外傅，始基之立，实有以成之，故每追念不置云。”故乾隆帝称于福敏“吾得学之基”[63]。

世宗即位后，设上书房。元年，聘请徐元梦、张廷玉、朱轼、嵇曾筠四人为弘历师傅。徐元梦，满州正白旗人，康熙十二年进士，旋即因罪去职，教读时间甚短。张廷玉，安徽桐城人，公务繁忙，少有空闲去教读。嵇曾筠，江苏长洲人，康熙四十五年进士，入值上书房不久，即出为外官，未实际教读。惟朱轼教学最久，江西高安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信守程朱理学，身系朝中重臣，却常到上书房给弘历讲论经书，阐明经书微旨，宣扬主敬躬行，所谓“自诸生至宰相，食不二味，衣不鲜华，而爱国忘家，唯民休戚是念，凡所学必以身践之”[64]。乾隆所作诗有云：“皇考选朝臣，授业我兄弟，四人胥宿儒，徐（元梦）、朱（轼）、及张（廷玉）、嵇（曾筠），设席懋勤殿，命行拜师礼……其三时去来（原注：徐未久得罪去；张以书写谕旨事繁，旬月中偶一至上书房；嵇则出为河督；惟先生常至书斋，为余兄弟讲授），可亭（按：即朱轼）则恒矣，时已熟经文，每为阐经旨，汉则称贾、董，宋惟宗朱子（原注：谓周、程、张、朱）恒云不在言，惟在行而已，如坐春风中，十三年迅耳。”[65]又称朱轼“学术醇正、望重朝端”，“朕自幼读书宫中，常闻讲论”。而朱轼也积极以程朱理学之教义教导弘历，时人有云：“今上（按：即乾隆帝）在藩邸时闻公讲生民休戚，历朝治乱深悉。”[66]乾隆帝称于朱轼，“吾得学之体”[67]。故而，乾隆帝对朱轼也颇为感念，曾赠诗朱轼，说：“早岁承纶綍，成童授简编。芳规看表率，函丈获周旋……十载如旬日，高山复大川。汲长难试绠，质鲁记窥渊。 惟借开陈力，常资接引缘。前途粗省识，往籍事精研。方示寻邹屐，旋召泛泗船。高深终莫测，言象未忘筌”[68]。弘历继位后，即以旧学重臣，召朱轼入侍内廷，“辰入酉退，屡陈便宜”[69]。朱轼从理学仁爱立场出发，对雍正帝的宽猛政治颇有不满。于是借向弘历讲解经书之际向其灌输为政以宽，宽则得众的思想。在乾隆帝继统之后，又积极出谋划策，对雍正朝的部分政策进行合理调整，有力促成了乾隆初政宽松气氛的形成，正如袁枚所称：“公奉世宗诏，侍皇上青宫最久。皇上登极未一载，仁言圣政，重累而下，九州八陔，靡不异音同叹，庆尧舜复生。然则公启沃之功可以想见，而公之风概又岂可求诸唐虞下哉！”[70]

蔡世远为李光地门生，为人忠信正直，为学笃信程朱，“自身心以至治平之道，一以程朱为训，而必本于诚”[71]。雍正帝即位之初侍奉弘历，时人盛称其出任弘历保傅之功，说：“当是时，兼保傅之任者，皆执政大臣，政事方殷，不得朝夕在侧，惟公奉事十年，晨入夜归，无风雨之间。”[72]蔡世远“每进讲于经史要义，修己治人之道，必极意尽言，发于至诚，切深无顾虑”，“耻为浮文肤论，稍不契即流汗自责，故诸皇子皆敬惮之”[73]。藩邸中的弘历对世远之学就极为推崇，在为其《二希堂文集》作序时，称世远文章“足继昌黎之踪，而抗欧、苏”，且云：“然先儒谓昌黎因文以见道，今先生教人，必先之以格致诚正之功，天人危微之判，而后继之以文，其自修固可知矣。吾谓先生体道以为文，非仅因文以见道，请以质之先生及天下后世，以为何如也？”[74]乾隆帝称于世远“吾得为学之用”[75]。故而，乾隆帝与蔡世远关系很亲密。一次，蔡世远病，弘历赠诗曰：“早日披衣唤小僮，新裁柔翰走诗筒。问诗冷日迍邅景，忆我春风坐卧中。”[76]蔡世远虽学为纯儒，“学足以达其言，诚足以致其志”，然而往往失之疏阔，故时人称之为“无近虑”[77]。

（二）、高宗独尊程朱理学 

弘历对程朱理学的态度，在乾隆二十年前，从总体上来讲，表现为独尊程朱理学。前文已云，其在皇子时即曾先后受康熙帝躬亲之教养，稍后又得福敏、朱轼、蔡世远等理学名臣的教导。因此，对其祖康熙帝推尊的程朱理学有相当兴趣，对康熙帝推尊程朱理学的措施亦持首肯的态度。他说：“孔、曾之道，绝于汉、唐，绍于周、程、张、朱五子；孔、曾之书，亦幽而不显于汉、唐之间，逮程、朱表章，然后赫然昭著而大行。盖道传斯学传，非程、朱无以传孔子之道。故孔、曾之书，亦非程、朱莫能尽发其精蕴也。”[78]可见，此时他与康熙帝对程朱之态度并无二致，皆以之为孔孟道统正传。他又曾为康熙帝《御纂性理精义》作跋，推崇此书是“开示天下后世，为儒学之宗主，接尧、舜之心传”，认为“读是书者，必先究心于论学之篇，立志以端其本，主敬以养其中，致知以穷理，力行以践实。然后玩味乎治道，以明治民立政之方；沉潜乎全书，以见天地之所以显，鬼神之所以幽，造化之所以运行而无穷，圣功王道之所以燦然而可循，确然而不易。夫如是，则我圣祖仁皇帝造物育才之心，化民成俗之意，欲天下后世之共臻于理学之盛者不虚矣”[79]。对于理学“治统”源于“道统”之说也表示赞同，他说：“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途辙也。学者精察而力行之，则蕴之为德行，学皆实学；修之为事业，治皆实功。此宋儒之书，所以有功后学，不可不讲明而切究之也。”故而，不仅其本人笃信不疑，且要求臣下“研精宋儒之书，以上溯六经之阃奥，涵泳从容，优游渐浸，知为灼知，得为实得，明体达用，以为启沃之资，治心洁身，以端教化之本。将国家收端人正士之用，而儒先性命道德之旨，有功于世道人心者，显著于家国天下”，并表示：“朕于诸臣有厚望焉”[80]。

弘历继位以后，一改其父崇信佛道、坚持“三教并重”的做法。雍正帝去世后第三天，他即将宫内的道士张太虚、王足乾等驱逐回籍。随后又将文觉禅师及其门徒尽行驱逐。并严令此数辈出宫后不得招摇撞骗，妄谈国事，否则即“按国法、佛法加倍治罪，不稍宽贷”[81]。对于雍正帝利用天人感应之说，大肆渲染灾异祥瑞的作法也予以制止，宣称：“天下之道，惟在君臣上下，一德一心，政绩澄清，黎民康阜。斯实为国家祥瑞之明效大验，而不徒在云气物产之菁华也。如果海宇一道同风，中庶安居乐业，虽不闻瑞物之来，亦无损于太平之象。其或吏治民生，稍未协和底绩，即使休嘉叠告，诸物备臻，于地方治理，亦毫无裨益耳。”并要求内外臣僚“以实政实心保守承平大业，时深乾惕，日凛几康，切不可务瑞应之虚名，致启颂扬之饰说也”[82]。

在对程朱理学的态度上，高宗继续提倡“崇儒重道”国策；打击敢于立异程朱的理学官僚，坚决维护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提倡君臣上下研读宋儒经典，阐发微旨，用之施政。表现在：

第一，提倡“崇儒重道”国策。高宗初政，一遵其父祖旧规，提倡“崇儒重道”国策。乾隆三年正月，三年服丧期满，他即颁谕礼部，说：“朕惟《四子》、《六经》，乃群圣传心之要典，帝王驭世之弘谟。君天下者，将欲以优入圣域，茂登上理，舍是无由。我皇祖圣祖仁皇帝，皇考世宗宪皇帝，时御讲筵，精研至道，圣德光被，比隆唐虞。朕夙承庭训，典学维殷，御极以来，勤思治要，已命翰林科道诸臣，缮进经史，格言正论，无日不陈于前。特以谅阴之中，经筵未御。”并要求礼部“诹日具仪以闻”[83]。 二月二十四日 ，首举经筵大典。 

第二，打击敢于立异程朱的理学官僚，坚决维护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高宗对谢济世的处理可为典型。乾隆元年，御史谢济世向乾隆帝上呈自注的《学庸注疏》，以取代朱子所注书，乾隆帝命将此事交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最终，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定：“谢济世进自著《学庸注疏》，于经义未窥毫末。其称明初尊朱之令，以同乡同姓之故，名为表章圣贤，实则推尊本朝。尤属荒谬无稽，甚为学术人心之害。请严饬发还其书。”疏上，高宗采纳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将谢氏所著之书“严饬发还”[84]。当年二月，乾隆帝又专为谢济世著述和另一位御史李徽奏请将《孝经》与《四书》并列为“五书”事颁下谕旨，严词指斥，他说：“谢济世请用其自注《学》、《庸》，易朱子《章句》，颁行天下。独不自揣己与朱子分量，相隔如云泥，而肆口诋毁，狂悖已极。且谓明代以同乡同姓，尊崇朱子之书，即直如爨下老婢，陈说古事，虽乡里小儿，亦将闻而失笑也。李徽欲以《孝经》与《四书》并列为五，立义支离，属辞鄙浅。于宋、元大儒所论《孝经》源流离合，曾未寓目，即欲变乱历代论定，列于学官，数百年不易之旧章，亦不自量之甚矣。”[85]乾隆六年九月，高宗得报知外放湖南督粮道的谢济世于当地刊刻著述，即谕军机大臣等说：“朕闻谢济世将伊所注经书刊刻传播，多系自逞臆见，肆诋程朱，甚属狂妄。从来读书学道之人，贵乎躬行实践，不在语言文字之间辨别异同。况古人著述既多，岂无一二可指摘之处？以后人而议论前人，无论所见未必即当，即云当矣，试问于己之身心，有何益哉！况我圣祖将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最为尊崇，天下士子，莫不奉为准绳。而谢济世辈倡为异说，互相标榜，恐无知之人，为其所惑，殊非一道同风之义，且足为人心学术之害。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但此事甚有关系，亦不可置之不问也。”并明确要求军机大臣寄信与湖广总督孙嘉淦，令其到任后，将“谢济世所注经书中，有显与程、朱违悖牴牾，或标榜他人之处，令其查明具奏，即行销毁，毋得存留”[86]。翌年正月，湖广总督孙嘉淦上疏奏报处理谢济世一事的相关情况，疏云：“遵查谢济世所注经书，立说浅陋固滞，不足以欺世盗名，无庸逐条指渎。谨将原板查毁，并通饬收毁已印之本。”高宗批示：“所办甚妥，只可如此而已。”[87]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乾隆帝与 孙嘉淦 君臣之间对谢济世一事的处理上是耐人寻味的。从乾隆帝要求将谢济世所注经书中，有“显与程朱违悖抵牾，或标榜他人之处，令其查明具奏，即行销毁，毋得存留”，辞气不可不谓不厉。但其在接到孙嘉淦软处理谢济世注疏一事后，却又说：“所办甚妥，只可如此而已。”可见，乾隆帝实际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臣下立异朱子的行为。[88] 

第三，提倡君臣上下研读宋儒经典，阐发微旨。乾隆五年十月，高宗鉴于理学不振的情形，颁发长篇谕旨，提倡研读宋儒经典，阐发微旨。他说：“朕命翰、詹、科、道诸臣，每日进呈经史讲义，原欲探圣贤之精蕴，为致治宁人之本。道统学术，无所不该，亦无往不贯。而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而未有将宋儒性理诸书，切实敷陈，与儒先相表里者。盖近来留意词章之学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学者盖鲜。即诸臣亦有于讲章中系以箴铭者。古人鉴盘几杖，有箴有铭，其文也，即其道也。今则以词藻相尚，不过为应制之具，是歧‘道’与‘文’而二之矣。总因居恒肄业，未曾于宋儒之书沉潜往复，体之身心，以求圣贤之道。故其见于议论，止于如此。夫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涂辙也。学者精察而力行之，则蕴之为德行，学皆实学；行之为事业，治皆实功。此宋儒之书，所以有功后学，不可不讲明而切究之也。今之说经者，间或援引汉、唐笺疏之说。夫典章制度，汉、唐诸儒有所传述，考据固不可废。而经术之精微，必得宋儒参考而阐发之，然后圣人之微言大义，如揭日月而行也。惟是讲学之人，有诚有伪，诚者不可多得，而伪者托于道德性命之说，欺世盗名，渐启标榜门户之害。此朕所深知，亦朕所深恶。然不可以伪托者获罪于名教，遂置理学于不事，此何异于因噎而废食乎！”[89]翌年七月，高宗在训饬臣工的谕旨中称：“朕自幼读书，研究义理，至今《朱子全书》未尝释手。”[90]乾隆八年二月，大学士鄂尔泰等议覆高斌、周学健会奏“朱子所辑《小学》一书，始自蒙养为立教之本，继以明伦为行道之实，终以敬身为自修之要。于世教民心，甚有裨益”，明令各省学政，以朱子《小学》命题，考试士子。[91]九年十月，翰林院重葺竣工，高宗亲临赐宴，颁谕曰：“翰林之职，虽在文章，要贵因文见道。尔诸臣当明体此意。”[92]宴毕，高宗向翰林赠书，诸如自著《乐善堂全集》、康熙《性理精义》。 

综上，高宗初政，一遵父祖“崇儒重道”国策；打击敢于立异程朱的理学官僚，坚决维护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提倡君臣上下研读宋儒经典，阐发微旨，用之施政。因而从乾隆元年到二十年前，从总体趋势上仍表现为“独尊程朱理学”。 

（三）、倡导经学，经学与理学并举 

前文已云，康熙帝理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遵信“道学即在经学中”，主张经学与理学并举，融经学于理学之中。他亲撰《御制日讲易经解义序》中，明确昭示子孙：“帝王道法，载在六经……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经学”，开启“以经学为治法”[93]的一代家法。世宗继统，为时过短，且对文化建设亦无多大兴趣，故临御之初，“未有编纂诸事”[94]。四年四月，江西巡抚裴 （亻率） 度请拣选白鹿书院掌院。并赐匾额，竟为雍正帝所拒绝。[95]五年九月，署广西巡抚甘汝来奏请令各土司敦请师儒，设立义学，遭到雍正帝训饬，他说：“土民愚蠢性成，惟在地方官约束严明。使知畏威戴德，庶可收革面革心之效。乃欲以三字经、千字文之类，谓可使之明义理而消凶恶，亦迁阔之甚矣。”[96]因此，终世宗一朝，崇尚经学的文化举措未及实施，即过早地去世。 

高宗即位，凭藉其父祖奠定的雄厚国基，继续其父祖未竟之志。乾隆元年四月，即重申“以经学为首重”的祖宗家法，命广泛刊布圣祖时期官修诸经解，以经学考试生员。他说：“圣祖仁皇帝四经之纂，实综自汉迄明，二千余年群儒之说而折其中，视前明《大全》之编，仅辑宋、元经解，未免肤杂者，相去悬殊。各省学臣，职在劝课实学，则莫要于宣扬圣教，以立士子之根柢。”[97]可见，乾隆帝的这道谕旨，已明确指出：此时清廷所要尊崇的“经学”，已经不仅仅是宋元经解了，而是欲综“二千余年群儒之说而折其中”的经学。三年十月，高宗又倡导天下士子当“究心经学，以为明道经世之本”，原因在于：“学问必有根柢，方为实学。治一经必深一经之蕴，以此发为文辞，自然醇正典雅。若因陋就简，只记诵陈腐时文百余篇，以为弋取科名之具，则士之学已荒，而士之品已卑矣。”[98]实际上，也就是要求士子从往日只知“记诵陈腐时文”，以为弋取科名之具的途辙中走出，进而专力于有“根柢”的经义“实学”。在清高宗的倡导鼓舞之下，各地学政纷纷响应。乾隆四年三月，陕西学政嵩寿上疏高宗：“岁科两试，请于《四书》经义外，摘录本经四五行，令生童作经义一段，定其优劣。童生中有能背诵《五经》，兼通讲贯者，量行取进。”高宗从之。[99]不久，山东学政徐铎奏请：“荐举优拔，贵乎通经致用。请嗣后报优，注明通晓何经，拔贡改试经解。”[100]同年六月，安徽学政郑江举荐的优生陶敬信，将所著《周礼正义》一书进呈，高宗以“其注解尚属平妥明顺”，颁谕嘉奖，“令其在三礼馆纂修上行走”[101]。 

乾隆十年四月，高宗策试天下贡士于太和殿，他谕贡士等说：“将欲为良臣，舍穷经无他术”，原因在于“夫政事与学问并非二途，稽古与通经乃一致。”[102]十二年三月，清廷重刻《十三经注疏》成，高宗特为撰序颁行，《序》曰：“我朝列祖相承，右文稽古。皇祖圣祖仁皇帝，研经至道，尊崇圣学，五经具有成书，颁布海内。朕披览《十三经注疏》，念其岁月经久，梨枣日就漫漶，爰敕词臣，重加校正。其于经文误字，以及传注笺疏之未协者，参互以求其是，各为考证，附于卷后，不紊旧观。刊成善本，匪徒备金匮石室之藏而已。《书》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传》曰：‘经籍者，圣哲之能事，其教有适用，其用无穷。’……继自今，津逮既正，于以穷道德之阃奥，嘉与海内学者”，要求士子皆当“笃志研经，敦崇实学。庶几经义明而儒术正，儒术正，而人才昌，恢先王之道，以赞治化，而宏远猷。”[103]值得注意的是，这里高宗已经明确表明其所欲表彰的五经之学，并达到经义明、儒术正、人才昌的效果。 

乾隆十四年十一月，高宗又令内外大臣荐举潜心经学之士，他说：“圣贤之学，行本也，文末也。而文之中，经术其根柢也，词章其枝叶也。翰林以文学侍从，近年来，因朕每试以诗赋，颇致力于词章，而求其沉酣六籍，含英咀华，究经训之阃奥者，不少概见。岂笃志正学者鲜与？抑有其人而未之闻与？夫穷经不如敦行，然知务本，则于躬行为近。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道人心……今海宇升平，学士大夫得精研本业，其穷年矻矻，宗仰儒先者，当不乏人。”于是，高宗谕令：“内大学士、九卿，外督、抚，其公举所知，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能潜心经学者，慎重遴访。务择老成敦厚，纯朴淹通之士以应，精选勿滥，称朕意焉。”[104]高宗荐举经学之士谕下，大学士、九卿等积极响应，短短一月，荐举人员之众，已远出高宗意料之外。高宗为此再颁谕旨，称：“此番大学士、九卿所举，为数亦觉过多。果有如许淹通经学之士，一时应选，则亦无烦特诏旁求矣。”[105]次年十二月，吏部遵旨核定内外大臣荐举的经学之士四十九名，检出不合格者八人。保举不当者，皆因之而被罚俸九月。[106] 

乾隆十六年正月，清高宗首次南巡。他深受江南地区士人穷经稽古，潜心经学风气的感染，于当年五月回京后，试天下贡士时，便开始改变一年前自己的估计，宣称：“经术昌明，无过今日。”[107]而此次荐举经学之士在士林社会也引起了巨大震动，诚如当时名列荐牍的江南经学名儒惠栋所言：“历代选举，朝廷亲试，不涉有司者，谓之制科，又谓之大科。国家两举制科，犹是词章之选，近乃专及经术”，并称这是“汉魏六朝、唐宋以来，所未行之旷典”[108]。足见此次荐举经学之士在士林社会影响之一斑。 

乾隆帝通过刊布经书、亲自为十三经经典撰序及其策试天下贡士及荐举经学之士等手段，明确向全国士人宣布自己倡导经学的主张，最高统治者倡导于上，内外官僚等相唱和于下，天下士子深受风气之影响，积极响应号召，这势必对当时学术风尚的转移产生重要影响，这也是程朱理学在雍、乾之际“式微的”一个重要表现。 

注释： 

• 试论雍正、乾隆二帝的理学思想
• 试论雍正初年查禁“邪教”的决策及实施
• 试论雍正革新中的地方建制
• 试论顺康雍三朝对西方传教士政策的演变基督教入华的简单回顾
• 试论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的海防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