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底,孙中山邀当时在伦敦大学学习化学的李晓生一起回国。李晓生伴随孙中山从伦敦起程,前往巴黎、马赛、新加坡、香港、上海至南京。民国元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于南京,李晓生时任总统府秘书。李纾曾在《李晓生未完成自传稿先睹:辛亥年前的革命生涯》[1](p131-153)一文中整理报告了李晓生(李鉴鎏,1888年—1970年)所遗自传性手稿一份。其中视为生僻的史证包括: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创始会员名单、同盟会海内外会员在新加坡的活动、辛亥革命期间孙中山在伦敦采用的日本化名(Mr.Takayama)以及李晓生始于新加坡以革命为业的生涯。本文则整理报告李晓生所遗的另一份手稿。这份手稿以补录形式着重记载了辛亥年间发生在伦敦的几件事:孙中山亲绘青天白日国徽且坚持采用青天白日旗、会员杨笃生投海自杀后吴稚晖为杨笃生立墓与钱士青斗争、孙中山首肯吴稚晖代撰文通电推袁、胡汉民与孙眉冲突引发孙中山与吴稚晖之争、以及李晓生本人在伦敦的活动等。这些事略为研究辛亥年间同盟会员在伦敦活动提供了第一手增补资料。
一、李晓生手稿内容
李晓生手稿经整理分段并添加标点符号如下:
关
国父于一千九百○五年与黄克强皆决定离日返国举行革命。即使汪精卫起草为革命党讨满洲政府文,传檄海内。并令余(展堂先生自称,下同)与精卫随行。此为余第一次随国父同行。精卫则与克强先二日出发,濒行议定军旗国旗。国父力主青天白日之徽帜。克强欲用井字徽帜。谓以井田为社会主义之象徽。国父谓既不美术又慊为复古,且杞党众悉从。国父克强争之不能得,则意颇怏怏。余既与克强分道行,克强犹有书致余谓:“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先生(指国父,当时党中同志均称
按照上述云云,辛丑武昌举义时忽又改用五色旗。故国父不得不再与先生说及。急电国内无须改用五色旗。实则国父早于上次过英时,曾将青天白日国徽用铅笔绘图以示先生。先生亦曾以该图示余。料先生遗物中或尚有该图存在也。
民国前一年三月廿九日,广州举义失败。海外革命同志愈感兴奋。留英同学湘人杨笃生,屡欲返国助黄克强等谋再举。以病阻行。竟萌短见。于是年秋间某日自沉于利物浦海边。死前寄遗书与先生及石瑛。嘱将遗款尽献同盟会。翌日先生偕石瑛由伦敦赶到利物浦。以为尚可晤杨劝阻。岂料杨之遗体早已陈于利物浦警局殓房。招人认领。当杨投海之日,李晓生适赴利物浦探友。闻有中国学生投海自杀。李曾赴殓房一看。但因未尝认识
补录二
当时国内一般官僚和士大夫阶级尚有欲保存满清皇室,实行君主立宪,并推举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者。先生以为这种空气应当即日廓清以利革命之进行。遂替国父撰文通电国内表示让贤之意。文内有“若举袁氏为清室总理,曷若举袁氏为民国总统”之语。初时国父
国父居留伦敦期间,住在沙和大旅店Savoy HotelStrand,W.London。先生辅助国父处理各事,至为劳碌。每日偕李晓生赴旅店工作,常至深夜始克回家休息。所有国内及各地函电多由先生作答。如属重要者,则先商诸国父,然后拟稿。曾有一次,同时收到广东都督胡汉民及国父之兄眉公各来电报一通,互有冲突微辞。
又,当时,国父由美抵英所带旅费无多。即每日拍发电报多件所需电报费亦时感拮据。故先生曾屡偕李晓生、谢仪仲、石瑛等赴伦敦东郊唐人城召集华侨演说,向听众筹款,以应当时之急。
补录三
当日伦敦英文报载华中之革命军多有用五色旗者。国父大不以为然。急欲纠正。特走访先生计议。既经决定,遂即电知国内各省更正外,并在伦敦唐人街先悬之(国父曾用铅笔亲绘青天白日国徽以示先生。先生珍藏之图。常以示人。料先生遗物中必尚存在)。
二、井字旗、五色旗与青天白日旗之争
1911年武昌起义时,共进会在湖北采用“十八星旗”。陈其美在上海采用“五色旗”。广东革命政府采用“三色旗”,但陈炯明则在粤东使用“井田”旗。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五色旗为国旗,十八星旗为陆军旗,三色旗为海军旗,三旗并用。至1928年,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才采用了三色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
青天白日旗作为革命军旗是由陆皓东制订。陆皓东参加第一次广州起义(1895年)失败后被捕,慷慨就义。孙中山称之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据黄福銮编著《华侨与中国革命》载:
……起义时的旗帜则由陆皓东拟定为青天白日旗,拟定除暴安良为口号,革命党人均以红带缠臂为暗号。[2](p117)
另据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一册》“新加坡图南日报”一节载:
翌年(辛丑)兴中会员尤列亦接踵而至。尤有辫才,以闽粤藉各富商性多顽固,不易感化,乃渐向义兴会团体及农工二界鼓吹革命排满,闻者多为感动。旋发起中和堂於新加坡,分会遍设槟榔屿、吉隆坡、怡保坝罗各埠,从者日众。天南报记者黄世仲、黄伯耀(世仲之兄)、康阴田等亦加入中和堂为会员。尤更於中和堂会所高悬惠州革命军所用之青天白日旗,以作兴中会一脉相传之表示,海外华侨团体首用青天白日为国徽者,中和堂实为之倡。[3](p75)
据陈洪、陈凌海编撰《
国父在伦敦
李晓生文中有关“青天白日”旗的补录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李晓生文载:“国父曾用铅笔亲绘青天白日国徽以示先生。先生珍藏之图。常以示人。料先生遗物中必尚存在”。由此推测,吴稚晖的遗物中,不仅有当时制作的国旗样旗,还可能有青天白日国徽的设计稿。第二,李晓生文载:“国父早于上次过英时,曾将青天白日国徽用铅笔绘图以示先生”。这表明,在国旗式样上,孙中山是早有准备,也是颇坚持己见。孙中山坚持要用的青天白日旗,那是第一次起义时,由陆皓东设计的旗子。关于国旗图案设计的争论,大概是孙中山与黄兴最严重的一次争论。另一次为,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黄兴同孙中山组党意见不合,拒绝加入。同年夏离日旅居美国。
孙中山为了坚持采用陆皓东设计的旗子,不惜与黄兴闹僵。若从心理上分析,可能是孙中山对陆皓东烈士一往情深,或者潜意识里极欲对先烈作一番补偿。这种不经意的情感流露,可从民国元年某日他致李晓生一便函(见插图二)中作一管窥。那天晚间,孙中山抚今追昔,感慨20年前他与陆皓东、宋嘉树三人初谈革命,屡作终夕谈之事。其浓浓情意,跃然纸上。
另外,李晓生原稿“补录三”中有段被删除的句首,专门指出:“国父(指孙中山)主张仍用青天白日旗一事乃在先生(指吴稚晖)家商议决定。”
三、让位于袁世凯想法之产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受到多方面的重大压力,存在严重的财政危机。列强以政治经济手段压迫临时政府与袁世凯举行南北和谈。袁世凯在得到孙中山将让位于他的保证之后,加紧向清廷逼宫。经过几个月的讨价还价,终于达成协议。清帝于
李晓生文中(补录二)记录了吴稚晖曾替孙中山撰文通电国内表示让贤之意。虽然文中没有提及该电文的详情,但孙中山最终同意吴稚晖意旨的寥寥数语说明了很重要的两点。第一,将革命果实让与袁世凯并非一突发事件,也并非孙中山之本意。第二,孙中山想争取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反正”,以换取革命早日成功的妥协倾向当萌发于伦敦。这两点并非史学界的共识。
如,梁敬錞在《一九一一年的中国革命》一文中讨论了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以及袁世凯的窃国。梁敬惇所引“让袁”的最早证据只追溯到孙中山抵达香港后为止。文载:
另据
孙中山将在民国政府中担任何种职务,这一点在革命胜利之初并不清楚。他在由欧洲归国途中,
四、吴稚晖为杨笃生立墓与钱士青斗争
1905年,日本文部省颁布歧视并限制中国留学生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留日学生发动了抵制这个规则的强大运动。为了激励人心,同盟会会员陈天华在
据陈洪、陈凌海编撰《
八月,(闰六月)杨守仁(笃生)愤国事之日非,脑病剧增,蹈海於英伦西之利物浦海中,年方四十。杨守仁於投海前一日,寄绝命书於先生,犹於制造炸弹之改进方法。
又据陈独秀在《
杨笃生投海当日,恰逢李晓生赴利物浦探友。他“闻有中国学生投海自杀。李曾赴殓房一看。但因未尝认识
五、胡汉民与孙眉冲突引发孙中山与吴稚晖之争
陈三井在《中
李书华在《辛亥革命前后的
清宣统三年,辛亥(一九一一年)
从文中看,孙中山与吴稚晖起争执之事的知情者只有三人:孙中山、吴稚晖与李晓生。事后,吴稚晖在重庆上清寺寓所对人提及此事。李晓生在多年之后也特别提及此事,并注明争执的起因乃是孙眉、胡汉民之冲突微词。争执的发展和如此结局,大大出乎意料,应给当事人留下了极大震动。
不知是否对孙眉、胡汉民人事安排(注:据孙穗芳著《我的祖父孙中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61页)载:“在2月间,广东各界纷纷给祖父来电,请祖父同意让伯祖父孙眉担任广东都督,蔡元培也热心支持这个提议,但祖父坚决不同意。他回电婉拒说:‘家兄质直过人,而素不娴于政治,一登舞台,人易欺以其方。粤督任重,才浅肆应,决非所宜……文爱吾粤,即以爱兄也。’”)耿耿于怀的缘故,在李晓生所遗的文件中,特保留了一份写在“总统府报房去报”(ThePresidents Telegraph Office)上的孙中山的手迹。电文的意旨正是对广东都督的安排意见。孙中山的手迹经整理并添加标点符号如下:
广东陈都督并各界公鉴:
革命功成,民国统一。胡都督不日可回原任。精卫亦能同回助理。请毋容另举他人。现状维持。统祈暂为尽力。
总统:孙文
元年二月廿一日
六、结语
辛亥年前后,留英的中国学生为数不多。据陈三井校订《旅欧教育运动》载:“民国元年,
获悉武昌革命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丹佛。他没有直接回国,却前往欧洲。孙中山去英国进行外交活动的目的,主要是想取得英国政府的支持。他的最重要的计划之一,是与银行团谈判一笔借款,但,所有筹款或借款活动也都落空。据李晓生文所载,当时,孙中山每日拍发电报多件所需电报费亦时感拮据,须偕李晓生、谢仪仲、石瑛等赴伦敦东郊唐人城召集华侨演说,向听众筹款,以应当时之急。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孙中山在抵达上海时以“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8](p896)回答记者有关携巨款回国之询问,的确是一大实话。
因在英筹款多倚重美人荷马李,有关孙中山在伦敦活动的记载亦多见于外文文献。如,Eugene Anschel所撰"Homer Lea,Sun Yat-sen,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等专著。相比之下,可作深入研究的中文资料较为匮乏,且所传资料主要出于吴稚晖之手。在武昌起义成功后的这一段日子里,在孙中山身边的同盟会人员约有:吴稚晖、李晓生、谢仪仲(注:据李晓生记载,谢仪仲为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始会员。见附注[1].(p134)。)、石瑛、朱卓文等。这些人员大都即分批回国为临时政府效力(李晓生、朱卓文随孙中山同行;石瑛随吴稚晖同行)。李晓生所遗这份手稿为孙中山以及过英同盟会员的活动,勾勒出一个轮廓。其中以补录形式记载的数事,可视作为后人了解这一历史阶段的真相提供了一份难得的史料。
【参考文献】
[1]李纾.李晓生未完成自传稿先睹:辛亥年前的革命生涯[J].(新加坡)南大语言文化学报,1998年第3卷(1).
[2]黄福銮.华侨与中国革命[M].香港:亚洲出版社有限公司,1953.
[3]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M].一册,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53.
[4]陈洪、陈凌海编撰.
[5]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C].第三辑辛亥革命.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6]
[7]陈独秀.
[8]陈三井.中
[9]李书华.辛亥革命前后的
[10]陈三井校订.旅欧教育运动[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6.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2001年第6期)